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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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11事件”，尤其是美俄關系出現重大變化后，美國政要在不同場合多次聲稱，長達十年的“后冷戰時代”已宣告結束，一個新的時代正在到來。(注：有關論述甚多，具代表性的言論可參閱：RemarksbySecretaryColinL.PowellatBusinessEvent,Shang-hai,People''''sRepublicofChina,October18,2001;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
CondoleezzaRiceonTerrorismandForeignPolicy,SAIS,JohnHopkinsUniversity,
Washington,D.C.April29,2002;DonaldH.Rumsfeld,“TransformingtheMilitary”,ForeignAffairs,May/June2002;RichardN.Haass,“DefiningU.S.ForeignPolicyinaPost-Post-ColdWar”,RemarkstoForeignPolicyAssociation,NewYork,April22,2002.)關于這個“新時代”，概括得較具理論性并逐漸流行開來的，是由國務卿鮑威爾首先提出，(注：RemarksbySecretaryofStateColinL.PowellaftertheMinisterialCouncilofthe
OrganizationforSecurityandCooperationinEurope(OSCE),Bucharest,Romania,December4,2001.)經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理查德·哈斯全面包裝的所謂“后后冷戰時代”。(注：RichardN.Haass,“DefiningU.S.ForeignPolicyinaPost-Post-ColdWar”,RemarkstoForeignPolicyAssociation,NewYork,April22,2002；RichardN.Haass,“U.S.-RussianRelationsinthePost-Post-ColdWarWorld”，RemarkstoRandBusinessLeadersForum,TenthPlenaryMeeting,TheMarkHotel,New
York,June1,2001.)一時間，“后后冷戰時代”的提法不脛而走，雖然在美官方重大報告(如新近出籠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沒有體現，但屢被美國政界、學界提及，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成為當前關于時代定性問題最具影響的新名詞之一。
實際上，“9·11”前后，已有學者探討過“后后冷戰時代”的概念，(注：美國太平洋論壇主席科薩也就此發表過專文，參見：RalphA.Cossa,“TowardaPostPost-ColdWarWorld”,PacNetNewsletter41,October12,2001.)但此番從美國政要口中說出，顯然別具意義。世界真的已經進入“后后冷戰時代”了嗎?它與“后冷戰時代”的區別主要是什么?這種新的時代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變著美國的對外戰略?它是美國政要頭腦中炮制出的“幻念”，還是有可能成為某種“范式性”的東西被國際社會逐漸接受?認清“后后冷戰時代”觀的本質對于中國外交戰略的意義何在?鑒于國內學者對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試就此做些分析和思考。
一、探討時代問題的意義
如何給所處的時代定性，一直是國際問題研究者們最為關切的“大戰略”問題。冷戰結束后，圍繞時代定性問題的討論在國內外可以說從未中絕。不過，對于用“后冷戰時代”界說冷戰后的十年，人們并未產生歧異。原因在于，冷戰遺產之消失有個過程，以美蘇兩大陣營對抗為主要特征的冷戰雖然結束，但北約的去留問題、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問題、中東歐國家的未來發展方向問題等“冷戰遺跡”仍隨處可見，大國結盟對抗、制衡外交泛濫等“冷戰思維”也揮之不去。正因為這些顯而易見的事實，使“后冷戰時代”的提法未遭遇大的挑戰，冷戰后十年各國關于時代問題的討論基本是在“后冷戰時代”這個框架內展開的。
