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流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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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許多學者研究證明，清代前期的商品流通無論在數量方面，還是在規模上都較以往各朝代有了很大的發展，為其服務的基礎設施建設也相對較完善。可是，對這些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投入問題，則研究不夠。徐建青的研究【1】具有重要的意義，但還有多方面設施建設沒有涉及。一般來說，為商品流通服務的基礎設施涵蓋面十分廣泛，本文將探討為商品流通服務的交通（路、河、橋、渡船①）、交易（集市、貨棧、鋪房、旅店）、保安（巡船、巡役、航行標志、救生樁、救生船）三方面設施建設的投入問題。

一

在交通設施建設中，全國主要路、河、橋，由政府投資建設。政府把修建路、河、橋，作為各級官員的職責，順治元年、雍正三、七、八、十三年、乾隆十五、十六、二十六、二十九、四十一、四十五、五十五年、嘉慶四年，分別下達修理、維護的諭令。【2】(卷932《工部·橋道》)道光八年重申：“各省要路橋梁，間有損壞者，地方官查勘應修之處，詳報督撫奏明修理。”【3】（卷146，道光八年十一月乙巳，P．242）由于當時所建道路多為土路，修理起來較容易，各地官員大都能較好地完成。“惟良有司知道路、橋梁，皆王政之大，以時加意，無令病涉，庶有濟焉。”【4】(卷19，《津梁》)康熙十四年，黃梅縣受到洪水災害，道路被損壞。知縣李成林向黃州府申請修路，獲得批準。府下撥銀谷，李成林同縣丞樓自新“分頭督率，慘淡經營，仍捐貲，并設法募助，四閱月，工乃告成。”此役“共雇募人工四萬有余，約工價一千二百兩有零”。為使官道無坑陷之患，李成林采用以工代賑的辦法，令民“運沙一斗，給糧一升”，不到一月，百里官道鋪沙完畢。李成林得到政府獎勵，紀功一次。【5】河道的疏挖，在道光年間是十分繁重的工程，當時黃河經常泛濫，堵塞運河、淮河，嚴重影響了官方漕運，商品流通的運道，以及農業生產。“近年例撥歲修搶修銀兩外，復有另案工程名目。自道光元年以來，每年約共需銀五、六百萬余兩。昨南河請撥修堤建壩等項工需一百二十九萬兩。又系另案外所添之另案。而前此高堰石工，以及黃河挑工耗費，又不下一千余萬之多。”【3】(卷145，道光八年十月乙未，P．226～227)

各地區的道、河、橋則基本上是民間（包括官員以個人名義的捐助）捐資修建。民間修路的方式多種多樣，有“公買義路”；“捐地為往來通衢”；【6】(卷之10，《人物》)或捐廉、捐銀修筑，并在道路旁邊設有茶亭、路燈等設施。【7】（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十三日貴州巡撫黃國材奏，7輯，P．390）【8】（卷11，《風俗志》）以陜西省橋梁為例，雍正時期共修建30座，其中官建只有一座。知縣等各類官員修建的有11座，這中間可能包括官員用公款建筑，即政府出資的情況。即使把11座橋梁都算作政府出資，在全部橋梁中也不占多數。而民間投資自建、修建的橋梁占絕大多數。【9】（卷16～17，《關梁一～關梁二》）“與明代相比，清代民間捐修的數量明顯增多。”“民間捐資恐怕已成為地方交通事業的主要力量。”【1】在各地方志中，普遍反映出這種情況，有的占該地區總數的一半以上。②

