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思路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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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此文頗費心思，反復修改而不成。此期間人文知識分子鄢烈山批評張維迎，和一般自由主義者秦輝反對權力瓜分的文章陸續面世；參與目前改革方案的張維迎，周其仁也發表長文反駁郎咸平而且態度激烈，鋒芒畢露。我要不斷增加篇幅以容納新的觀點。現在到周其仁為止。

“超越左右翼”是我在1994年提出來的，作為《克林頓智囊——進步研究所》讀書筆記發表在《博覽群書》雜志，1998年我在《中國改革報》和《戰略與管理》發表揭露“權力資本化”長文。計算“租金”的文章年年都有，反對權力資本化，權貴資本主義，壞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在目前都可歸納為同一含義，就是反對權力資本瓜分。有良知的學者早晚會站到人民大眾和憲法一邊來。無論他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還是“好資本主義”。

好漢不提當年勇。自己做什么都有歷史見證，不必自吹自擂，不必互相吹捧，我從來不搞什么體系，我所關心的是國家前途和公共利益的實際問題，所以不必去維護自己理論體系和名聲，人活得已經夠累了。我曾在思想討論會上多次提醒一般自由主義朋友與“新自由主義”劃清界限，不要把社會公平的旗幟丟給自己最反感的“左派”。可惜聽得進去的只有寥寥數人，秦輝“公平私有化”的觀點我一直就贊成，且極力爭取幫助他出書，只是沒有成功而已，怎么說沒有人支持呢？這次爭論，一般自由主義者總體失語，被稱為“中國良心”的茅予軾，吳敬鏈至今不發言，那些小自由主義者心里著急，不得不求助于遠在美國的秦輝。如果在事關重大公共利益問題上總是失語，必定喪失社會影響力，再批判別人“煽動民粹”也是沒有用的，現在是考驗真假自由主義的關頭了。我也期望更多的經濟學家敢于從“中國經濟學主流”的陰影下站出來，共同呼吁暫停MBO。

一、真正的改革是爭取公開化和民主法制程序，MBO首先應該“叫停”

郎咸平質疑國有資產流失并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其勇氣可嘉并在無意中影響歷史進程。他呼吁國內經濟學家回應，他其實不了解國內許多人已經進行了多年的艱苦斗爭，但在特殊條件下，改革思路不幸被新自由主義主導并向權力資本傾斜，多次呼吁無效，大家已麻木了。

有人說朗咸平象一頭公牛闖進瓷器店，表現出新自由主義之懊惱。得益于海外教授和財務專家身份，和那個愚蠢的起訴者幫倒忙，引起傳媒聚焦和社會轟動，戳穿了“皇帝新衣”，把一個眾所周知而又緘口不言的重大公共利益問題再次提出，打破了主流傳媒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聯手封鎖。一場靜悄悄的，對國有資產的瓜分運動已被揭露，這也是天意。

我不承認自己是新左派而自稱“非主流”，一是不戴自由派設計的的政治帽子，二是與“左派”有分歧，主要就在國企問題。加上專業不同，我很少參加國企討論，只是發表數十篇文章主張對工人進行歷史補償。這次參加討論是為了打破學術壟斷促進學術自由，希望能夠深入并有結果。我和左大培韓德強上書全國人大，我的主要想法是：暫停MBO和外資收購國企，對于事關公共利益，公共財產，公共安全與政權合法性的重大問題，不能由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地方政府和金融企業家私下決定，應停下來進行公民討論和投票，經過全國人大先立法后處理，納入社會主義民主法制軌道。

首先應反駁“國有企業改革不能停止”的意見。現在所有人包括流失的辯護者都不否認國有資產在嚴重流失，爭論不在實證層面而在價值判斷，即流失是不是不可避免，是不是市場化必要的代價，是不是沒有更好辦法只能采取MBO這類“次優”措施？既然在改革中流失不可避免，那么目前防止流失唯一辦法就是暫停MBO式改革。表面說防止流失，實際上不停止MBO，就等于放縱流失，作為國有資產的管理機構和人才是“難辭其咎”。

