新聞傳播學教育的全球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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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媒體技術與新聞報道的互動

趙如涵：您最近撰寫的《把關模式的轉型》（Gatekeepingintransition）①是基于何種背景和觀察的研究？

漢德雷克斯：把關理論是新聞學研究通用的、基礎的范式與內容之一，新聞的本質與語境自此理論產生之初就在不斷地被豐富，也產生了對把關理論的質疑：把關理論依然具有解釋性嗎？或者說它是否已經不適應發展的需要而應該被拋棄？而通過研究，我得出這樣的結論：把關理論依然具有解釋性，如果我們對其進行拓展，將新媒體的生產、流通和接收納入其過程，它將更具解釋性。在《把關模式的轉型》一書中，我著重闡釋了為什么把關理論如此重要以及它如何幫助我們理解新聞生態系統。這本書從組織、制度、社會視角探討了21世紀數字媒體與傳統媒體中把關理論的運用，并為未來的把關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式和角度。

趙如涵：您的新書是對數字媒體中新聞實踐與傳播理論的再思考，提供給我們一幅新技術與新聞報道互動的圖景。新技術改變了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請問您認為這是否會給新聞從業者帶來巨大的挑戰乃至危機？

漢德雷克斯：數字技術出現帶來的挑戰與機遇，正在瓦解與重構新聞生態，使得原有的平衡發生了改變。新聞的特質和記者、媒體、用戶、資源等都產生了劇烈變化。但是，認為這一切的改變使得傳統媒體弗朗索瓦•漢德雷克斯趙如涵沒有任何價值的看法是錯誤的。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全球范圍內都在宣稱電視會很快消失，但電視依然保持著強大的影響力。我們需要思考，為什么人們在隨時隨地可以觀看網絡電視時依然需要線性的電視？電視媒體在未來可能會有所改變，但現在它依然很“活躍”。印刷媒體與紙質書籍在此種環境下也被認為會消失，但至少在目前看來這種情況尚未出現。不可否認，我們正在系統的、模型式轉折的中心位置，但我們預測未來時仍需持謹慎的態度，我們只能期待這種變革的結果是為我們帶來更高質量的新聞報道，人們也可以獲得更高質量的信息，但這一切仍需冷靜觀察。

趙如涵：您認為技術在新聞傳播學領域中是否已經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研究新聞傳播學是否需要與技術的發展契合？

漢德雷克斯：社會科學所關注的問題與自然科學相比具有不同的特點，例如，我們需要研究的問題常與社會的發展進程同步，社會某一時期的發展可能會持續20年至50年，同樣，我們的觀察和研究也會持續較長時間。因此，相對自然科學而言，多數社會科學更為本土化，知識積累的過程更為漫長。新聞與傳播科學也是如此，例如無論人們如何“糾結”，自互聯網、智能手機出現之后，美國報紙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改變。因此，我認為對于研究范式的形成還需要持續觀察。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媒介、現象等問題與技術的發展密不可分，我們需要契合現實問題、本土問題，同時置于宏觀社會環境中加以分析。

二、新媒體技術在全球各領域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

趙如涵：您是2013-2014年國際傳播學會（ICA）②的主席，當前國際會議的議題和已經發表的研究論文中，有關新興媒體技術的討論是否在擴大及深化？

漢德雷克斯：傳播學學者與大多數社會科學學者一樣，都在持續關注社會問題。他們必須要觀察社會中的變革，進而對變革進行闡釋，尋找產生的原因和帶來的結果，并在可能的條件下預測未來。因此，媒介技術非常重要。例如在短短幾年中，一些與“傳播與技術”議題相關的研究小組已經成為國際傳播學會年會中與會者最重要的部分。另一個信號是，在國際傳播學會中出現的關鍵概念都與社會中技術的發展有重大契合。我認為，這也表明國際傳播學會在研究新技術方面非常成功。

趙如涵：在中國已經出現了BAT③這樣的互聯網公司合作，在歐洲有相似的情況嗎？您認為此類合作會產生何種影響？

漢德雷克斯：數字化經濟的另一個悖論是：盡管在線商業在發展起步時期不需要巨額投入，許多小型互聯網公司和小企業也在大眾創業的背景中產生，但我們依然要關注大型企業的資本集中。如果用戶感覺疲憊或直接轉移至其他媒介平臺，大型企業將會逐步被瓦解。這是一個需要關注的問題，但谷歌、亞馬遜或者臉書網與此有巨大區別，因為他們足夠龐大、富有，可以在競爭信號出現時就開始制定相關對策。如果一個新公司擁有某種新的概念，這就是商業模式的核心資源，可以通過這種新概念去吸引、拓展更多的個人用戶并逐步成長，這個公司終究可以獲得成功。互聯網巨頭正在積累我們無盡的信息，定位市場的目標決定了我們的數字化“腳印”將被復雜算法來處理。盡管現在互聯網巨頭們目前效率有限，但他們越來越復雜并擁有越來越多的用戶，更可怕的是，許多人看起來并不在乎自己的隱私。沒有人知道，在未來5年、10年或50年，互聯網巨頭們會生產出何種產品。歐洲在保護個人隱私方面采取了積極主動的態度，政策的制定者和法院正在試圖為“數據巨人”制定更多的限制，但這在全球經濟的語境中困難重重。

