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經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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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描述,并不是本文的目的。因為早在1988年發表“危機論”和1993年發表“國家資本再分配和民間資本再積累”時,我既已經對近半個世紀的危機周期做過總結。此次應社科院經濟所和上海經濟預測處之約再度捉刀,旨在以研究角度剖析危機政策的得失,指出經濟危機與中國屢次進行的社會經濟體制改革之間存在因果性的相關。

在回顧危機周期之前有兩個因素必須首先考慮：一是在集權性的政府經濟體系中財政是最重要的核心部門；二是在1980年之前,除了通過國家財政再分配對全社會固定資產進行投資以外,沒有其它資金來源。所以,財政收支變化直接反映經濟周期變化。

一.中國的四次周期性經濟危機與對應政策

第一個經濟危機周期(1958－1968)

1958－1960年,危機發生。政府財政赤字1958年約為60億,1960年達到100億,占當年收入的比例從5.6%增長到14.3%,三年赤字總額達到200億元,而當時的財政收入最高才600億左右,高額赤字擠占了財政用于擴大再生產,增加就業機會的開支。1960年以后,由于財政投資能力下降,就業嚴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動員大約2千萬城市人到農村去生產自救,以解決城市的失業問題。

1960－1962年,經濟蕭條。國家財政年收入進一步由572.3億下降到313.6億。從1982年重新修訂并公開出版的六十年代政府統計數據可以看出,1960－1962這三年的人口增長曲線呈下降趨勢,“未增加人口”大約為2千萬人,這其中大部分可認為死于饑餓。人們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

1962－1963年,經濟復蘇。由于政府在全面危機壓迫下改革“一大二公”的統治經濟為“隊為基礎”的村落經濟,放松了政府對農村基層的全面控制,允許農民搞“三自一包(這種以放為特征的經濟改革15年后再次重演,只是改名叫‘大包干’或者叫‘聯產承包責任制’了)”,因此,農業生產全面恢復,農產品供給連年增長,農業稅收占財政收入的比例也由8%上升到22%,財政形勢有所好轉。

此時,由于中央領導人之間在經濟政策上的分歧和在政治上的路線斗爭越來越明顯；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無法解決基層階級斗爭問題,因此“”正處在孕育階段。

1963－1966年,高漲期。國家在經濟形勢初步好轉后,增加了對工業的投資,使得經濟發展速度加快,但緊接著財政赤字再次出現……隨后,1968－1972年數百萬的城市“知識青年”奔赴農村,其真正原因仍在于城市無法解決的高失業率。

此后即是這個特殊歷史階段。盡管非經濟因素作用在這個階段上明顯大于經濟因素的作用,也僅僅只是把危機期的陣痛延長而已。

第二次經濟危機周期(1978－1986年)

1978－1979年,危機發生。國家財政赤字自1974年突破百億大關后,連年虧損,到1978-1979年,赤字進一步增加到每年約為200億,占收入的比例高達20%左右,比上一次危機爆發時的比例還高5%。其中的原因不僅僅只是“”對經濟的影響,還有“洋躍進”--大規模舉債用于基礎工業投資；以及中越邊境戰爭造成約50億的直接非預算開支等等。

1980－1981年,經濟蕭條使得政府再次采取“放”的政策,逐步解除了對農村地區的控制,降低農業稅收,提高農產品價格,允許農民承包土地、分戶經營,開放集市貿易。這就是農村改革的第一步。也是上一次為緩解危機而采取的“三自一包”政策的翻版。

與上一次經濟危機相同的是,在城市采取“關、停、并、轉”,壓縮基建投資,使幾百萬基建職工“停工待料”,幾千萬城市人口“待業”；不同的是,時代自1976“四五”事件之后即告結束,后集權主義體制(PostTotalistarianSystem)缺乏準軍事化的國家動員機制,無法再象60年代初一樣迫使城市人去農村來解決失業問題,因此,犯罪率增高,全國開展“兩打”運動,監獄暴滿。

