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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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作為服從其他部門的思考，也是可以用來實現特殊目的，作為偶然手段的；在這種場合，就不是從它本身而是從對其他事物的關系得到它的定性。從另一方面看，科學也可以脫離它的從屬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獨立的地位，達到真理，在這種地位，它就無所依賴，只實現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p>

---黑格爾《美學》

五四新文化運動70年了，中國新聞學的創立也70年了。然而，知道后者的為數很少；知之者中，對此持輕率態度的又居多。理由主要有兩點：第一，那是“照抄西方資產階級的新聞理論”，“是資產階級的新聞思想”；第二，內容“膚淺”、“龐雜”。偏見和麻木使中國的新聞學如此輕視自己的歷史，這在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是少見的。久而久之，年輕一代的新聞學研究者能夠面向世界，卻幾乎忘掉了新聞學在中國的歷史足跡。但是，時間無法消滅過去。處在中國文化氛圍內的新聞學，只有了解自己從何處來，才可能真正知道往何處去，特別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當今，用歷史的觀念觀照新聞學，對以往重新評價，并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工作。

新聞學從啟蒙到創立

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自公元前841年至清末，只有太史采風、兼聽天下、通達民隱、教化蟻民等等一整套輿論控制的觀念體系，以及使國人引以自豪的古老的邸報。16世紀以來的現代新聞學觀念，對封閉的中國來說，是海外妖言。邸報的欽定性質，使任何讀者都必須把它視為神圣和永遠沒有錯誤。因而，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論（1842年）中就不無諷刺地說：“請給我們一種完善的報刊，這種報刊的原型好幾個世紀以來就一直在中國存在了?！保?）同樣基于這種對中國“報刊”性質的準確認識，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褻瀆邸報列入了“大逆罪”。

顯然，現代新聞學在中國傳統的學術研究領域，是沒有任何根基的。新聞學在中國的啟蒙和創立，從邏輯上看，是純粹的“西化”過程。但在強大的中國輿論控制的觀念體系面前，這個過程的開始，卻幾乎表現為“東化”。這種“東化”，從最早的幾家外國傳教士辦的中文期刊的發刊詞（上個世紀10--30年代）中，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傳教士們諳練孔孟之道，滿口“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窮至事物之理焉”；“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2），等等，而所要宣達的西方新聞學觀念，則淹沒在這類中國傳統的說教里了。這個時期，中國依然被怡然自得的天朝心態籠罩著，統治者對幾本期刊在大陸的傳播，雖不以為然，卻也不以為意。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強的大炮轟開了中國的門戶，形勢改觀了。當中國的文人們還沒有清醒過來的時候，馬克思對中國已經看得很透了，他寫道：“歷史的發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這個國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們從歷來的麻木狀態中喚醒似的。”“英國的大炮破壞了中國皇帝的威權，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3）如果說馬克思講的“舊中國”是指清王朝，那么他的預見是天才的；如果他同時也理解為舊中國的傳統和黃色文明的迅速解體，那么他就太性急了?，F代新聞學在中國立足的艱難過程，足以說明這一點。

朦朧地意識到中國古老的交往體制面臨危機的，首先是一些較多地接觸西方文化的中國文人。從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他們向西方尋求現代新聞學的觀念，撰寫有關現代報紙的論文，著手創辦國人自己的現代報紙，以嘗試自強御侮的新方法。圖強意識和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在中國喚起了新聞學的啟蒙。但是，這種啟蒙還必須依賴于天朝心態這根思想支柱。中國的新聞學啟蒙者們盡管可以用許多贊美的詞匯描述西方新聞事業的發達和交往的開放，但卻都把這些視為“仿于中國之邸抄”（汪康年），“抑亦鄉校之遺意也”（王韜），“竊取我中國作誓作誥之遺意，以為傳檄露布之先聲也”（陳衍）。“西學原本中國考”之類的文字，在早期國人所寫的有關現代報紙的論文中，幾乎篇篇要加以重復。傳統的中國輿論控制的觀念體系，在新聞學啟蒙中顯然居支配地位；為洋務運動到的一系列“國事”服務，始終是新聞學啟蒙的主旋律。在這一總體環境中，即使感到需要發出“危言”，也得以承認“同治中興”為前提。鄭觀應的著名論文《日報》（上、下兩篇），便是這樣囊入他的《盛世危言》的。

