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三農須突破三個政策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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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日益不堪重負的矛盾，過去一度成為影響湖北農村穩定的主要因素。隨著稅費改革的推進，當前的主要問題是鄉村經濟欠發展與農民增收愿望的矛盾。不少經濟學家認為，農村是個經濟富礦，是一個潛在的巨大市場。但在采訪中，基層干部對此并不樂觀，他們認為取消農業稅后制約農村發展的因素依然不少，農民增收仍需繼續突破政策瓶頸。據了解，農村稅費改革及去年的糧食補貼等政策，極大地促進了農村發展，近十年來農村經濟徘徊、農民收入增長非常緩慢的態勢得到明顯改變，去年湖北省農民收入增幅首次超過城鎮居民收入增幅。鐘祥市長壽鎮是農業部糧食生產試點鄉鎮之一，去年農民人均純收入4777元，比上年增加1265元，增幅高達36％。該鎮黨委書記石長青說，去年是風調雨順、農民最高興的一年。現在全鎮戶均一部手機、一部摩托車、一部拖拉機、一部彩電，其中去年的購買量占總量的40％。

一些基層干部認為，農村的發展尤其需要國家政策的激活，取消農業稅會帶來農村生產力的解放，但要更進一步解決三農問題還有不少障礙，當前農村經濟的發展明顯感受到政策阻力，當前政策瓶頸主要包括土地制度、農村公益事業投資主體缺位、化解鄉村債務難以深入等方面：

一、土地制度需要繼續探索，土地30年延包政策實際是把農民捆住了，與當前現代經濟發展不相適應。漢川市韓集鄉黨委書記黎國祥說，土地二輪延包還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國家對土地權屬不敢用大的動作改變，導致農村規模經營難以成氣候。受惠農政策刺激，去年韓集鄉農民大量倒流返鄉，全鎮原有200多個種植面積30畝以上的大戶，現在絕大部份被瓜分了。鐘祥市洋梓鎮黨委書記劉發品認為，農業產業化經營是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有效經濟形式，但發展龍頭企業的初衷與基地建設的脫節現象較為嚴重，目前產業化最大的制約是家庭聯產承包的土地分散經營，統一規模、品種、標準化生產管理、技術推廣都受到嚴重制約。農民觀念很保守，沒看到利益之前，很難接受。該鄉2002年開始推廣抗蟲棉，這種棉花品種打藥少、產量高、品質也好，一畝田降十幾元的成本，但花了三年時間還沒有普及，而一個品種的壽命一般是3－5年，這意味著剛被推廣普及的品種又面臨淘汰，農業的發展始終難以形成規模效應。

二、村級公益事業誰來埋單？農田小水利設施和農村道路建設是個突出問題，目前省級以上財政只對大江大河、大型泵站進行投資，對鄉村的小水利基本是放棄不管，不少地方干部感嘆：水庫越修越漂亮，越修越牢固，但灌溉面積卻越來越少。鐘祥市洋梓鎮是荊門市產糧第一鎮，總產近2億斤，該鎮書記劉發品說，這里的文峽水庫有7億立方的庫容，因年久失修、淤積嚴重，過去能管7萬畝，現在只能管1萬畝田，農民只能從堰塘抽水，生產成本高了，去年干旱嚴重，很多田秧都沒插上。漢川市韓集鄉書記黎國祥介紹說，現在農村的水利設施基本是上世紀80年代甚至70年代修建的，老化損壞嚴重，對農業的影響非常直接。如果當地降雨量達到150毫米以上，漬水就排不出去形成內澇，對水稻的生長發育影響很大，導致減產。去年50％的田塊受漬，減產三成以上。盡管政策允許收取一點水費，但全鄉每年收取的水費最多23萬元，既要解決水利站17人的工資，又要支付泵站維修和機務人員工資，還要支付每年上10萬元的電費，簡直是杯水車薪。

三、鄉村債務化解下一步怎么辦？目前，鄉村債務仍是影響運轉的主要矛盾，很多鄉村干部一到春節、春耕時節，不是換手機號碼就是不敢落家，債務糾紛時有發生。韓集鄉書記黎國祥說，到初一就把手機號換了，馬巷村支書已連續三年沒在家過年了，嚴集村三年換了三3個支書。天門市皂市鎮書記沈爽說，他剛到皂市上任，干部欠政府食堂師傅近10萬元，食堂師傅得了癌癥，沒錢治，就在辦公樓搭了鋪子討債，并揚言跳樓自殺，后來通過調解，先還了幾千元，并簽了逐年還款協議。

基層干部普遍反映，雖然通過多年努力債務已鎖定總額比前些年大為減少，但債務化解工作越來越難以推進，沖銷核減債務、結對抵債、資產變現抵債包括拍賣水庫和堰塘以及延長土地、山林承包期等能想的辦法都想了，現在感覺山窮水盡，實在難以繼續推進。