1982－1983年,復蘇階段。由于全國范圍對農村土地的再分配和農產品自由市場的開放,糧食產量每年創歷史記錄地增加20%,1982-1984三年的總增加量約為75億噸。中國農民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解決了吃飯問題,同時,農業產值也提高到工農業生產總值的40%。

1984－1986年,高漲階段。工業產值增長幅度加快,同期財政赤字增加到每年大約100億元。其中較重要的原因即是1982“利改稅”之后形成的國有資產“單位所有制”作用。由于國家壟斷金融的低利率政策和政府財政投資的無償,相對于較高的物價水平而言,任何單位獲得投資本身即是意味著吃進利差；又由于單位內部“利益同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一般有40－50%會以各種渠道轉化為消費基金。因此,自1983年以后,非生產性建設投資也大幅度增加。在投資和消費雙重膨脹壓力下,供需矛盾和由赤字轉化的超發貨幣量終于引發出全面通貨膨脹危機。

第三次經濟危機周期(1988－1994年)

1988-1989年,危機爆發。以1988年夏季大搶購為表象的全國范圍的通貨膨脹危機和1989年的社會政治危機相繼發生,如果可以不考慮意識形態的影響來分析政府決策,則可以看到從1986－1988年在使用傳統的行政手段強行壓減投資消費雙膨脹未能奏效的情況下,政府于1988年末開始連續大幅度調高利率,以此吸納社會即期貨幣,減輕通脹壓力,存款利率跳躍式地升高70－80%。而同時貨款利率又在行政強制下不得提高,于是造成銀行多年出現400多億政策性虧損,最終沖入財政變成赤字。然后,高額赤字壓迫政府改變決策行為,相應調高貨款利率,危機又惡性循環轉嫁給企業。這種流量資本調節的極端性措施是在不觸動存量資本的情況下運作的,必然由于企業產權虛置而造成極端性后果,即：銀行高利率造成企業資金成本大幅度提高---使用流動資金貸款最多的商業企業被迫減少資金占用,改購進為代銷,向生產企業轉嫁成本負擔---生產企業如法炮制,緩付原材料款向原材料企業轉嫁產品成本占壓資金負擔---連鎖負債迅速波及全社會。

對1988年通貨膨脹缺乏經驗和規律的認識,在經濟調節和行政控制上都反應過度,是第三次經濟危機造成重大損失的主觀原因。不僅貨幣政策過度調整是連鎖負債的內在原因,而且市場政策的過度調整也是當時“市場疲軟”的內在原因。

中國在進入九十年代之前只有“兩極化的市場”：既無資本、技術、勞務、物資等要素市場,也無住房、保險、醫療、旅游、教育等社會消費市場。十億民眾可以進入的只是一極高檔大件消費品,另一極基本生活消費品這樣的“翹翹板”形的“兩極”消費品市場。為了抑制通脹發生時本屬短暫的對高檔商品的搶購,政府在大幅度調整存款利率的同時還大幅度調高以彩電為代表的大件消費品價格,另加高檔消費稅,使等量貨幣的市場購買力大幅度下降,幾乎一瞬間就人為地關閉了兩極市場的一極。翹翹板一頭空了,而另一頭,據測算早在1986年大多數農業主產品即已受到“市場需求制約”,于是,1989年初城市消費品市場開始呈現疲軟之態。

1990－1991年,經濟蕭條階段。政府采取向國營大中型企業傾斜政策,投入1500億貸款,但此時的連鎖負債已達2000億之巨,同期國營企業庫存產品占壓資金也已超過1000億元。另據統計,國營企業虧損面已達74%,遂不得不將“全面傾斜”改為“點貸解扣”。