但是，隨著新世紀(同時恰好也是新千年)的來臨，特別是20世紀最后一場戰爭——科索沃戰爭的打響及其深遠影響，人們已不能滿足于繼續沿用“后冷戰時代”這個明顯帶有過渡性質的說法來界說或觀察冷戰結束十年后的現實。1999—2000年間，無獨有偶，中國與美國分別展開了一場關于時代問題的大討論。由于“炸館”陰影的籠罩，中國的討論主要圍繞“和平與發展”是否仍是時代主題、國際戰略格局究竟是“單極還是多極”、世界主要矛盾是否是“稱霸與反霸”等傳統命題展開，(注：關于這場大討論的基本觀點，參見：安衛、李東燕：《十字路口上的世界：中國著名學者探討21世紀的國際焦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11月；《世界知識》，2000年第15、16、18、20期相關文章。)其中關于“和平與發展”問題的論戰，激烈程度幾近劍拔弩張。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一些中國學者曾提出過“新冷戰”的概念，但曇花一現，未流行開來。相較中國而言，美國人的討論更為多元化，除純學者外，大企業家、金融巨頭、媒體精英乃至政要也都參與其中，提出所謂“美國全球科技霸權時代”、“信息革命時代”、“新中世紀時代”、“模糊和不確定的時代”、“資本主宰世界和平的時代”等不一而足的觀點。(注：美國方面大討論的主要觀點，參見ForeignPolicy,Summer2000.)有意思的是，盡管中美雙方是在不同的意境、背景中探討問題，卻都沒能給“新的時代”一個為人普遍接受的“說法”。
但這種討論絕非學者們的庸人自擾，恰恰反映出特定的“時代觀”具有的重大戰略導向和政策指針意義。對于時代的不同理解必然生成不同的世界觀、戰略觀，進而直接影響一國內外政策的制定。在學者們關于時代問題大討論的基礎上，各國政府顯然也從不同角度給時代定下對國家發展戰略具指導意義的基調。仍以中美兩國為例。中國官方的經典定位是“和平與發展依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題，但出現了新的不穩定因素”，(注：：“共同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2002年新年賀辭”，《人民日報》，2002年1月1日。)“進入新世紀，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的主題”。(注：：“共同創造一個和平繁榮的新世紀——在德國外交政策協會的演講”，《人民日報》，2002年4月11日。)對此更為具體的闡釋是下面這段話：“從總體上看，國際格局和形勢發展的基本趨勢并未因‘9·11事件’而改變。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世界多極化在曲折中繼續發展，我國面臨的國際環境依然是機遇大于挑戰。總體和平、局部戰爭，總體緩和、局部緊張，總體穩定、局部動蕩，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國際形勢發展的基本態勢。”(注：“縱論世界風云，暢談中國外交——唐家璇外長接受人民日報記者專訪”，《人民日報》，2001年12月17日。)這種定位顯然是對中國國家發展大戰略及所面臨的國際形勢進行綜合評估后的一種高度概括，既是對國內主流意見的反映，也適應著中國“利用戰略機遇加快現代化建設”的基本國策。不過，上述提法更多是對時代性質、內容或主題的說明，是一個具有跨越幾十年意義的相對長期的戰略判斷，而不僅僅是從國際政治角度對特定時代的界定。
克林頓執政時期的美國，正好跨越所謂“后冷戰時代”，因此克林頓的內外政策明顯帶有某種過渡性質。但是，隨著北約東擴、美日同盟關系調整、美與中俄關系逐步改善等一系列重大“對外工程”的初步完結，特別是隨著新世紀的迫近，克林頓政府也開始思考如何給所謂“新時代”定性的問題。結果，克林頓選擇用一個超越“冷戰”觀的“全球化”概括其所面臨的時代，而不是繼續糾纏于“冷戰”概念。因此，“全球化”這一時代觀是世紀之交美國出籠的幾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理論指導，也幾乎就是信奉新自由主義的克林頓政府外交理念的濃縮，即美國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時代利用其獨特領先優勢最大限度地維持“一超獨霸”地位。(注：SamuelBerger,“DiplomacyinGlobalizationAge”,ForeignAffairs,November/December,2000.)體現在政策執行層面，即是更強調大國依存與國際合作、更看重經濟安全和非傳統威脅，更偏向國際組織和多邊主義，更愛用接觸而非遏制，也更注重全球管理。受美國這種“全球化”時代觀的影響，世界主要國家也多從全球化相互依存角度思考國際政治、經濟問題，整個世界似乎呈現出某種“告別冷戰”舊時代，邁向全球化新時代的氣象。
