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福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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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生活質量與福利狀況是當前中國社會經濟政策議程中最為基礎、最為重要和最為突出的問題。農民與國家的關系具有豐富多彩和不斷變化的內涵、外延及表現形式，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界定。在社會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背景下，農民與國家關系的基本內涵是：農民實現身份轉變，國家謀求社會現代化發展戰略，將農民與國家關系轉變為市民與國家關系。農民與國家關系的實質是國家對農民福利責任的承擔與農民生活質量的改善和福利水平的提高。農民生活質量改善與福利水平提高可以采取多種多樣的方式，具有各種不同的層次結構。傳統方式是并不改變現存社會結構與制度性安排，通過經濟福利狀況改善謀求生活質量的提高。這是傳統農業社會農民謀求改善生活質量的主要方式。在中國社會結構性變遷與社會現代化背景下，農民改善生活質量與提高福利水平的愿望相當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的政策取向，取決于農民與國家關系的結構性調整，取決于社會現代化與國家現代化程度。這是結構性變遷與制度性安排方法，是通過社會革命的方式改變農村面貌、農業結構與農民身份，改善農民生活質量與提高他們的福利水平。目前，中國社會正處于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化社會轉變的歷史階段，結構性變遷與社會發展涉及方方面面，其中農民與國家關系是最基礎、最重要與最突出的問題。最基礎是指農民與國家的關系是考慮所有農民福利問題的最主要基礎；最重要是指農民與國家的關系是影響農民福利狀況最重要的因素；最突出是指農民與國家的關系是農民福利議題中最優先的領域。
社會福利是觀察和描述農民與國家關系演變的基本層面，中國農民問題研究長期缺乏社會福利理論視角，農民福利尚未進入主流公共言論與學術空間，是個邊緣化議題。社會福利是工業化與都市化的產物，是現代社會對貧困等社會問題的制度性回應，基本功能是透過滿足變遷中的社會需要與人類需要，緩解社會沖突與解決社會問題，改善生活質量與提高福利水平(Johnson&Schwartz,1997)。一般來說，社會生活可分為經濟生產與社會福利兩大部分，相對應的是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經濟政策目標是自由市場與經濟效率，基本運作機制是自由市場與市場就業。社會政策目標是國家福利責任與社會公平，基本運作機制是社會再分配與福利服務提供(Room,1979)。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社會福利既是紛繁復雜與千變萬化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觀察與描述社會結構特征和農民與國家關系的基本層面。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回顧表明，1949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問題理論與政策研究普遍缺乏社會福利的理論視角，農民福利對國家決策者與理論工作者來說是個十分陌生的概念。總體來說，目前中國農民問題研究現狀至少可以概括為“六多六少”：對農業經濟問題研究較多，對農村社會問題研究較少；對緊迫現實問題研究較多，對宏觀理論政策問題研究較少；對嚴峻現實問題研究較多，對歷史比較問題研究較少；從社會管理與社會控制角度研究問題較多，從改善生活質量與提高福利水平角度研究問題較少；從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分隔角度研究問題較多，從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互動角度研究問題較少；從中國社會發展特殊性角度研究問題較多，從世界歷史發展普遍性規律角度研究問題較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村改革與城鄉協調發展、農村社會學理論研究、小城鎮研究與人口遷移、農民階級分層與社會流動、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和農民工流動問題、農村婚姻家庭與生活方式、農村貧困與社會保障問題、農村民主政治發展與村民自治等現實熱點問題（李守經，邱澤奇，1989）。題目明確和主題鮮明的農民福利研究甚為鮮見，只有生活方式與社會保障研究偶爾涉及狹義農民福利問題。農民福利議題尚未進入政治精英與知識精英的視野，尚未進入主流公共言論與學術言論空間，這種狀況與中國社會的農民國家性質與社會現代化狀況極不相稱，亟待改變。