政府規定在各地的河流沿岸設立渡船，“以渡南北往來文報、差使”，史書稱為官渡。渡船、渡夫、修船經費由地方政府支付，如有損壞，也由地方政府修補。乾隆“六年，更造一次，由司庫給領銀一百六十余兩。嘉慶十八年，改由陽曲等十縣攤捐。”【10】（卷39，《工制·水利五·通省官渡處所》）民間捐建的渡船，在一些地方志中稱為“義渡”。四川萬縣“湖灘上義渡，乾隆初年張燦若募設。”“黃連咀、陳家壩、擔子壩三處義渡，嘉慶年間陳大方、大中、楊學儒等捐設，歷數十年就廢。道光年間陳光烈、光黨等，倡募置業，三渡復興。”【11】（卷12，《地理志·義局》）因此官渡、義渡均不收渡錢。江西“至渡錢一項，除向系官渡、義渡不取錢文者仍照舊外，其余民渡，凡內河小港準取錢一文。”【12】（卷1，《渡船條規》）乾隆八年湖南也規定：“官渡渡夫不許需索錢文、米谷，民渡小船亦不許多勒渡錢。”【13】（卷2，《兵律·關津》，《江河渡口無論官渡、民渡，不許冒險多載。凡遇空手過渡，每人止許取錢一文，挑負貨物、行李，每人取錢二文，多索從重治罪，刊刻禁約，豎立渡口》）對民營渡船，政府限定渡價、載人量，進行管理。從目前筆者見到的史料看，廣東的情況與大部分省不同。廣東全省的渡船，都向乘客收錢，政府向渡戶收取渡餉。乾隆時詳定章程：“各府州縣所屬地方，設立渡船。……征收渡租谷，咨報充餉。如有應設之處，先由該管州縣勘明該地方實在情形通詳，候奉批準。示召年力壯健，熟識風色、水性之人，承充渡戶。一面取具供結，并鋪戶、渡鄰保結。由州縣加結申府，轉繳藩司詳院，飭府給帖開擺。不準一人兼承數支，網收漁利，及霸埠批租，私頂私擺情弊。”【14】（卷3，《戶例下·稅餉·各省渡餉》）有時也讓附近村民攤納，如靛行渡，“昔被豪右占踞。雍正元年，奉撫憲禁革，勒石永為官渡。其渡餉，歸附近鄉村攤納。”【4】（卷19，《津梁》）

在交易設施建設中，設置市場進行交易，需要征收一定的商業稅，因此城鎮市場多為政府設置。集市也以政府設立為主，民間捐助設立為輔。各地鄉村中的集市，有部分是前代遺留下來的，也有相當部分是清代建立的，大概是先有民間自然形成的交易市場，后由地方政府承認，并對其進行管理，征收商品交易稅。也有由政府強制官員捐資建立的集市，這類集市應視為政府行為。但與修建路、橋等設施不同，如果集市只占地而沒有店鋪等設施，也就不需要投資了，“在北方，村鎮的定期市都是在道路上，或者和道路相連的廣場上舉行，為此特別建筑房屋，似乎都是沒有的。”【15】（第3卷，P．96）“北方市集各有定期，邊境之人絡繹趨赴，各賃坐地，陳貨于左右，交易者權其值而與之。”【16】（卷之1，《地輿志·集市》）

民間自行設立，或者由某人捐資購地設立的集市，被一些地方志稱為“義集”、“義市”，但這些義集、義市并非全都是民間的捐助行為，也有地方政府的官方行為。③民間設立集市，有一人、一姓獨自設立的，廣東四會縣牛皮墟，乾隆四年由“邑人龍彬業創設”。【17】（編2下，《墟市》）道光年間揭陽永興市，由“桐坑鄉林姓辟建”。京溪園墟由“長灘鄉陳姓辟建”。下鄉市由“林姓鄉人建”。【18】（《實業志》6）也有一族人同共設置的，據《鄒氏族譜》記載：“乾隆戊戌歲之十一月十八日始議，一唱百和，眾心一齊，而十九日即起一墟，赴集如云。”“勝公子孫曾侄孫禮崇公子孫御祖”，“為本鄉之水口新起公平墟，老少歡悅，但各齊心踴躍，各出自己糧田以作墟場，其建造店宇并小莊，皆照八股均派。”嘉慶七年又規定，“各人自造之店屋，各人自己遞納地租交眾，及小莊租錢交眾。”【19】還有居民共建的，瓊山縣永都市，“乾隆初年由永都西堡十七村居民，購地創建。”會文新市，“道光七年坡口屯、徐家屯、圣鹿都公建”。【20】（卷5，《建置志六·市》）民間設置市場要經過縣、府兩級政府的批準，“場市例不許輕設，如果該處為鄉民貿易之要地，自應該約地方人等公同報勘”。【21】（P．201）如果民間設市取利，則屬違法，政府禁止這類行為。【22】（雍正七年十二月初八日劉師恕奏，15輯，P．258～259）