二、美國人頭腦中的“后后冷戰時代”
新世紀初，國際政治的發展從多個方面呈現出更加鮮明的新面貌。一方面，中、俄、歐(盟)等主張多極化的主要政治力量全力追求雙贏、多贏的大國關系，為新世紀的開局創造出一派新的氣象；另一方面，俄、美兩個冷戰對手在世紀初年分別更換了最高領導人，俄羅斯由更具新世紀眼光的普京取代帶有冷戰色彩的葉利欽，美國則由標榜新保守主義、具冷戰意識的布什取代新自由主義者克林頓。新人新政給全球政治帶來新的面貌，預示著一個國際政治新時代已然到來。“9·11事件”的突然發生，則成為新舊時代的轉折點。
與克林頓執政理念不同、支撐力量不同、核心班子成員背景不同的布什新政府，顯然從另一個視角觀察這個新時代，即所謂“后后冷戰時代”。根據理查德·哈斯的解釋，“后后冷戰時代”是“以美國居主導地位、大國沖突的概率很低、民主和自由市場經濟得以擴展等一系列現實所定義的時代，也是一個區域沖突不斷、貧困持續蔓延、全球化的益處不能被廣泛共享和跨國性挑戰不斷增加的時代，是一個越來越嚴峻的跨國性挑戰與仍然重要的傳統性問題相互交錯的時代”。(注：RichardN.Haass,“U.S.-RussianRelationsinthePost-Post-ColdWarWorld”,RemarkstoRandBusinessLeadersForum,TenthPlenaryMeeting,
TheMarkHotel,NewYork,June1,2001.)這段文字可謂內涵豐富。綜合布什政要的言論看，“后后冷戰時代”的出籠主要基于兩個標準：一是“9·11事件”對美國對外戰略及國際政治基本結構的撼動，二是美俄關系變化對國際戰略格局的影響。在“后冷戰時代”之前再加一個“后”字，意思是世界(美國眼里的世界)已進入一個不同于“后冷戰時代”的新時代。其“新”處有三：
(1)“后冷戰時代”以不確定性為主要特征的過渡期基本結束。賴斯說：“‘9·11事件’撼動了國際政治的基本結構。國際體系在蘇聯解體后一直動蕩不安，現在這種過渡期有可能告一段落。”(注：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CondoleezzaRiceonTerrorismandForeign
Policy,SAIS,JohnHopkins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29,2002.)一方面，后冷戰時代美國關于“傳統威脅”(潛在大國的挑戰)與“非傳統威脅”孰輕孰重的辯論因世貿大廈的轟然坍塌而暫時告一段落，以恐怖主義為標志的“非傳統威脅”(布什稱其為“新極權主義威脅”)很明確地擺在了威脅的首位。另一方面，美俄關系經過冷戰后十年的相互磨合，在“9·11”后基本實現了關系的正常化與穩定化。盡管這一變化在后冷戰時代已經開始，但那時的兩國關系更多以起伏不定、相互猜疑為特征。今天，俄羅斯正式成為西方八國集團的平等成員，與北約的關系實現了由“19+1”到“20”的轉變，美俄在導彈防御這樣的敏感問題上也展開合作，表明雙方關系未來的前景應該是超越了先前的“不確定性”的。顯然，美俄關系的這種變化將帶動整個國際關系的變化。
(2)美國的安全觀和戰略觀發生了有別于后冷戰時代的根本性變化。盡管美國一些歷史學家認為“9·11”無法與“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論，“人們會記住它，但它不會真正改變歷史進程”，(注：“ADateWithHistory”,Newsweek,September9,2002.)但多數人認為“9·11”是“美國改變的一天”。賴斯(她的一位同窗好友死于這次襲擊)稱，“9·11”后，美國“對自身脆弱性的天真無知業已終結”(注：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CondoleezzaRiceonTerrorismandForeign
