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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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講講西方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歷史。

我們預測將來，往往要從歷史去看，吸收教訓與經驗，以此來引導未來之路的走向。首先講一講美國的，它的文獻比較全，而且影響也比較大。其實每一個國家的發展歷史，與我們都是一樣的，開始時沒什么專業人員，沒有什么知識基礎和經驗，都是摸著石頭過河走過來的，看到別人的歷史，我們或許有一絲安慰：我們并不是孤單的，別人也是這樣走過來的。美國社工教育從19世紀末已開始發展，那時大概是1890年左右。其受到三個重要發展潮流或趨勢的影響而形成最初的社會工作教育。當時的社會科學成為一個學科，在大學里開始有此學科的教育，這促使對社會問題的研究越來越嚴謹，引發更多對社會的研究。另外他們對應用科學的研究也開始了一點興趣。第二因素是美國當時成立了國家慈善總會，他們的慈善總會在當時團結了大部分志愿機構的工作，同時他們對實際工作做出了回應。因為他們的工作越來越系統(原先較散，后來統籌了)。他們發現機構人員往往未受培訓，他們工作效能不高，于是開始重視培訓，希望有一些培訓給予工作人員。第三是當時許多私立女子大學在美國成立，在19世紀末，大量婦女地位低下，在家作家庭主婦。由于有了女子大學，而且生源多來自較好家庭背景的女孩，那么當她們畢業后，就不甘于留在家庭里做主婦，更希望到外面就業，而她們就業的一個最好出路就是在慈善業方面的工作(比較適合她們的身分與地位)。這幫人很有水平，也很有影響力。這幾個因素綜合起來影響了美國社工教育的發展道路。當時第一代社會工作的學校并非是一些大院校，而是從培訓班開始的，比方他們第一個培訓是1898年紐約慈善會開展了暑期培訓班——算是微小的開始，但是在發展過程中，人們日益發現培訓是十分需要的。短期的培訓開始是比較注重實務工作培訓的，但隨著次數的增加，他們發現短期培訓是遠遠不夠的，他們希望長期的、比較系統的訓練能開展起來，后來他們就要求一些大學開辦社會工作有系統的培訓課程。當時在大學里面的培訓是從研究生的層次開始的，他們從應用科學出發來考慮，認為你有了好的教育背景，再參加培訓，你的能力會更強。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當時需要培訓的人，他們大都具有了大學本科學位。后來在1919年他們已有17所高校開設了社會工作課程，并成立了全國社會工作培訓教育協會，當時這十幾所高校的社工教育構成了美國早期社工教育的特點。第一，他們傳播知識的學生均來自非政府機構的工作人員；第二，他們全部是研究生水平，實行兩年教育，他們的老師不單單懂學術亦注重實踐經驗，大都在基層從事過豐富的實踐。他們十分注重實務為本的社會工作的培訓方法。到了30年代至50年代，發展很快，學校增加了很多。當時，在30年代因經濟危機導致了衰退，反倒給社工教育發展提供了契機，危機下失業問題、貧窮問題、家庭問題等均產生了，人們認為社會工作服務要增加很多——應付問題尤其是失業方面的社會工作服務已遠遠無法滿足需求。另外也覺得要這么大量的工作人員去做這些工作，他們也要增加許多課程。另外一個影響，以前比較注重個人性的個案工作，但由于經濟衰退使人們認識到引發問題的往往不是單層面，并不是因個人原因而產生的，是個人與家庭不可控的，是由社會影響的，比方有許多很有能力的、受教育的人也面臨失業的威脅。所以他們也開始注重社區類的較宏觀層面的教育目標。30年代一50年代，他們有一個大的爭辯，社會工作的培訓是應該放在研究生層次還是處于本科生層次上。原先他們是從研究生教育著手的，后來他們發現社會急迫需要大量新人才，但研究生的培育是不夠的，而且比較緩慢，于是開展了許多本科生培訓。當時的培訓協會卻不接納本科生層次的社會工作者，認為培養的人才不夠水平，故引發了辯論。到了50年代他們以承認本科生層次的教育解決了這個辯論，到了1952年他們成立了社會工作教育的議會，鑒于協會約束力不大，想通過議會方式正式規定一些評審的規則，其將統籌整個美國的社工教育的課程水平。比方他們做法官式的工作，新開始一個課程，要受他們專家評審，若不合格的話，他會讓你退出的，他也把美國的許多學校排名，實行良好的評審制度，促進競爭的有序化。到了70年代，教育層次不斷增加，本科、碩士等，但對博士學位還存在一些爭辯，他們認為要培養好的專業社工、具有水平又有專業，那么他們就該是DSW，而不是PHD。現在在美國社會工作博士學位比較注重專業性，當然也未忽略學術性。

