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債務一顆隱藏定時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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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給農村債務下過定義，我把縣鄉村三級行政組織所欠的債務叫農村債務。

全國農村債務到底有多少，沒有權威的統計數據，農村的問題很難提起人們的興趣。江漢平原的監利縣村級債務5。5億元，鄉級債務（含管理區）3億元，縣級債務1。5億元，三級債務10億元。在江漢平原，監利縣的農村債務不是最多的，屬中等水平，像江漢明珠——潛江市屬下的董灘村欠100多萬元高利貸的村到處都是，富饒的江漢平原是如此，全國的農村可見一斑。

全國有近3000個縣（市），平均每個縣（市）的債務按2—3個億計算，全國農村債務大約在6000—9000億之間，有專家學者說遠不止這個數，我還是比較偏向保守的。

6000—9000億是個什幺概念，農村人口約有9億，這就是說，農村人均負債約667—1000元。和城市欠債比這個數是不大的，但此債不能和彼債相提并論。

一是債主不同，城市欠債大多欠的國有銀行的錢，而農村欠債大多是欠私人的錢，屬于民間借貸；二是利率不同，城市欠債的利率不會超過5‰，而農村欠債的利率一般高于15‰，全國農村債務每年付息900—1350億元，而全國農民的合理負擔不到700億元；三是欠債的主體不同，城市欠債是企業、法人、是可以破產的，但農村欠債是政府，是村委會，是不能破產的；四是還債的方式不同，城市欠債是靠賺錢還債，農村欠債主要靠加重農民負擔還債。

一、農村債務形成過程及原因。

農村債務是從1996年開始大規模出現的。

1993年，農產品開始大幅漲價，農民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長，農業稅和各種亂攤派大幅增加，縣鄉村三級日子好過了：工資大漲；機構和人員膨脹；奢華作風開始盛行，房子、車子、手機、電腦等越配越高級，公費考察從國內發展到國外，從主要領導發展到一般干部，甚至村民辦教師也要出去考察。

1996年，農產品價格開始下滑，內地鄉鎮企業也大面積滑坡，中央出臺減輕農民負擔的13號文件，縣鄉村的收入增幅減緩，有不少地方出現了負增長，但是，支出卻剛性增長。借債成了普遍采用的緩解財政危機的辦法。由于國有商業銀行退出縣域經濟，農村信用社實力有限，借債的手伸向了民間，一種方法是成立農村合作基金會，利用高息吸納“存款”，用于政府消費；另一種方法是直接找民間拿30‰高利貸，由于高利貸管理混亂，“營運債務”一度發展成為干部的生財之道。

監利縣95年以前基本不欠債，且有80%鄉村有節畬，從1996年開始，全縣債務每年以2億元速度增長。農民負擔款征收難，上面追的緊，鄉村沒有辦法——借債；機構和人員增長快，行政支出不足——借債；抗災——借債；修房子、買車子……——借債；還舊債——借新債。當民間借債有了一定的規模以后，就形成了債務的惡性循環，監利縣每年支付農村債務的利息在1。7億元以上，而每年合理農民負擔總額也沒有1。7億元。

為了吸納更多的錢維持債務的惡性循環，民間的借貸的利息從1。5‰增加到了現在的30‰，有的地方達到40‰以上。這樣債務規模越來越大，增長速度越來越快，潛在的危機也越來越深重。

農村債務的數量對外界是絕對保密的。保密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混亂的管理。在一個村，一個鄉就是村長，鄉長也很難搞清借民間高利貸的準確數據；另一種是暗箱操作，一個村、一個鄉只有核心層的兩三個人知道債務運作情況，只有當這個核心“下臺”時，才公開家底。公開家底的時間越遲，潛伏的危機就越大。一旦公開家底，就會產生巨大的震蕩，引發無窮的變化。

巨額債務的形成，既有宏觀原因，又有微觀原因，其實質是經濟和社會諸多問題的綜合反應。

二、農村債務的危害

1、債務使農民陷入永無翻身之日的境地。

如果說農民負擔過重起初是因為機構和人員膨脹引起的，那幺現在，農民負擔雖有中央三令五申，但仍有增無減，則是債務危機所致。監利縣柘木鄉1997年因提早征收農民負擔，導致一農民服毒自殺，中央領導嚴令查處責任人，鄉黨委書記、鄉長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直接責任人被判三年。但1997——1999年，監利縣仍無視中央減輕農民負擔的三令五申，每年加重農民負擔2億元，人均200元，農民苦不堪言。盡管如此，監利縣的農村債務依然有增無減。