一、制度與集體主義福利政策框架
中國農民福利狀況與政策模式可以分為兩大理想類型，一是改革開放以前的集體福利模式，二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福利模式。從歷史發展角度看，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可分為兩個截然不同與特征鮮明的歷史階段，農民福利狀況與福利政策模式同樣如此。總體來說，改革開放以前，中國農民福利狀況與政策模式可以概括為集體主義與社區互助的福利政策模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福利狀況與政策模式可以概括為個人主義與地區差別的福利政策模式。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多年間，中國農民福利狀況與政策模式逐漸由集體福利過渡為市場福利。更為重要的是，這個過渡時期并未結束。這兩種福利政策模式可以看作是中國農民福利狀況的“理想類型”，是觀察與分析社會轉型時期中國農民生活狀況的概念化工具。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雖然這兩種政策模式是對中國農民福利狀況歷史發展與現實狀況的理論化抽象與概念化概括，但是它們是以豐富多彩和扎實可信的經驗調查與實證研究發現為基礎的。
中國農民集體福利政策模式形成發展的歷史背景與制度基礎是宏觀取向的城鄉二元社會福利結構與微觀取向的農村制度。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由于國內外社會環境的嚴峻性，如何鞏固與維持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努力發展經濟和實現國家工業化成為優先戰略目標。社會主義中國的社會經濟基礎異常薄弱與經濟發展水平偏低客觀上又加劇了實現這種發展戰略的必要性、緊迫性和重要性，社會政策與福利議題自然而然處于次要和無足輕重地位。更為重要的是，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特別是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與制度的發展，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加速進行與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迭起，運動與制度的蓬勃發展，以及城鄉分隔戶籍制度的實施，二元經濟結構最終演變為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劉易斯，1989；薄一波，1991）。二元社會結構是指社會生活中同時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結構與制度安排。全體公民被人為地分為城鄉兩類居民，城市市民與農村農民具有截然不同的身份、規范、價值和角色，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生活環境之中。在城鄉二元社會結構處境下，中國社會逐漸形成城鄉有別的二元社會福利制度。按照當代中國學者的經驗研究，二元社會福利制度主要是由不合理的戶籍、糧食供給、副食品與燃料供給、住宅、生產資料供給、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保險、勞動保護、人才、兵役、婚姻和生育制度等14種制度構成。戶籍制度是城鄉有別的二元社會結構與二元社會福利制度的基礎（郭書田、林純彬，1990）。與此同時，農村與農村化運動加速了農村制度的形成與發展（薄一波，1993），為農民福利政策模式形成奠定了相關的思想、組織與制度性基礎。
農村制度決定了農民集體主義福利政策模式的價值基礎、政策目標，奠定了農民集體福利事業的制度基礎，營造與建構了農民集體福利事業生存與發展的微觀社會環境。從1958年成立到1984年解體，中國農村與中國農民在制度下度過了整整26年。曾是一個時代的象征。制度是理解當代中國農村社會和農民生活狀況的一把鑰匙（張樂天，1998）。是當代中國農村社會制度與農民生活狀況的政治經濟革命與思想文化革命的產物。的社會思想基礎是當時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價值基礎是社會團結、社會合作和社區互助，其實質是集體主義價值觀念。共產主義精神在全國各地蓬勃發展，農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方興未艾，國家嚴格限制自留地與家庭副業收入在合作社和公社社員總收入中所占比例和消滅私有制的堅定決心，以及時期大力興辦公共食堂等政策措施典型反映了這類價值觀念（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5）；1958年《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問題的決議》指出，的核心政策目標是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建成社會主義并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典型反映當時急于求成和左傾冒進的思想意識。