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農數據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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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三農”問題已逐漸衍生為“四農”問題。那就是，在原來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基礎上，農民工問題凸現，并成為“三農”問題的瓶頸。所以，這里使用“四農”的概念，主要從一些權威資料中選用第一手數據，疏理“四農”問題的難點線索。

一、農業：糧食安全和土地安全

2004年，我國第一產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5.2%，比上年提高0.8個百分點；對GDP的貢獻率達9.2％，比上年提高5.3個百分點。一年之內，農業比重和貢獻率如此大幅度提高，是非常特殊的恢復性躍升現象，是中央扶持農業政策的推動效應。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安全和土地安全是農業的兩大難點，也是國家經濟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基石。

我國農業的世界比較及糧食人均占有水平。我們用占世界7.4%的土地、9%的耕地，養活了約占世界20％的人口。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谷物、肉類、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產量連續多年居世界第一位。稻谷產量約占世界的1／4，約為國內糧食產量的2/5；小麥產量約占世界的1/6，約為國內糧食產量的1/5。但這種量的人均占有還是低水平的。2004年，我國人均占有糧食362.2公斤；1990年，人均393.1公斤；1985年，人均360.7公斤。20年間，我國糧食人均占有水平呈倒U型，反映出我國糧食生產能力的不穩定性。

國際糧食市場特點和我國農民糧食儲備習慣。我國年糧食消費量大約在4.9億噸左右，世界糧食貿易量在2.3億噸上下，只相當我國年糧食消費總量的46%。近年來，國際糧食市場有一個特點越來越明顯，就是中國對糧食的需求某種程度上直接影響著國際市場糧價。因此，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糧食安全尤為關注。另外，我國糧食商品量很低，生產量的60%左右農民自己消費。與此相關，農民都有糧食儲備習慣。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2004年農戶凈儲備糧為人均148公斤，60.2%的農戶有4個月以上糧食儲備。這對于保證糧食安全至關重要。

我國糧食消費由四大塊構成：一是口糧，這是糧食安全的核心，大約占糧食消費的50%以上?？诩Z安全是狹義的糧食安全。二是飼料糧和工業用糧，每年都有上升。目前這部分用糧占糧食消費總量的37%以上。三是種子用糧，由于種子生產專業化、產業化步伐加快，需求逐年減少，占糧食消費總量的3%左右。四是役畜用糧及損耗占7%。這四大塊的消費比重呈“三降一升”趨勢，即口糧、種子用糧及役畜用糧及損耗逐步下降，飼料糧和工業用糧穩步上升。

食物消費結構變化很大，總量增加。上個世紀80年代，我國每人一天要吃1斤以上的糧食；20年后的今天，城市居民人均每天吃的糧食6兩左右。國家統計局有數據表明，2004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全年購買糧食78.2公斤，平均等天4.2兩。但人們并沒有少吃，不同的是食物消費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主要是口糧消費減少，食用油、肉蛋奶、蔬菜、水果大量增加。同一來源的數據表明，2004年城鎮居民人均全年購買油、肉、蛋63.5公斤，平均每天3.5兩。如果再加上蔬菜（122.3公斤）和水果，人們食物消費總量比20年前大大增加。盡管如此，糧食安全還是食物安全的基礎和核心。

近期我國糧食產量與消費量處于“緊平衡”。20多年來，我國糧食產量在1978年3億噸的基礎上，連續登上3.5億噸、4億噸、4.5億噸、5億噸四個大臺階。但總體上看，我國的糧食生產能力不足，基礎不穩，年度波動較大，主要受制于耕地短缺和自然災害。2000年開始，全國年總產量滿足不了總消費量，每年大概有400-600億斤缺口。糧食生產與消費“緊平衡”具有兩方面現實意義：一是可以使糧食價格在一個較為合理的水平上波動，使農民種糧有穩定的心理預期；二是通過進口一些糧食，主要是小麥和大豆，解決我國糧食結構性短缺問題，也等于進口緊缺的耕地資源。當然，這種“緊平衡”也有一定安全風險。