貨棧、鋪房，基本上沒有政府無償投資建設的，地方政府作為經營者，或建鋪房出租；或出租土地供民間建鋪房。“查得張家口堡舊有市圈房屋，商賈貿易其中，歲征課銀向供撫賞，于是檄行道臣程紹孔備查。該堡原額官房一百九間半，除披塌外，現在房一百四間半，每間歲該課銀陸兩，共銀六百二十七兩，見今催征。”【23】（順治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馮圣兆揭帖,A2，B1009）乾隆年間，巴縣有租官地置鋪房，繳納地租狀紙四張。某人租“官基空地，進深一丈，自置鋪房，每年納地租銀陸兩叁錢”余，按季繳納。【24】（P．295～296）

民間出租鋪面房屋，屬于經營性，如乾隆二十八年，巴縣城內臨江出租鋪面房四十一間，租銀七百三十七兩五錢；通遠坊出租鋪面房四十四間，租銀一千零二十九兩九錢；洪崖坊三十間，租銀六百八十八兩二錢；定遠坊二十八間，租銀七百九十二兩四錢；臨江廂二十二間，租銀二百五十四兩一錢；定遠廂九間，租銀三百零六兩四錢。【24】（P．316～318）也有民間捐助的鋪房。“齊齊哈爾官房二十間，墨爾根官房二十間，皆康熙雍正間兵力捐建，商販僦居稱便。”【25】（第1帙，上，西清《黑龍江外紀》）此外，還有亭、廊等作為交易用的建筑。廣東順德縣悅來墟，“康熙四十七年，里人陳德送出己地建廊。”【26】（卷5，《建置略二·墟市》）乾隆初吳啟賢在瓊山縣雷虎市，捐地“并建約亭。”【27】（卷5，《建置六·市》）嘉慶七年，南海縣九江“填塘建亭，擺賣絲斤。”【28】（卷13，《建置略五·墟市》）。

旅店的開設，主要是民間的經營行為，捐助的情況很少見。政府對京師開設旅店的地點有嚴格限制，“奴才看得，九門之內地方，甚為綦重，且外紫禁地方，所關更加綦重，因天下各省之人來者甚多，于外紫禁城內外地方開下榻之店房者皆有。開店之人一心圖利，不計善惡，只要見錢，即準留居，遂不辨不肖行惡之人，風氣甚劣。奴才愚以為，凡人隨意棲止，似屬無益，且九門外關廂之地開店者甚多。內外相距又不遠，若外紫禁城內外店房皆予查禁，閑蕩之人、零星商販皆令于城外店房下榻，則城內風氣似可改觀，且良惡之人亦不可妄加棲止。”【29】（康熙五十四年五月初六日賴溫奏請查禁店房以端城內之風折，P．1008）

在保安設施建設中，地方政府設置巡船、巡役，保護往來行旅的安全。雍正十年，清政府命各省在“江河中流要處，一例設立巡船，官兵往來游巡。……遇有盜案，照海洋行船被劫例議處。”【2】（卷632，《兵部·綠營處分例》）乾隆時期規定，商人可以雇巡役，巡役由州縣管束，并添給鳥槍。“巡役工食仍照例聽該商給發”。【30】（《戶例》乾隆17年）商人“雇募巡役，攜帶鳥槍”，隨行保護。【31】（卷200，乾隆八年九月甲午，P．571）乾隆年間，江西“贛河一帶塘汛亦已設有巡船，為衛護商船。”【32】（卷14，《文檄》，《禁乘危搶貨檄》乾隆七年八月）湖南在沿河各屬設立巡船，“大州縣捐備小船四只，中小州縣捐備小船二只。各派干捕二名。……水手、捕役飯工之費，令于州縣自理詞訟充公項內撥給。如有不敷，自行捐給。”【13】（卷8，《兵律·關津》，《近河各州縣設立巡船分地撥役巡緝各章程》；卷4，《兵律·關津》，《衡耒交界河路設卡撥役巡查》，《郴屬河道設立卡房撥役巡查》）嘉慶四年浙江訂立“酌擬兵船乘便護送商船，以免盜劫”的章程，地方政府“出示曉諭，如有商船由乍浦、寧波出口，赴溫、臺一帶銷售者，即在各海口會齊，隨同定海兵船南至海門收口。再俟黃巖兵船往南巡捕，隨帶至溫州。其有欲赴閩省者，即由溫州兵船送至北關山，俟閩省舟師巡哨至彼隨同前往。南來者亦候過北兵船相隨同行。”【33】（卷7，《臬政》，《浙省辦理海口營務緝捕各條章程》；卷8，《臬政》，《緝捕章程》道光元年）道光四年，“孫玉庭等奏，酌設卡巡一折。江蘇淮徐等屬由桃源至邳宿一帶，通京湖路，多系曠野荒郊，自應擇要設卡巡防，以安行旅。”上諭“著照該督所請，（委員派兵巡防）……所有弁兵薪水等項之用，均準于駱馬湖充公租息款內照數動給。”【3】（卷65，道光四年二月辛酉，P．33）。巡船大部分由地方政府強制各基層官員捐俸設置，應該看成是政府行為。巡役的雇用和保鏢，主要由民間的經營。官民自愿捐助的情況很少。

