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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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防外交產生的前提：危機意識

一個民族的危機意識是其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前提，沒有危機意識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中國古語說“居安思危，長治久安”，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唯物辯證法講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有，講矛盾轉化，相反相成。矛盾轉化是有條件的。人們要把握矛盾轉化的主導權，要使自己的行動具有前瞻性，首先要看到發生對立面的可能，看到存在對立面的跡象。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總會面臨叢生的荊棘、四伏的危機，這不是危言聳聽；如果看不到，就會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危機發生了還不知道風險從何而來。雖然未必無法補救，但總會顯得較為被動。中國又有一句古語說，“萬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這個道理同樣也是講，要依據發生對立面的可能，存在對立面的跡象，想對策，想應對措施，想如何創造條件使對立面發生有利于自己的轉化，使自己站住腳，繼續發展。“預”是“立”的前提，“不預則廢”。作為如此龐大的超級大國，作為在經濟、金融、軍事、高科技諸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的國家，美國當局依然認為，它所處的安全環境動蕩不定，充滿許多可能變得更加致命的威脅和挑戰。危機意識不是杞人憂天或者妄自菲薄，而是為了克服盲目性，增強主動性，防患于未然，變以后的被動為現在的主動，化解可能出現的風險和危機，至少減弱其危害程度，以求把握全局，總攬全局。

危機意識是對可能發生的風險—危機的預期。一個民族的危機意識有兩大類，均涉及國家安全：一類是對內部發展構成潛伏危機的預期；一類是對國際環境可能引發的危機的預期。在這兩類危機預期中，后一類更引起人們重視。就目前國際形勢而言，盡管總體趨向緩和，和平與發展依然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但仍潛伏著種種不確定因素，包括：

1.從兩極格局向多極格局過渡是一個較長的過程。歷史上，國際格局的轉換都是大規模戰爭的結果，而今要在不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和平條件下實現，這是沒有先例的。我們在充分認識國際格局可能和平轉換的同時，也要充分估計到非和平轉換的可能性，充分估計轉換的復雜性、曲折性。導致轉換復雜化的因素是客觀存在的。不能孤立地、靜止地看待這些因素的作用。例如，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殘余，可以輕而易舉地將其愿望轉化為保守主義目標，因為這中間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礙。

2.全球力量對比嚴重失衡。要改變這種失衡，即使有最理想的條件，至少也得在半個世紀以后才能實現，在這期間，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憑著自己的優勢，不會放棄建立全球等級體系的欲望。這當然與多極化趨勢相背離。美國認為其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對美國繼續在世界上發揮領導作用的威脅。美國要迎接挑戰，要把可能出現的威脅消除在美國本土之外。由此帶來的矛盾與對抗不能排除。NMD與TMD的建立將會大大加劇這種危險的現實性。

3.多極化趨勢未必等同于和平與穩定。從歷史的經驗看，多極化體系是極不穩定的國際體系。從現實來看，由于傳統的“實力—權力”邏輯和冷戰思維的存在，多極化過程也潛伏著負面效應。預計在21世紀將有近10個國家上升到大國、強國的地位。在這些國家中不能排除出現新的霸權國家的可能性。霸權國家之間爭奪霸權的斗爭同樣也不能排除。與此同時，據估計，世界上將有50—60個新的國家分裂出來。此起彼伏的地區性的局部戰爭將長期困擾國際社會。

4.新科技革命所引發的新軍事革命方興未艾，無論是軍事裝備、作戰方式、打擊能力都是史無前例的。歷史表明，軍事革新總是意味著新的大規模戰爭。新的、巨大的打擊能力對軍事強國具有難以自制的誘惑力；僅作為一種威懾力而不投入實戰，不僅歷史上沒有先例，而且現實生活中也難以令人信服。

5.經濟全球化給各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機會，但由于各自的起點不同、可資利用的機遇及其應對不同，加上國際經濟的不平衡發展，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會改變，有關國家經濟、金融的被動式風險大大增加。盡管國際社會駕馭市場的能力大大加強，但至今還不能免除危機的發生。而一場大的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后果，對發達國家可能是傷“筋”，對發展中國家則可能是動“骨”，將使它們倒退數十年，其對政治、安全的沖擊也是巨大的。