2、債務使鄉村干部變成“惡魔”

2000年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含淚上書朱總理，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引起了中央、省、市、縣的高度重視，湖北省委副書記王生鐵親自擔任監利縣農村改革工作組組長，可是，九月份王生鐵書記的工作隊剛走，“胡漢山”就回來了，監利3個月內逼死農民3人，一位農民因時欠村里的190元，現在要還1800元，該農民無力償還，竟拉去關在鄉里的“小黑屋”里給活活凍死了。另一農民因1995年欠集體3500元，利滾利后竟要還1。9萬元，該農民答應還1。4萬元，鄉村干部不同意，竟把他拉到鄉里關“小黑屋”……數天后，該農民在送往醫院的途中死亡。還有一位農民因其對收款“小分隊”不熱情，被“小分隊”強行抓去鄉里關“小黑屋”……身上多處被打傷，頭也被打破，該農民多次要求鄉里出錢醫治無果，含恨服毒自殺。在監利縣每年有上萬的村民因交不起稅費而被關“小黑屋”，且被強制下跪。

3、債務使鄉村官員永無寧日。

一般的鄉鎮幾乎都要面對幾千個債主，一般的村要面對上百個債主，現在的鄉干部每天都要給債主說好話，債務就象背在鄉村干部背上的一塊大石頭，永遠讓鄉村干部直不起腰桿；債務就象掛在鄉村干部腰間的一顆炸彈，永遠讓鄉村干部提心吊膽。去年，監利縣周溝鄉一債主多次到周溝鄉政府討債無果，與鄉干部發生爭執，竟自殺于周溝鄉政府。有更多的討債者則是拿著刀找鄉村干部去討債的。在全國，因農村債務逼死村長、書記的事已發生多起了，因討債無果自殺于鄉村機關的事件也時有發生，2000年媒體披露出來的此類事件有100多起。

4、債務導致鄉村干部隊伍素質降低。

由于債務危機使鄉村兩級組織失去了存在的經濟基礎，其職能也萎縮。現在很多村找不到象樣的人當村長、村支書，很多鄉干部提出辭職，縣長的“含金量”也大大降低了。內陸地區的很多村沒有積累只有債務，村長選出來了但一般都不愿干，愿干的一般只有兩種人：一種是想收回債款的人，一種是有黑社會勢力背景的人，在這兩種人中，后一種人多被鄉領導任用。面對農村的這種情況，一些有水平、有頭腦、有能力的鄉干部或要求調出或寧為“鳳尾”不為“雞頭”或紛紛下海自謀出路。四川仁壽縣最近有32名鄉干部提出辭職，其中27人是“一把手”。而四川的某一市甚至有107名鄉干部提出辭職。鄉村干部和地痞流氓的結合也成為鄉村干部隊伍結構演化的一種趨勢。

5、私有化已成公開秘密。

農村債務的債主70%是縣鄉村干部和干部的親友，縣鄉干部絕大多數和農民的關系演變成了黃世仁和楊白勞的關系。

由于鄉村欠債主的錢，鄉里村里值錢的東西打著產權改革的旗號早就賣光了，剩下的就只有土地、泵站、學校了。由于種地不掙錢，農民都不愿要地，正好債主要不到錢，也只有打土地的主意。現在在農村大片大片的土地發包給債主，30—50年不變，債主種地不交稅費，只用高利袋的利息抵扣就行了，債主變成了不交稅的“地主”。為了完成上面的稅費任務，鄉村干部便把農田的稅費強加到人頭上，農業稅變成了人頭稅。現在學校、泵站也是債主爭奪的目標。這種權力作用下的變相的私有化值得高度關注。

6、疾病流行危及人畜生存

人畜的傳染病，過去是靠政府和集體拿錢救治和消滅，現在縣鄉村無財力了。各種畜禽傳染病一經發現就必須迅速捕殺，嚴控傳播，但現在誰出錢、誰來管？在農村血吸蟲病、傳染性肝病等患者很少有人去住院救治，這都是十分危險的。