下面我想講一下香港的社會工作教育。

香港發展主要是從50年代開始的，當時香港面臨著巨大改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有許多人來到了香港，香港的人口忽然增加了很多，房屋、貧窮、教育問題紛紛呈現。當時所謂的難民均是又窮又無住所、又無教育的。針對這些問題，香港50年代的社會福利事業一下子發展起來，那時國外的很多福利機構也紛紛來到香港幫助解決問題，那時正是香港社會福利事業蓬勃的時代。因為那時有那么多的社會需求，亦發展了那么多福利事業，但是沒有專業人士從事這些工作，主要是志愿者，沒受什么訓練。受過訓練的屈指可數，而且往往是政府派去英國接受短期培訓后返回香港的人士，于是培訓社會工作者的需求十分強烈，當時除了派人去英國學習外，香港大學也開設了類似社會工作課程，是掛名于經濟系的，以此來解決當時亟待解決的問題。因此是一個不很正規的課程。后來到了60年代末，香港大學設立了社會工作文憑課程，這是正規的，主要是吸收已讀完大學的畢業生，水平較高。現在香港的一些社工名流都在當時讀了這個文憑的。進入70年代，香港的社工教育進入了迅速發展時期，主要因為那時香港經濟大幅度好轉，而且香港大力發展社會福利事業，這要追溯到1967年香港大動亂時期，它使當時政府認識到參與暴亂的大部分青年人都是沒有職業，未受社會關注的、缺乏系統活動來組織他們；因此，香港大力發展了大量的青少年活動中心，來應付這個社會的具體問題。后來針對不同的社會問題，相應發展了許多社會福利工作，為家庭、青少年、老人等提供多方服務。另一影響社工發展的是70年代初政府規定所有從事社會工作的人士均要有社會工作方面的培訓，這對我們而言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分水嶺。在社會福利署里一些相應職位的編制是要以社會工作教育為前提的，由于這種驅動，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就很快了。很多在職的做了多年社會工作的人亦要回來受教育，他們需要拿到一個專業資格，才可重新從事社會工作。70年代之后社工教育有了蓬勃發展。另外一個影響香港社會工作教育的因素是1972年，香港政府請了一個外國專家來研究香港今后社工教育發展的取向。這位專家來自英國，他作了研究報告，其中有一重要建議，他認為，香港社會問題那么多，另外香港的社會福利需求那么大，單靠大學本科生的培訓是不足夠的，大學的本科生人數不多，也無法吸引太多的人，應當發展社會工作文憑層次的教育，在此基礎上，他建議香港設立香港社會工作訓練學院——香港理工大學的前身。建議被采納了。70年代，香港有了文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以此來滿足社會上對社會工作服務不同層面的需求。總的來說，現在香港的社會工作教育經歷了這么多風風雨雨，如今巳形成了如下的層次：一是文憑，一是本科，一是碩士這樣的專業培訓。我們認為文憑的課程是普遍性培訓。因為在香港來說，他們是有專業資格的，這些畢業生可以成為社會工作者協會的會員，也可以成為注冊局的成員。在普遍前提下，他們比較注重務實操作，執行性的東西較多。學士學位的不單單懂得實務性，也應當具有反思與社會科學的能力。對于碩士而言，我們希望其除對社會工作普遍性理解外，而且要有專門性的研究，更希望他們能發展一些適合自身的模式，并不‘定局限于別人的應用模式，可以有從自己經驗出發的工作方法與模式。可見，他們的側重點是有所不同的。今天社會工作教育在香港已具有相當規模，我們有六所院校提供社工的不同培訓，香港大學、理工大學、中文大學、城市大學、浸會大學、樹仁學院等都在提供不同層次的訓練，有的是幾個層次兼有的，但同時我們也面對了一些問題。比方70年代開始發展期，80年代、90年代初是蓬勃發展之時，當時政府資源比較充裕，社會需求也大，政府也較支持社會工作。但是現在我們面臨了一個很大的困境，是財政緊縮問題，這個問題對我們而言可能是個機會，這種經濟緊縮也強迫我們社會工作教育去走新的路，于是香港一些學校不斷在尋找新的出路給學生。以前按傳統我們是很依靠政府的，所有畢業生都進政府或者在政府居住區工作，而我們工作范圍也是很規范的，即按傳統政府規定的青年、兒童、老人服務等——恰似有了鐵飯碗。但現在應更多尋找其他出路，現在我們的學生除了做傳統的社會工作之外，也去勞工署、房屋署、社會保障部門等不同領域，也去企業和學校里工作，這也是很好的出路，我們的學生可以滲透到不同的行業里面。