面對這一系列不確定因素，國際社會在尋求全球和地區穩定、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世界發展的同時，也不能不對國際形勢的變化發展產生某些憂患意識或危機意識。危機意識是將穩定國際社會的愿望變為現實的重要前提，也是預防外交賴以產生的重要前提。日益強烈的危機意識，使預防外交得以應運而生。

二、預防外交的戰略功能及前景：以中、美為例

“刺激—反應”被認為是傳統外交的基本模式。時至今日，這一基本模式未發生根本改變。不管外部環境的變化來自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刺激，不管刺激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依據對刺激的科學的、實事求是的判斷，制訂對策作出反應，至今依然是外交部門的基本實務。作為對現實刺激作出反應的藝術，外交中的作為或不作為都是藝術性的。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時，投贊成票或反對票，被認為是積極的反應；投棄權票也未必不是積極的反應，它也可能是一種藝術，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策略性相結合的藝術。外交藝術的運用，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利益，把可能造成的損害減少到最低程度。

現代外交的一個明顯變化是，戰略層面、整體層面上的反應烈度大大加強。在做好微觀領域反應的同時，注重宏觀層面上的運籌帷幄，尋求棋局上的總體主動性、主導性和可控性，以便在走對一著棋的同時走活全盤棋。這正是預防外交的戰略性功能。

1955年，中國參加亞非“萬隆會議”。在外交實務上，這是一種即時反應。但是，中方準備工作立意高，著眼于開拓新中國外交的全局；判斷準，把握住日益增多的新獨立國家的基本愿望和要求；創意新，亮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國外交旗幟。“萬隆會議”上的勝利，為中國打開外交局面提供了良好的開端。在當時國際敵對勢力的重重壓制、封鎖下，中國通過此次會議求同存異，廣交朋友，與眾多發展中國家建立起相互信任和友誼。因此，盡管國際風云變幻，中國在復雜的國際斗爭中依然風雨不動安如山。

1947年，美國向西歐國家提供經濟援助的“馬歇爾計劃”，同樣也是從一著棋入手走活全盤棋的典型外交案例。當時美國的16個西歐盟國，既遭到二戰的嚴重破壞又遭到經濟危機的襲擊，氣息奄奄，瀕臨垮臺，一再呼吁美國給予經濟援助。向其盟國提供經濟援助，在美國外交實務上是一種即時反應。但美國并沒有把它當作一種因應措施，而是形成一項計劃，作為戰后美歐關系的起動器，立意在推進美歐之間的聯系。該計劃從1948年4月啟動起到1951年1月實際結束，共使用100多億美元。其中，贈予款額用于購入美國剩余農產品和救濟物資，借款款額用于購入機械、車輛等生產物資，其結果既有助于美國走出戰后經濟過剩，又促進了西歐經濟的恢復，并為后來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美國確立在歐洲的主導地位奠定了基礎。可以說，美國從歐洲獲得的巨大利益是以“馬歇爾計劃”為開端的。無怪乎有的西方學者會把“馬歇爾計劃”推崇為預防外交的經典之作。

這些成功案例所顯示的效能，不只是地區性的而是全球性的，不只是一時性的而是長期性的，具有綜合性收益。這些成功案例盡管沒有擺脫“刺激—反應”的傳統外交模式，但作出的“反應”卻是非傳統的，具有新的特征。現代外交所積累的豐富經驗，為在戰略層面上發揮“預防外交”的效果開辟了新的前景。這些前景包括：

1.追求清晰的戰略意圖。實施預防外交，或者為了爭取戰略上、全局上的主動權和主導權，或者為了避免事態惡化并為進一步發展展示新的前景，駕馭事態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馬歇爾計劃”后來成了美國對外援助的范例。2000年1月5日公布的一份白宮關于國家安全戰略的報告對此推崇備至：“從以美國為首的動員到戰后歐洲的重建，再到最近亞洲、拉美和非洲的經濟成功事例，美國的對外援助幫助了新興民主國家，促進了對人權和法制的尊重，擴大了自由市場，遏制了國際犯罪，抑制了對健康的主要威脅，改善了對環境和自然資源的保護，使人口增長放慢，緩和了人道主義危機。美國的可持續發展計劃促進了工人的權利、自愿計劃生育、基本教育、環境保護、民主、法制、宗教自由，提高了公民的經濟地位。通過這些計劃，危機得到避免，美國的預防性外交得以積極的實施。”