2004年我國糧食生產創三個歷史最高水平。為迅速扭轉我國糧食生產連年下滑態勢，保證糧食安全不出問題，中央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各級農業部門通過政策引導、市場拉動、資金扶持，科技服務等發展糧食生產。2004年糧食總產恢復到9389億斤，分別創總產增量最高水平、單產最高水平、單產增產最高水平。一年內創出這三個歷史最高水平，成績來之不易，對于宏觀調控和穩定全局具有重要意義。

土地在國家大局中具有重要分量。從土地的自然屬性看，它是一種幾乎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在沒有任何干擾的情況下，再生25mm的土表就需要300年。這種再生速度對于迅速耗蝕的土地并沒有多少補償作用。從土地的社會屬性看，土地在我國革命、建設、發展、穩定大局中舉足輕重。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在根據地進行的土地革命，拉開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序幕；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農村進行的，由此奠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基；八十年代初，實行農村土地家庭承包責任制，打破了“兩個凡是”的僵局，開創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

我國耕地面積有關數據。據最新資料，我國耕地面積18.37億畝，草地面積60億畝，林業用地面積27.6億畝，荒地面積16.2億畝。但以往還有三個不同數據：農業部統計“中國的二輪承包耕地面積是14.25億畝”，國土資源部稱“截至2003年底，中國共有耕地18.51億畝”，國家稅務總局提供的數字則為“2003年全國農業稅計稅面積12.6億畝”。應該說，這三個數據并不矛盾，有聯系也有區別，是統計口徑不同所致。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地方還有“黑地”的問題，有的省份“黑地”甚至達10%左右。也許由于這個原因，國外一些組織和機構認為中國的耕地面積在20億畝左右。

土地安全的第一個矛盾，人均土地資源越來越少。在全世界26個人口超過5000萬的國家中，中國耕地總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當，并列第二；但人均僅為1.41畝，不到世界人均耕地資源的一半，不到俄羅斯的1/8，美國的1/6，印度的2/3。不僅如此，我國的耕地面積中，有70%多是中低產田，產出量比發達國家少很多。人均土地資源越來越少，是農村土地問題的總根子。

土地安全的第二個矛盾，工業化、城市化對土地的需求越來越多。全國土地利用變更最新調查結果顯示，2004年我國耕地減少量為1422萬畝，耕地面積由2003年的18.51億畝降為2004年的18.37億畝，與1996年相比耕地凈減少1.14億畝，人均耕地由1.43畝降為1.41畝。這是非常危險的速度。針對這一問題，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2003年下半年以來嚴控土地“閘門”，在半年多的時間里國務院就土地問題連續發了5個文件，采取了十分嚴厲的措施，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工業化、城市化必然對土地有大量的需求，這在相當長時期內無法從根本上轉變。

土地安全的第三個矛盾，土地規模經營的沖動越來越強烈。我國農村現在是一家一戶承包土地經營，全國2.49億農戶戶均7.3畝，耕地塊數5.8塊，這樣微小而細碎的土地規模是典型的不經濟。土地規模經營是農業發展的一般規律，是現代農業的必然選擇。近年來，農村有一個矛盾正在激化，就是外來的承包種植大戶與本地零散農戶的矛盾，土地糾紛往往是這一矛盾的具體表現。某省農場一位職工種了5萬畝地，良種補貼一下子得了100多萬元。這種情況集中反映了土地規模經營的強烈沖動。要追求農業利潤最大化，首先在土地經營要上一定規模，但必須從國情出發。