某些人急不可待私下處理國有資產令人起疑：想利用目前時機將瓜分變成既成事實，這種“先突破后追認”的漸進改革手法我非常熟悉，但恰恰對國企改革不適用。涉及公共財產和重大公共利益，改革也進入公開化透明度階段，必須走民主法制程序。目標和手段，手段更重要。以秘密手段私下處理公共財產，無論以什么漂亮口號為借口，提高多少生產力和效率，也不可行，自由主義者多年以來不是極力否定“革命黨”搞秘密行動，以權力強制推行理想嗎？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使用的是同樣手段。這樣處理公共財產，無視人民權利，不僅社會主義不接受，真自由主義也不應接受。少數人瓜分國有資產必定失敗，第一個征兆是張五常敗露。中國“精英”不可為所欲為，再逆民意而行！說反對意見“沒有建設性”，是一種壓制批評的手段。主張分光難道有建設性嗎？好象醫生對于病人說“你死了病就好了”，可笑之極。

二、確立爭論底線和“超越左右翼”的基本思路

改革開放26年以來，關于國企改革已形成若干共識，沒有必要由于郎咸平的挑戰推倒重來，應結合新形勢確立討論底線，避免無謂爭論。

第一，地方中小國有企業：實行國退民進，建立補償機制

計劃經濟國家所有制是以高科技和軍工為主體，適應國家安全和工業原始積

累需要建立的，歷史作用不可抹殺。26年來在和平發展，改革開放，市場經濟背景下進行體制改革是必然的，擱置存量發展增量的改革思路已走到盡頭，現在觸及的是存量本身及其背后的金融系統，并再度涉及穩定與安全，現在有權力資本化和經濟民主化兩條道路，必須反對前者選擇后者。

從制度上講原有國有制難以適應市場競爭，經過利改稅，承包制，股份制，甚至引入外資，破產兼并等一系列市場化改革，競爭性的中小國有企業已處理完畢，鄉鎮集體所有制企業基本劃歸經營者及其背后的權力系統，政府應該做的就是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我10年以來多次建議，將上市公司國有股轉為社會保障基金，國有制變為社會所有制，這不是私有化，而是建立馬克思所說的，更高形式的公有制。30000億國有資產變成社會保障基金進行資本運作，包括作為股市平準基金，將每年利潤支付退休金，并逐步擴大到農村，先從鰥寡孤獨開始。

既不維護國有制又不主張私有化，更與權力瓜分無關，這樣的“建設性意見”為什么不被接受？因為它維護人民大眾利益，不符合權力資本需要，所以就沒有“可行性”。

第二，地方大中型企業：公平與效率并重，尊重工人選擇

16萬家國企，國資委只管189家，大多數地方管理的企業仍需改制，但應讓職工代表大會參與改制過程，尊重工人選擇權。工人不反對市場化改革，也沒有經營能力，他們希望選擇好經營者而不是掠奪他們的金融騙子。部分企業如鄭州造紙廠，重慶3403廠工人特別有力，占工廠反對賤賣，政府不應鎮壓，可順勢由工人集體承包或購買企業，職代會選擇經理。這種方式應成為地方國企改制的主要方法，地方政府加強監管，并通過人大公開進行。

第三，大型骨干國企：重新界定競爭，改組為戰略產業

國家統計局報告認定在196個行業中有169個屬于競爭性行業，應實行國退民進。我贊成在壟斷和基礎行業可把國家控股權縮小到相對多數，既可融資又可改制。“競爭性行業”現在是國際概念，國家應采用多種手段支持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因此“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行業”，和維護國家所有制，都不應成為指導原則。遵循“先立后破”的建設性原則，應首先確立國家主導的“戰略產業”概念，包括國防高科技和骨干產業，以超越國有與私有之爭，打破軍工與民用界限，消除國內與國際劃分。

建立戰略產業的原則，應兼顧安全與發展，結合計劃與市場。產業組織方式是國家主導骨干產業，主導方式包括國家采購，扶植民族品牌，參與制定技術標準，實行國家控股的股份制。以計劃為主導，以市場為基礎，通過公開招標建立加工產業鏈，聯系國內外企業，絕對不讓國際跨國公司掌握國家經濟命脈和科技發展的主導權。

第四，建立激勵機制，確立信托責任

承認國有企業經理層作為企業家的貢獻高于勞動者，依法允許他們得到高報酬和期權激勵，但必須與效益掛鉤，禁止奢侈豪華，同時建立信托責任和監督機制。不能把管理問題簡單歸為所有制，納入制度學派“私有制萬能”的軌道。更不能教唆國有企業經理層去犯罪，有意搞垮國企以后再廉價得到股份。經營不善的經理只有撤職的份，不但不懲罰反而把股份送給他們，這個道理古今中外不曾有過，最大危害就是將國有部門經理全部腐蝕掉，唆使他們制造虧損，然后侵吞國有資產。侵吞以后是否就能夠提高效率？也未必。因為他們有“原罪”，害怕清算，最優選擇就是繼續制造虧損，把企業資產全部轉移到自己控制的外資企業里。黑錢需要多次洗錢才能干凈的。在制度約束的同時，道德約束同樣重要，如果把我們的經理和技術人員變成沒有信仰，不講道德，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有多少錢也是欲壑難填。為國家服務是光榮而且有保障的，不能把經營者視為當然的創業者，作為天馬行空式的天才追捧，這樣的人可以辭職單干，不適合做國有部門經理。