國營企業連年虧損,造成以國企稅收為主要來源的政府財政連年赤字。先是1989年秋冬之交試圖財政、外貿收權不果；接著以財政解困為目標,政府“甩包袱”式的改革政策便相繼出臺。其效果之一,即蕭條階段財政取消農產品購銷補貼后的農村市場也走向全面疲軟:以往國營流通部門憑借財政補貼,壟斷性地占有農業主產品商品量的一半以上,當1990年取消購補,銷補暗轉明之后,國營流通部門的直接反應是立即大幅度減少購進和庫存,同時挪用銀行專項資金用于高利潤經營。這一行為的直接作用是基本生活消費品市場不再有“蓄水池調節”,導致各種欺行霸市和價格波動無序化并且隨時誘發社會動蕩,經濟矛盾日益社會化。

“菜籃子”等與是否穩定相關的問題漸漸成為各級政府分外重視的主要矛盾。其間接作用,一是二億多小農戶無法適應原有的國營大買主市場份額迅速下降到20%以下的新局面,“農產品賣難”再次普遍發生,農民收入隨之連續三年下降,占有基本生活消費品市場60%以上的消費額并且一向穩定的農村,隨之出現全面市場疲軟。二是農業比較收益過低的老問題在農產品“賣難”和農民收入連年下降的作用下陡然突出起來,逼使農民背井離鄉,“民工潮”大范圍涌流。

1992年前后,中國經濟漸漸復蘇,并隨即轉入高漲。刺激經濟復蘇的興奮劑有兩支：

一是1988－1989年的高利率政策失敗之后,政府又把利率連續調低到甚至低于原來水平,高利率時期大量吸收的存款必須貸出,因此資金環境暫時相對寬松,同時資本市場初步開放,低利率政策又使貨幣持有者轉向風險大但收益率高的股票、證券市場和其他投資市場。

二是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央財政連年赤字,半數以上縣級財政長期虧損,政府利益在財政分配難以滿足的情況下,仍然每年以集團消費遞增25－30%的速度迅速膨脹。在第三次危機已經吃空了可以行政占有的流量資本的逼迫下,政府及所屬部門的利益之手伸向能夠即占即盈的房地產投機。全國性的開發區圈地熱和房地產、股票、期貨三大投機一齊上的存量資本瓜分浪潮忽然間似狂飆拔地而起,的確在暴富了一批投機于權錢交易的食利者的同時,在病態的經濟背后又擊一猛掌！

1993－1994年,經濟高漲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從1992年的7600億,躍增至1993年的1.3萬億,1994年又在上年增長70%的高比例上再增40%。任何對存量資本的重新分配都會促進經濟成長！盡管九十年代初以圈地運動和泡沫經濟為表象的中國經濟發展讓人看得眼花繚亂,但其實質不過是周期規律作用和對國家資本的又一次再分配。

之所以說是“又一次再分配”,是因為八十年代初那次農民曾對土地和主要生產資料做過一次再分配,并迅即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所不同的是,那次分配是農民憑借社區成員的天賦權利和農業文明的均平傳統所做的社會化占有；而這次分配是食利者憑借政府權利或以“尋租行為”贖買到的法權關系所做的特權占有。

無論如何,相隔十年的兩次國家資本再分配盡管都與當時的意識形態主流相左因而不盡如人意,但卻都形成了經濟發展最起碼的基礎--利益目標明確的活躍的經濟主體--因而促使經濟高速增長,所以可以從歷史角度肯定其進步意義。

1994－1995年,第四次危機發生。與前三次滯漲型危機不同的是,這是一次信用過度膨脹導致的通漲型危機,現象過程如下：上次滯漲型危機過程中,政府財政甩包袱只部分減少了虧損,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其稅收主源國營企業效益低下的問題,企業虧損面一直在50%上下徘徊。到1992年自然赤字額已高達近500億,1993年不計入債務的虧空進一步上升至800億左右。此時,連續8年的財政向銀行透支,已吃掉了國有銀行全部自有資本金,使金融系統100%負債。盡管1993年末政府宣布不再向銀行透支,發行1200億國債抵補財政虧損,但銀行部門仍不得不掏口袋購買其總額的70%。對銀行而言,這意味著用債務(社會存款)來買債,亦即寅吃卯糧了；而對政府而言,這意味著用公眾存款充填政府消費,顯然是政府信用危機！