7、義務教育永遠的畫餅

現在，鄉村找農民收一個錢債主就逼走一個，鄉村對教育的投入越來越少，學校對學生的收費越來越高，學生流失呈上升趨勢。你走在湖南、湖北的每一個城市，你都會遇到一群群跪在地上給人擦皮鞋的小孩。這樣下去，義務教育永遠是一個畫餅。

8、水利工程日趨老化。

農村已有十年沒有組織農民興修水利工程了，農民每年上繳的以資代勞資金都還了債或發了工資，國家下撥的農業工程建設資金也常常被挪用，農業抗旱澇災害的能力日趨衰退。十年后必須對原有的水利工程進行修復，預計需要幾萬個億的投入。很多人都認為解決十幾億中國人吃飯的大難題僅是“分田單干”——責任制的功勞，這種認識是幼稚的。水利建設和種子、肥料的技術革命是糧食增產的核心因素。從1985年開始，農業勞動力的投入在逐年減少，而產量在增長，這個事實就充分說明“分田單干”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今后制約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將是水利。

9、縣級政權面臨危機

在內陸的縣一級，財政收入的70%以上來自農民負擔，由于農村債務的影響，縣級財政的預算收入根本不可能實現。在監利縣已有80%的鄉村只能完成縣下達的稅費收入任務的50%，縣級政府也不得不靠借債和挪用度日。內陸許多縣級政府為保運轉挪用社保資金、專項基金、項目專款、變賣國有資產是十分普遍的現象。鄉村截留縣級財政收入，必然導致本不堪重負的工業企業雪上加霜，進一步加劇了縣域經濟的萎縮，財政進一步惡化，失業進一步上升，這樣必然會形成經濟和社會的惡性循環。

過去，縣域工業和城鎮居民的問題主要靠農村和農民輸血解決，才保證了社會穩定。現在農村和農民不僅無血可輸了，而且還是一個充滿危機的地方和群體。縣級政府實際上是坐到了火山口上。

縣級政府對社會的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我們把國家比作一個人，縣級政府就是腰，腰出了問題，人就會癱瘓。

10、農村市場進一步萎縮，通貨緊縮進一步加劇

從宏觀而言，財富向少數發達地區、少數人集中，大多數地方和大多數人相對貧困化；從微觀而言，少數人又通過高利貸和權力的結合，再次集中財富，使更多的人陷入絕對貧困，連最后的保障——土地也將失去。我們既沒有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也沒有找到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在農村有絕大部分農戶的現金收入不夠繳稅費和學生的學費，有不少農民一件衣服穿幾年、幾代人。農民沒有錢消費，再好的拉動內需的措施都是錯誤的。

三、農村債務的解決辦法

巨大的農村債務是我們長期不重視“三農”問題結下的苦果，現在解決這個問題很難，但不解決不行。

1、在全國農村開展農村債務清理整頓工作，用條例的形式規范農村債務的管理。嚴厲打擊農村債務中普遍存在的違規高息、少本多息、延時計息、無本生息、應付款生息和利滾利等違法犯罪活動。

2、用機動田、水面等農業資源償還農村債務，要公開竟賣，不許暗箱操作。但不準將農民的旱澇保收的口糧地拿去抵償農村債務。

3、準許省、市人民政府發行省債、市債，償還農村債務。

4、中央財政應向農村傾斜，農村教育和農村醫保由中央財政拿錢解決，每年不能少于1000億元。

5、重構縣鄉政府體制，把吃財政的人減少60%。把一切靠向農民收費生存而又不為農民服務的部門全部砍掉。縣鄉政府重構決不能再走照中央政府的“葫蘿”畫地方政府的“瓢”的老路。必須廢除干部終身制，在職就是干部，不在職就是居民。縣鄉政府官員應由群團組織推薦，黨組織審查，人民選舉產生，接受黨和人大的監督。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6、屬于農民集資辦起來的農村“國有”基礎設施，如電力、通訊、電視、公路、大型泵站等，其產權應歸還農民，農民以產權抵押申請貸款償還債務。

農村債務決不能等閑視之，如不加以遏制，必然會導致農村大混亂和大倒退。因此，我呼吁所有有良知、有責任感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家都來研究、關注、解決農村債務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