有人說為避免外資控制國有資產，不如先分給中國企業家。公開拍賣是可以的，不能低價瓜分。國內大牌民營企業正在聯合制訂技術標準與跨國公司競爭，大規模揭發他們的“原罪”也不合適，國家應光明正大地支持民族資本壯大與國際跨國公司競爭，不能放縱他們搞歪門邪道。發不義之財者，走買辦道路者多，未必成為民族資本。

第五，調整輿論導向，制約精英思潮

關于輿論環境，有人認為目前是1992年以來對企業家最不利的環境。我認為恰恰相反，人民群眾反對腐敗和權力資本瓜分，是完全合理的。批評腐敗的輿論有所增加，是因為腐敗問題越來越大，報導自然就多。中央領導人比較關心弱勢群體，馬上得到社會熱烈響應，有人就聽不下去。目前主要傾向仍舊是精英聯手控制輿論，一方面是越來越嚴格的新聞控制，什么問題都不許揭露，一方面是資本控制媒體，宣傳新自由主義，為瓜分國民財產造勢，鼓吹利益金錢，羨慕大款奢侈豪華，神化創業者和企業家，貶低勞動者，然后是無窮無盡庸俗無聊的游樂節目。有人說低價購買國有資產是合理的，因為這是購買未來。問題在于，是誰說國有企業沒有未來？正是那些“產權改革”的設計者，他們同時又在說中國經濟一枝獨秀，作為世界加工廠有多么好。這就有些看守自盜，內外勾結的味道了。為大規模瓜分國民資產，他們聯手在中國制造金融危機也有可能。那時國民資產大幅度貶值，就可以一元錢買一個企業了。

法律對于企業家的特殊經營環境了解保護不夠，政府沒對民營企業實行國民待遇，大家都在幫助呼吁。但這是政府的問題不能歸咎于老百姓。張維迎流露的那種難以遏制的“精英心態”令人吃驚，甚至說要敢于對抗民眾輿論。以這種哲理設計中國改革就危險了，即使真是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的代表，也不能自我膨脹以“上等人”自居與民眾對立。25年前大家都是一窮二白，何以至此？中國沒什么合格的“精英”，也沒有象樣的貴族，因為他們爆發太快缺乏信仰，輕蔑甚至仇視老百姓。新自由主義神話創業者，制造民營企業與國企和政府對立，把國有企業妖魔化，已造成嚴重后果。

以上共識是改革開放25年形成的，不宜糾纏。確立爭論底線可避免問題復雜化。我同時反對“左翼計劃經濟原教旨主義”從維護國有制出發，也反對“右翼新自由主義”權力資本化的導向。我是在充分吸取新古典和新制度學派對國有企業批評的合理因素之后，才確定自己觀點的。

三、權力主導“保值增值”與“少數人瓜分”是危險的雙刃劍

郎咸平否認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把問題歸結為職業經理人沒有“信托責任”，把所有制化為內部管理和外部法律監督問題。有關制度問題有三個層面的爭論：

第一，國有制的“所有者缺位”，究竟是什么含義？如指人民民主權利和輿

論監督權利不夠，那么大家沒有分歧，應共同爭取政治改革，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周其仁的：“權威性解釋”則不同，他專指國有資產沒有“最終委托人”，

如此就應該把國有資產量化到每一個公民，至少是本企業工人。這種量化極端復雜，包括把農民土地所有權分給家庭，然后把耕地和國有資產證券化，還要考慮到相關利益，比如本企業工人的權利與工齡，各企業效益不同等因素。方案的討論就需要幾年時間，改革的設計者們這些年來做過嗎？為什么不做公開公平的量化方案，而絞盡腦汁把國有資產分給少數經營者呢？

第二，是計劃經濟下的名義全民所有與實際政府控制的矛盾。

第三，是市場化改革中權力資本化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矛盾。

計劃經濟下政府通過行政體系直接指揮經濟活動，成本低。現在經濟活動復雜，干部思想變化，民主法治管理技術都不完善，政府如何控制經營者，“全體人民”如何控制政府？成本大大提高了。因此減少國有制的思路并沒有錯，問題在于如何由國有變成私有？沒有政治改革去限制權力，公開公平的私有化總是被批判，以資本限制權力是新自由主義神話，我們看到的是二者勾結，瓜分越演越烈。