2.追求“最小的代價”，使外交態勢具有某種動能，帶來滾動效應。外交是需要投入的，這是常識。外交投入包括實務開支、政治或經濟上的承諾、某些問題上的妥協與讓步。這都是外交的代價。而現代成功的外交卻要求“代價”的最小化。這就要盡可能避免外交的靜態操作而應追求動態操作，使外交態勢始終具有一種動能，帶來滾動收益。道理很簡單，推動一塊靜止的巨石走向預定目標，是很累、很費力的。但若推動一塊正在滾動的巨石走向預定目標，則僅需花很小的力氣就可以實現。外交態勢具有某種動能，是尋求“最小代價”的一個重要前提。“因勢利導”，沒有“勢”便難以“利導”。試想，如果中國沒有以亞非“萬隆會議”為開端，在發展中國家中建立起動態效應，何以能在1971年10月出現把中國一舉“抬進”聯合國的局面。

3.追求某種協調機制。盡管許多人對90年代后半期國際關系中的種種“伙伴關系”不以為然，但是這些“伙伴關系”的出現卻反映了人們，特別是政治家對國家間關系形成某種機制的追求。傳統的國際安全靠均勢、靠力量均衡；但在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的經濟全球化時代，這一政策的實施變得越來越困難。各主要國家在追求力量均衡的同時，外交重點越來越傾向于形成某種機制。“熱線”，“透明度”，從頻繁的首腦會晤到高密集度的不同級別、層次的交流，信任措施，……凡此種種，顯示了各種機制的“生命”運動。機制并不具有強制性約束力，但牽掛著各方的利益需要；機制并不是解決爭端的裁判，但卻可以提供解決爭端的機會；機制并不是利益的天平，但卻有助于找到利益的匯合點。機制是各方利益補償代謝的生命體，只要有關各方都愿意從這里找到獲取利益的機會，機制的生命力便不會凋謝。

作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對世界和平與發展負有特殊的責任。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承擔世界責任方面已經顯示出自己的特色。中國完全有能力在戰略層面上實施預防性安排。有許多機會可以發揮中國的作用，諸如提出各式各樣的建議和構想，提出解決熱點問題的方案，供國際社會選擇。充分發揮諸如此類的建設性作用，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是中國外交有所作為的重要領域。有所作為才有世界上的地位。這樣做也是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

三、預防外交中進行危機預期的方法

預防外交可作廣義理解，涉及國際格局變化趨勢、國際體系及其機制可能面臨的障礙、戰略態勢變動等；也可作狹義理解，諸如對付可能發生的沖突和緊急情況，對付其它國家或國際組織可能作出不利于自己的決定，對付可能出現的某項爭端、對付安全方面的某種緊急狀態等。國際社會所以對“預防外交”產生極大興趣，主要看中其狹義理解所顯示的功能。然而這是相當困難的工作，特別是對突發事件的預防，難就難在如何及時捕捉到突發事件的前兆。但現代社會的經驗也證明，危機、沖突、風險在爆發前是有跡象可以看到的，是可以預測的，“風起于青萍之末”。在國際關系中，在中國對外關系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潛伏的風險跡象，可以看到潛伏危機中的沖突跡象。問題是如何應對，如何建立必要的危機評估、危機預警、危機管理及制訂各種方案的制度。

對預防外交，無論是廣義理解還是狹義理解，其預防的僅僅是一種危機預期。它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但預期必須盡可能準確可靠，這是基本的前提，否則就失去預防的意義。為了尋求根據現實動態作出合理延伸的預期，通常所使用的方法有：

1.背景推理法。領土、宗教、民族或種族的歷史糾紛和怨恨，資源(包括水資源)和能源爭奪的歷史記錄，戰爭遺留的歷史問題處置，等等，都可以成為背景推理的依據。在這些因素中，有的可能已經隨著歷史歲月的延伸而沉寂下來，有的可能仍有這樣或那樣的糾葛，但都有可能在新的特定條件下成為爆發沖突、引發危機的“導火線”。在這里，注意“新的特定條件”的生成是關鍵。一種“新的特定條件”的生成往往會引發一系列問題。例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在歐亞結合部一下子爆發了眾多的沖突，至今還未完全平息。又如，蘇聯解體后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非洲推行“民主”、“人權”，引發了非洲一系列部落、種族和民族的權力爭斗，其結果導致慘不忍睹的“滅絕性大屠殺”。