第二，我要講影響社會工作發展的因素

其一，無論在香港還是在美國，影響我們的是社會環境、社會問題與社會變遷，這是最重要的，這個社會變遷影響我們社會工作的回應。比如美國30年代的經濟衰退，既是危機又需社會工作的回應，如果社會工作與教育不理睬的話，你就失去了一個很好的機會。由于這種危機需求為本科教育課程提升提供了條件；另外當時的課程也從較微觀層面走向了宏觀，而且它與社會關系也比較緊密。當時香港社工教育發展得那么快與政府的取向密切相關，課程變遷也符合社會問題需要，有時我們發展新的選修課就在于發現新的社會問題，如新移民等。現在我們香港遇到的危機，對我們社工教育也會有大的影響。

其二，影響在于政府政策的影響。比方香港規定某一職位的人都要受社工專業培訓，這一政策很大影響了社工教育的發展。在美國，一些法律如精神健康方面條例規定，精神病人要受到很好的照顧。如果不照顧，其家人與團體就要負責任。所以一些條例也在不同層面影響社會工作與教育的發展。

其三，財政來源的影響。比方政府投資多少在社工教育上，這將直接影響我們社工教育步伐大小問題的。香港80年代是政府就給了好幾筆巨資，加倍培養社會工作人才，面對社會大需求情況下，政府需要我們大力培養人才。而現在緊縮了，產生的影響亦是不可忽視的。在美國，政府亦曾有幾次撥款。在美國有許多私立學校，它們受財團與富翁的影響，若后者對社會工作某一方面比較感興趣，他們會把資金投往這方面的社工教育。比如有些基金會特別有興趣搞健康醫療事業，他們就資助了很多這類的培訓與項目；一些財團希望搞有關精神治療或家庭治療方面的項目，這些影響無疑是很大的。

其四，就是就業機會的影響。比方在美國最近十多年的辯論，他們有許多的私立社會工作機構，許多社會工作者面對個體需求(咨詢、心理治療)，在社會上自主擇業。這也算是不錯的出路。所以一些大學的培訓也注重個人理療，心理治療等方面培訓，因為市場比較大。當然不少社會工作者不喜歡這種取向的。故就業機會也會影響到整個社會工作培訓的方向。另外，在香港我們還要搞一些培訓，如艾滋病等。這方面既有就業機會，也有需求，但沒有培訓。還有社會保障方面，不少人員需要培訓。就像我們文憑課程以前沒有關于怎么做社會保障的培訓，以前他們是不請社工的，現在就業形勢不好，社工開始涉及這個領域，做一些派錢性工作。因此，在我們的課程里也有了相應的回應。

其五，社會工作專業群體和社工教育的群體的取向的影響。我們可以看見在美國的社會工作發展或在香港社會工作發展長期受到他們的工會或專業團體的影響是很大的，剛才談及的美國的幾個協會或議會，他們很大地影響了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方向，當不同院校在培養本科生還是碩士生從事社會工作問題上產生分歧肘，社會工作教育議會就出面解決了這個分歧，可見專業的團體對社工教育的影響是很大的。在香港，我們的發展好幾次得益于社會工作人員協會和社會工作總工會的幫助，政府因財金短缺想“砍”大學里的一些社工教育課程，但協會與工會堅決不能讓政府“砍”，他們認為現在暫時不需要這么多專業人士，但現在不培養一批人才，將來社會有需要怎么辦?就算這些人暫時找不到工作，但將來一定是有用的。在其他一些問題上，協會和工會常與政府辯論，以保證社工教育不會因經濟衰退而受到大的沖擊。

