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教育現狀和危機及解除危機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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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及中國全民義務教育，重在行動。

中國教育的現狀，是非常令人揪心的。它引起舉國上下、朝野的強烈關注。

教育現狀里所表露出的不公，無數次引起社會強烈的、沸騰的民怨；而此文的撰寫，是出于我們對實現中國城鄉教育領域的最低限度的公正的關注，和期待。

說教育不公，具體表現是全國范圍內教育資源向城市傾斜過度，農村兒童輟學率的居高不下，表現為我們國家對農村教育投入的長期欠債。

中國整體教育的出現了問題，以及普及全民教育的重要性，國家高層決策人是應該說清醒的，判斷是準確的。

鄧小平曾說：“十年來我們的最大失誤是教育方面……教育發展不夠。”還說：“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后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于勞動者的素質”；“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資源的巨大優勢是任何國家比不上的。”

朱镕基：他在安徽考察時，了解到那么多的農村孩子因為需要交納的費用太高而上不起學時，非常著急。他強調說：“任何一個國家，義務教育都是政府的責任，我國也不能例外！我們以前去朝鮮訪問時候，了解到：朝鮮做到了全民教育由小學到大學全部免費，他們的經濟情況比我們差得多。我國已邁入小康，人均GDP超過800美元，為什么不能實施九年的免費義務教育呢？我國初中以下中小學生將近2個億，以人均每年學雜費500元計，一年1000億就夠了，只占全國國民生產總值10萬億的1%；而我們的教育經費總額從未達到過3%，世界平均水平早已超過5%。……這是真正的百年大計、萬年大計！”

對于教育，僅僅限于認識到位，僅僅限于決心，是不夠的。

二，我們的鄰國，怎么實現義務教育的。

在亞洲乃至世界，中國是最早認識到普及全民教育重要性的國家；在全面實施義務教育的行動上，中國則處在亞洲乃至世界上最沒有起色、最落伍的國家之列。

先從我們的兩個鄰國說起。

日本，在100多年前、在前一個世紀的前一個世紀（19世紀）末、在他們很窮的時候，就開始實行了義務教育；

再來看看朱镕基提到的朝鮮。在國際上，人們提起“窮國”，必想到朝鮮。可是，偏偏就是這么一個赤貧的國家，它的免費教育，早在1959年、也就是朝鮮戰爭剛剛煞尾的那一年，搞起來了；更讓中國普通民眾無法想象的是：實現從幼兒園到大學全流程徹底免費的教育模式的貧困朝鮮，硬是把它十分之一的國民培養成了大學生——并且，這一切還是朝鮮政府在基本沒有外債、內債的前提下做出來的！

這是一個世界普及教育史上的奇跡。這樣的奇跡為什么能夠在一個窮國出現？缺錢的他們，他們是怎樣解決的？這值得中國人好好地去探究一番，向我們的這個鄰國取經，破解這個謎。

為什么說朝鮮是奇跡？我們可以推己及人、再去推人及己，去想想：在我們這個經濟形勢一直大好、經濟維持“七上八下”、保持了迅猛增長了20多年的國家，要是也把十分之一的中國人培養成大學生——并且這個費用完全由中國的財政買單，我們承不承受得了？我們的國庫會不會癱瘓？

中國的基本情況是：在建國后的幾十年里，中國的大多數的家長（主要是廣大的農村家長），一直咬著牙關在支付孩子的學費，貼補著中國財政對教育支出的不足；即使這樣，中國的大學生在總人口里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五，不到朝鮮這一比例的一半！

教育搞得好，就憑借這一點，他們對自己民族的發展，有了足夠的底氣。以至于同是朝鮮民族的韓國，雄心勃勃地向國際發了話：他們要爭取成為繼美、日之后的世界第三經濟大國！

會有人懷疑韓國人是不是在“放衛星”：一個人口相當于中國一個中等省的國家，一個資源也不豐富的國家，憑什么夸此海口？

就我個人而言，我是相信他們有夢想成真的可能性的。原因是：在朝鮮半島上，北朝鮮的經濟貧困是出在他們的經濟制度上，但是他們積蓄了如此多的、素質如此高的勞動力，這是他們的潛在財富。他們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有朝一日，朝鮮民族統一了，他們的總人口接近于現在的世界第三大經濟強國——德國，他們還擁有一個規模和質量不弱于德國的勞動大軍。