又由于上次危機中失敗的利率政策使企業連鎖債務一直未能根本解決,向國營企業傾斜和“花錢買大好形勢”、“貸款發工資”等保穩定的政治任務又進一步迫使銀行貸出資金的40%逾期難以回收。實際上即是用60%的可貸出資金產生的利潤來支付100%的存款利息！人民銀行資深研究人員指出：如果不是以國家為名,銀行早該破產了！

金融部門如此困境之中既然不能破產,其解困行為只有兩條路：一是投入高利潤領域,提高貸款利率,以高盈利來抵補以往虧損；二是轉向國際資本市場吸收其過剩、低息資金來緩解中長期投資需求壓力,防止進一步虧損。

盡管國家現行政策限制使之無法公開走第一條路,但暗中違紀拆借或利用自辦公司參與金融投機仍屢禁不止,使得國內資金市場利率一直在月息二分左右,高利貸由此橫行全國；而第二條路--大規模舉借外債(對外擴張信用),則顯然正在發生作用。1994年上半年中國外債總額從上年800多億元激增近半,達到1200億,即是明顯例證。同時,由于40%的逾期貸款包袱越背越重,銀行也不得不眼光向內擴張信用。1994年上半年各項存款大幅度上升也是明顯例證。

進一步分析則可以看到,金融體改要轉換機制、實現“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因全行業統算竟無自有資本金并且超額負債而勢難成立,唯有在劃分職能之際將逾期貸款和虧損重負甩給政策性銀行由國家財政背起來,才可能做到讓銀行有正常經營利潤。但甩給財政的包袱勢必惡化財政虧損局面,轉而演化為新增內債,仍會擴張長期信用。

一般而言,當信用膨脹到臨界點,必然發生信用崩潰。上一輪“三角債”的惡夢淫威猶在,新一輪連鎖負債重又發生,這即是信用崩潰的表現之一。

本次經濟危機與政府對應之策的其他性狀特征與上次類似。例如高漲期的投資消費雙膨脹與危機期的緊縮銀根,控制物價等。只是此次壓縮基建會相對影響幾千萬進城民工的就業,社會犯罪問題必然日益突出,且由于基數巨大而防不勝防。

正如七十年代末的危機導致了第一步農村改革一樣,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中期的危機也促進了城市改革。農村改革中解體使農村發育出各種獨立的經濟主體并成為商品經濟的基礎,農村社會恢復了自治形態。從而,以體制做組織保障的統購統銷制度難于運作,農業投入品和產出品市場于是漸次開放,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商品經濟新體制于是在農村形成。同理,城市改革從八十年代中期日益觸及產權,城市企業產權主體多元化和股份化使政府部門壟斷和計劃控制相對弱化,工業投入品和產出品市場也漸次放開。因此,假如沒有新的戰爭把現在的中國“平民政府”再一次造就成“英雄政府”,則中國的市場取向的改革趨勢是不可逆轉的。

二.中國的四次危機異同分析

四次危機的周期階段基本上都是可以明確劃分的。但四次危機發生的周期時間卻一次短于一次：第一次1960--第二次1978(18年)--第三次1988年(10年)--第四次1994年(8年)。今后的危機周期在階段性上可能更加難于明確劃分,高漲與危機同步,或復蘇與高漲同年；而且周期的時間距離會更短。尤其當非國有(國營)經濟漸漸成為主要經濟成份,國家壟斷金融、外貿和計劃控制要素市場的問題得到解決之后,中國經濟將可能較少出現以往那種損失慘重的明顯的大規模滯漲型危機。

改革前中國處于國家工業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其間發生的兩次危機基本一樣：工業擴張、投資膨脹的同時農業供給下降；其后是財政赤字導致分配不足,新增生產能力下降引發就業問題……其中,由于分配和消費都在嚴格的計劃控制之下,因此對物價上漲的反應并不明顯。