航行標志由官員、民間捐資建設的較多，在一些河段，還有少量灘師、梢公營業。救生樁、救生船，多由政府出資建立，民間捐建的也有，唯獨沒有政府或民間建造救生船取利的情況。乾隆四十年，在長江三峽江岸，忠州刺吏甘隆濱，沉鐵治灘，并在折桅灘南岸的崖璧上，鑿刻了“對我來”三個大字，導引舟船過灘。【34】（卷之1，《地輿志·山川》）乾隆五十六年，清政府諭令“各省州縣刊刻新舊險灘名目，在兩岸插立標記，俾免冒險行走，以昭慎重。”【35】（卷1，《地輿志·險隘》；卷8，《政典志·救濟》）早在康熙年間，長江三峽所在的歸州就設立了救生船，“康熙丙辰年分巡道李會生、知州邱天英設立……每處覓水手六名。每遇覆溺全活甚多。后又添……，水手工價照給。”【35】（卷8，《政典志·救濟》）江西也設了救生船，“星子縣康熙二十二年捐置田租，”供給水手、舵工工食，不敷“公項動支”。“雍正六年間議詳，所有救生船水手、船頭等工食，并添置家伙，與遇修造船只、獎賞閏銀，……與南康府同知巡湖哨船水手工食，并各船所需銅鑼、鳥槍、火藥等項，請于解司地租銀內撥給。……按年將支過銀數造冊報銷。”乾隆時在“江湖最險之處添設救生船一十三只，其舊有船只，一并改造，于司庫公項內動置。”【12】（卷1，《救生船條規》后《附載工食獎賞修造等銀兩運用支銷款項》）雍正十三年，政府諭令四川省在奉節等縣，“各設救生船”。【2】（卷939，《工部·船政》）同年湖南湘陰、巴陵、華容三縣公款設立救生船，對所募舵工、水手，“動支三分公項銀兩，按季給發工食。”如果他們救出落水人，地方官就進行“捐賞”，如果不實力搶救就被處罰。【13】（卷2，《兵律·關津》，《設立救生船只》）乾隆元年政府又令四川設立救生船，“以防商民意外之虞。其所需經費準于正項內報銷。務令該地方官實力奉行，毋得草率塞責。”【31】（卷30，乾隆元年十一月丙申，P．617）四年諭令南方各省設立救生船，“南方號稱水鄉，長江大湖，洪濤巨浸，每遇風浪驟發，人力難施，向有設立救生船之處，每年頗多救濟。但恐經費不足，則為數無多，而稽查未周，則為善不力。”并“永遠遵行”。【31】（卷90，乾隆四年四月乙酉，P．391）北方山西河津縣禹門渡、陜西韓城紫陽兩縣、甘肅的一些縣也都設立了救生船。【2】（卷939，《工部·船政》）