1962年中共八屆十次全會通過的《農村工作條例修正草案》規定，國家要盡可能地從各方面支援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逐步進行農業技術改革，用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在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和電氣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7）。的政策目標由長遠過渡目標變得現實具體目標，由宏觀戰略目標變為微觀取向農業政策目標，由式目標變為實事求是式目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重要決議均未涉及農民福利政策目標。集體福利政策目標的基本特征是集體福利事業處于次要地位，發展農業生產和為向共產主義積極過渡創造條件的政治目標與經濟目標至關重要，處于優先領域，發展農民集體福利事業只是鞏固的基本輔助手段與政策措施。公社（國家）對農民政治福利（政治參與）、經濟福利（發展農業生產）和文化福利（提高政治覺悟）的關注，遠遠高于狹義社會福利（社區與家庭生活）與生活福利（衣食住行生存需要）。
時期農民集體福利體系主要內容是以社區為基礎的經濟福利（農業生產）與社區公共福利事業，社區互助互濟成為福利發展的基本途徑。集體福利服務對象覆蓋所有正式與非正式（社區）社員，普及性服務特征突出。公社社員大體分為兩類：一是對喪失勞動能力或生活有困難社員的服務，例如生產隊對于生活沒有依靠的老弱孤寡病殘疾社員，遭到不幸事故，生活發生困難的實行供給或補助，對于生活有困難的烈士家屬、軍人家屬和殘廢軍人給予適當優待，對于家庭人口多、勞動力少的社員適當安排他們的工作，對于因公負傷社員給予補助。二是具有勞動能力的社員主要通過生產勞動和計工分的方式獲得經濟收入，滿足基本生活需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7）。農民集體福利服務項目眾多，內容廣泛，基本分為生產福利與社區公共生活福利兩大類。生產福利主要是指農業生產（產前、產中和產后）、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增加肥料、改良土壤與普及良種等經濟性服務，這類服務主要歸屬于經濟福利的范疇。社區公共生活福利主要由公共福利與生活福利兩部分組成，公社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特征降低了家庭福利的重要性，促進了農村地域社區范圍中集體性公共福利事業的迅猛發展。公共食堂、幼兒園、托兒所、縫衣組、理發室、公共浴堂、幸福院、農業中學、紅專學校和兒童福利事業等是主要內容（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5）。農民集體福利事業資金來源主要有三條途徑：一是由生產隊扣留的公積金，提取比例一般在可分配總收入的3%～5%之間。公積金主要用于生產性福利開支，例如生產隊興建基本建設和擴大再生產的投資從公積金中開支。二是由生產隊總收入中扣留下來的公益金，提取比例一般在可分配總收入的2%～3%之間，以作為社會保險與集體福利等生活福利事業的費用，這是福利資金的主要來源。三是國家為農村“三無”人員提供的社會救濟金與災民臨時救濟款，這是福利資金的補充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7）。農民福利服務方式方法多種多樣，但以人力幫助與物質福利、臨時補助為主，現金保障和社會服務為輔。時期基本是物物交換主導的交換方式，現代取向的商品經濟形式與交換方式微乎其微，這直接影響福利服務的基本方式。概括來說，依據不同的群體特征，農民社會資源分配與福利服務方式有四種：一是對有勞動能力的普通社員采取基本口糧和按勞動工分分配糧食相結合的辦法，也可采取按勞動工分分配加照顧的辦法。二是對無勞動能力和缺乏生活來源的老弱病殘孤寡予以集體供給制度。三是對遭遇不幸事故，生活發生困難的社員給予臨時補助。四是對生活有困難的烈士家屬、軍人家屬和殘廢軍人給予適當優待和補助。優待是指國家、社會和群眾對烈軍屬、革命傷殘軍人、現役軍人及其家屬等優撫對象在政治上、經濟上給予優厚待遇的制度。為補償農村烈軍屬因無勞動力或缺少勞動力造成生活困難而依靠群眾給予物質優待，這是優待工作的主要內容。物質優待形式主要是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代耕土地和時期的優待勞動日（周士禹，李本公，1996）；農民福利管理體制與組織結構主要是公社和生產隊二級管理，或是公社、生產大隊與生產隊三級管理，地域范圍有限，社區管理取向與特色鮮明。