Policy,SAIS,JohnHopkins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29,2002.)，拉姆斯菲爾德(“9·11”當天他正在五角大樓，親身體驗了恐怖襲擊的沖擊)說：“我們國家已經習慣了的安全環境已隨之消失。”(注：DonaldH.Rumsfeld,“TransformingtheMilitary”,ForeignAffairs,May/June2002.)自1812年來，本土安全首次成為美國的中心安全問題。相應的，布什政府宣布組建專注本土安全的第十大司令部——北方司令部和第14大部級單位國土安全部。對于講求“小政府”的共和黨而言，這些舉措無疑是革命性的。在這種安全觀的影響下，自由與安全的關系、政府的職能、移民政策等一系列關系美國民生乃至立國之本的問題也被一一受到檢驗。美國的戰略觀也出現自冷戰結束以來最深刻的變化：軍事、國防、安全戰略由“基于威脅”到“基于能力”(注：QuadrennialDefenseReview,DepartmentofDefenseoftheUnitedStates,September
30,2001.)，由準備“敵人來了怎么辦”到設想“我是敵人該準備什么”(注：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就明確指出，“我們不再圍繞打敗這個或那個國家的計劃而建設美國的武裝力量，而需要審視我們的弱點。像腓特烈大帝在其《戰爭通則》中所說的那樣詢問自己，‘如果我是敵人，我會制訂怎樣的戰略?’然后對軍隊進行必要的改革”。DonaldH.Rumsfeld,“TransformingtheMilitary”,ForeignAffairs,May/June2002.)，由倡導“預防性防務”到強調“先發制人”(注：“PresidentBushDeliversGraduationSpeechatWestPoint”,RemarksbythePresident
at2002GraduationExerciseoftheUnitedStatesMilitaryAcademy,WestPoint,New
York,June1,2002.)；核戰略則以“單方面確保摧毀”取代“相互確保摧毀”；導彈防御系統問題也最終結束辯論開始上馬。“布什主義”、“先發制人”、“邪惡軸心”、“反恐劃線”等一系列新的軍事外交術語不斷涌現，從另一個側面表明美國人的戰略觀確實在變。一句話，“9·11”后的美國危機意識上升，更加信奉軍事實力和強權即公理(賴斯說：“強有力的軍事力量在國際政治和安全領域至關重要。”(注：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CondoleezzaRiceonTerrorismandForeign
Policy,SAIS,JohnHopkins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29,2002.))。正是這種巨大的轉變，使部分美國學者認為布什戰略觀完全改變了自冷戰以來美國形成的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外交傳統，是在追求一種全新的“帝國主義戰略觀”。(注：認為“9·11”后布什的戰略觀出現了有別于美國傳統的七大根本變化。詳見：G.JohnIkenberry,“America''''sImperialAmbition”,ForeignAffairs,September/October,2002.)
(3)世界進入一個美國主導的大國合作新時代。布什稱：“今天，大國由于具有共同的價值觀而越來越團結……我們必須建立牢固的大國關系。”(注：“PresidentBushDeliversGraduationSpeechatWestPoint”,Remarksbythe
Presidentat2002GraduationExerciseoftheUnitedStatesMilitaryAcademy,West
Point,NewYork,June1,2002.)賴斯說：“我們可能正處在‘世界不再被大國間競爭所困擾’的時代的轉折點。”(注：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CondoleezzaRiceonTerrorismandForeign
Policy,SAIS,JohnHopkins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29,2002.)鮑威爾也一再強調，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大國之間發生戰爭“幾乎是不可想象的”。(注：RichardN.Haass,“DefiningU.S.ForeignPolicyinaPost-Post-ColdWar”,RemarkstoForeignPolicyAssociation,NewYork,April22,2002.)這些言論反映了美國政治人物對“9·11”后大國關系的新視點。“9·11”使美國本能地將戰略重心置于“固本強身”，因此，在別人看來屬于“新軍國主義”的作為，在布什等人眼里是唯一正確選擇。在完成了對內各項“反恐”工作的重組之后，布什要做的，是在國際上實現大國關系的重塑。經布什外交團隊反復商討由哈斯提出來的所謂“融合戰略”(DoctrineofIntegration)，即是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其核心是以反恐聯盟為平臺構筑新大國關系格局，以融和拉的一手將主要大國納入美國主導的西方“自由世界共同體”。為此，將世界分成“善”與“惡”、“秩序”和“混亂”兩大陣營；恐怖主義及其庇護國、“邪惡軸心”國被劃歸堅決打壓的“惡”或“混亂”陣營，其他國家則均屬“善”類，被視為可以聯合的對象；在確立了此種二元對立的陣營之后，美國對外戰略的中心任務，就是最大限度地籠絡與“惡”勢力對立的國家，然后以是否反恐、是否接納自由價值觀為標準，將其進行再劃分，以超強實力為依托、以主動出擊為手段，對其分門別類進行整合，從而塑造反恐時代下新的國際關系秩序，超越老布什“世界新秩序”構想，完成美國霸權戰略的最終布局。世界各主要國家客觀上站在反恐陣營一邊，美、俄關系的重大調整，極大程度上強化了布什政府整合大國關系的意愿。布什最近主動改善美中關系，也是“融合戰略”的題中應有之義。
然而，“后后冷戰時代”這一概念畢竟仍保留了“冷戰”二字。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在“冷戰”前一再加上一個“后”字，而不以一個超越“冷戰”的新名詞取而代之，從布什等人的思維出發，一方面表明，這個世界的許多冷戰遺跡并沒有因“9·11”和美俄關系調整而消失殆盡。正如哈斯所說，當今是一個“越來越嚴峻的跨國性挑戰與仍然重要的傳統性問題相互交錯的時代”，以美國為首的大國繼續擴充軍力，印、巴連續試驗核武器和遠程導彈，諸多的區域性沖突不斷出現和升級，等等，表明冷戰遺留下來的許多傳統性問題仍很嚴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布什班子不同于克林頓政府的政治理念和思維特點。在信奉新自由主義的克林頓那里，即使在“9·11事件”沒有發生之前，也更愿意用“全球化時代”概括依然帶有某種冷戰色彩的新時代，顯示出超越冷戰的遺愿；而布什政府的“后后冷戰時代”觀雖力圖跳出“冷戰”框架，卻寧愿在“冷戰”二字前再加一個前綴，結果仍然在“冷戰”框架內兜圈子。人們一再說布什班子成員多帶有冷戰思維，愛炫耀實力，從這似乎也可見一斑。布什與克林頓時代觀的差異，恰是兩屆政府在一系列問題上認知不同的根本原因。在布什等人看來，克林頓高唱“全球化”大調，積極奉行與前敵手、未來對手全面接觸的方針，是以犧牲美國安全利益換取天下太平、犧牲美國經濟利益換取全球繁榮，結果，“潛在對手”在逐漸壯大、“無賴國家”在繼續作亂、同盟國家則漸行漸遠，致使“后冷戰時代”為美國提供的所謂“戰略機遇期”被白白地浪費。
因此，布什等人依然從冷戰延續性視角觀察問題，還有一層彌補克林頓“戰略過失”的用心。其戰略思維邏輯是這樣的：蘇、東解體意味著冷戰終結，世界進入“后冷戰時代”；“后冷戰”十年美國重點解決的是歐洲和美俄關系問題，科索沃戰爭與北約東擴不僅使后冷戰時期的美歐同盟關系繼續保留下來，拔除了歐洲最后一個冷戰“瘤子”(南聯盟)，而且擠壓了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將其徹底阻止在歐洲大陸之外；“9·11事件”發生后，美俄關系的深度變化(尤其是美軍進駐中亞)，則進一步使帝國的俄羅斯成為普通的俄羅斯，由此，所謂“后冷戰時代”告一段落。根據這條邏輯線索，美國之所以又拋出所謂“后后冷戰時代”說，顯然是將繼續繃緊安全、利益兩根發條，將下一波戰略重點轉向“后冷戰十年”用力不夠的區域和國家，即中亞、中東及亞太地區和中國、印度等“轉型國家”。因此，從第一、第二階段反恐戰場到所謂“邪惡軸心”，從《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提到的所謂戰略“弧形地帶”到美國國防部最近反復強調的要隨時防范“該地區資源性強國的挑戰”，以及布什不顧國際輿論反對執意“倒薩”，均表明美國的“后后冷戰時代”觀確有更深層次的目的——不只是對時展的客觀描述，也包含主動塑造世界的戰略用心。
三、“后后冷戰時代”觀能否為國際社會所接受?