最后一個因素在于學院的主動性和創新性，外在因素固然重要，內在因素更不容忽視，我們自己怎么想，怎么做是很重要的，在美國社工教育歷史里面，有許多重要的人物是影響社工教育的發展的，在這個過程中，不少人扮演了重要角色，當社會有需要卻沒人、沒錢來做時，他們就親自動手。如第一個暑期班。另外專業取向上往往也會受個人的影響。這些社會工作教育界的重要人物怎樣去改變歷史，怎樣去分析、去演繹歷史，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講講有關社會工作的辯論。

這些辯論在整個發展歷史里面是不斷發生的，這些辯論在國外、香港都是影響我們取向的，不一定有肯定的答案，它需要我們自己查找與探尋。

第一個爭辯是，學術教育與專業教育之爭。這個其實是每一個搞社工教育的國家都會面對的問題。社會工作教育不僅僅是一個專業的培訓還是一個學術教育，這引起了很大的辯論，比方重視學術教育的人通常會覺得社會工作應該具有很好的學術基礎，他們希望做社會工作的人要有很好的社會科學基礎，要有很好的理論，很好的研究水平。因為沒有理論與研究你單單做實務是遠遠不夠的，因此這一派就不太注重實務性的工作，比較注重象牙塔內的傳教，他們面對社會問題就分析社會問題，然后向政府提出相關措施，卻往往不參與改變這些社會問題的實踐活動。美國社工教育在最初發展中，巳開始了關于這個方面的辯論，即社會工作教育應該怎么搞。20世紀初，一派人認為教育應該是很學術的，培養的人應該注重分析的能力，注重對社會科學的理解，以此提出建議，當時有些大家是以此為取向的，后來沒人讀，就只好作罷。而原先一些大學的課程注重社會科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分析，幾乎沒有實務的，學生不用到社會上從事實際工作。另外一派人與此針鋒相對，認為社會工作教育應當緊緊與社會實務相扣，不可僅在象牙塔里討論問題，應該注重專業性、實務性，主張整個社工教育所受的培訓應建立在實務的基礎上，但是在實務上并不是簡單工作，而要去分析、去反思，在實務中發展出實務理論來。在美國這一派獲得了成功。我們看到在美國的社工培訓中他們是比較實務的；英國相對而言學術性就要強點，實務性相對弱些。這對美國也產生了一些影響，美國社會工作的培訓是一個十分注重專業性課程的設計，而且也十分注重專業的素質，如價值觀培養、社會工作有關知識、有關技巧的傳授’，注重整個社群的建立，這個取向一直影響著美國社會工作專業培訓，按照這個基礎，美國社會工作教育議會清楚規定每個課程該有什么內容。在評審課程中注重這些內容：有無社會科學基礎、社會學、心理學等；社會工作實務課程；對于社會環境分析，社會行政和研究；實習。在英美，對實習有個嚴格的規定：如果要成為專業的社會工作者，你在社會工作教育課程一定要有某一時段的實習——實習不僅是出外看看，而是一定要有專業督導的。1997年香港成立的注冊規定我們承認的課程，包括國外的與香港的，都有硬性實習要求，而且如果我們承認他作為我們注冊對象，他若是本科社會工作畢業生，就必須要有800小時的實習，要文憑的，至少要達到600小時。其實，這個有關學術教育專業教育之爭，在各國都有一個共識，就是認為專業的培訓不同于學科的培訓，是要建基于實務之上的，但也有很強的學術基礎——它是服務于我們的專業的。雖說這個辯論暫時告一段落，但教育界還常談及社會工作教育是否就這么窄的專業化，所以我們希望現在的院校的社工教育專業化不要太窄，希望它的社會科學的基礎能拓寬一些，也希望我們社會工作不僅是學社會工作科目而是希望它是有很好社會科學的基礎。比如我們學系現在叫應用社會科學學系：有社會工作、社會學、心理學、哲學等，總之以社會科學為依托，當然叫社會工作系也可以，不過要小心避免一個危機：教授的社會科學不能太窄，而且不能僅由本系老師來教。否則你的領域永遠走不開社會工作的圈子，而它的好處在于利于自身強大，能建立一個很好的專業基礎。兩個各有千秋。

