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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切實支持糧食主產區發展糧食產業,促進種糧農民增加收入,國家實施了糧食直補政策。此次糧食直接補貼惠及四川6559.77萬農民,目前,除個別地方因整戶外出等原因未兌現到戶外,全省5.22億元的糧食直接補貼資金已基本到戶。據四川省統計部門反映,糧食直補政策得到廣大農民群眾的衷心擁護,調動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促進了糧食生產,增加了農民收入。但直補后的一些問題也值得關注。
——給村組干部帶來苦惱。一方面,按國家政策規定,糧食直補必須將補貼直接兌現到每位種糧農民手中,而不管你的農稅、提留等應交的稅費是否結清。這就造成了已交清稅費的絕大多數農戶對村組干部有意見,認為干部不該叫自己交稅費。而未交農稅、提留的農戶中有一部分人又譏諷村組干部:“我不交稅費,你村組干部還是要把糧食直補給我,看來你們拿我還是無法呢”。由此許多村組干部很迷惑,也很煩惱,感覺今后再開展工作比較困難。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渠道增多,農民對政策知曉度比過去大大提高,村組干部一旦在執行糧食直補政策中有偏差,或因實際情況不能很公正時,農民就要上訪,給基層干部其它工作出難題。
——補貼標準偏低。據邛崍市農調隊5月上旬對該市13個鎮鄉70戶農戶的專題問卷調查,高達98%的農戶認為補貼額度太小,應在財力允許的情況下加大補貼力度。就全省來看,平均每畝補貼9.74元。但甘孜、雅安兩地由于耕地少,補貼標準低,每戶拿到的補貼資金相當低。甘孜州最低的一戶僅1.93元,最高的也才59.81元,這無疑是杯水車薪。
——補貼對象、補貼標準未細化,“一刀切”的后果不利于調動糧農種糧積極性。調查中發現,這次糧補,在實際操作中,補貼對象、補貼標準未細化,有兩個問題值得關注。一是不少地方主要以計稅面積和享受補貼的糧食數量作為計算補貼的依據,實行補貼的標準為每公斤糧食0.13元。在具體補貼方式上,采取以農業稅計稅土地面積或農業稅計稅常產等非糧掛鉤的普惠制計補辦法,與糧食生產和銷售不掛鉤,亦即脫鉤補貼,或撒胡椒面式的"普惠"補貼。這種直補方式實際上是從原意的"糧食直補"擴大為"農業補貼"。特別是經濟較發達地區,不少耕地早已種植花木果樹藥材,甚至種樹、養魚、荒蕪等,照樣拿到了補貼,而農戶在計稅面積以外的自留地種植糧食卻沒有一分錢的補助,這對真正的種糧者是不公的。二是不少縣內計算補貼一個標準。糧食直補是按農業稅計稅面積進行補貼,具體方法是按近三年平均糧食產量、糧食收購量、糧食種植面積各占40%、30%、30%的比例來核定享受直補的糧食數量。調查發現,不少縣糧食產量高和低的鄉鎮或農戶,每畝的補貼額一樣;有的地方單產相當懸殊,補貼卻沒有區別。這種無差異化的補貼,容易產生吃"大鍋飯"的現象。因為這樣一來,種多種少沒有區別,種一季和種兩季沒有區別,種的好與種的不好也沒有區別。任何農戶只要有承包地,均可享受同樣的糧食直補款,特別是舉家外出戶,不種糧或粗放經營,照樣得到一樣的補貼。據邛崍市農調隊對70戶農戶的專題問卷調查表明,90%的農戶不贊成這種補貼方式。
——邊遠貧窮且耕地少的地區糧食資金減少。這次糧補,是從各市(州)糧食風險基金中拿出40%的資金用于補貼,且由省上統籌安排。由此,邊遠貧窮且耕地少的地區由于糧食計稅面積少、常年產量低,得到的補貼較少。而糧食風險基金中拿出40%的直補資金又是個硬杠子,這就帶來了一些地區糧食資金的減少。如甘孜州,在1800萬元糧食風險基金中,拿出40%即720萬元用于糧食直補,實際該州糧食直接補貼額為395萬元,減少了325萬元的糧食資金。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直補工作偏繁瑣。糧食直補政策的實施,既要廣泛深入地搞好政策宣傳,又要切實做好計稅面積和享受補貼的糧食數量的核實工作;既要認真搞好公示,接受群眾監督,確保把計稅面積和享受補貼的糧食數量核準、核實,還要嚴肅紀律,做到“五到戶”和“六不準”,即:政策宣傳到戶、清冊編制到戶、張榜公布到戶、通知書發放到戶、資金兌付到戶;不準擅自改動補貼的數額,不準截留、擠占和挪用補貼資金,不準由村組集體和村組干部代領補貼,不準拖延兌付時間,不準擅自改動補貼通知書的內容,不準以任何理由借機增加農民負擔。違反規定者,將受到嚴肅處理。一些基層干部認為這樣過于繁瑣,增大了工作量,應當精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