改革后的兩次危機則顯然與前兩次迥異。一是危機形成于投資消費雙膨脹造成的通貨膨脹。二是對應危機所采用的行政計劃手段與改革后的經濟結構不適應,過度緊縮往往造成國有企業的生產停滯,反過來再作用于政府財政,形成惡性循環。三是隨著市場化的民營經濟逐漸成長和海外資本的大量涌入,政府畢竟已開始嘗試著運用利率、匯率、稅率等經濟手段來解決問題。在國有資產瓜分狂潮和隨之而來的權力財產再分配的動蕩大體就序之后,一個理智的政府將有可能在對以往危機教訓的認識中建立起“學習機制”,不再像過去那樣大起大落地搬動經濟杠桿,變幼稚無度為穩健干預。

此外還應看到,一方面近年來國際剩余資本對緩解中國資金供給趨緊、市場利率過高的矛盾有愈益明顯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在對外開放,與世界經濟并軌的過程中,也會受到國際性經濟波動的影響。以八十年代以來國內的兩次危機與同期美國的經濟波動做對比分析,會看到某種程度的相似和相關。八十年代中期里根政府為了刺激美國經濟采取高利率政策,使得海外資本大量涌入美國,造成短暫的虛假繁榮,背后卻是企業不堪高利率重負,工業資本出逃,就業水平下降,外國商品包括中國貨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迅速地高比例占領美國市場,最終導致美國經濟“空心化”。布什政府上臺之后不得不大幅度降低利率,又使得金融資本出逃,帶累不動產業危機。共和黨兩任總統在利率上的跳躍式調整給美國經濟造成巨大損失,不得不讓位于?？肆诸D新的利率政策顯然比兩位前任穩健得多：利率水平介乎于里根和布什之間---可以認為,這是美國經濟緩慢復蘇的內在原因。

三.中國與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問題比較分析

中國與前蘇、東諸國在國家經濟體制上有許多本質上的相同之處。中國十年改革的成功之所在,即是從國家壟斷資本控制最薄弱的環節農村入手,對國家以名義所擁有的土地資本,再分配為以農戶承包為形式的小額勞動者資本,創造了以大量勞動替代資本投入、進行民間資本再積累的基礎。而城市改革從“利改稅”入手作為第一步,恰恰讓各部門根據實際占有的資產和既往收益留利交稅,這就靜悄悄地使國家資本演化為部門資本。

堪稱無獨有偶的是八十年代下半期,當中國的經改開始觸及城市工業體制中部門壟斷資本的產權問題時,所遇到的麻煩與現在的蘇、東諸國如無二致,隨著國家資本演化為部門資本,全民所有制演化為單位所有制,國營企業產權的“灰化”程度越來越大,城市國有企業職工早已把“愛廠如家”變成“廠里有啥家有啥”,而各類干部則依托自己控制的部門資本份額來進行“資源置換,權錢交易”,社會性的腐敗正在蔓延。而從傳統意識形態出發,在經濟上采取對國營企業“輸血”、“傾斜”的政策,則不僅造成數千億無效益投資轉化為庫存占壓資金和消費基金大量增加,而且進一步加劇了社會腐敗。

西方輿論界對東歐國營企業民營化的諸種問題有不少分析。較為表面化的有兩種,一是分析企業本身的問題,認為設備陳舊,管理水平和職工素質低下,無法運轉；二是市場環境問題,不僅政治不穩定,而且缺乏資本市場必備的會計、法律制度和資產評估機構。而要等東歐諸國建立起必要的制度環境和完善的資本市場,他們認為起碼還需30年。這種看法在中國推行國營企業承包制的八十年代也曾一度流行過。

無論是根據西方經濟制度提出的私有化方案,還是套用西方經濟理論得出的上述分析判斷,其針對的仍是蘇東諸國和中國傳統的“全民所有制國營企業”概念。而問題的結癥恰恰在于這種“完全公有制”現階段只是名義上的或理念上的；實際上,無論蘇東諸國還是中國,公有制國營企事業單位早已在開放市場,貨幣交換的同時,靜悄悄地轉化為“單位所有制(企業所有制)”。