第二個爭辯是微觀和宏觀層面的取向之爭，這其實并不局限于社工專業內的爭辯而是整個社會工作的爭辯。最初社會工作開始之時，已經有這個問題的爭論，當時美國的Richman，是社會工作之母，他的書《社會診斷》就是注重較個人化的，注重個人治療等。當時另外一個派別則注重鄰居社區的運動，注重在貧窮社區內建立一些中心，工作人員生活其中，幫助居民們，常是新移民、婦女、童工等。當時社會工作的取向還是比較注重社會改革與變遷，但到了30年代，佛羅伊德等影響較強。此后就受個人心理咨詢與分析影響很大了，這在后來社會工作發展上表現為對個體關注性強。但一些社會動蕩，如30年代的經濟衰退、60年代的戰爭問題，使社會工作者認識到，我們不應太注重個人取向，而應該注重一點社會取向，如社區等宏觀層面的東西，其實這十多年在美國，社會工作取向還是比較個人性的——在于不少社會工作者是私人擇業，這多少會影響社會工作的專業取向。最近美國出版的一些書多是《家庭治療》、《認知治療》等治療層面的，這個取向也影響到了香港，所以很多治療的模式在香港都很盛行。常會缺乏思考地照搬外來的東西，其實這類治療有其文化背景與社會背景，如果我們照搬過來是會產生問題的。讓我們回到美國。1995年，美國出版了一本書，內容簡單只涉及一個問題，但對整個美國社會工作卻產生了很大影響，這本書叫《反叛的天使》，即談及我們社會工作者已經背叛了我們以前的使命。它提醒美國的社會工作者不要再沉湎于個人的治療并從中追求個人利益，而在美國許多社會問題是社會工作者忽略的。這本書里說其實社會工作剛開始時是基于回應整個社會問題而逐步發展壯大的，是十分關注社會貧窮、社會壓迫的，但是社會工作專業卻一步步在變化、變質一一為了個人利益(權威或金錢)忘記了你本來成為社會工作專業時的理想與使命，這本書對整個美國福利影響極大，引發了許多討論：我們是否背叛了我們的使命，我們是否迷失了方向等，這也包括不少辯論，感興趣的話可以看美國的《社會工作期刊》，它有一個一百年的特刊，在這兒有很多文章反思這個問題，批評美國社會工作迷失了方向，忘記了他們本為公益、為社會改革的理想等。這也影響到我們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微觀或宏觀的取向是影響課程的設計的。70年代末在加拿大是分得很清楚，我是社區工作，你是個案工作等。彼此間沒有合作余地，而且關系不好，他們認為我們只注重社會改革，我們認為他們太個性化，但這似乎是學校的錯，而不是學生的過失。當時受歐美潮流的影響，在課程設計上分微觀與宏觀，然后完全按你興趣取舍微觀與宏觀，互不干涉。而且往往課程的設計也影響畢業生以后的擇業取向。所以微觀與宏觀之爭其實很大地影響了我們課程的設計。比方美國最近的期刊討論中多了許多文章關于社會發展取向方面，如何使課程設計與社會發展取向互為體現。可見這個爭論是影響社會工作及其教育的，我們怎么樣看社會工作的定位，怎么看社會工作的使命影響到了我們的課程設計，如果我們看到我們的使命不單單是為個人，是為社會改革、社會變遷，那么我們的課程設計也一定要包括這些方面的取向，否則會影響我們學生畢業后的取向的。以前的課程設計太窄了，宏觀與微觀是完全分割的，從而使學生們沒有一個全面的角度去看待問題。