現代教育對一國的影響，你怎么高估它的作用都不過分；它是一個國家邁入富強的梯子；沒有這個“梯子”，你就上不了那個“樓”……

朝鮮人真的是做到了“再窮不能窮教育”：不怕窮、且事實上克服了窮；他們一停戰就搞教育、一有空就搞教育；中國人呢，還停留在口號；是這句話的“撰稿人”和發表者，僅此而已。

朝鮮的錢雖少，但用得得當，用在刀刃上。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們的社會一直沒有出現成規模的貪污，也沒有向外國提供大額度的援助。

三，中國社會涌現的“民工潮”的現象，折射出我們政府在教育方面存在決策失誤。

想看中國教育存在的問題，看城鄉教育差異，最佳的觀察窗口，我以為是火車站，尤其是春運時期的火車站：火車站里所看到的如潮一般流動的、臉帶憔悴的所謂“民工”。他們絕大部分是我們國家解放后出生的中國公民。他們的存在，證明了：我們國家“教育工廠”造就了大批不合格的教育產品；如此多未經過“教育流程”加工的、不合格的產品，過早流入了勞動力市場，造就了一大批只能仰仗體力、從事簡單、粗級勞動的原始勞動力。

這樣局面的形成，皆是國家的沒有提供國民最基本的教育條件、沒有盡到作為政府應該盡到的義務所導致的。

作為需要穿衣吃飯的生命，迫于生存的壓力，迫于他們故土狹小的承載能力，他們只能外出，大多以痛苦、負重的態勢存在著，謀生著。

實事求是地講，憑這樣的勞動力，無論等多少年，他們恐怕都難以實現小康的生活，實現有質量的生活。

教育很重要，這已經成為我們社會的共識；但是，我們的操作總是到不了位，我們在全國范圍全面實施它的途徑至今沒有疏通；一些決策者的頭緒沒有梳理好。

農村教育的現狀與危機

四，我們不是缺辦教育的錢，缺錢的實質是缺乏的對錢的有效管理，缺乏對錢的得當運用。

教育搞不起來，各級政府強調的困難無一不談到：缺錢。

對比朝鮮，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我們不是缺這樣一筆錢；我們有錢，但是我們在如何支配錢、如何管理錢的問題上，做還得還相當不夠。我們政府曾經鼓勵民間社會以募捐的形式支持所謂的“希望工程”；可工程搞了10年，總共才募得了18億元——也就是一年獲捐的錢不到兩億；顯然：靠這樣的途徑搞教育，不但中國的教育沒有“希望”，中國這個民族也不會有希望。

18億是多少？我們的領導人一個指示，清華很快就得到了18億，北大也可以得到18億；此18億，受益者是一個大學的學生；彼18億，年均1.8億，收益者是一個社會的、嗷嗷待哺的貧寒群體。

也就是說，我們社會的資源的配置，是沒有計劃的、任意性非常強的。以至學者楊東平等人呼吁：教育資金多向社會底層、向義務教育投放！

俗話說：好鋼，一定要用在刀刃上。我們得重新審視，我們有限的“好鋼”、我們有限的財力，用在哪里最好？哪里才是攸關我們民族興衰存亡的地方？

把我們有限的錢，花五千億用于的搞調水工程上好不好？花一萬億用在“登月計劃”上好不好？（說明：當年美國“阿波羅”登月工程的預算在60年代初是250億美金；這個數字相當于今天的一千多億美金，相當于1萬億元人民幣。）

一筆錢，到底用在哪里更急迫、更加有益于我們民族發展？希望全民族的人都來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教育缺錢，最基本的思路，除了用好錢、還要管好錢。