農民集體福利制度創造獨特的福利政策模式，形成若干引人注目的基本特征。農民集體福利政策模式成敗優劣和歷史經驗應放在當時特定社會環境中歷史考查和客觀評價。農村是政社合一的組織，是社會主義社會及其國家政權在農村的基層單位，是二元社會結構、二元社會福利結構與左傾冒進、急于求成思想的產物，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在農村社會的邏輯發展與組織表現形式。二元福利制度根本問題是剝奪農民的公民權利與社會權利，其實質是制度性社會不平等和政策性不公平。農民只擁有形式公民權利，而無實質公民權利，無法得到國家提供的福利與服務。農民集體福利制度安排的主要問題是缺乏相應經濟基礎，現代取向社會福利制度建基于傳統農業生產基礎上，農民集體福利的低水平、短期性、普遍性貧困和無法維持是可以預期的必然結果。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價值基礎是集體主義的文化價值觀念，這種集體主義既不是社會化大生產產生的“標準”集體主義，又不是以宗族和血緣為基礎的家庭式集體主義，而是以地域社區和社區組織為基礎的小集體主義。與此同時，在“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和實現農業現代化政策目標高于一切背景下，基本生活需要滿足與生活福利處于邊緣化狀態，農業社會生產方式與現代社會的社會需要之間存在潛在的差距。更為重要的是，農民集體福利模式服務對象的普及性特征反映農民天然平均主義的傾向。服務內容上經濟福利與生活福利高度相互交織說明社會經濟結構分化程度極低，經濟生產與社會消費相互滲透地重疊在一起。福利資金主要來源于公社積累反映了國家福利責任承擔的有限性。服務方式的物質福利為主說明缺乏商品經濟環境，管理體制的化充分體現農民集體福利模式的社區組織與社區管理基礎。總體來說，時期農民基本需要范圍主要局限在基本生活需要，可供選擇的需要滿足途徑十分有限。盡管物質生活處于普遍性貧困狀況之中，但是精神心理福祉普遍處于相對幸福與滿意的狀態。農民需要滿足狀況是低水平和穩定的，總體生活質量偏低。
二、市場經濟與個人主義市場福利政策框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環境與制度安排發生結構性轉變，進而推動農民福利政策模式轉變。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錯誤路線，做出了將黨和政府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的戰略決策，標志當代中國歷史進入現代化建設時期（高凱，熊甲光，1989）。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做出《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經濟體制改革與現代化建設成為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和任務（中共中央，1993）。發展經濟與改善人民生活質量，謀求經濟增長與社會協調發展成為國家政策議程優先議題。中國社會結構與社會關系，特別是城鄉關系與宏觀取向社會環境發生史無前例和翻天覆地的結構性變遷。與此同時，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改革拉開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伴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政社合一的農村制度已不適應農村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廢除制度已勢在必行，刻不容緩。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的標志的正式解體和終結（民政部政研室，1988）。城鄉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特別是戶籍管理體制改革和世界罕見的大規模農民流動，在相當大程度上沖擊和瓦解了城鄉二元社會結構與二元福利結構（趙樹凱，1998）。農村集體經濟讓位家庭經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讓位家庭式經濟組織，農村的集體主義文化讓位家庭和家族為基礎的個人主義文化，農民集體主義與社區互助的福利政策模式讓位以家庭為基礎的個人主義與地區差別的福利政策模式。中國農民福利政策模式發生結構性轉變。