百日維新的失敗，使早期鼓吹新聞學啟蒙的梁啟超，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著眼點。在其“新民說”的新觀念下，他摒棄了泰西報紙中國源的舊論（雖然有些含糊），而認為現代報紙與中國的古代采風和邸報性質不同，并為啟蒙中的中國新聞學提供了言論出版自由、第四種族、輿論監督等等新內容，設計了一套通過現代報紙改造國民素質的方案。從新聞學的“東化”到梁啟超喊出言論出版自由的口號，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

但是，梁啟超只是一位中國新聞學史上的過渡人物。在他那里，新聞學始終不是“學”，而是“術”；現代報紙和通訊社，只是服務于其政治理想的“器”，一種現代化的新“器”。在他考證報刊史資料時，可以心平氣和地講出邸報與現代報刊的性質差別，而一輪到他宣傳自己的報紙作用時，便又把斷爛朝報搬出來打動人心：“中國邸報視萬國之報紙，皆為先輩，姑無置論。......”（4）即使擺脫了天朝心態，這時的政治依然要求新聞學服務于它的一時需要。梁啟超在回憶往事時這樣作了結論：“惟好攘臂扼腕以談政治，政治談以外，并非無言論，然匣劍帷燈，意有所在，凡歸政治而已?！保?）。政治喚起并強有力地推動了新聞學在中國的啟蒙，但達到一定程度，它又會阻礙新聞學作為獨立學科的確立。這個矛盾是由五四新文化運動解決的。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爭始終是先進的中國知識群落的興奮點。隨著舊的傳統政體解體，學而優則仕的單一道路被打破，多樣化的人生和心靈之路展現在人們眼前，知識群落的興奮點開始從政治轉向文化。從政治控制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運動產生于袁世凱和兩大強權的時空地帶，人們在并不自由的時代，獲得了一種相對寬松的環境，得以比較從容地研究學術。對這一時期，不少論著反復談及“科學”和“民主”這兩個口號，卻忽視了“自由”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地位；相當多的論著把注意力集中到五四是否全盤反傳統和西化、中化的論題上，卻沒有著意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不朽建樹；近年的一些論著所重視的五四風云人物幾乎是一致的：陳獨秀、胡適、、魯迅等等，但都忘掉了蔡元培--這位具有中國式的溫良恭儉讓風度、推崇古希臘精神的美育、倡導希伯來平等意識的五四風云人物。

正是五四時期強烈的自由意識，打破了古老中國學術的大一統和一元化，開啟了一個兼容并蓄的學術多元化時代，成就了蔡元培“培國家之大本，立學術之宏論”的志愿，使中國出現了現代文學、哲學、史學、語言學等等一系列獨立的學科和各種學派。中國的新聞學經過40年的啟蒙之后，也順利地在這樣一種社會環境中宣告了自己的獨立存在。由于它缺乏中國傳統學術研究的根基，與其他學科相比，在中國的獨立存在更為困難。只有五四時期，新聞學具有完全獨立的品格。

隨著救亡運動的再次興起和持續，政治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成為新聞學的主旋律，甚至與之合一。中國的新聞學何以會如此命蹇時乖？它如何以獨立的品格重新自立于中國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之林？在此，歷史的回顧和分析是必要的。

“報館有益于國事”

如果用一句話來表達中國新聞學啟蒙者對新聞學的基本認識，那么梁啟超所講的“報館有益于國事”是最恰當不過了。那個時期的新聞學啟蒙者，無論是在具體政治觀點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傳統中的實用理性，始終是他們從事新聞學啟蒙的出發點和歸宿。商品經濟、自由理性、現代社會對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問題，在他們的論述中基本上是空白，或者完全“東化”了。