既然在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的東方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家資本的部門壟斷或稱部門資本,以及全民所有制演化為產權關系極度模糊的單位所有制是蘇、東諸國(包括中國城市體制)的本質性弊端,那么,解決的辦法只能是“國家資本社會化”:通過清晰國營企業產權；還原勞動者付出的剩余價值,據以建立勞動者資產份額并以此做為勞動者資本再積累基礎的經濟機制,以此改造國家壟斷資本和官僚政體,發展由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當然不是私有化,而是真正按馬克思原意走向社會主義的必要一步。

大多數二戰之后形成的東方各社會主義國家,在國家工業體系建設的過程上有相似之處。在工業化初期,國家憑借革命戰爭形成的權威,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獲取工農業勞動者全部剩余價值,形成國家資本。而對付出剩余價值的“國家主人”--勞動者,則通過平均分配消費品或票證供應支付維持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生活資料。此時,因為體現在最終消費環節上的平均化,使得“國家主人”并不產生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在這個意義上,全民所有制在原始積累階段是存在的,也可以掩蓋產權主體不清的問題?

但是,一旦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結束,各產業門類之間日趣頻繁的交換便產生出日趨明顯的不同利益,國家資本的公有制形式和內容即演變為各個國營單位依據事實上占有的不同國家資本份額,享有不同資本收益,從而造成社會收益分配差別化的部門資本。部門資本的受益主體是政府部門自身,而這些部門并不是付出剩余價值的勞動者,為了維護其所有權的合法性,部門資本所派生的既得利益者階層必然一方面加強政治強權,形成官僚集權政體,另一方面強調“既得利益者所有制”的合理合法,維持僵化的意識形態控制。

如果真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應該認識到,這種資本類型包含的產權關系不僅是最模糊的,也是理論上對馬克思主義的反動。東方后發達國家普遍存在的國營企業長期不景氣,財政包袱沉重,社會收入分配不公,甚至導致社會動亂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以這種產權關系為內容的所有制,和以這種所有制為名的企業資產,在任何主義、任何制度、任何國家中,尚無成功運轉的先例。

因此,應該從企業產權清晰入手,還原不合理的部門資本所占有的勞動者份額,再建立獨立的產權主體,使之進入有制度約束的市場。這樣才有可能打破國家(部門)資本的壟斷,鏟除官僚集權政體的根基。這個過程中,公眾中新的利益分配機制產生,人們才會意識到產生于市場交換中的平等自由是不可侵犯的權力。于是,民主政體和市場經濟便有了社會基礎。而這個過程的起碼條件是要求相對穩定而有權威的政治控制……。如果象蘇東各國那樣搞私有化,把已經產權關系不清楚的國營企業統統交給一個新組建的、從未在資本形成過程中起過作用的、依靠一種并不穩定的社會政治結構的“私有化部”來售賣,那當然解決不了蘇東諸國的問題

從國家壟斷資本最薄弱的農村入手發育市場；奠定民間資本再積累的基礎,是中國改革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正如所說,中國自50年代初開始的社會主義建設,其實是搞了“國家資本主義”。而中國最近10年的經濟發展,則是對國家資本做了一次“社會化”的再分配,各種非官方的獨立經濟主體在市場條件下的再原始積累。

1978年開始經濟改革之前,中國僅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完成了工業化所必需的“國家資本原始積累”。這一階段的基本特征和條件,一是通過戰爭奪得政權的“英雄政府”的有力控制；二是國民動員機制中作用較強的極端化意識形態；三是通過自上而下結構嚴密的組織體系貫徹“剪刀差”,以壟斷性的不等價交換獲取勞動者的剩余價值。而這些特征在多數東方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類似的。如果不涉及庸俗的意識形態之爭,那么東西方之間真正實質性的區別在于資本的原始積累方式、方法的不同。