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決定了農民以家庭為基礎的個人主義與地區差別的福利政策模式的價值基礎、政策目標，奠定了農民家庭福利的制度性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產物，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以家庭為基礎的個人主義與地區差別的福利政策模式的價值基礎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中國社會的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關系發生根本性轉變（中共中央，1993）。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競爭取代社會協調，社會公平觀念取代社會平等理想，機會平等觀念取代結果平等思想。更為重要的是，市場經濟環境與制度基礎導致城鄉福利政策目標出現兩種相互矛盾的現象，一是城鄉有別的福利政策目標變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奮斗目標。這意味著中國農民的個人主義和地區差別的福利政策目標同樣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第二步戰略目標，即不斷改善生活狀況，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這反映中國社會福利政策目標由經濟增長與農業現代化為主轉變為以社會福利與人的現代化為主，說明經濟增長優先的思想讓位于社會發展優先的理念，說明提高社會福利與改善生活質量成為國家層面社會經濟政策的核心議題和關注點（陸學藝、李培林，1991）。二是全國城鄉、行業、地區之間和群體內部不同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明顯擴大，發達地區農民福利制度建設成果顯著，中等發達地區農民福利制度創新正處于關鍵時期，落后地區農民福利問題無從談起，遙遙無期，形成東部沿海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之間擁有截然不同福利政策目標的差異格局（民政部政研室，1997）。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城鄉一體化與地區差別化發展并存共生的趨勢不僅沒有終止的跡象，而且有進一步擴大化的趨勢。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農民個人主義與地區差別福利政策模式的主要內容是以家庭為基礎的家庭福利與就業福利，市場就業是增進個人福利與家庭福利的基本途徑。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多年間，中國農民福利狀況與政策模式逐漸由集體福利轉變過渡為市場福利。市場福利主要是指市場機制與市場就業，它既是增進個人福利與家庭福利的基本途徑，又是決定福利狀況與需要滿足程度的主要影響因素，還反映福利政策模式最本質的特征。在農村經濟改革與聯產承包責任制條件下，除老弱病殘孤寡和優撫對象繼續享受集體福利與國家保護之外，東部沿海地區農民通過多種途徑脫離農業與農村，主要在本地區和城市中謀生。中部和西部絕大多數農民喪失集體福利和社區互助，他們要通過自力更生、家庭照顧和市場就業渠道滿足自身及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需要，國家福利提供對象的范圍十分有限。作為全國農村千千萬萬剩余農業勞動力的青壯農民外出就業打工便是典型例證（陳吉元，1991）。農民市場福利服務項目種類繁多，服務范圍主要包括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村社區公共福利服務兩大部分。農業社會化服務是時期生產福利的發展與延續，是農業生產專業化與家庭小而全生產結構矛盾的產物，是千家萬戶分散經營方式同社會化大市場矛盾的產物，全國各地農業社會化服務內容多寡與范圍大小千差萬別，迥然不同（張留記，1992）。全國各地農村社區公共福利與公益服務事業發展狀況千差萬別。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社區公共福利與公益事業興旺發達，農民不僅衣食住行基本生活需要滿足程度較高，而且養老、教育、醫療保健事業和公共基礎設施發達。農民生活方式趨向城市化，生活質量不斷提高。農村社會結構與農民身份已經發生結構性變化（折曉葉，1997）。與此同時，在中部特別是西部地區農村社區中，由于缺乏集體經濟基礎與多樣化就業渠道，農村公共福利和公益事業普遍走向衰敗，農民個人福利和家庭福利水平普遍偏低，社會分化程度較低與社會結構變遷緩慢（陸學藝，1992）。全國各地農民市場福利的資金來源同樣呈現空前多樣化與巨大差異性。東南沿海地區福利資金來源多種多樣，既有村莊集體股份的分紅收入，租地與土地轉讓開發費用，又包括承發包工程收入和鄉鎮統籌資金返還，甚至還可能包括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的捐贈（折曉葉，1997）。