西方傳教士們創辦的現代報刊在中國沿海城市出現以后，國人很自然地是從中國的歷史環境角度看待這些外來事物。與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報，但邸報單純上對下的作用，中國的新聞學啟蒙者們是不滿意的，于是又想到上古時代的太史采風、謗木諫鼓之類的古訓。在他們的思維所能容納的范圍內，雖然所有人都認識到現代報紙“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國度里，它的具體運用僅可達到“通上下”這一點。

上個世紀60年代洪仁?的《資政新篇》，是國人最早論證現代報紙意義的文獻，它企圖給太平天國革命提示一條擺脫舊的羈絆的新路。大大小小29條改革建議，顯示出這位接觸過西方文化的農民領袖的敏銳眼光。其中第一條，便是“準賣新聞篇”。他寫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權歸于一，內外適均而敷于眾也，又由眾下達而上位，則上下情通，中無壅塞弄弊者，莫善于準賣新聞篇或設暗柜也?！保ㄐ侣勂磮蠹?，暗柜即意見箱）洪仁?并非沒有需要和傳統的上下為序的意識，終于使他把“準賣新聞篇”的作用歸結到“通上下”、“以資圣鑒”這一中國社會的交往模式上。

盡管政見不同，被清末官方賞識的洋務商人對現代報紙的認識于洪仁?卻是一致的。鄭觀應在他的《日報》（下）中吁請清政府廣設日報，他這樣寫道：“日報館每日所出新聞，必以一紙郵寄京師，上呈御覽。其有志切民生、不禪指陳、持論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則賜以扁額，以旌直言。不準地方官恃勢恫喝，閉塞言路，......如是，則國勢之隆無不蒸蒸日上，......將見直道復行于天下矣”。這里，“上呈御覽”顯然是問題的中心。如果把洪仁?講的“興各省新聞官”視為最早的關于報紙監察作用的論證，那么，這種監察和鄭觀應的思路完全相同。并非是報紙在監察，而是最高統治者通過報紙對官吏臣民的監察。不同點僅僅在于，一位“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這種情形下，報紙依靠“圣上”支持的“獨立性”，本身是很可憐的。

無論如何，能夠從“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會的穩固，畢竟是一種覺悟。通上下包括上、下兩個方面。中國新聞學的啟蒙者均來自中下層社會，不同程度地屬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這一方面。于是，通達民隱和教化百姓成為這些人思考現代報紙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現了“輔教化之不及也”（王韜）、“對于國民而為其向導者是也”（梁啟超）等等論證。

然而，即使在最激進的維新派人物那里，這種認識仍然是一種上對下的俯視。傳統的“重民”、“民本”思想貫穿其中。試看譚嗣同《<湘報>后敘》（下）的結尾：“人之所以能喻志興事以顯其靈，而萬過于禽獸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啞之，其去禽獸幾何矣。嗚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毀鄉?！?，此鄭之所以安也；導之使言，‘誰毀誰譽’，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見《湘報》之出，敢以為鄉民慶，曰諸君復何憂乎？國有口矣?！痹谶@段論證中，新的關于人的社會本質的認識和周召公、鄭子產的治人之術融會貫通，嶄新的改革結論與古老的社會陰影相伴生。也許譚嗣同真的象有的評論者說的那樣，想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夠達到的水平，確是欲超出周召公、鄭子產，而不得超出。其結論“導之使言”即白話“讓人說話”；“口”不屬于人，而屬于“國”。從民主政治角度看，這里的語態顯然都顛倒了。

與譚嗣同一樣，所有新聞學的啟蒙者都不是在追求個體心靈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現代報紙的。梁啟超的著名論文《論報館有益于國事》的結語，代表了這一代人的心態：“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已耳?！闭沁@種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懷，使他們時時處處把現代報紙與“國事”聯系了起來，其邏輯推導雖然簡單，卻也頗具熱情。例如吳恒煒的話：“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退，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保?）在這里，報紙的政治實用價值受到極大重視，現代報紙得以產生的整個社會經濟和政治背景則被忽略了，以致對西方報紙在社會中地位的描述，出現了不少用中國的眼光看世界而帶來的差誤。