“9·11”對美國的深度沖擊，世界各國雖一樣受到震撼，卻未必像美國人那樣感同身受。但是，時代的發展有其內在規律，即使沒有“9·11”，國際關系和國際格局也在發生重大變化，“9·11”則顯然加速了這一變化——道理很簡單，美國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它變了，世界局勢當然也就跟著變；世界局勢變了，“后冷戰時代”的終結自然就有一定道理。這是“后后冷戰時代”觀被國際社會部分認同的一個根本前提。
從“9·11”后國際社會的現實圖景看，全球政治確實出現了引人注目的重大變化。首先，人們對“和平與發展”這一主題有了更為普遍的認知和認同，對和平的性質、發展的意義理解也更加深刻，即和平不等于安全、發展需兼顧南北、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同步推進。這一認識反映在各國政策層面，則是反恐怖、反衰退成為全球中心議題。恐怖襲擊主要針對美國，但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牽動世界各國的神經。不僅各國領導人在不同場合言必稱反恐是共同任務、恐怖是人類公害，紛紛將危及本國安全的恐怖主義勢力納入全球恐怖主義范疇，以期借助國際之力清除隱患，而且明顯加大了恐怖主義、危機管理、與“恐”相關的民族宗教等領域的研究。與此同時，恐怖主義引起人們對其根源的深刻反思，如對貧富差距、南北差距拉大的警覺和重視，進而圍繞反貧困、反衰退大做文章；而容易滋生恐怖主義的走私、跨國犯罪等非傳統安全問題也一躍而升為各國重要安全議題。這種新的認識，使各國有可能跳出“大國沖突”這一冷戰窠臼，開始共同應對人類面對的新型的、非傳統的安全。(注：主要防范傳統威脅的北約在“9·11”后開始實現功能的轉化，根據北約多位領導人的說法，北約正越來越成為一個“反恐聯盟”。)這種認識始于“后冷戰時代”，但真正成為潮流則是“9·11”后的事。
其次，國際格局出現有別于“后冷戰時代”的“部分質變”。一方面，“9·11”后美國實力的“動態展示”和大國迎美、順美之風盛行，(注：如對于布什以“反恐劃線”組建國際反恐聯盟，幾乎所有大國很快作出了反應，明確站在了反恐聯盟陣營。又如，對于以色列將坦克圍住阿拉法特官邸這種歷史少有的鏡頭，各國幾乎視若無睹。關鍵原因還在于以色列背后有美國的支撐。)使人們對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實力和霸勢認識更深刻，法、德一些學者開始用明顯帶有貶義的hyperpower(有“超級霸權”之意)取代superpower指稱美國，中國也有部分學者認為目前還是美國單極霸權時代。(注：筆者在京參加的一些國際形勢研討會上經常聽到類似觀點。)一度極為流行的“一超多強”格局說、“單極向多極過渡”說開始重新引起人們思考，對美國的實力地位也開始更為客觀的評估。另一方面，大國關系也呈現若干新的特點。“后冷戰時代”，大國關系雖然也在不斷分化組合，但仍然帶有濃厚的冷戰痕跡，以北約東擴深化美歐同盟關系，以“新指針”強化美日同盟關系，是這一時期國際關系的主旋律；與此相對，中俄關系因面臨美國的同時擠壓而加強了戰略協作，盡管人們用新的視角觀察中美俄新三角，但沒有人否認其多少保留了中美蘇大三角相互制衡的痕跡。美國對中俄“潛在挑戰”保持高度警惕，俄羅斯視中亞為禁臠之地，中國對美國亞太駐軍心存戒備，都反映出大國之間的極度不信任感。“9·11”后，這種局面雖未徹底改觀，但出現新的氣象：美軍進入中亞并未受到來自俄、中的反彈，俄美調整關系并未影響中俄戰略協作，中美關系也迎來轉寰的契機。更重要的是，中美俄三國首次面對恐怖主義這一共同威脅，使三國關系首次有可能實現從“相互制衡”向“相互平衡”的轉變，具有了某種新的特質。在大國關系中，美歐“復合型矛盾”上升也是一個新突出的因素。美國著名戰略家羅伯特·卡根在《強者與弱者》一文中毫不留情地寫道，由于美歐軍事實力和對武力的看法有差別，因而彼此已不再持有相同的世界觀，相互理解也越來越少，“美歐裂痕不是一個暫時現象，而很可能深化、長期化和持續下去”(注：RobertKagan,“PowerandWeakness”,PolicyReview,No.113.)。盟國之間存在重大矛盾、對手之間能夠積極合作，表明國際關系已超越“后冷戰時代”盟國對非盟國、大國相互利用這一簡單格局，呈現出彼此交融的新格局，“問題導向”(issueoriented)和“特定聯盟”(adhocalliance)有可能成為今后大國關系的主導性因素。