與此同時，在中部特別是西部地區農村社區中，在集體經濟基礎薄弱甚至完全崩潰瓦解，生產投資嚴重匱乏的情況下，公積金與公益金提留難問題突出，鄉鎮統籌的農村教育、修建公路、計劃生育、優待烈軍屬、供養“五保戶”和民兵訓練等民辦公助事業經費籌集困難，福利資金來源幾乎無從談起，影響農村公共福利事業發展（陸學藝，1992）。市場福利服務方式的突出特征是經濟保障、收入補償和現金優待占據核心位置，物質救濟、收入保障與服務保障方式并存共生，相互依賴，推動農村福利服務方式多樣化。改革開放以來，在絕大多數中國農村社區中，商品經濟意識日益普及，貨幣交換范圍不斷擴大，社會福利服務的收入保障方式逐漸流行，福利服務在需要滿足中發揮越來越大作用。例如農村優撫對象、優待形式由時期的優待勞動日變為發放優待金（周士禹，李本公，1996）。隨著農村社會管理模式的重大變化，市場福利管理體制也隨之發生重大變化。除集體經濟發達、基礎雄厚地區和東南沿海地區農村社區外，以往國家與農民通過發生聯系的“中介集中管理模式”讓位于“直接松散管理模式”：國家與千百萬分散獨立的農民家庭直接發生互動關系，管理中介組織的作用大為降低，角色日趨模糊不清，農村社會管理和福利管理的制度性運作成本顯著上升。
中國農民市場福利政策模式尚未最后定型，正處于發展變遷過程中，但是市場福利政策模式的基本特征與福利政策分析框架已初見端倪。目前，中國社會正處于史無前例和翻天覆地的結構性社會變遷過程中，社會轉型速度極快，涉及社會生活所有領域，社會影響廣泛深遠。與此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處于建立、健全過程中，市場機制發揮作用越來越大。總體來說，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農村與中國農民生活狀況均發生結構性變遷，一方面城鄉協調發展趨勢日趨明顯，另一方面地區間差距日益擴大；中國農民階級的社會分化、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成為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目前農民階級可以分為農業勞動者、農民工人、雇傭工人、智力型職業者、個體工商戶與個體勞動者、私營企業主、集體企業管理者和農村社會管理者8個階層（陸學藝，1989）。這意味著中國農民收入差距、福利狀況與生活質量一改往日鐵板一塊和高度同質化的狀況，農民生活方式與社會階級結構日趨多樣化，而且這種多樣化程度與變遷速度是世界罕見的。與此同時，中國農村社會工業化、都市化和社會現代化進程與中國農民福利狀況改善之間存在諸多結構性緊張沖突和不協調之處。理論上說，社會福利制度是工業化、都市化和社會現代化的必然產物，是適應社會化大生產需要和解決社會問題的基本性制度安排，是社會結構變遷、生活方式改變、農民身份轉變和社會回應變遷中社會需要的制度選擇。這意味現代社會福利制度發展需要相應社會環境與社會條件(Federico,1990)。從這種角度看，中國農民生活狀況與福利事業正處于十分獨特的環境下：一方面農村社會結構與社會現代化尚處于轉型發展時期，農村工業化、都市化和社會現代化進程剛剛起步，尚未最后完成，缺乏現代社會福利制度發展的社會經濟基礎與制度性基礎。另一方面，城鄉二元社會福利結構影響與中國社會現代化要求又迫切需要滿足農民不斷增長的福利需要，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提高他們的福利水平，增強國家綜合實力與提高社會質量。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兩難選擇狀況十分典型（亨廷頓，1993）。在社會福利制度領域中，這兩種社會需要之間的差距反映為國家在農民福利問題上扮演最后出場者和有限的角色，農村集體經濟瓦解與商品經濟興起“迫使”農民轉向通過市場就業途徑改善生活質量，提高自身福利水平。從社會發展、國家長治久安和社會現代化角度看，這種狀況應盡快改變。更為重要的是，中部特別是西部地區千百萬農民在集體經濟土崩瓦解和致富無門的情況下，農民基本生活需要的滿足，盡快建立普及性最低社會安全網與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善農民的生活質量成為當地政府關注的首要政治任務。從服務項目與服務內容角度看，在大力加強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和市場就業服務的同時，國家應該在農村社區公共福利服務發展中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以便形成國家、市場、社區和家庭福利齊頭并進和相互支持的制度性格局。福利資金來源呈現兩極化狀況，東部沿海地區的多元化與中西部地區的“無源化”。各種基本福利服務方式均已出現，形成物質幫助、收入保障與服務保障并存共生的局面，能夠滿足農民不斷變化的基本生活需要。市場福利管理體制尚未最后定型，多元化是基本發展趨勢。總體來說，改革開放以來和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轉變，中國農民生活狀況與精神風貌發生了質的飛躍，農民階級結構與生活方式均呈現多樣化趨勢。絕大多數農民基本生活需要已經滿足，而且開始進入追求滿足更高需要與生活質量的階段。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農民需要滿足途徑日趨多元化，國家福利提供、市場就業、社區互助和家庭福利四大渠道并存共生，許多農民已經完成身份與觀念轉變而成為現代市民階級。中國農民物質福利與基本生活需要滿足程度不斷提高，正處于由溫飽向小康的歷史轉變中。但是在中國社會不平等程度加劇與收入差異擴大，社會排擠與相對剝奪感增強的背景下，農民的精神心理福祉水平顯著下降，他們的不滿意、怨恨與社會仇視情緒正日趨上升。總體來說，中國農民基本生活需要滿足程度不斷提高，但是福利狀況穩定性程度顯著下降。全國各地農民的總體生活質量與福利水平正在穩步上升，而且福利發展速度驚人。