總之，清代前期的商品流通基礎設施是政府與民間共同投資建設的。以下的實例說明了這一點。四川忠州神溪渡，在州城西南岸，為州與外部聯系的大道。“神溪渡乃一郡之通津也。向有渡船，悉民間私置，各占日期，既需索行人于當下，復指派升斗于秋成。且或去或來，任其自便，渡者苦于守候，非一日矣。”“渡船皆系附近居民造設，以博蠅頭，重載多裝，不能早晚時濟。”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人們響應刺史的號召，捐資建立義渡。“南北兩岸各泊船一只，每船用夫一名，常川守候。當令其豐衣足食，得專司其事。”渡船與渡夫的經費來源，用共同捐資的二百千錢買田，每年租谷九石來支付；另一方面州政府“又撥花林驛官基一所，每年有課銀四兩二錢。查廢寺田地兩分，每年租谷七石，共收租谷十六石，課銀四兩二錢，以此分給兩岸渡夫。”義渡建立之后，州政府認識到，“尚如概禁民間小船，則義渡居奇，亦必肆行勒索。是未收其利而轉受其害。”于是規定管理章程：“令義渡停泊兩岸，往來渡者不得過八人，載一牛馬，即減去二人，不許分文需索，亦不許擁擠遲延。或此船裝載不了，暫候彼船再渡，以防不虞之慮。”對民間經營性小渡船，并不禁止，但規定：“止許每人索錢一文，每船載人二、三。如小船多索，許義渡扭稟，義渡違禁亦許小船告官，立法無弊，可垂永遠。”【34】（卷之1，《輿地志·山川》，《張鳳誥神溪渡義田記》乾隆十五年）二

如上所述，對商品流通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主體是政府和民間。政府投資的目的，首先是為了國家政治、軍事、財政的需要。其次是穩定社會，減少和避免民間沖突。如地方政府對市場設立的地點十分關注，民間申請建立市場，地方政府核查實情，給予批準。若因設立市場而發生爭端時，政府就不批準了。【15】（第3卷，P．98）這說明地方政府是把安定社會放在首位，發展商品經濟在其次。當然有時亦有為商賈、行旅服務的目的，但是應該說其在政府整體目標中占極其次要的地位。康熙四十三年，山西汾河淤滯，只可纖行小船通行。皇帝上諭：“若疏浚河道，則于商賈、民人有益。”于是，山西巡撫噶禮遵命勘查河道，疏通淤滯，并“照習行湖廣省、四川、辰州等河淺灘之鰍船、馬羊船式樣造小船，復行驗試，必令通行。”【29】（康熙四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山西巡撫噶禮奏報小船已經制造完畢折，P．334）如果說政府在為商品流通服務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制訂了某些政策，并投資進行建筑、維護、管理的話，其目的很難說就是為商品流通，為民眾利益提供服務。

然而，從實際情況看，政府投資的結果是建設、修筑了路、河、橋、救生等設施，這些設施無論什么人都可以利用，自然也起到為商品流通服務的作用，所以又不能說政府沒有對商品流通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盡管其沒有為民眾提供服務的意識。在清代，中央集權是國家政權的形式，專制體制是國家政權的本質。政府則是專制體制下執行權力的機構。清代的政府以皇帝為首，由朝廷中央各部大臣、及各地方官員組成，行使國家權力，其職能是鞏固清王朝的統治，維護社會秩序與安定。政府為了達到政治、軍事、財政目的，制訂制度，提出政策，進行建筑，維修管理，都很難離開經濟。尤其一些政策落實的結果，則體現在經濟方面。政府的各種職能又是相互關聯的，經濟作用很難與政治、社會和軍事作用分開。這些基礎設施無論為了什么目的都是需要建設的，不然，政府就無法達到其鞏固統治，維護社會穩定的目標。因此，政府在這方面的政策、具體建設與管理，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例如：渡船服務供不應求，私人壟斷局面時有發生，多數地方政府根據實際情況，采取官方服務、私人捐助和民間經營的方式。這些地方政府行使公共服務和管理職能，不僅為商人經營活動創造一個相對有利的環境，而且還可以使社會各個階層人都能得到服務，縮小不同人群收入所存在的差距，以達到社會安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的政府在為商品流通服務的基礎設施建設中，盡管扮演了比較重要的角色，但是許多設施都不是由政府獨家提供的。政府對治理河道的投入比較大，“估計康熙年間正常的河工費用支出，每年總有一二百萬兩。”乾隆三十一年河工歲修銀380000兩。【36】據湯象龍統計，清代前期的四種河工費用支出每年在320萬兩左右。【37】（P．187～230）另據百瀨弘研究表明，政府對水利投資占財政的十分之一。【38】（P．743～846）應該說，治河經費還不能完全算作是政府為商品流通服務設施的投資，因為治河也在農業方面起到一定作用。而且這個統計也不能完全反映各級政府在這方面的開支，因為一些地方政府支出的經費，是強制基層官員從俸祿中捐出的，并沒有統計在內。應該說，政府在為商品流通服務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資是不夠的，因為專制體制下的政府為了達到其統治目的，形成了為自己服務的資源配置，這是專制體制下政府管理經濟的一個重要特點，從而使政府的某些制度產生缺陷，使社會資源配置產生浪費。例如：各地方渡船制度不統一。應該說，在地方政府財政有困難的情況下，完全實行官渡船免費制，可能難以做到，對乘者合理收費也屬正當。然而，廣東政府對渡戶收取渡餉的做法，從制度上看，就是地方政府介入經營領域，在為自己謀取利益的同時，也為官員貪污創造了條件。（這里涉及到制度問題，將專題論述。）