三、新聞傳播教育的新趨勢

趙如涵：當下世界范圍內的新聞傳播學教育呈現什么樣的新趨勢？

漢德雷克斯：雖然我對許多不同國家的新聞傳播教育有一定了解，但要對國際范圍內的傳媒教育趨勢進行判斷，依然困難重重。因為學界不僅對技術的變革格外關注，對變革的結果也充滿期待。例如在新聞學教育中，學生需要掌握多種能力，如應對頻道多樣化的快速反應能力，以及熟悉多重表達的模式。但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要提醒學生，對新聞快速生產帶來弊端的增多保持警惕。也就是說，伴隨著技術的發展，新聞教育不僅需要增加對各種能力的訓練，同時也需要增加對倫理和法律問題的新思考。另一個趨勢是全球化使得產業與專業的要求達到新的平衡點，我們的學院教育需要跟上產業需求，因為我們的責任是幫助學生面對就業市場，但必須要堅持那些我們認為是對的和重要的理念。

趙如涵：中國許多高校逐步開設了“大數據新聞”“新媒體”等創新課程，以此應對技術發展帶來的媒介環境變遷，對此，歐洲新聞傳播學教育有何經驗？

漢德雷克斯：新聞傳播研究和教育，需要反應迅速，不斷接受語境的改變。但同時，特別是在高校，我們必須對迅速發展所帶來的疏漏、錯誤保持高度警惕。此領域會出現許多新的、被認為“重要”的事，我們需要判斷這類“重要”的事本身的性質，是否存在基礎理論方面的錯誤。如果是，我們必須放棄，這也是學術研究顯現其價值的地方，我們將運用以事實為基礎的方法論的研究，決定我們是否要跟隨“流行”。當下，數字技術是媒介系統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時也是錯誤趨勢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些專家和工業領袖試圖就有關未來發展方向的議題說服世界，這種議題通常主要應對短期存活的流行趨勢和試圖自我滿足的需要，偶爾能獲得成功，偶爾不能。如果高校對快速的改變過于好奇，就存在成為“流行”追隨者的危險，也有可能被特殊的、新的教育結構“反制”。“數據新聞”是“大數據”在新聞領域應用中的一個很好的嘗試，其應用者宣稱在未來將成為新聞記者“游戲規則”的改變者，由此獲得了許多關注。但是，是否需要為此改變我們已成體系的、成熟的新聞教學方式，還值得持續觀察。我認為，最好的解決方案是提供一個特殊課程，學生可根據個人喜好進行選擇。但我們不應將其強置于必修課程，因為學生有權利選擇是否需要成為數據新聞記者所需要的高級統計學、數據可視化等技能。

四、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色及與歐洲的異同

趙如涵：您作為中國傳媒大學長江學者客座教授與中國高校開展了多種合作，在您看來，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與歐洲新聞傳播學教育有何差異？

漢德雷克斯：不同國家的新聞與傳播科學以及與此領域相關的實踐，具有共通性及多樣化特征。其共通性體現在：傳播的社會實踐、新聞的角色以及新興媒體在世界諸多國家的普遍存在，相關理論本身和學術研究超越了國家邊界，被全球學者們關注、分享，特別是學術期刊、書籍與國際會議，都體現出新聞傳播學科中許多問題是國際共有、共通的。但是，現實中的傳播實踐和許多理論也需要在特殊的社會、文化與政治語境中思考問題，將理論發展與結論的探究置于全球、本地雙重語境中，這也是極為必要的。中國的新聞與傳播教育與其他地區有很大不同，在全球新聞與傳播科學建設中顯得非比尋常又不可或缺。與此同時，我們需要防止自己陷入一種偏見，即每一個地區都過度依賴自身特點因而彼此隔離。特別是在中國，作為一個具有獨特文化特質的大國，發展中國特色的研究路徑和新聞傳播學教學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推動高質量的科學研究、基礎教學等方面，也應該廣泛參考世界的標準和共識。

趙如涵：在交流互動過程中，您覺得中國新聞傳播學學者與學生有何種特質？

漢德雷克斯：在全球旅行中，我遇到的學生與同仁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質，即使用英語和法語，這使得我能夠與以非法語及非英語為母語國家的一部分人進行互動，并產生一些印象，這非常重要。例如，那些使用英文進行溝通的人想必具有一定國際化導向的思維，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擔當了跨文化傳播的執行者角色。我對于中國新聞與傳播學同仁們植根于中國本土語境、媒介與傳播本質的研究，以及積極參與當下國際競爭的積極姿態頗有感觸。我認為，他們正在國際標準與中國特殊語境之間尋求一種可被認可的健康平衡。我來自一個小國家，我的國家本身分化為兩個語言文化區域，因此對我來說，學術生涯中的國際化是一個自然形成、必要的過程。值得注意的是，我有機會與之互動的同仁與學生依然是中國的小部分，包括我職業生涯中遇見的學生都僅是整個中國的小部分。因此不得不說，我對他人知之甚少。但是，與中國的學界同仁、學生溝通交流，使我意識到幅員遼闊的中國可以創造更多的可能性，也有更多可供研究的中國本土案例。

作者：弗朗索瓦·漢德雷克斯，趙如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