三、簡要討論與基本結論
農民問題既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又是中國農村現代化和社會現代化的根本問題，更是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社會發展、國家繁榮富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性戰略問題。探索世界上人口最多和農民人數最多國家的工業化、都市化和社會現代化發展之路，是項前所未有和極具挑戰性的偉大事業。不言而喻，中國農村工業化與都市化，中國農民的現代化與市民化過程是觀察與描述中國社會結構性變遷的最佳視角，成為世界上屈指可數觀察現代社會變遷的寶貴社會實驗場所，具有無比重要的理論意義與政策意義，其重要性無論如何評價都是不會過份的。目前，中國社會正處于史無前例與翻天覆地的結構性社會變遷過程中，農村現代化、農業現代化與農民現代化既是中國社會現代化重要組成部分，又是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關鍵之處和瓶頸所在。農民問題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土地問題的根本問題是經濟保障與生活福利問題。這意味著農民生活方式、生活狀況與生活質量成為衡量中國社會現代化程度的最佳指標和最佳觀察角度。在某種意義上說，社會現代化過程就是從社會身份與社會階級結構上消滅農民階級，或者是將自給自足的農民階級改造為現代取向的農業勞動者的社會變遷過程。這意味著解決農民問題與改善農民生活質量的根本途徑是“消滅”農民（孟德拉斯，1991）。更為重要的是，農民生活狀況與福利水平直接影響到城市社會每個人的生活狀況與福利水平，直接威脅到社會發展與人類文明狀況。
本文提出的集體福利與市場福利政策模式是對當代中國農民階級生活狀況與福利水平的理想類型的概括，試圖重新概念化并從政策角度分析中國農村社會現代化與農民現代化的社會變遷軌跡，以便從一個側面描述中國社會現代化與結構性社會變遷的過程。在紛繁復雜與千變萬化的社會轉型時期，如何從總體上把握和概念化當代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的基本狀況，這是時代賦予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光榮而艱巨的歷史使命。概念化的基本特征是高度抽象與理論升華，總結類似社會現象的本質性特征，歸納社會變遷的普遍性發展規律，因此只能放棄詳細具體的深度描述與敘述分析。與此同時，為了將農民問題放在特定時空狀態下來動態考察，我們側重于中國農民問題的制度性背景的描述與結構性變遷軌跡的分析，以便凸顯中國農民生活狀況與福利水平變遷的制度性環境與內在邏輯性。概括而言，改革開放以前，中國農民生活狀況與福利制度安排基本特征是集體主義福利，其思想、組織與制度性環境是制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生活狀況與福利制度安排基本特征是市場福利，其思想、組織與制度性環境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集體福利與市場福利制度與政策模式在農民基本生活需要滿足中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發揮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比較而言，改革開放以前，中國農民生活狀況與福利水平是低水平的，但是近乎停滯不前的靜態狀況卻凸顯穩定和可靠的基本優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生活狀況明顯改善，社會福利制度創新有目共睹，絕大多數農民基本生活需要已經滿足。農民擺脫了長期困擾他們的傳統和貧困的生活方式，勤勞致富，過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多元化與地區差別成為農民生活與福利狀況的基本特征，而且主要依托市場就業與家庭照顧福利制度的基本特征是變化波動幅度較大，穩定性顯著下降。從長遠角度看，由市場福利回歸到更高層次新型集體福利是中國農民福利制度創新的基本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