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建筑藝術方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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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首先作為一種物質財富，也和其他物質一樣，在人類創造的過程中，不但產生了物質的軀體，同時也產生了美的形象。人們通過建筑的形象感受它的美，在房屋的整體和房屋各種構件的制作中，人們都對它進行了程度不同的美的加工，裝飾就是這樣開始在建筑上出現的，發展到現在，成為一門專門的建筑藝術。氏族社會時期人們就已對建筑進行了裝飾，到商代，建筑裝飾藝術則有了更大的發展。古今中外,建筑的裝飾藝術莫過于美術和雕塑。雖然殷商時期沒有留下來這些方面的完整遺物,但從考古發掘中出土的一些遺物和建筑基址,也可以看出當時的雕塑藝術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我國殷商建筑，除了地下墳墓以外，地上幾乎沒有留下完整的遺物，可以見到的只是推測的屋脊上的陶瓦和屋身上的金、石構件。例如，在陵墓內發現用白石雕琢的鳥獸，背后有凹槽，可能是某種器物的座子。在殷墟還出土了許多大理石立體石雕，如饕餮、石鸮、石獸等，背后有槽，是王宮柱腳旁的裝飾品。根據原始社會以來的埋葬習慣，這些隨葬品應是死者生前用品的一部分，不難想象當時宮室內部的陳設相當華麗，建筑物也很可能利用類似雕刻來裝飾。在若干殷商的貴族墓葬中,還出土了在木料上雕有以虎為題材的饕餮紋與雷紋浮雕，雖然木質的棺槨已經腐朽無存,但花紋和朱彩清楚地壓印在泥土上。這些在夯土中保留下來的表面呈朱紅色的模印,無疑是當時棺槨表面涂有顏色的雕刻紋樣殘余。這些木刻既然已出現在墓葬中,則完全有理由推斷它們已經更多地使用于地面建筑了,特別是宮室、壇廟等高級建筑。

當時的墻體技術是：土坯墻體建好后，再用秸稈堆積墻根處點燃燒烤使之陶化，這樣可加強墻體的整體性，下雨時可減輕雨水對墻體的沖刷。然后用貝殼燒石灰在墻體表面涂刷，使之光潔明亮。在安陽市小屯北地F10及F11建筑遺址中發現了一塊繪有彩畫的白灰面墻皮，可能是貝殼燒石灰的實物例證。墻皮殘長22厘米，寬13厘米，厚7厘米，其白灰墻皮上繪有紅色紋樣及黑色圓形斑點的圖案組合，殘片表明此時室內墻面已不僅刷白,而且還增加了彩畫這一新的內容。由此可見當時已用壁畫裝飾建筑室內。以木材作為建筑的承重構建是中國古代建筑的特征，而木構件的重大缺點是不能受潮濕和蟲蛀。保護木構建至少夏代晚期就已開始用漆涂抹木材表面以求防腐（見于偃師二里頭二宮室后側大墓）,這是建筑技術的重要進步之一。上述殷商時期出土的墓葬棺板印痕,應當與銅器紋飾相同。而在色彩上所見的黑底紅紋（凸出部分）的色彩格調,則與原始社會的許多彩陶十分相似。由此可見,當時紅與黑兩種顏色,大概也是建筑中最為普遍使用的。除這兩種顏色相互配合外,還有使用單一色彩或利用同一色彩的深淺變化的,例如安陽殷墟商墓中出土的漆器殘片,即以朱紅為底,而在其上繪出深紅色紋樣。由于此漆器為木胎,因此在建筑的木構件上也施用這種涂漆的方法,也是極有可能的。此外,以多種色彩涂繪于其表面的紋樣,還增加了建筑的美觀華奐,可謂一舉二得。