2.過程推理法。任何矛盾、沖突的激化都有其發生、發展、變化的過程；而過程是分為不同階段的，從前一個階段發展到下一個階段是有條件的，其中關鍵性條件居于主導地位。1991年海灣戰爭前夕，美國數十萬大軍向海灣地區集結。當時國際社會對美國下一步動作有兩種判斷：一種認為美國企圖以兵臨城下、炫耀武力，迫使伊拉克屈服；一種認為美軍向伊拉克發動武裝攻擊勢在必行。事實證明后一種判斷是正確的，因為，當時居主導性的條件是，蘇聯不可能因伊拉克與美國直接對抗，而美國要以高科技軍事打擊能力證明誰也不能違抗它的意志，以建立美國主導下的“世界新秩序”。任何事情的發展過程都有它自己合理的邏輯延伸，但卻以條件為轉移，在這種條件下會向這個方面延伸，在那種條件下會向那個方向延伸，關鍵是要搞清楚條件是什么。

3.利益平衡推理法。國家的對外行為都是為了追求本國利益，但是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卻受不同層次的利益制約。科索沃停戰協議簽訂后，俄羅斯搶先占領了科索沃首府機場。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把為數不多、孤立無援的俄羅斯軍隊趕走，這可以輕而易舉地辦到；一種是容忍俄羅斯的行動。美國選擇了后者，因為，前者雖然符合美國的利益，但避免與俄羅斯直接對抗具有更大的利益。美國曾多次企圖對朝鮮實施軍事打擊，摧毀朝鮮的重大軍事裝備基地。但它會遭致朝鮮對韓國的報復性軍事打擊，而漢城地區集中了韓國大部分重要的經濟設施，它們都在朝鮮大炮的有效射程之內。韓國成了朝鮮阻止美國對其實施軍事打擊的“抵押品”和“人質”。所以，美國對朝鮮的軍事行動首先遭到韓國的反對，韓國難以用民眾大量死傷、經濟倒退數十年的代價，來接受美國對朝鮮軍事打擊的勝利。當然，韓國是美國在遠東的一個重要前沿基地，韓國受到巨大破壞在根本上也不符合美國利益。基于這種利益掂量，美國不得不接受韓國對朝鮮的“陽光政策”。現在世界上的許多事情是聯在一起的，利益是交織在一起的，善于把各種利益結合起來綜合平衡，是尋求合理的危機預期的重要方法。

4.實力對比推理法。實力對比依然是影響國際矛盾、沖突的基本因素。實力的不對稱性往往決定了過程、結果的不對稱性。僅僅憑南聯盟非常有限的軍事實力對抗美國為首的北約軍事打擊，難度之大完全在意料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實力對比是絕對的。但是，在擁有的實力與可使用的實力、可使用的實力與可使用的限度這個意義上說，實力對比又是相對的。2000年年初，俄羅斯頒布新軍事學說，不僅繼續對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作承諾，而且明確宣布“在俄羅斯及其盟友遭到侵略、以及在依靠常規手段無法制止俄羅斯作為一個國際關系的主體和主權國家消亡的情況下，俄羅斯將被迫使用核武器”。面對其對手的步步緊逼、擠壓，俄羅斯的這種宣示無疑使其對手在可使用的實力與實力可使用的限度方面大打折扣。盡管在觀念上，其對手可以認為俄羅斯沒有什么優勢，但在行動上卻不得不想想自己的難處。這種反差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俄羅斯與其對手關系的走勢，影響潛在危機的發展趨向。就此而言，研究對立雙方實力對比的相對態勢，對研究危機的預期具有重要價值。

四、預防外交的“剛柔相濟”

