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發展史與電影傳播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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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影發展史》出版于1963年，但早在1950年關于這本書的寫作任務就已經被提出了。具體而言，是由當時擔任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陳波兒提出，此后是在內外因素共同作用下開始的這項寫作任務。首先內因是當時整個大環境背景是需要培養新的電影干部，并準備辦中國的電影大學。這就涉及到一些相關課程的設置，這樣的課程需要電影史料書籍來做教程，但是陳波兒發現當時中國并沒有系統完整的中國電影史料書籍，便有意開始實施編寫中國電影史的工作。再加上當時蘇聯要出版大百科全書第二版，向中國征集關于中國電影的條目。于是時任陳波兒助手的程季華便開始查閱大量的資料，參考了20多個國家的電影史書籍目錄并且根據蘇聯那邊的要求，開始著手寫提綱，整理出了一份中國電影簡史性質的材料。②另一方面，夏衍、陳荒煤、蔡楚生等電影領導人在得知要開展此項工作之后，在當時嚴厲的政治氛圍中給予了很大的支持與保護。就是在這內外幾個因素的作用下，以及在官方的組織下，從1950年開始，一個大規模的研究中國電影史的準備活動開始了。這本《中國電影發展史》的創作歷經整整十三年。1963年，在這個“十七年”第二個意識形態寬松期快近尾聲的時候，這部八十九萬字，由程季華主編，程季華、李少白、邢祖文編著的中國電影史巨著《中國電影發展史》誕生了。
《中國電影發展史》的創作過程經歷了三個階段，而這三個階段很好地說明了其與中國電影傳播的關聯。首先第一階段便是以官方名義空前規模向全國征集電影史資料，報刊說明以及海報劇照等。第二個階段是具體規劃《中國電影發展史》的寫作計劃。第三階段便是撰稿成熟的階段③。需要著重提到的是第一階段，因為這第一個階段所展開的各項工作與電影的傳播可以說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也足以說明這本《中國電影發展史》在創作初期就形成了一種組織傳播。在一篇采訪記錄中，程季華說道：收集資料是以文化部電影局的名義發信給全國各地的文化局的，于是有關電影的各種資料首先被集中地方的文化局，然后打包集中寄到我們這里(中央電影局)。因此那個時候收集電影資料是最完全的，四間大屋子里全是書架排滿資料，甚至有些還有副本，為什么當時有這個條件寫《中國電影發展史》，與資料齊全有很大關系。
除了這些書面資料以外，我們開始嘗試做一些類似于現在“口述歷史”的采訪工作，找了許多當時還在世的中國電影早期的演員，派記者記述他們過去的情況，《中國電影》雜志專門有一個欄目叫“昨日銀幕”刊登這些采訪。另外，還約田漢、歐陽予倩、梅蘭芳等早期電影藝術家寫回憶錄，后來也以單行本的方式出版，來豐富電影史料方面的內容。④我們從程季華這段回憶記錄中可以看出，《中國電影發展史》在當時的一個資料收集過程就是一個明顯的傳播過程，這個傳播過程中的主體是各個地方文化局，行為是大量收集各種電影資料，然后統一寄到中央來集中管理。這樣一個從地方收集然后統一集中到中央的過程本身就形成了一種全國范圍內的組織傳播，而這樣的傳播過程中還采用了口述采訪記錄，運用雜志專欄，寫回憶錄以及單行本方式出版的這些傳播形式，以此我們能看出這本《中國電影發展史》在創作初期就形成了一個范圍之廣，形式豐富的組織傳播。而當時收集的很多資料可以說是中國電影史方面的第一手資料，其史料價值是不言而喻。
《中國電影發展史》的創作是在一個特殊的歷史環境中，這也就注定這本書本身的性質就具有一定的歷史特點。在1962年一篇為祝賀《中國電影發展史》初稿即將出版寫的一篇評論員文章中有這樣一句話：這部著作在敘述中國電影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期，無論是萌芽時期、三十年代的革命電影運動時期、抗日戰爭時期或解放戰爭時期時，都貫穿一條鮮明的線索——階級斗爭的線索”。這句話很明顯地指出了這本書本身的一個性質，同樣也是這本書存在的一個問題。由于當時特殊的社會政治背景，該書在作者立場以及書寫角度方面帶有極為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因此有著很明顯的階級斗爭色彩。首先體現在資料篩選上，該書過于偏重左翼電影，并在行文中將左翼電影所承載的教化、改良等間接的社會功能予以無限制夸大；而對待當時以娛樂為主的商業電影，如神怪武俠片、間諜片等或者避而不談，或者將其否定。⑥其次是階級斗爭色彩還體現在對個別電影的評判上，例如，在《中國電影發展史》有一個章節里講到“中制”（中國電影制片廠）電影的兩部電影《還我故鄉》以及《警魂歌》，這兩部電影都是中制于1945年完成的，但是《中國電影發展史》這本書給予了這兩部電影完全截然不同的評價：《還我故鄉》的優點是保持了人民抗戰的思想，熱情歌頌了堅持抗戰的普通工人和農民……影片還是非常有意義的。即便是指出《還我故鄉》有一些小錯誤，書中仍然寫著它與《警魂歌》是不可同日而語。《警魂歌》這部電影在1945年再映的時候在上海是取得了很高的票房成績的，但就是因為這部片子的劇本是經看后“手令”“中制”拍攝的，因此在《中國電影發展史》這本書給予了《警魂歌》可以說是徹底的否定，認為《警魂歌》實際上是美化和粉飾了國民黨的警察從而維護國民黨反動派的利益，是無恥的謳歌了國民黨警察的反動影片。
而對于同時期另外一部影響巨大的影片《天字第一號》，《中國電影發展史》給出過這樣一句話的評價：“不僅內容極端反動，藝術處理也拙劣不堪，雜亂到無法再雜亂的地步”。⑦以現在的眼光看來，很難想象這些如此帶有主觀色彩的話語竟會出現在一部史料書籍中，不能不說是對于歷史事實的一種偏頗的評價。但是結合當時特殊的政治時期，這又顯得合乎情理。現在我們只能是把這種受極強意識形態干擾所導致的史學著作看成是一種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
就《中國電影發展史》這本書而言，它是在官方組織下的一個寫作行為，由此便掌握了極大的話語權，其中這樣帶有階級斗爭色彩的話語在書中比比皆是，也對后來很多關于電影史書籍的寫作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天字第一號》和《警魂歌》這樣一些至關重要的影片，自從在《中國電影發展史》中被痛批之后，在內地出版的各種版本的中國電影史中，已經很難看到，甚至也很難找到關于這些電影的相關資料。目前我們所能夠見到的中國電影史的書籍，大致包括以下這么幾類：按時間分類，按地域分類，按電影門類及電影類型、按研究角度分類等。這些關于中國電影史研究的書籍在研究角度和書寫方法上，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受到了程季華先生主編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的影響。⑧應當予以承認的是，即便《中國電影發展史》一書存在史學書寫觀念的問題，但是，作為我國第一部具有完整史學意義的通史性質的電影歷史著作，它建立了中國電影史文本寫作的一個經典范式。其電影思潮史的史學方法論和按政治事件歷史分期的研究框架、對中國電影文本和電影作者的篩選和評價體系，至今仍深深影響著海內外中國史學者的寫作理念。
作者：胡蘭蘭單位：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