中國50年代初只有5%的工業人口,15%的工業產值,15%的城市人口,人均國民收入僅50美元；沒有外部市場,沒有外部資金投入,并且周邊地緣政治環境險惡,從朝鮮戰爭開始,區域戰爭和邊境爭端不斷。在蘇聯斷絕援助和西方封鎖的條件下,實現中國工業化高速積累的制度選擇是集權體制下的“自我剝奪”。政府通過對國民黨官僚資本的無償沒收和對私營工商業的“贖買”,建立起國營工業的“啟動資本”,然后通過“統購統銷”關閉市場,壟斷經營,推行工農產品剪刀差,使政府在高價銷售工業品和低價收購農產品兩頭獲利。再以財政二次分配和計劃調撥投入國家工業化建設。

而為了保證統購統銷的壟斷性,扼止億萬自給自足小農的反抗,則必須在農村組建控制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全部經濟環節的政社合一的準軍事組織；在城市則建立以利益分配機制固化其中的科層金字塔式體制結構,向城市勞動者憑證分配低價生活必須品,以保證工業勞力的簡單再生產。這樣,城鄉工農業勞動者全部剩余價值都通過這種體制投入國家資本的原始積累。經過不到30年,到70年代末中國已形成了大約3萬億工農業固定資產和城市房地產。那時,由于公眾在不同層次上的最終消費大致平等,因此,只在這一點上,可以認為“公有制”是客觀存在的。

如果單純從城市經濟看,中國的問題與前蘇聯、東歐相類似：國營企業效益低下--政府稅收困難,財政赤字增加,舉借內外債,通貨膨漲--政府調控能力下降,社會動亂……。造成此類問題的根源也是類似的：即國家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完成之后,社會化大生產促進專業分工---各個產業門類之間交換頻繁必然要求符合價值規律的市場體系取代舊的計劃分配體系--市場化的商品交換沖擊了舊的集權主義政體,經濟危機于是轉化為政權危機。

對照蘇東國家的經驗教訓來看,中國90年代改革與發展的理性趨勢是清楚的。盡管1989年的事件使各方面對中國的進一步改革失去信心；盡管中國國內決策傾向一度企圖靠“輸血”給國營企業維持“社會主義公有制”；但這兩方面顯然都囿于庸俗的意識形態之爭,因而都錯了。

既然部門壟斷資本和單位所有制是中國乃至前蘇聯、東歐諸國國營經濟的通病,那么,解決問題的方法只能是清晰產權。通過還原企業資產中勞動者剩余價值形成的積累為“勞動者資本份額”,使之成為勞動者進行民間資本再原始積累的基礎。這不僅應是推行股份制的真正合理內涵,而且應是判別今后改革決策的理性標準。

四.本世紀末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前瞻

如前文所述,中國在近半個世紀中會有4次明顯的經濟危機。而歷次緩解危機對策之中最有效的是“大包干”,即把國家資本在農村的一半做了一次靜悄悄的分配,根據區域血地緣關系所賦予社區成員的天然權利分配到農戶,使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于是,農村戶營經濟有了“民間資本再原始積累”的基礎,從而不期然創造了80年代上半期農村經濟的高速增長。其理論意義,類似現在捷克已被國際社會公認是成功的“國家資本社會化”。其不同點,一是中國的農村是國家壟斷資本統治最薄弱領域；農村的國家資本再分配迫使國家資本壟斷經營獲取剩余價值的基礎---制度和統購統銷制度同時解體,中國從此有了發育獨立經濟主體和政治主體所必需的市場化前提。二是這種再分配為“民間資本再原始積累”奠定了產權關系基本清楚的基礎。勞動替代資本,即個體經濟或戶營經濟不計報酬的大量勞動投入,創造出成倍高于國家資本原始積累的民間資本再積累率。