第三個爭辯是專門與普遍化教育之爭。這個爭辯基本上是說你的社會工作教育課程的設計應該是很專的還是普遍化的。如果專門化取向的話，我們培養的學生是很專門的，是能夠抓住一個很專的問題，如青年工作、家庭治療或者是社區工作等等。用這個取向去理解我們社會工作教育課程的，那便完全圍繞它了，恰似以前我讀的專業，完全是宏觀的層面，從未涉及個人、家庭等問題，那時我們很專門地學習怎么做社區組織工作，而未做個人取向的個人輔導等，而我那同學是讀家庭社會工作課程，她讀的全是環繞個人，心理、家庭關系，家庭動力，家庭治療等。如果是專門化培訓的方向的話，結果是那幫學生會比較精專，對某一范疇了解很透徹，但他卻無法適應于其他的環境。我個人就不太喜歡這種太專業化的培養。普遍性取向的意思就是我們要培養每一位社會工作員使之成為全才，方方面面他都懂，所有社會工作的價值觀，所有社會工作的知識技巧，他處于任何一個環境，無論是社區，還是面對老人或有問題的家庭，他都可以解決，但是他不可以太專，可以在具體實踐中繼續求知。但是基本上贊成普遍化取向的教育方法，我們會覺得不單使他成為全才，懂得社工方面所有的知識，理論、技巧，另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你要幫助他能夠學會如何轉化的能力，即怎樣把這個地方學的東西能應用到其他領域，這是注重學生學習能力的培養。如果你相信是專門訓練的話，那么通常你就要給他很多很多的東西，但是如果我們認為人是可以自己學習的，他畢業后他還要自我學習，那我們就要幫助他一些學習的能力。讓他畢業后不用再依靠你的培訓，可以自由地去獲取知識、技能。其實在美國或香港，這個問題差不多已解決了，即初步的培訓我們基本注重普遍性的培訓，使其有個基礎的能力，而高層的培訓才進入專門性培訓。

第四個爭辯，這正是我們教育者應當注意的一個重要問題：教育是為誰服務，爭辯是我們應不應該讓我們雇主——我們學生的雇主牽著鼻子走，還是我們有自己的立場。很多時候，我們搞社工教育時，我們發現我們若要回應社會需求的時候，他們就會有很多要求，比方雇主，在內地就是政府，不同部門等，在香港還包括非政府組織，他們提起意見沒完沒了，當然我們要很快地回應他們的問題。如果我們被他們拉著跑的話，便會失去方向。我們常做。雇主的調查，我們學校兩年就做一次，看他們的要求，看他們對我們學生的滿意程度，他們希望我們增加什么內容，但我們并不會全部聽他的，全聽了，就不會有方向了。有些人認為我們的顧客永遠是對的，永遠應聽他們的話，但是我們發現畢業生的雇主所說的要求是好的，但他們要求是比較短淺的，只著眼于現在問題，比如，學生要懂得評估，要懂得會計、財務等。有一陣他們要求加電腦課程，有時又要我們加一些研究多一點的課程，有時加治療模式等。若全部聽他們的話，我們的課程極易膨脹，會沒完沒了。如果作為社會工作教育者我們就要有一個能力去分辯什么事要做，什么事不做。當然我們不可以說我們有絕對的權威不聽你的，這是不好的，是脫離實際的，但我們若全部聽他們的也是不好的現象，使我們失去了獨立發展的方向。所以這也是一個爭辯，所以我們在顧客為主取向，還是我們教育者為主的取向的辯論上，我們也是要找一個平衡點，而不是站在任何一個極端。

第五個爭辯是交代的問題，就是我們是向自己交代還是向公眾交代。在香港地區、在美國、在全世界現在有一個很強的潮流：管理主義盛行(另外加上經濟不好就更慘了)，給我們錢的人包括政府、公眾等，他們都對社會工作教育有很多要求，也要求我們的交代。因為以前在香港交代制度很嚴格，我們課程方方面面包括我們教學水平、教學素質、研究成果、學術管理等均要交代。學生多了要交代，學生少了更要交代，學生就業好不好也要交代(每年都要看我們學生的就業率數字)。所以有一些同事不太喜歡這個制度，為什么我們要向外人交代，我們可以向自己交代嘛。我們常強調學術界的自由度，包括無上的權威、無上的自由，但是我們現在已無能力辯了，其實辯論也無用處，外面社會就是這樣要求，什么東西都要交代，為了這個交代，在社會工作教育方面，我們有許多方面要去做評估，內地將來也會面臨這樣的問題，我們要做方方面面的評估證明我們存在的價值與工作成效。通常我們的辯論是這東西有沒有用，為什么要做這么多的評估，如果我們教的好的話，其中效益是很難評估的，它往往是處于社區之中的或對人的，社會工作教育究竟能不能影響我們的學生，令他們工作有成效是更難評估的，而我們現在正在做這些。現在對這個辯論少了，更多的是考慮如何能做得更好，怎樣去證明我們的存在，怎樣證明我們學生的素質是好的。我們辯論的方法是希望不用那些傳統的、政府的或者是機構給我們的很硬的、非人性化的方法去評估我們，我們希望我們用自己的方法去發展相關評估，去證明我們學生素質是好的，工作是有效率的。包括就業數字、包括個案、學生好的影響等(如他在社區中運用方法與其他人有何不同)，這些都是我們面臨的挑戰。