應付危機、沖突的跡象或預兆，在傳統上由于迂回——回旋的余地、可使用的手段有限，國家間相互依存度幾乎沒有(或者很小)，所以通常使用剛性應對，諸如使用外交交涉、軍事威脅，并往往在事實上用最終手段(戰爭)解決問題。一部國際關系史，實際上是一部戰爭史。剖析戰爭爆發的原因，展示戰前外交合縱連橫的全景，呈現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景象。戰爭過程中的外交往來，戰爭結果的處置，諸如此類的往復，充斥著歷史的大部分篇章。中國歷史上盡管有“預防外交”的先例，諸如采用“和親”政策、睦鄰政策，向對方施以“皇恩”，但邊界戰爭依然不斷。兩次世界大戰的慘重教訓，以及二戰后多次熱戰的結果，都表明完全剛性應對無助于把危機、沖突在跡象顯露、預兆出現時期得到控制或化解，并沒有真正起到預防作用，必須另辟蹊徑。

預防外交在不排除“剛性應對”的前提下，更強調“剛柔相濟”的作用，這不僅由于各國之間相互依存度日益達到不可分離的程度，而且由于人民的覺悟和對安定、富裕的追求，“剛柔相濟”更有了施展的余地，諸如：

1.進行充分的具有親近感的意見交流。充分地交換意見，這對矛盾雙方沒有任何害處，只會增進相互了解和理解，只會有助于尋求矛盾的解決。現代交通、通訊的便捷，使相互交流意見、面對面地交換意見變得十分容易。首腦之間互通電話、工作會晤、信函往來以及較低級別外交官之間的穿梭往返，都已相當普遍。“第二管道”的出現更有新意。現在又有“第三管道”、“第四管道”之說，這表明廣開交換意見的渠道具有極大的潛力。

2.擴大經濟、科學、技術、文化和教育多種形式的接觸。現代國家間關系幾乎涉及人類生活的所有側面。特別尖銳化的矛盾與沖突僅僅是其中某個側面，不以某個側面發生障礙而阻斷其它側面的接觸、聯系與合作，已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這樣做不僅可以把某個側面的矛盾沖突激化所造成的損害降到最低限度，還可以利用其它側面的關系來制約正在激化的那個側面，甚至作為一種補償，使雙方找到利益的接近點。

經濟合作、國際援助、國際貿易日益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預防外交手段。一個成功的國際援助計劃，不僅使受援國得到實惠，而且可以給援助國帶來多方面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有助于關系的改善和發展。越來越多的國際經驗教訓表明，國家之間的經濟、貿易、金融方面的依存度日益成為加強相互關系的紐帶。通過國際援助發展經濟合作，促進貿易、金融、經濟相互依存度的提高，正成為各國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舉措，這也是避免危機和實施預防外交的條件和基礎。

3.充分發揮影響對方公眾情緒的能力。當今世界，一國的外交行為越來越受到公眾情緒的驅使，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外交部門能獲得的信息，普通的國內公眾極大部分都能得到，情報信息的透明度已經進入尋常百姓之家。此外，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公眾影響政府決策的渠道和能力大大加強。這種公眾情緒轉化為國內的政治斗爭、黨派斗爭，就會建立起影響政府外交行為的直接通道。如何影響對方國內的公眾情緒，已成為現代外交不得不考慮的問題。10多年前，美國媒體一度幾乎一無例外地充斥著對中國的譴責聲，成篇累牘，無休無止。扭轉美國媒體的態度，成了中國緊迫需要解決的問題。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驟，影響美國媒體轉向、降溫。“取信于民”是歷史唯物主義原則。要使民“信”，就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媒體和因特網，充分利用對方的信息手段同國外公眾和機構對話，宣傳自己的原則和政策，提供充分的情報和信息，以增強自己的影響能力。為此，需要一大批忠誠于國家利益的國際問題評論家。他們具有良好的理論造詣和專業才能，了解對方的思維習慣和接受方式，及時地利用國外媒體和國際互聯網絡，向對方公眾傳遞情報和信息，贏得對方公眾的支持。現代外交表明，如果乙國不能影響甲國的公眾情緒，將會最終失去對甲國政府的影響能力；如果乙國能迅速、有效地發揮自己的影響力，一旦爆發危機和緊急情況，就等于在對方公眾層面上筑起一道阻止“事件”惡化的“防火墻”。也就是說，影響對方公眾情緒是預防外交的重要手段。

五、預防外交的靈活性與創造性

預防外交的成功與否，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于一般外交的功底。例如，為了成功地實現某項國際投票獲得對己有利的穩定多數，事前對有關國家做工作可以算為預防外交，但成功與否，則取決于以往與這些國家的關系。一般外交的良好功底能保證在關鍵時刻得到國際社會有益的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說，一般外交的良好功底具有預防性功能。在關鍵時刻，能否得到國際社會有益支持通常被認為是衡量一般外交功底是否扎實的標志。