當前土地安全的突出問題是亂征濫占耕地。目前，工農產品“剪刀差”的問題基本解決。但對農民土地權益層層盤剝的地價“剪刀差”，給農民生計的近期傷害和長遠影響不可低估。據統計，1987至2001年，全國非農建設占用耕地2395萬畝，按人均耕地不足0.7畝計算，至少3400萬農民因征地失去或減少土地。有關方面資料顯示，現在全國起碼有4000萬失地農民,60%的失地農民生計困難，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成了“三無農民”（無地、無業、無保障）。某省調查分析，若征地成本價為100%，其收益分配格局是：地方政府占二至三成，企業占四至五成，村級組織占近三成，農民僅占5%-10%。有專家測算，近20年有關方面通過各種形式征用耕地的價格“剪刀差”，從農民身上至少拿走50000億元。

土地安全實質是國家安全。在我國，無論科技怎樣進步，社會怎樣變遷，土地都是農業的命根子，也是農村的命根子，更是農民的命根子。研究“四農”問題，必須把土地問題放在首要位置上；解決“四農”問題，必須維護土地安全和農民的土地權益。只有保證一定數量和質量的耕地，糧食安全才能得到基本保證。耕地安全是土地安全的關鍵，土地安全決定糧食安全，同時也決定農民的命運和農村的穩定。

堅持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不變。假如這個制度不堅持，不但土地安全沒有保證，農村穩定沒有保證，甚至會動搖農村整個經濟制度。困此，要高度重視土地安全問題，深化對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理解，特別要防止土地兼并和土地私有化兩大危險傾向。與此同時，積極探索土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多種實現形式，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創新。要及時總結推廣基層的經驗，尊重農民群眾的首創精神，使農村土地制度和具體政策不斷完善。

二、農村：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

農村首先是一個地域的概念。我國有960萬平方公里國土，在這樣大的國土面積中，城市建成區面積只有3萬平方公里（規劃面積39．4萬平方公里）。這3萬平方公里之外的國土面積是廣義的農村，為城市面積的320倍。農村問題紛繁復雜，但如果把視野聚焦的話，主要是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兩個方面。

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主要表現在農村。建國50多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我們的差距也是非常明顯的，這些差距有多種表現，但主要集中在農村。我國與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社會事業等各方面的差距，在城市有“屏蔽效應”，在農村有“放大效應”。特別是到偏僻農村調研，就會發現相當廣大的農村是面貌依舊，很少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農村與城市的巨大反差是直觀的，也是真實的。

我國目前城鄉差距主要是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2004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3.2：1，但專家們分析，城鄉居民收入的實際差距接近6:1。這兩個數據的不同點是加上社會公共資源分配的實際差距，這樣就使城鄉差距翻了一番。還有一組數據可能還沒有被人們注意，那就是1998至2004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6%，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長4.3%。8.6：4.3,城鎮正好是農村的1倍。這個增速比說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難以避免，“馬太效應”將繼續掘深城鄉差距的“鴻溝”。

國外的城鄉差距有多大？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一般都在2:1左右。據世界銀行對36個國家的分析，城鄉居民的收入比率一般低于1.5:1，極少超過2:1。即使在一些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的發展中國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不像我國這么大。就這一點上說，中國確實是世界上城鄉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

城鄉差距不僅僅在于居民收入的差距。我國城鄉人均醫療保健支出的差距4倍以上，城鄉居民擁有病床數的差距是6倍以上，城鄉居民人均儲蓄的差距7倍以上，高中學校城鄉的差距是12倍以上，城鄉人均擁有社會保障服務設施的差距是50倍以上，農村居民的年死亡率長期高于城鎮居民至少1個百分點以上。從經濟學角度講，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決定社會事業進步的差距；反過來，從社會學角度講，社會事業進步的差距，又使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比如教育，農村孩子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大大少于城市孩子，這就使城鄉下一代的差距提前拉開。

造成城鄉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四個二元”。現在人們比較關注二元結構和二元經濟。實際上，更為重要或者說最根本的原因是二元體制和二元社會。后兩個“二元”是前兩個“二元”的癥結所在。如果從邏輯關系推演，這里有兩個循環：一個循環是，二元結構產生二元經濟，二元經濟產生二元體制，在二元體制框架下，形成二元社會。另一個循環是，源遠流長的二元社會，是生長二元體制的土壤，二元體制的慣性保護著二元經濟，二元經濟衍生出加劇城鄉差距的二元結構。當前，解決“四農”問題的關鍵點和切入點，無疑應該首先毫不猶豫地向二元體制開刀。