第六個辯論是關于社會工作教育層次問題。在內地這種辯論不太厲害，香港有，美國就更厲害了，究竟社工教育應當放在什么層次，是文憑，本科還是研究生層面。在美國以前辯論得很厲害，最初認為他有一個基礎的大學培訓，先成為了有教育的人——懂思考，有人文教育基礎等，然后他才進入碩士研究生，我個人來看是比較理想的，但現實很難做。現在他們也與現實協調了——需要太大了，無法一步步進入。現在在香港、美國已有了相應的解決辦法，但這種辯論在內地也是需要的，至少要辯論一下不同的層次有什么定位與目標，一二層次間有什么關系，怎么交叉等。

第七個爭辯，社會工作教育應不應該有立場。這是近十多年來比較激烈的討論。因為很多人認為社會工作者是沒有價值取向的，無價值立場的，但是最近的很多辯論提及社會工作是不可能無立場的，其實在我們幫助他所做的決定都是有價值立場的。比如幫他討論一個家庭問題，他最后決定離不離婚，或你幫助一個社區如何去解決問題等，這些時候往往有價值取向的。若說工作者價值沒有影響他，這是比較假的，其實我們工作的過程里，常有價值隱含著去影響他們，有時不明顯罷了。香港一些機構和社會工作教育課程有很清楚的價值取向。面對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或處于邊緣的人士，如果我們不去幫助他們，什么都沒有價值取向，什么都沒有立場的話，我們叫我們的學生沒有立場的話，他們(邊緣人)就永遠得不到幫助。他們認為社會工作是有立場的，就是幫助那些受壓迫的，處于底層的人們。這是他們的價值取向，我們不一定聽他的。但這是針對辯論而言的，在香港我們還沒有那么激進、進步，所以我們暫時沒有什么很清楚的立場。通常，我們的立場只是幫助我們的學生去注重社會公益或者去關注社會底層的人等。但是沒有英國社工教育界那層次分明的價值立場。這個，我們也可以討論，社會工作教育是否應該有立場，比方在內地有那么多貧窮問題，我們是否應該注重社會發展呢?或在取向上幫助他們扶貧，協助他們用社會發展的方法解決問題等。這需要你們更多地去考慮。

剛才說了在社會工作教育領域里的好多爭辯問題，曾有的或現在仍進行的，這些重要的議題我估計也還是有些意義，有一些問題也是比較實際的，比如立場問題、培養人才是專才還是全才、教育層次、或者是為誰而服務、社工教育是微觀還是宏觀、學術與專業關系等，希望我們大家都好好反思一下。