但是預防外交的一個很重要的任務，是對付沖突和復雜的緊急情況。所以，除了依靠一般外交所積累的功底，在實施操作上需要更大的靈活性。

1.保持溝通渠道的暢通。在緊急情況下，各種意外的情況都可能發生。意外情況的發生可能導致雙方對峙的無端升級，加速形勢的惡性化，造成不必要的、雙方都不希望出現的損害。所以，保持溝通渠道的暢通，是避免誤會、澄清情報信息的重要條件。

2.抓住適當時機或機會，及時進入官方層面或正式層面上的對話。對話或許成功，或許失敗，但磋商、談判總比不磋商、不談判要好。不拒絕對話，是現代沖突雙方通常都具有的基本立場。對話不一定能消除分歧，但它可以使溝通渠道正規化，并為沖突雙方尋求共同點開辟新的起點。當然，在何種條件下進入對話，不僅因國而異，而且因事、因時而異，沒有統一的標準模式。

3.及時開辟“第二管道”。通過“第二管道”進行坦率的、建設性的交流，可以成為官方交流、對話的前奏與補充，縮小認知上的差距。由于“第二管道”是非官方層面，所以即使在非常緊急情況下，依然能保持寬松的氣氛，非情緒化地討論對雙方都有益的問題。

4.動員“公眾外交”的積極作用。及時透過適當的“管道”向國內民眾與國外民眾傳送情報和信息，并將其轉化成“公眾外交”，轉化成公民與組織對外國政府的影響能力，這既需要開放的心態，也需要很高的藝術。如果能把“公眾外交”的積極性動員起來，就足以造成龐大的、沒有編制的“外交”隊伍。

5.巧妙的策略運用。與一般外交相類似，預防外交也需要巧妙的策略與綜合動用國際上通常采用的方法，包括(1)警示性：及時設置明確的底線，使對方明白這條底線是絕對不能逾越的，否則要承擔難以承受的后果；(2)圍堵法：造成對方在輿論上、外交上、經貿關系上的孤立狀態；(3)誘導法：讓對方明白自己的合理、合法利益所在，明白如何才能謀取這些利益；(4)抵押法：將對方的某部分重大利益作為抵押，讓對方知道失去更巨大利益的可能；(5)邊緣法：不懼怕進入邊緣性狀態，以顯示自己的意志，讓對方知道后果的預期。

6.實施獎勵優先，獎懲并舉，發揮恩威兼施的感染力。在危機跡象出現后，為了阻止事態惡化，適時地發出獎勵與懲罰信息是十分重要的。無論獎勵還是懲罰都有明確、完整、合理的前提條件，而這些條件都是非常現實的。實施獎勵優先，當然不是獎勵對方挑起事端，而是為了尋求自身最大的國家利益。懲罰對方必須以“真實”為前提。如果對方感到因拒絕獎勵而將受到的懲罰是絕對不合算的，那就很難不選擇接受獎勵。

預防外交在策略和手段上的靈活性要想取得成功，在解決問題的方式上需要更大的創造性。從根本上而言，任何沖突的發生和擴大對沖突雙方均會造成損害，單贏是不可能的。高科技時代的戰爭更加復雜難打，為戰爭付出的代價更加巨大。盡量避免沖突發生，盡量避免沖突演變為高科技戰爭，都是雙方不得不考慮的問題。這就在客觀上預留著和平解決的空間。問題是如何利用這個空間，以創造性的方式和平解決沖突。歷史上，德國與法國為爭奪阿爾薩斯、洛林，在200多年間經歷了無數次戰爭，而主張“歐洲煤鋼聯營”的“舒曼計劃”不僅使結束德、法世代敵對狀況變成了現實，而且開始了西歐的聯合和一體化進程。此案例堪稱創造性解決方式的典范，其特點就是以建立超政府的管理機構來擱置對主權的爭議。中國以“一國兩制”與英國和葡萄牙解決了香港與澳門問題，同樣也是創造性解決爭議的典范。這些實例表明，以創造性方式解決爭端是可能的。當然，針對不同的問題，究竟要設計何種創造性方式，正是預防外交所要不斷研究和解決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