從民間投入來看，人們的目的各種各樣，有的為追求利潤，建筑一些設施贏利，如民間出租鋪面房，自造渡船，開設旅店經營取利，這種行為主要受市場機制的控制和影響。有的是為了作善事，得好名，或得到特殊好處等潛在利益，因為地方政府會為其樹碑立傳，留名青史。然而，應該看到的是，那些自愿捐資的人們多少會受到被政府倡導的社會主流思潮的影響，這就是儒家學說。儒家學說強調的道德基礎是“仁”和“義”。“仁者愛人”，即以善之倫理道德，處理人際關系、社會事物。“克己復禮為仁”，要求人們克制自己的私利私欲行為，以達到仁的境界。在當時的中國，儒家、佛教、道教（也有一些佛教僧人、道教人士進行捐助活動），這些意識形態倫理道德的精神價值觀，規范了人們的行為，使一部分官員、士紳、富商、宗教人士，比較忠于這種倫理觀念，甚至達到了信仰的程度，以此為標準進行道德自律，把捐資、捐助看成是完善個人道德，達到“仁”、“義”最高精神境界的一種行為。因此，無論人們為了個人利益，投入資金的動機有多么不同，而他們捐助的結果是建設或修筑了路、河、橋、船、集市、貨棧、鋪房、旅店、航行標志、救生船等各種基礎設施，而這些設施無疑又為商品流通提供了服務。所以在這里沒有必要過多看重人們的動機，他們捐資、捐助的過程與結果應該比其目的更重要。個人捐資，是個人收入的轉移，是個人從自己腰包里拿出一部分收入，進行社會的第三次分配，又是一種社會資源的再配置。這種普遍性的官民捐資、捐助情況，應該屬于諾思提到的意識形態作用，它“是使社會穩定、經濟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劑。”【39】（P．48）可見，意識形態并非僅僅能起到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而且它還有直接推動經濟增長，合理配置社會資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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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美）道格拉斯·C·諾思．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M】，厲以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

①政府下令在各省河段需要的地方設立渡船，原本是為傳遞政、軍令服務的，后來乘船人漸多，其中商人占相當部分，所以本文將渡船當作為商品流通服務的一種設施來論述。但是渡船與道、橋、河不同，并非完全是官方和民間捐助的免費服務，因為當時還沒有道路、河道、橋粱收費制，所以也可以說渡船是一種不完全的公共物品。當代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物品”基本概念，指能夠同時供許多人享用，其供給成本與使用效果，不因享用人數的增減而變化。公共物品在市場上難以交換，沒有市場供給，就需要政府提供。

②目前雖然沒有統計出具體數字，但我與徐建青的研究使用了不同的史料，結果是相同的，說明普遍性。

③所謂義集、義市，就是無稅集；或集稅被人自愿承包，交易者不用納稅；或地方官規定秤量器具，讓牙行免收稅。加藤繁說：“在我涉獵的范圍內，義集義市的名稱，只在山東省的地志中可以看到，但是，無其名而有其實的這種集市大約也在其他省分存在。”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73年，頁96。筆者所見的地方志也是同樣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