盡管“9·11”后國際格局發生了上述重大變化，因而使“后后冷戰時代”觀在國際上贏得部分認同，但是，各國也深切領會到，美國政要心目中的“后后冷戰時代”觀其實蘊涵著難以掩蓋的戰略意圖，與其說是對時代的定性，不如說就是“整合世界”的代名詞。特別是在布什“邪惡軸心”說出籠后，越來越多的國家感到世界離真正的“大國合作”還很遙遠；第一階段反恐戰結束后，布什政府似乎又開始恢復了“9·11”前的單邊做法，我行我素之舉接連不斷。如果說前一階段美國是在真反恐，國際社會也在真幫忙，那么當前階段美國似乎想“超越反恐”，國際社會也就不再買帳。正是這樣一種局面，使國際媒體對“后后冷戰時代”觀產生如下看法：“‘后后冷戰時代’給世界帶來的不是和平，而是新的戰爭狀態。”(注：[日]李鐘元：“美國正在制造新的戰爭狀態”，《朝日新聞》(晚版)2002年6月18日。)因此，更多人將“后后冷戰時代”觀當作美國人強加給世界的觀點，本能地產生抵觸情緒，以至出現一面與美合作反恐、一面批美單邊主義的特殊現象。這正是到目前此一說法仍未流行開來的主要原因。
四、“后后冷戰時代”觀對中國的意義
對于“后后冷戰時代”的提法，國內學者有兩種意見。一種是不以為然甚至排斥，認為這只是美國人的概念，不能用來概括當今時代；一種則大體認可，但或者未細加展開，(注：郭隆隆：“冷戰后‘慣性時期’的終結”，《國際展望》，2002年第12期。)或者不完全認同(注：參見龐中英：“一個變化，三大終結——論世界大變局的特點”，,2001-11-29.)。本文認為，認識“后后冷戰時代”的目的，，不在于簡單地認同或背書，而是知其然再知其所以然，以體悟其中內涵，謀求相應對策，做到心中有數。
國內國際關系研究圈內似乎流行一種態度，所謂“以不變應萬變”，在談論變化的同時最終總得落到“但是，大的格局沒有變……”，殊不知，“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對于變的東西不敏感地把握并及時地應對，結局總是被動的。如果我們能深刻理解美國冷戰后的新軍事革命及高科技在軍事領域的廣泛應用，或許就不會對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的結局做不切實際的形勢誤判。
“后后冷戰時代”觀對中國的意義是值得琢磨的。一方面，正如布什班子成員反復強調的，“后后冷戰時代”是大國合作的時代，因此希望以超越冷戰的新思維處理同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國關系。這對中國而言自然不是壞事。因為改革開放20多年的中國，基本走的是一條大國合作、融入國際體系的道路，而往往因為美國方面視中國為“潛在競爭對手”甚至“潛在敵手”的重重阻力，中國在這條路上走得并不輕松，中美關系也屢屢起伏不定。現在，在恐怖襲擊的沖擊下，美國終于從戰略高度意識到大國合作的重要性，并把主要威脅源鎖定為恐怖主義、極端勢力，這對于中國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爭取更長的戰略機遇期的對外總體戰略可謂利大于弊。美國最近承認并推動將中國的恐怖勢力“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組織列為國際恐怖組織名單，正是“新思維”的重要表現。能否抓住美國人的新思維給我們帶來的新機遇，中國人自己能否有超越“冷戰”和“后冷戰”的時代感至為關鍵。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清晰地觀察到，美國當政者仍不肯輕易舍棄“冷戰”二字。在筆者看來，一個重要原因是，認定歐洲的冷戰雖然結束，但亞太的冷戰依然存在；美俄的積怨雖然了結，美中、美印之間的隔閡仍有待清理。因此，根據布什班子的“后后冷戰時代”觀，其未來戰略用力的重點，除了繼續反擊恐怖主義外，就地區而言，將鎖定亞太和中東地區，這也正是“9·11”后出籠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中提到的所謂“弧形地帶”。美國第二階段反恐戰線幾乎都集中在中亞—中東—南亞—東南亞—東北亞這一線，不能說沒有這層戰略考慮。南亞沖突、半島和平、臺海危機，都在其計量之內。中東地區，以“倒薩”為先聲，“三管齊下”：以迫以退出占領區和迫巴變更領導人使巴以局勢朝有利于美國的方向發展；軍事打擊伊拉克拔除美國在中東的最大隱患；對沙特阿拉伯等伊斯蘭世界領頭羊恩威并至企圖加以改造。