城鄉分割由來已久。建國之初，有過一段短暫的好時光，農民可以比較自由地進城務工。1954至1956年全國有7700萬人遷移，這是歷史上戶口遷移最頻繁的時期。但好景不長，到1956年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問題非常突出。為此，在1956年12月后的一年里，中央政府連續了9個限制農民進城的文件，堵截農民進城的措施愈加嚴厲，甚至搬運工、保姆都不許招農村人，并且還在城市設置收容所，集中遣返進城農民。那些年，分割城鄉的主要措施，是嚴格控制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這之后，城鄉分割的壁壘全面形成。

農村的貧富差距在三個層面拉大。一是村干部與普通村民的貧富差距。在許多地方，村里最好的房子都是村干部家。因為村干部占有農村稀有的行政資源，進而能夠更多地占有其他資源。二是種養大戶與貧困戶的貧富差距。不管政策做出如何限定，農村土地資源集中和兼并的趁勢客觀存在。某種程度上，農業經營規模的差距就是貧富的差距。三是農村能人與病弱殘疾農民的貧富差距。能人是農村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不是村干部，也不是大戶，但有頭腦，能力強，很適合在城鄉夾縫中發展。這些人包括包工頭、經紀人等。此外，還有打工賺錢回家創業或建房的一部分人，也是比較富裕的一端。

農村貧富兩極分化的態勢值得關注。農村社會出現新的分層，甚至出現了兩極分化的趨勢，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客觀事實。據國家統計局按五等份分組對農村居民純收入統計，2000年，高收入戶年均為5190元，低收入戶年均為802元，高低差距是6.47倍；2003年，高收入戶年均為6347元，低收入戶年均為866元，高低差距是7.32倍。2004年情況雖有好轉，但兩極分化的趨勢沒有根本改變。而城鎮居民2003年的高低差距是5.3倍，農村高出城鎮的2倍，兩極分化的程度嚴重于城鎮。當然也應看到，在一些地方先富裕起來的農民對經濟發展確實起到了帶動示范作用，涌現出了一批致富帶頭人。

縮小城鄉差距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艱巨任務。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不斷縮小城鄉差距，總體思路是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城鄉統籌方略和同志作出的“兩個趨向”重要判斷，以工補農，以城促鄉。堅決打通二元體制，一方面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另一方面解決計劃失效的問題。通過經濟結構的變革促進社會結構的變革，通過社會變革推動經濟結構變革。近期的關鍵是加快城鄉經濟一體化，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拆除城鄉生產要素配置的壁壘，彌合城鄉社會關系裂痕。

三、農民：近憂與遠慮

多次說過，誰得到了農民的擁護，誰就得到了中國。他還曾說，中國農民甚至比英國或美國的工人還要好。把“農民”這兩個字忘記了，就是讀一百萬冊馬克思主義的書也沒有用處。講這些話的歷史背景，今天已經有了很大不同，但仍能振聾發聵。中國的農民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農民，是最具堅韌性、最有創造性的農民。遺憾的是，農民也是最容易被邊緣化的階層，他們的近憂與遠慮，無疑也是國家的近憂與遠慮。

農民是我國最大的社會階層，也是最大的弱勢群體。截至2004年底，我國有7.57億鄉村人口，占總人口的56.2%；城鎮人口5.42億，占41.8%。一般來說，城鎮人口的比例也就是城市化率，鄉村人口數量也就是農民數量。農民作為農業勞動者，是我國人口規模最大的階層。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課題研究報告，當代中國社會分成10大階層，農業勞動者為第九階層。在這10大階層中，農業勞動者階層占42.9%，是一個最大的弱勢群體。因為這個階層所擁有的經濟資源是少得可憐的耕地，擁有的組織資源幾乎等于零，擁有的文化資源也極其有限。