將所有權和調控權分開成立國資局，不能擺脫權力對國有資產的實際控制。在地方分權體制下，分散化的權力和金融資本結合主導國資改革并獲得最大利益。以少數掌權者主導獲得特殊利益非常容易，因為在計劃經濟下就是他們集體掌握經濟資源。“產權改革”稍不注意就會演變成為權力系統瓜分，實質是把干部集體控制權按照“市場化”形式操作，最終變為他們的個人所有權。這就是我在1998年揭露的“權力資本化”，權力變資本的數額20年約20萬億人民幣。5年以后自由派朋友劉嘵波打電話問我：是20億還是20萬億？我說，20億還值得說嗎？可見他的吃驚程度非同一般。但是大家對我的研究只注意數字，忽略更深刻的問題，就是權力資本化不能公開進行。

如果能公開分配，無論公平還是不公平，總有規則可循，大不了把國有資產分配完畢。如果真能提高效率，把一部分國有資產分給經營者，大家也容忍了。但這需要合適的意識形態背景。日本明治維新把國有資產低價賣給功臣形成私人財閥，是因為國有財產在法律上屬于天皇。中國古代有分封制，皇帝分的是自己“家天下”的財產。即使是家天下也只能傳嫡長子，不能在眾多子弟之間分配，如此裂土封侯，數十年就天下大亂，以后不再實行。中國經孫中山革命以后就無人能夠稱帝封侯；經過共產黨革命，“公天下”觀念深入人心，這才是最基本國情，貴族政治封王封侯那一套被歷史拋棄，一去不復返了。化公為私只以非法腐敗形式進行，其“原罪”永遠不可能被正式赦免。任何公開的把腐敗合法化的言論政策，都會侵犯共產黨執政和國家存在基本合法性，馬上被制止。誰說意識形態已經消亡？在根本問題上仍舊起根本作用。如果教育產業化只經過5年就引起大面積教育腐敗而不得不停止，那么我斷言，少數人公開合法地瓜分國有資產肯定是搞不下去的。

我在80年身于開放，在天津開發區搞外資和民主實驗，張維迎周其仁在北京設計改革，大家對舊體制深惡痛絕，包括想對國有財產早早分配，公平和不公平的方案都想過了，但最終拿不出“建設意見”，連資產核定這一關都過不去，因為要核定“黨產”，馬上叫停。不是不想分，而是沒有辦法分。這些過程想必張維迎，周其仁還沒有忘記，80年代那些老干部子弟做不了的事，難道下一代能做嗎？他們或他們父親沒有參加“打天下”，難道有資格分天下嗎？這難道符合“產權理論”嗎？

我在1998年指出：漸進改革最基本的特點是“權力資本化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矛盾”，并劃分了侵吞國有資產的限度。退一步講可以瓜分國有資產，至少不能渾水摸魚，連私有財產一起瓜分了，這就是居民存款，城鎮居民住宅的土地使用權，農民耕地的家庭承包權和集體所有權，國有資產中間存放的社會保障基金。國有資產與上述私有財產并沒有明確的界限，中國又有非常強大的權力背景，只要一開口子，就會演變成“無度”瓜分，不可能不侵犯私人財產。在修憲問題上維護私有和公有沒有什么差別，只要權力不受限制，“國民財產”就都成為案板上的肉。既然大家都承認這點，為什么還要匆忙開這個口子呢？

中國現在非常危險，國有資產一方面流失，一方面流失不完。政府還在利用權力使“國有企業保值增值”，從1995年5萬多億增加到2004年的11萬億。增殖依靠的是第一，溢價發行股票，將股民10000億財產劃歸上市公司國有股凈資產，類似國有化的圈錢無度已使股市崩盤；第二，壟斷經營；第三，國債與銀行貸款投資，負債與總資產同時增長，凈資產沒有增長。這樣增值是不正當的，表面上維護國有資產，實際是給國資流失提供補充，當國有凈資產為零的時候，再流失就是私人財產。銀行呆帳和房地產泡沫增加，金融危機就臨近了。因此，必須馬上停止這類“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政策，也停止MBO之類的瓜分政策。