在亞太地區則是“多方出擊”：以“邪惡軸心”說脅迫朝鮮，使半島局勢服從美國利益；軍事重返東南亞，在東盟爭奪中占據有利位置；臺海政策清晰化，斷絕中國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念頭。就國家而言，則顯然主要針對中東伊斯蘭國家和中國、印度。哈斯非常明確地寫道：“‘后后冷戰世界’的一個重大挑戰和機遇是使中國和印度融入國際體系。”(注：RichardN.Haass,“DefiningU.S.ForeignPolicyinaPost-Post-ColdWar”,RemarkstoForeignPolicyAssociation,NewYork,April22,2002.)由此，以“先發制人”戰略打擊“邪惡力量”，以“融合戰略”改變中國、印度等轉型中的大國，一硬一軟兩手構成布什“后后冷戰時代”觀的對外戰略支撐。從這里，人們分明看到了反恐與謀霸的巧妙結合，誠如美國著名保守刊物《新共和》一篇文章所言：“美國真的需要將反恐戰爭與其更大的戰略孤立開來嗎?”(注：LawrenceF.Kaplan,“China''''sWaronTerrorismandOurs”,TheNewRepublic,July22,2002.)
如何融合包括中國在內的上述國家呢?賴斯的話似乎指明了方向：“這是一個類似1945年到1947年的時期，當時美國領導著擴大了的自由和民主國家，從而創造了有利于自由的新的力量平衡。”(注：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CondoleezzaRiceonTerrorismandForeign
Policy,SAIS,JohnHopkins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29,2002.)言下之意，美國將仿效當年改造德、日的方式改造當今尚未進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的大國。但是，畢竟時代背景發生了巨變，今天對中國等轉型國家的“改造”，顯然不能用當年對付德、日的方式，甚至不能用對付蘇聯的方式。如果說冷戰時期美國奉行的是“遏制戰略”，主要用強制的手段搞垮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后冷戰時代”主要采取“參與擴展戰略”，主要以經濟、文化、制度、價值觀的滲透擴展美國主導的“自由、民主、市場”體系，那么“后后冷戰時代”美國的戰略則是隱然成型的“融合戰略”。就是要憑借美國獨步天下的超強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以“反恐”為契機，以所謂“利于自由的大國平衡”為框架，整合世界主要大國，從而真正締造“美帝國時代”的大國關系新秩序。
從這個角度看問題，中國顯然面臨某種難以明言的戰略壓力。較之遏制戰略，“融合戰略”雖然更講求兵不血刃、和平演變，但緊迫性卻勝過以前。追溯美國謀求霸權(或稱世界領導)的歷史軌跡，可以清晰地發現，美國真正有機會成為世界霸主，只是冷戰結束后短短十幾年的事，此前充其量只能算作美蘇“爭霸期”。而在布什新政府看來，冷戰后從老布什到克林頓，美國政府并沒有很好利用自己的戰略機遇期“追剿窮寇”，而是白白浪費了寶貴的十年。結果，養虎遺患使薩達姆繼續在中東“作亂”；全面接觸使中國實力明顯壯大。因此布什要做的，是加快時間彌補前任的過失。執意“倒薩”和加快融合中國，顯然都是題中應有之義。當前，布什正積極調整對華政策，背后原因種種，最深層的原因，恐怕還是服務于“后后冷戰時代”觀指導下的“融合戰略”。
面對美國雖未公開化卻已在實質推進的所謂“融合戰略”，世界有兩種態度：一種是西方人認定的所謂“失敗國家”采取的頑強抵制；一種是俄羅斯普京采取的主動融入。對于將積極參與國際體系視為大戰略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而言，抵制顯然不是選擇，而全面融入也不符合自身利益。認清“后后冷戰時代”觀的大方向，把握美國新的戰略思維及其背后的戰略用意，穩妥、漸進、有原則地融入國際體系，可能是我們對外戰略用力的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