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是一個影響全局的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收入由快速加溫到慢慢降溫，由高速增長到低速徘徊，目前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拐點。2004年結束了7年的低谷期，實現了6.8%的增長。這個速度為1997年以來最高的，但低于1979年呈2004年平均增長水平。1979至1983年，農民收入連續5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長，其中有兩年超過19%。然而，從1986年開始，農民增收就顯現出后勁不足。除了1996年由于糧食大豐收和糧價上漲，農民收入增長9%以外，其他17個年份都低于2004年的增長水平，最高的年份是1988年的6.4%，最低的年份是1989年的負1.6%。這樣一比較，有兩點需要保持清醒頭腦，一是6.8%的增長難能可貴，2004年是不可多得的農民增收年；二是在這樣一個新的平臺上，農民增收的難度會越來越大。

農民增收結構發生積極變化。這里采用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分析的數據，與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略有不同，但也許更能說明問題。農民收入主要由家庭經營收入、工資性收入、轉移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四部分組成。2004年農民人均家庭經營收入1737.7元，增長12.2%；工資性收入991.4元，增長9.4%；轉移性收入145.1無，增長23.9%；財產性收入63.1元，增長6.7%。這一串數據表明，家庭經營收入是基礎，占總收入的59.2%；工資性收入是新增長點，潛力很大；轉移性收入雖然只增加28元，但農民人均從國家得到的收入為52.1元，增長64.9%，這說明惠農政策將成為今后農民增收的重要動力。

農村居民貧困狀況不可低估。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從2.5億減少到2610萬，貧困發生率由30.8％下降至2.8%。這確實是很了不起的成績。但又不能不指出，目前農村貧困標準還沒有與國際通行的貧困標準相接軌，2004年我國農村居民貧困標準為人均純收入668元，按每公斤小麥1.6元計算，只能購買417.5公斤。更為重要的是這668元是貧困標準的上限而不是下限，有的貧困地區農民人均收入只有500元左右，吃飯都成為問題。如果按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費不低于1美元的國際貧困標準測算，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大概接近1個億。這就涉及到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因，如果套用這兩個概念，我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2610萬，相對貧困人口近1個億，中國的反貧困任重道遠。

農民未富先老，農村人口加速老齡化。2005年我國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將突破1個億。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口老齡化將逐步凸現。未富先老現象，在農村最為普遍。種地的人大部分是60歲上下的老人，40多歲的婦女。農村人口老齡化提前到來，之所以還沒有引起社會的足夠重視，主要原因是嚴格的戶籍制度掩蓋了這一嚴重的社會問題。必須指出，近年來城市用工的年輕化，是以農村人口的老齡化為代價的。我國發展道路上老齡化“陷阱”越來越近，農村和農民將首當其沖。

農村人口性比例嚴重失調。據200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我國男女比例失調的趨向非常明顯，男性66976萬人，女性63012萬人，男性多3964萬人。男女比例失調問題在農村尤為嚴重，有的省份男女比例已經超過了130:100。也就是說，在相應的年齡段，130個男人中可能有30人找不到配偶，而這30人的絕大多數肯定是農民。由于性別比例失調造成的婚姻積壓，已經被國外別有用心的人納入中國威脅論的一部分。有美國人危言聳聽地說，中國未來為了解決嚴重的性別比例問題，會選擇地區霸權主義道路，甚至通過戰爭轉嫁矛盾。

四、農民工：民工潮與民工荒

農民工是伴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演進而出現的獨特階層，民工潮和民工荒是我國就業問題的獨特現象，它不但涉及到農民身份轉換和農民工權益，關系到工人階級成長壯大，還影響到工業化、城市化的歷史進程。