中國農民自發地按照平等原則,成功地做了一次權利財產的再分配,使得農戶經濟在形成之初即有機會獲取最起碼的“啟動資本”,可以在戶規模內優化要素配置。農戶家庭和具有家族(家庭)結構特征的農村社區組織在經濟上有兩個主要功能,一是區域資源配置；二是收入、福利的整合。在農村組織創新建立市場經濟新體制的過程中,這兩者都是無成本或低成本的。因此,效益最優,收益和剩余絕對化。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對于改革的特殊貢獻。

應該看到,中國在國家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社會,在15年的改革進程中有了新的變化：集中的部門壟斷經營的城市資本與分散的民間市場化的農村資本相對立；與之相關聯的,則是城市政治和農村政治因為利益結構不同和權力指向不同的相對立。這兩種對立的統一,是中國得以在蘇聯東歐巨變之中幸免,并仍可穩定發展的根本原因。

占中國人口80%的農民不僅是從事商品生產的獨立經濟主體，而且已經演變為納稅人階級,除交納農業類稅賦外,還向地方基層政府和社區組織交納以提留、統籌為名的“行政稅”,以農業主產品合同定購為名的“經濟稅”。因此,農民與基層政府的政治關系日漸“現代化”,即農村社區自治組織通過普選實現直接民主；基層政府與村級組織建立經濟契約關系,變行政控制為管理服務。而在城市,除個體私營經濟的從業者之外,市民仍為非納稅人并且是享受全面消費補貼的既得利益者階級。城市政府對于市民仍通過既得利益分配機制來保持集權政體的行政控制關系。

“大包干”之后,村戶之間形成兩極化的產權構造,利益關系基本清楚。其后的發展,則是合乎邏輯的。因為農戶經濟的發展,實質是一次非官方民間資本的再原始積累,表現為農戶家庭成員不計成本的活勞動替代物化勞動資本投入所創造的高積累；農村戶營經濟的剩余必然轉化為貨幣,并且投向在剪刀差作用下可以產生超額利潤的非農產業。然后是城鄉壁壘條件下的第二次工業化高潮。

與第一次工業化(國家工業化)高潮不同的是,第二次是農村工業化--鄉鎮企業的高速發展。隨著農村工業對于規模經濟的追求和市場條件下不同產業之間平均利潤率的形成,鄉鎮企業團地建設和小城鎮建設將會同步發展。此時,農村中以國家資本再分配為基礎的第二次工業化高潮及其相伴生的大規模市場交換,必然對另一半國家資本,即城市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和政府房地產形成壓力,迫使城市國有資產進行社會化再分配,并且生成新的經濟主體，以此為城市非官方民間資本再原始積累奠定基礎,形成本世紀末市場趨向的第三次工業化高潮。

90年代市場環境的不斷完善，對中國城市國營經濟“負效益”的壓力日益嚴重,中期發生的危機(1994-1995)，將會使企業新增債務和新增庫存占壓資金、加上歷年財政赤字形成的超發貨幣量,大于國營工業賬面固定資產……這種險惡的危困局面比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時狀況更為嚴重,但中國仍然不會垮。這一方面在于占人口80%以上的農村商品生產者所提供的占農副產品商品量絕對分額的市場供給量，“九億人給兩億人搞飯吃”，足夠保證吃飽穿暖；中國城鄉關系好比“四抬大轎”,四個農人抬一個城人,四平八穩。另一方面在于被隔絕于城市計劃體制之外的非國有經濟已經開展了十幾年市場化民間資本再積累,創造出粗估總值約9萬億元人民幣(包括地產)的新財富增量；并且其產值已經占到GNP的一半以上(1993年)。即使在經濟危機給國營經濟造成極大損失的年份，民營經濟仍表現出較高的增長勢頭。

有鑒于此，本世紀末中國的發展前景仍取決于能否進一步解放生產力:一是對國家負責任的政府主動推進民營化改革，允許民資繼續對國有企業產權進行改造融合,促使其存量資本活化；二是改善對外開放政策，利用外資于基礎建設并與政府主導的解決勞動力過剩的密集就業計劃相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