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稅改革作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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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作用與意義是由稅收的本質所決定，是稅收作為一個經濟范疇所具有的內在功能，具體表現在稅收的作用與意義。稅收的作用與意義具有內在性、客觀性和穩定性特征。稅收的基本作用具體是組織財政收作用、收入分配作用、寫作職稱論文資源配置與宏觀調控作用。個人所得稅改革的作用與意義就是要達到稅收的基本作用。即實現組織財政收入作用、經濟調節作用、調節收入分配作用。下面從宏觀與微觀兩個方面來分析個人所得稅改革的作用與意義。

一、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宏觀經濟效應

（1）更好的組織財政收入。組織收入是稅收的基本功能，這是任何稅種的共性。早期各國個人所得稅幾乎都是為了解決財政困難、籌措戰爭經費而開征的。個人所得稅以個人收益為課稅基礎，收益來源于個人的經濟活動。只要有一定的收入，就可以征收所得稅，而且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經濟資源的不斷增加，經濟活動的日益擴大，所得稅也隨之增加。所以，在正常情況下，個人所得稅能夠隨著經濟的發展與國民收入的增加而同步增長。實踐證明，個人所得稅組織收入的功能在世界各國日益得到增強。(見表2--1)

表（2---1）DECD國家個人所得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

國別個人所得稅比重社會保險稅比重廣義個人所得稅比重

美國40．522．462．9

英國27．516．744．2

澳大利亞43．3043．3

加拿大37．813．451．2

法國17．433．951．3

日本18．834．653．4

意大利25．026．851．8

瑞士31．822．254．0

盧森堡18．822．441．2

西班牙20．830．050．8

平均（未加權）28．1722．2450．41

資料來源：OECDinfigures,2001Edition,P38-39

從表2--1可知，在這10個OECD國家的稅收結構中，個人所得稅平均比重為28.17%,社會保險稅平均比重為22.24%。如果把社會保險稅也加在一起，廣義個人所得稅的平均比重達50.4196。可見，個人所得稅(尤其是廣義個人所得稅)己成為這些國家政府的一大稅收來源。

（2）經濟調節。個人所得稅作為經濟的“內在穩定器”之一，它的作用可以描述為：當經濟衰退時，收入水平下降，有些人的收入降到免稅的范圍之內，有些人的收入降到較低稅率檔次，即出現累進稅率下的“累退下滑”效應。反之，當經濟過熱時，收入水平上升，有些人可支配收入超出了免稅范圍，需要納稅，有些收入上升到較高的稅率檔次，需要交納更多的稅，即出現累進稅率下的“累進爬升”效應。由于消費需求取決于個人可支配收入，所以在經濟衰退時，納稅負擔自動減少，也就緩和了消費需求的下降;而在經濟過熱時，納稅負擔自動增加，也就制約了消費需求的上升。

（3）調節收入分配。個人所得稅的收入分配功能。市場經濟是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但由于在分配上的按照要素察賦的質量和多少進行分配往往會造成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從而影響社會協調和穩定，進而損害效率。個人所得稅是調節收入分配，促進公平的重要工具。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主要是通過累進稅率進行的，累進稅率下隨著個人收入的增加個人所適用的邊際稅率不斷提高，從而低收入者適用較低的稅率征稅(或免稅)，而對高收入者按較高的稅率征稅。這有利于改變個人收入分配結構，縮小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一定范圍之內，累進稅率幅度越大，個人所得稅的再分配功能就越強，但超過一定限度，高的累進稅一方面會引致人的逃稅動機，從而損傷效率和公平;另一方面會抑制人們的勞動、投資等經濟活動的積極性，損害效率，最終也不利于公平。除了個人所得稅累進機制外，征稅方式也可促進公平分配，如對主要為低收入者收入類型的所得(如工薪所得)采用較主要為高收入者收入類型的所得(如資本所得)高的稅率，也有助于縮小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在費用扣除上，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使用同樣的標準定額扣除，從而收入較低者的平均稅率低于高收入者的平均稅率，也有助于促進收入分配的公平。

二、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微觀經濟效應

個人所得稅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個人所得稅對勞動供給的影響。個人所得稅對勞動供給和工作努力的影響被認為是導致“市場變形”最嚴重的領域。在征收個人所得稅的情況下，人們工作意愿將受到影響。如果用工作與休閑的時間比值大小來衡量，那么，在累進稅情況下，這個比值較在比例稅的情況下為小，而在同樣是累進稅時，高累進稅率將更多地減少這一比值。由于征收個人所得稅，減少了人們的稅后可支配收入，從而促使納稅人為了維持既定的收入水平而減少休閑，增加工作時間，產生“收入效應”；同時，由于課稅，降低了休閑相對于勞動的價格，使對勞動和休閑兩者的選擇發生變化，從而引起納稅人以休閑代替勞動，產生“替代效應”。

（2）個人所得稅對投資的影響。個人所得稅對家庭投資的影響可以從“收入效應一”和“替代效應”兩方面來說明，即對投資收益課稅后會減少納稅人的投資收益率，從而對其投資行為產生兩種效應:一是由于投資收益率的下降，抑制了投資的積極性，使納稅人增加消費，此為“替代效應”;二是由于投資收益率的下降，減少了納稅人的實際可支配收入，為了保持原來的收益水平，納稅人不得不增加投資，此為“收入效應”。正如個人所得稅對勞動供給的影響一樣，個人所得稅對投資的影響也取決于兩種效應的大小。

（3）個人所得稅對儲蓄的影響。西方經濟學認為，影響個人儲蓄行為有兩個經濟方面的原因，而個人所得稅的作用正是通過對這兩方面的影響而反映出來的。

一是收入效應。源于“生命周期”假設的收入效應是指個人儲蓄量的多少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他在一生中的收入，征收個人所得稅而引起其收入的下降必然導致其儲蓄的下降。在每一個人的一生中，收入和消費并不會一致，每個人將據其在一生中可能提供的工作能力來安排自己的消費與儲蓄計劃。根據這一假設，任何對個人一生的期望收入的永久性減少將會影響到其一生的計劃消費模式。因此，個人為將來消費而準備的儲蓄量將下降。只要開征所得稅，這一“收入效應”就難以避免。

二是儲蓄行為與報酬率的關系。報酬率在儲蓄上表現為利息率，報酬率越高，儲蓄者用于未來消費的“價格”就越低，儲蓄量就會增加。任何直接或間接使個人報酬率下降的行為將會影響到個人的儲蓄行為，政府對個人利息、資本收益等征稅，導致報酬率下降，進而影響個人在現時消費與未來消費之間的選擇，最終產生“稅收導向”的經濟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