最后一點是說未來的趨勢

這點比較難做，對將來的預測是無定數的，我想將來的趨勢是大家一同去建構。何去何從是我們應當思考的問題。我只可以預測出幾個比較明顯的趨勢。第一個趨勢就是社會問題的極端化、矛盾化與復雜化，我發現在香港、在美國許多社會問題尤其是貧窮的問題越來越尖銳，這些問題突出了成為很大的社會矛盾，我們看見的問題是很復雜，是很難去解決的，這類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工作發展模式。在英國之所以注重社工教育，反壓迫立場是與社會矛盾尖銳化離不開的。沒有了這種取向，這個問題永遠得不到平衡。你的立場永遠那么斯文的、君子的、沒有立場的、是永遠無法解決問題的。我認為對于世界上很多地方，社會問題越來越嚴重，矛盾越來越尖銳，這也強迫我們去思考社會的定位，社會工作的立場，及其使命體現。當然，在這個過程之中，我們對社會問題的掌握也要比較好一點，如果我們就是很空泛地對問題了解是無用的。李寶庫部長那天說了，面臨很多問題，這是我們的機會，社會問題越多，社會工作者越有事情做，如下崗問題、貧窮問題、人口老齡化問題等，都是越來越厲害。這對我們來說，我們觸角要敏感，知道研究這些問題，并有很好的回應，而且在我們的課程里也要有所體現。若我們無充分地理解問題，我們怎么幫助我們的學生去解決這個問題呢?第二個是價值真空的問題，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在社會的一些層面里我們發現價值不見了。在美國社會，好多人迷失了價值層面的東西。許多人在文章上論及重新尋求我們的價值觀，尤其是我們社會的價值取向是怎么樣，是不是我們就安于一些治療模式，一些技巧、方法。難道單有它們，我們就能解決問題嗎?最重要還是我們價值觀，我們價值觀定位在什么地方，這是我們一定要去考慮的問題，所以重建社會工作價值觀是另外一個趨勢。在國外期刊里有許多討論，重新談及這些最原始的問題：價值觀、使命感、定位等問題。第三個趨勢就是經濟緊縮和管理主義抬頭的問題。這在歐美與香港產生了很大影響。這個趨勢影響到我們社會工作者和搞社會工作教育的人要注重評詁，要講效能，而不能僅講“心”，其實對這趨勢是應該肯定的，我們的社會工作實務，社會工作教育是該講數據、講成果的，用效益來證明我們的工作。第四個是知識膨脹的問題。整個世界，知識日益增多，推陳出新，我們有太多的東西要學，我們要加什么東西在我們課程里，常會產生沒完沒了的走向，比如在我們課程里雇主通常要求加很多東西，我們老師也希望能多加點，比方做了什么研究，但這不太可能，我們沒時間，沒空間插入，另外我們也要留一些時間讓學生反思，這不可能把所有東西都包在里面的。其實知識膨脹的問題是整個社工教育界遇到的問題，現在通常我們解決的方法就是堅持持續或終身教育的觀點，教授給學生們基本的知識和學習的能力，尤其是怎么做人，如何思考，當他懂得這些之后，我們可以幫他建立持續教育的途徑，他掌握了這個途徑之后，便能夠持續地學習，而不會把什么東西都放到課程內來接受。最后一個不可不講的趨勢便是全球化趨勢，很多人都清楚這個趨勢，不少人說了他不好的地方，也說了好的地方。對社會工作教育來說，我認為至少有一個好的地方，比方最近出了一些書，講全球化對社會工作影響的書，這些書從正面幫我們認識社會上的各個問題，而不是僅局限于美國或發展中國家等，注重于網絡間互惠合作，看見經濟資源分配的不平均，討論發達國家如何幫助發展中國家等，以全球化的眼光來看待這些問題。比方在美國，如果影響這些企業減少破壞第三世界環境，破壞他們的就業等，就是從全球的網絡去增強全球的團結，令社會問題不單是地區化解決，大家也能通力合作，共同解決這些問題。

最后，我希望大家想幾個問題。剛才我們講了社工教育的歷史和給我們的啟發，涉及了幾個重要辯論及一些趨勢，其實這些東西對大家來說都是一些啟發，需要我們從中互相學習。我們也希望從國外社工教育的經驗來幫助我們反思自身的處境，去尋找我們應有的方向。當然，還沒有任何可遵循的規律我們可跟隨的。社會工作教育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地區是建基于它的文化與社會背景的，所有社工教育模式并不能單方追隨美國或香港的，社工教育是服務于我們的國家，為國家盡使命的。基于這些，我想問幾個問題：社會工作教育的方向、目標是什么?我們希望培養什么樣的人(我們希望我們的課程培育出什么素質的人來)?如何定位我們教育者自身，如何培養我們自己才能使我們達到上述理想?我們希望社會工作教育對社會有什么影響，從歷史、現在乃至將來的視野，我們的投入可以對中國有什么長遠影響，這是我們要重點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