青銅工具的使用發展了小木作，而小木作的另一個作用,就是發展了木家具的制作。根據甲骨文象形文字“席”作“”，形如一張草席，因此稱為席。而“”猶如一個人坐在席上休息，因此稱為“宿”。以現存某些青銅器物，知道當時室內鋪席，人們坐于席上。雖然當時的社會習俗可能還是“席地而坐”,但一些低矮家具如床、案、俎和置酒器的“禁”等,仍然為生活所需要。目前這方面的遺存亦相當稀少，實物僅有自殷墓中出土的木質“抬盤”。另外,還發現了石質和銅質的俎，這是一種專供祭祀用的小幾案,外形與案、幾相似。例如現已出土的饕餮紋蟬紋俎，青銅制成，俎面狹長，兩端形翹起，中部略凹，周身繞以蟬紋，饕餮紋等。我們可以從它的造型看到后世桌類家具造型及其裝飾的身影。從這里可以看到它們所做的木制品的大致尺度與造型。而二者所施的紋飾,尤為研究所重視。除了在木構件上施雕刻并涂黑、朱等色，另外人們可能還在梁柱或門窗上加以雕刻，起裝飾效果，雖沒有直接證據證明這一點，但從考古發掘盤龍城和殷墟墓葬中見到的木槨上的彩雕，以及大量商代青銅上的繁縟紋飾中，推測這種技術在商代就開始被運用在建筑裝飾中了。

商朝雕刻的特征，無論青銅器或石器，多用細密的花紋為地，襯托高浮雕的主要紋飾。最常見的紋飾有云紋、雷紋、饕餐紋、蟬紋、圓圈紋等。這些精巧的雕飾，給人以富麗嚴肅的印象。花紋的題材可能和商人的迷信思想相聯系，也可能是氏族徽記的殘余。施于建筑的這些裝飾紋樣及色彩，來源大概首先是陶器。中國古代陶器的造型優美與裝飾雅麗,早在原始社會時即已享有盛名。經夏商時期的演變，到商代中期陶器除幾何紋樣,又出現了饕餮紋、云紋等,與當時的青銅器紋樣甚為接近。這些紋樣的使用與演變,無疑對建筑所采用的紋飾有著深刻的影響。

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偶方彝是1976年在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婦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被譽為商代第一女將。高60cm、長69.2cm、寬17.5cm的偶方彝又名雙連彝是商王朝晚期的一種特殊酒器。該方彝器身橫長兩倍于縱長，猶如兩個方彝的組合，故郭沫若先生稱之為偶方彝。偶方彝是商代酒器中絕無僅有的罕見器形。器身兩長邊口沿各有七個缺口，是專為放置酒斗設計的。器蓋呈四面斜坡狀，斜脊線及坡面中線上均鑄出扉棱，極似商代宮殿的“四阿”式屋頂，有正脊與垂脊。器口前后各有七個方形和尖形槽，頗像房子的屋椽出梁頭七枚，反映出當時的屋檐多探出梁頭硬挑，前沿所出梁頭為大半圓形，后檐所出者為尖形，類似后世斗栱的雛形。蓋脊有二鈕，便于啟合彝蓋。偶方彝裝飾豪華大方，通體以云雷紋做襯地，以浮雕技法表現了獸面、鴟鶚、夔龍、大象等動物形象。偶方彝氣勢磅礴，威武雄壯。此器宛如一座殿堂，凝聳華麗獨具特色，是殷墟青銅器中的佼佼者。也正因為有了偶方彝的出土才使考古學家們更加確信對商代建筑造型的想象與復原。江西新干縣大洋洲商墓出土的提梁方壺,其腹部四面均有若覆斗形之矩形窗口。殷墟戚家莊東側商墓（M269）所出之銅器,除蓋呈四坡頂,其器壁一若置于臺基上之墻垣，這些都是建筑對青銅器造型產生的若干反饋。

上述建筑裝飾藝術深深影響了中國傳統建筑裝飾達3000年之久，并為現代建筑藝術所借鑒。因為可查閱利用的資料較少，本人研究的知識面較狹窄，對殷商時期的建筑裝飾藝術發掘研究還不夠充分，相信隨著考古學的不斷發展，和建筑技術的不斷完善，將會有更多的商代建筑裝飾被發掘并為現代建筑藝術所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