王韜的《論日報漸行于中土》，是國人第一篇公開談論現代報紙的文章，開篇便流露出對《泰晤士報》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國之泰晤士，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為準則，蓋主筆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趨向也?！边@種認識在激進的梁啟超那里，變得更走樣了：“懷才抱德之士，有昨為主筆而今作執政者；亦有朝罷樞府而夕進報館者。其主張國事，每與政府通聲氣，如俄土之爭戰，德奧意之聯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觀泰晤士之議論”。（7）《泰晤士報》的政治作用被他們過分夸大，并且所講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為歷史。當西方人開始鄙視政治與新聞業結盟的時候，在中國，它卻剛剛成為國人的政治理想。新聞學的啟蒙者們在認識上，與世界出現了明顯的時間差。僅就中國現代報刊的作用而言，也出現了歷史錯位，當西方從政治報刊時期轉入商業報刊時期時，中國的報刊剛剛進入政治報刊時期，并且缺乏相應的新的經濟體制基礎

時代背景的異質，決定了政治（圖強、御侮、維新等等）在國人的新聞學啟蒙中必然居主導地位。王韜、鄭觀應、陳熾、陳衍等等關于設新報館、設洋文報館、西人報館只準用西字報章的論證，與其說是研究報業，不如說是一種圖強御侮的政治活動。梁啟超、嚴復、譚嗣同、汪康年、吳恒煒、唐才常等等圍繞報館的“通”，所展開的通上下（這是主要的）、通中外、開民智、造新民、監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種族等等議論，無不直接服務于維新運動。他們看到了世界大通，卻只想到這種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趨勢與“國事”的關系，給予現代報紙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責任和義務。

梁啟超的一段論述很典型地表現了一代新聞學啟蒙者的視角。他寫道：“抑今日之世界與昔異，輪船、鐵路、電線大通，異洲之國猶比鄰而居，異國之人猶比肩而立，故一國有事，其影響未有不及于他國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當視國事如家事，又當視世界之事如國事。于是乎報館之責任愈益重”。（8）廣大的政治胸懷和昂揚的政治熱情，使新聞學的啟蒙者們（主要是維新派）把實現政治抱負的期望，相當程度上寄托于現代報紙?！敖袢瘴釃沃蜻M化、或墮落，其功罪不可不專屬諸報館。”（9）怪不得梁啟超要高呼“中國各報館萬歲！中國萬歲！”（10）

新聞學與“國事”如此緊密聯盟，除了現實政治的要求外，儒家傳統無形中也在起作用。新聞學在國人看來，類似于文論詩話，文以載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務于社會政治的實用功利目的。因此，在王韜、鄭觀應、陳熾那里，新聞學只是作為“術”而被部分接受。他們堅決排斥西方社會的政治理論，無保留地擁護中國的傳統?！吧w萬世不變者，孔子之道也”（王韜）“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鄭觀應），“形而上者謂之道，修道之謂教，......亙千萬世而不容或變者也”（陳熾），等等，表達有異，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在維新派的新聞學啟蒙者那里，他們雖然幾乎接受了與現代新聞學有關的全部政治學說，但中國文化傳統的肯定性認識和情感，其心里積淀足夠深厚，他們總是想從中發掘、附會與西方新聞學觀念一致的適合于“國事”的東西。因此，現代新聞學與中國傳統的輿論控制觀念體系的差異，遠沒有被揭示出來。就象剛學會外語的人，總要在心里把外國話譯成本國語后才能講出來一樣，翻譯本身亦是一種“東化”。