據了解，湖北正全面鋪開鄉鎮綜合配套改革，對鄉鎮事業單位和行政機關進行人員大精減，變養人為養事，全面打破過去的舊體制，進一步理順農村生產力發展的外部環境。一些專家和基層干部建議，在鄉鎮綜合配套改革實施到位以后，農村經濟的發展應該進一步突破瓶頸，從以下三個方面繼續深入進行改革探索：

一、要積極探索適應現代農村經濟發展的土地制度。鐘祥市洋梓鎮黨委書記劉發品建議，土地制度不宜搞“一刀切”，要因地制宜，平原地區適合搞規模、機械化就不應分田到戶，反之，丘陵和山區則可以搞聯產承包。漢川市新河鎮黨委書記劉宏才說，上世紀90年代初12個留美博士用六年的時間調查研究后寫出《大陸經濟與臺灣經濟之比較》一書，里面談到臺灣工業化為什么快速發展？主要是政府收購農民的土地，然后分成大塊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再將經營權賣給社會資本，以市場手段將農民“趕”出土地，但我們現在出現大量的打工人員回流，這是個倒退，把人均資源拉低了。

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教授項繼權也認為，不少人擔心土地私有會導致農民喪失保障，但農民的保障不一定非要靠土地，恰恰是現在土地不能給農民保障，征地導致大量農民喪失土地，因土地被征導致的上訪和群眾事件呈上升之勢。他建議，國家應該用市場的手段，使農民從土地出讓中獲得應有的收益，作為他們進城尋求生存的資金；同時要大力打破城鄉分治的格局，推進城市化進程，使進城農民工真正穩定下來成為城市居民。20多年來城市化滯后造成的后果是大部分農民在城里扎不了根，所以只好退回農村。

二、對村級公益事業的發展，政府要明確投資主體，出臺和完善相關政策，形成一種多元化的投入機制。要想富先修路，但現有通村公路政策卻造成貧富上的馬太效應，應該進行調整。韓集鄉書記黎國祥說，上面對通村公路的補貼政策，每修一公里瀝青路補貼5萬元，今年提高到7萬，這個政策看上去很好，但對很多窮鄉鎮沒有意義，不符合農村實際，因為修瀝青路最低一公里需要投資13萬－15萬元，鄉村兩級無力解決，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補貼就是拿不到，結果是窮的越窮，富的越富，客觀上造成兩極分化擴大差距。天門皂市鎮書記沈爽說，通村公路補貼政策的確不錯，群眾也有修路的愿望，愿意集資，但政策不允許，國家應該考慮放開政策，靠民間資本來支撐村級公益事業的發展不太現實。這些黨委書記建議，對農民多予少取是對的，但在國家財力有限的情況下，農民自己的事允許農民自己出錢來辦，當務之急要有政策，明確投資主體，如果國家為投資主體就應該盡快出臺政策，如果是以農民為投資主體，就應該對現行政策進行調整，國家可以考慮允許按畝收取一定的公益事業費。

三、債務化解可以區別情況、分類指導，能破的就破，能剝離的就剝離。當前鄉村債務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過去農民欠交稅款和土地大量拋荒而形成的，漢川市韓集鄉書記黎國祥說，過去農業稅費每年征收的只占80％左右，20％靠自己想辦法補窟窿，主要通過民間、信用社和基金會借貸，這已占鄉村兩級整個債務的40％；鐘祥市洋梓鎮經過多年累積，沒有收上來的農業稅費已達2200多萬元。天門市皂市鎮書記沈爽說，高峰期農民畝均負擔300元，農業稅費一半都收不上，高利貸形成也是在這個時期，有的利息高達30％。因為稅費收不上來，但鄉鎮財政與縣財政是必須結清的，所以鄉、村兩級只能借錢去貼稅。為了貼稅，鄉村干部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或挪用其它經費，或找親戚朋友借，或以高利息向民間籌集，或找信用社、銀行貸款，在湖北很多縣市，鄉村干部以個人名義為政府舉債在前幾年一度成為普遍現象，少則幾千幾萬元，多則上十萬近百萬元。他們建議中央拿出政策，像企業不良資產剝離一樣，把貼稅中的銀行貸款剝離掉，同時對鄉鎮給予補貼去償還因貼款向個人借的款；或者對農民歷欠問題“解凍”，放開政策允許地方去探索收清農民過去欠下的稅費，現在完全把農民歷欠凍結造成了不少的負面影響，不少農民很多年沒交一分稅費，卻照樣拿糧食補貼，這對其他農民很不公平，也使鄉村干部的很多工作難以開展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