四、少數人瓜分國有資產的背景與結果

16萬個國有企業屬于國資委直接管理的189個，屬于國防工業的500個，科技部還有大量的科研院所，應該由他們組成國家戰略產業的主體，通過互相持股和加工訂貨與民營資本和外資組成產業鏈條，包括公開招標采購，盡量實行市場機制。其余大部分國有企業，仍需進行產權改革，但必須走公開化民主化的道路，嚴格防止少數人瓜分，否則寧可放慢速度。只要財政停止向國有企業投資，不再使用行政權力把社會財富強行向國有企業轉移，現有國有資產11萬億，1萬億退還股民，3萬億改組為社會所有制的社會保障基金，還剩下8萬億，大概和負債差不多了。通過自然折舊和有秩序改制，國有資產自然縮小，退出大部分領域。沒有必要大規模實行什么MBO，這樣搞危險性極大，會引起瓜分無度。

把國有企業經理描繪成為“天馬行空”式的創業者，個人天才，以為把國有資產分給他們就可以扭轉局面，是新自由主義“產權理論”的誤導。國企經營者是按照行政級別由黨和政府任命的，經營離不開各方面關系。憑空得到巨額資產不僅引起老百姓反對，在國家權力系統內部也不能平衡，他還有上下級，還有退休的廠長和技術人員，國家機器還有黨政軍各個方面，說要分配國有資產，如何擺得平？如果說打天下的應該坐天下，那么應該首先分配給革命烈士和，無論如何也輪不到現在的經理和局長處長們。

如果這些人得到巨額財產，也只能遵循“潛規則”，按權力系統再分配一次。其他分不到國有資產的部門會比照他們，用權力直接侵吞國民財產。比如北京幾個局發文件剝奪香港嘉利來公司股份，長春一個工商局長出動勞改犯隨意洗劫商品市場，這不是行賄受賄，不是國有化也不是私有化，而是違憲濫用公權直接剝奪國民財產，由暗偷變成明搶。腐敗將升級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縱容少數人以改革名義瓜分國有財產，扶植一小撮金融寡頭，進一步尋租和制造金融危機以掠奪國民財富——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設計我們并不陌生，在前蘇聯和拉丁美洲已經表演過了。有人從維護自由主義出發，反對權力瓜分，但否認與新自由主義理論有關，他們看不到新自由主義默認產權改革的權力背景，

早已背棄了自由主義。他們或許聽不得對美國的任何批評，但我不得不指出，

這背后的確有陰謀，當然不是美國人民和學術界的陰謀，而是美國右翼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集團，利用中國改革開放出現的意識形態真空，特意挑選制度學派理論，并把張五常安排到香港以25時間專門推銷，他們的勢力控制了中國經濟學界和許多媒體，誘導中國改革遵循“權力資本化”的道路下滑。在2002年十六大前夕，他們策劃“張五常熱”達到高峰，什么報紙什么機構什么人在活動，什么人是后臺，什么人因此升了官發了財，都是清清楚楚的。美國法庭審判張五常幾乎使陰謀敗露，這也是天意。他們之所以急不可待，極力封殺反對意見，是因為這里面有巨大利益，而且時間已經不多。沒有什么“歷史必然性”，一小撮人的天才策劃而已。

孫立平描述的“精英聯盟”在這次瓜分中暴露無疑。權力資本代言人越來越猖狂，他們不否認國有資產流失，也不想防止流失，張五常的“國有資產送給掌權者”是他們的信條，為此不惜動用暴力鎮壓工農，為此需要以效率取代公平，需要神化市場經濟鼓吹制度決定論；需要神化企業家貶低人民大眾；需要把社會主義和中國革命的歷史和領袖妖魔化；需要制造國有資產貶值預期以便低價收購；需要把精心選擇的“洋教條”以學術規范的名義壓在中國知識分子頭上并向決策層推銷；需要鼓吹腐敗有理和“代價論”，讓中國大多數人民甚至國家安全利益，為培養一小撮金融寡頭而犧牲。這樣的“精英”絕不是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的代表，他們是貪污分子，竊國大盜，早晚要成為買辦，并且被中國人民所識破，他們是絕對不可能成功的。

中國正進入重要調整時期。從思路思潮理論，戰略方針路線，到人事經濟社會都會調整。總思路是從和平發展到國家安全，從打破計劃到規范市場，從單純經濟增長到可持續協調發展，從不均衡發展到統籌兼顧。長期積累的經濟社會矛盾不能再強行壓抑，必須進行利益格局調整；追求GDP，引進外資，圈地熱潮應降溫，借機瓜分公私財產的天才策劃應停止，認真總結反思26年，50年歷史，大有必要。關于國有資產的爭論，序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