例如西方詞匯里的“發言”、“表達”、“嘴巴”、“機關報”等等，總是與一定的主體相連的，不帶有被動意味。只在特指一些人或機構，專為別人當喇叭而沒有獨立意識時，才使用相當于中文“喉舌”一詞的概念，如Sprachrohr(德，喉舌)、Mundstock(德，傳聲筒)、mouthpiece(英，代言人)，等等。也許缺乏與西方相應的詞匯，當梁啟超在中國第一次將“喉舌”用于比喻現代報紙作用時，即使他很清楚這個“喉舌”不同于西方的代言人或傳聲筒，但它在中國讀者頭腦中閃現的只能是本國現實和歷史中相應的喉舌模式。何況，梁啟超自己對此也是模糊的?！吧嫌兴胫?，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則有喉舌而無喉舌”。（11）“清議報為國民之耳目，作維新之喉舌”。（12）這里的“喉舌”與政治相聯系，是古代“王之喉舌”簡單的反向運用，頗有革命色彩，卻未能跳出傳統的輿論控制觀念體系。

梁啟超代表了中國新聞學啟蒙時期的最高認識水平，他在百日維新失敗后，轉而思考改造國民性的問題，向國人提供了一系列現代新聞學觀念。然而，這些觀念被模糊和銷蝕掉了與儒家傳統絕對不相容的成分。就在他最集中論證這些新觀念的文章里，報館的作用被他歸結為兩條，即“政本之本”和“教師之師”。（13）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觀念納入了中國的“文以載道“的儒家傳統中。歷史開了一個玩笑，第四種族、輿論監督等等現代新聞學觀念，后來服務于他的“開明專制”的主張；（14）現代輿論理論，為他教練袁世凱制造輿論以治人提供了思想依據。（15）

梁啟超走到了從新聞學啟蒙到新聞學創立的邊緣，但一步之差的距離他始終沒有跨過去。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一帶中國新聞學的啟蒙者，尚逃不脫只在政治方面體驗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價值的命運。無論如何，這些新聞學的啟蒙者是值得人們尊敬的，他們有關新聞學的論文，不論帶有多少中國的傳統色彩，畢竟是創造性的。正是通過這些文章，現代新聞學的大部分觀念被簡單地介紹到中國。特別是梁啟超，他那帶著感情的筆端所流淌的一系列西方新聞學觀點，構成了新聞學啟蒙和新聞學創立之間的必要的思想環節。超級秘書網

自由意識和新聞學的創立

隋唐以來，將文人的絕大部分招納入政，一向是中國傳統的輿論控制體系的一部分，致使中國的文人以仕途為唯一理想歸宿，自由從事學術研究的知識分子寥若晨星，并且多視為叛逆。因而，思想文化的新陳代謝往往只發生在官僚文人階層（嚴格地說，中國只有文人，沒有知識分子）。中國新聞學啟蒙者的歷史局限，也在于此。只有嚴復在維新運動高漲時講過幾天“自由為體”，但很快連“自由”一詞也不提了，他所譯密爾《論自由》一書，出版時改成了《群己權界論》。梁啟超對現代自由的理解，竟是“團體之自由強，而個人之自減”（16）如果說他們缺少些什么，那就是個體的心靈自由。他們作為洋務派或維新派整體的代言人，其思想是自由的，因而可以激揚文字，講出一番泰西報紙如何的宏論；而一旦實現個體心靈自由的條件具備了，他們反而要求退回去。于是，五四“新青年”接替了昔日的“少年中國之少年”，24歲的現代大學教授徐寶璜寫出的《新聞學》，替代了24歲的末代六品官梁啟超寫出的《論報館有益于國事》。

辛亥革命的勝利，袁世凱的垮臺，昔日仕途的廢除，西方文化的刺激，給新一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帶來了從未有的心靈的解放。他們不象上一代那樣生活在傳統觀念的包圍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場、血親家族或其他群體，開始有了選擇的自由和自我責任感。這種形勢使中國的思想文化達到了一個新的臨界點，開始了五四新文化運動（1915年--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幾年）。五四新文化，其特點若從學術研究角度講，即在于它補充了中國傳統的學術研究中所缺乏的個體自由意識。若沒有這種補充，新聞學也許將永遠以啟蒙的形式被固定在“國事”的卵翼下?！拔矣锌谏?，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17）這便是五四新青年發出的第一聲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