我國就業結構的大體輪廓。到2004年底，我國就業總人數為7.52億人。其中第一產業就業3.52億人，第二產業就業1.69億人，第三產業就業2.30億人；城鎮就業2.64億人，鄉村就業4.87億人。這組數據有“兩個大頭”：一是三次產業就業的大頭在農業，二是城鄉就業的大頭在鄉村。這“兩個大頭”說明，我國64%以上人員就業在農業和鄉村。由此可見，無論是按產業分就業，還是按城鄉分就業，農業和鄉村都為就業承擔著巨大壓力。正因為這種巨大壓力的存在，“盲流”就演變為聲勢浩大的民工潮。

農民工是一個宏大的社會群體。農民工到底有多少？目前還沒有一個權威的統計數據，因為這一社會群體的組成比較復雜。國家統計局統計，2004年全國鄉鎮企業就業人數為1.38億，但其中有一部分不是農民工；而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分析，2004年農村勞動力到鄉以外就業人數達1.02億，但其中不包括在本地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民。這兩個數字顯然不能簡單相加，但又不能隨意相減，這里只能對總數做一個保守估算，目前全國農民工大概在1.8億人左右。

民工潮現象還將長期持續下去。八十年代初，大量農村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出來，進城務工就業，民工潮現象愈演愈烈。I億多農村勞動力在城鄉之間大規模、大跨度流動，就是持續多年的民工潮現象。1994年全國春運客運量為12.2億人次，2004年達18.9億人次，10年間增長6.7億人次。一般認為，農民工占春運客流的60%以上。決定農民工涌向城市有兩個決定性變量。一是城鄉收入的差距；二是城市對農民工的需求。這兩個變量在我國充分具備并短期內難以改變，因此民工潮現象也還將長期持續下去。

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據有關方面調查，全國第二產業就業人員中，農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業占68%，建筑業占80%；在全國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農民工占52%；城市建筑、環保、家政、餐飲服務人員90%都是農民工。農民工是農民向城市居民過渡的橋梁，是農村聯結城市的紐帶。農民工對改革開放的貢獻、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對農村穩定乃至整個社會穩定的貢獻都是巨大的，不可替代的。當然。他們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民工荒發出我國農村青年勞動力短缺信號。近兩年來，民工短缺的報道屢見媒體，不僅技工難招，普通工也難招，其原因說法不一。有研究分析表明，從供給總量來說，由于農村富余勞動力大量存在，農民工供大于求顯而易見，問題主要出在農民工的需求結構上，尤其是缺少25歲以下的女性農民工。比如，全國農民工中25歲以下的勞動力占47.3%，而廣東東莞市缺工的需求17~25歲之間農民工占87%，男女性別比例為1:4。但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15-25歲的鄉村勞動力只占全部勞動力的18.7%。因此有人推算，25歲以下農民工存在700萬人的供需缺口。大量情況表明，我國農村已經進入青年勞動力短缺與中老年勞動力過剩并存的階段，這一矛盾提前表現為民工荒。

民工荒是農民工“用腳投票”的結果。民工荒現象，很值得進一步深思。經過市場經濟洗禮，農民工理性經濟人的特征日趨明顯，他們學會了“用腳投票”。首先，農業生產效益與打工收益的成本比較，中央的惠農政策提高了農民收入，有些農民選擇了在鄉務農。其次，哪里農民工的就業環境較好，企業待遇較公平，農民工就流向那里。再次，城市對農民工的拉力、推力因素，農村對農民工的拉力、推力因素所起的綜合作用，也是決定農民工“用腳投票”的重要依據。

關鍵是要給農民工公正平等的待遇。城市和企業使用農民工，還有一些不平等的條件、不公正的待遇。歧視農民工不僅造成對農民工權益的傷害，還在于對農民工子女教育的不平等。隨農民工流動的大概還有2000多萬兒童，大部分得不到應有的教育，其中有10%的流動兒童失學。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乃至“四農”問題，最終的出路是給農民完全的國民待遇，給農民工真正的市民待遇，這將是中國農民的最后一次徹底的解放。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