我們管不好我們全民征稅所得來的血汗錢。這是值得中國人揪心的事：據南方網消息：一些劣跡敗露了貪官95%有包養情婦的行為；中國的貪官在劣跡敗露后，顯示出：在中國貪污太容易得逞了，隨便一貪的數目，動輒就是幾千萬、上億、甚至若干億；有人分析后得出結論：貪官們敗露其劣跡并受懲罰的概率非常小，只有6%的樣子；這樣的事實幾乎是在慫恿“公仆”去師法胡長清、去胡來的積極性；中科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說：近年來中國因為腐敗的損失，每年達到了1.3萬億人民幣；中國銀行廣東開平分行5名職員，侵吞近5億美元銀行資產……

按照朱總理的算法，義務教育一年撥1000億——也就是腐敗額的十分之一——就夠了，可我們拿不出；一年腐敗掉10000億，如同人間“蒸發”，我們卻管不住……

從常識上講：把一筆錢，用于張二江和他的107個情婦游玩、以及購置藏嬌金屋上，還是用在貧困鄉村危房建設上；用于陳希同建造他的第N套別墅上，還是改善教師惡劣的生活待遇上，這對我們民族健康發展、對全社會的進步來講，其意義是迥然不同的。

聽到胡老總發話了：要從制度上來反腐。

早該如此。我們的正經需要用錢的地方，太多了；民眾的血汗錢，不容許瞎糟蹋。

我們做不到最基本的資源分配、做不到按照輕重緩急進行資源分配，我們就不配自封中國是“智慧的民族”；我們會因為表現出這樣的愚蠢、短視、自私、無能遭到外國人的恥笑。

我說了那么多對腐敗的憂慮，是因為：教育問題的求解，不是一個孤立的事情；教育的困境，大部分是教育以外的因素造成的。

管好了錢，用好了錢，我們馬上實現完全的真正的義務教育是沒有絲毫問題的。

五，的機會來看：中國城鄉教育差別，是天地之別；差別之大，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談農村教育。鑒于“沒有對比，就沒有鑒別”，下面，我們要從全國的教育的大背景，來談農村教育這一塊，來看農民分得的“教育蛋糕”的份額有多大。

從媒體公開的幾則有關城鄉教育的統計材料，我們來看中國教育的重災區——農村的教育狀況的嚴峻形式。

在公布材料前，我先來就一個人口比例的劃分做個說明：在我們這個“城鄉二元結構”為特征的、戶籍制壁壘森嚴的國家，以下我進行教育狀況分析，是農村為一組、大中小城市與縣鎮為一組。

關于農民人口在我們國家總人口中的比例，有多種口徑多種說法，有人認為占90%，有人認為是69%（約70%）；我這里進行折中，采用在寫給《中國農村知識讀本》序言里的估測“我國12億多人口，9億在農村”。這句話包含模糊比值是：75%。再從鄉村實質的情況分析，把那么在中國人口的比例，定為80%。

我這里增加5個百分點，不是為了方便計算；增加原因是：農村基層官員在應付“農民城鎮化率”、和“計劃生育一票否決”這兩重政績指標考核制度的時候，為了顯示政績，為了保住官帽，往往存在少報、瞞報農村人口基數動機和行為。鑒于此，我說中國城鄉人口之比是8：2。

我們來看：

數據一：

1998年底，中國青年報“教科文”版披露了一份關于中國公民高等教育的報告。報告對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學生的抽樣調查中發現：這些學生里，28%來自北京，30%來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來自全國各地不出名的城鎮，18%（確切數值是17.7%）來自農村。

也就是說，城鄉大學生的比例是82.3%，和17.7%，近似值是80：20。通過這組數據，我們得出的信息是：在我們這個城鄉人口比為2：8的國家，城鄉人口實際上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比尚不到8：2！即：20%的人口，享受了80%的高等教育機會；由此得出：城鄉人口上大學的機會比例是16：1……

數據二：

中國財經報2002年4月26日了上海財經大學學生對10000余在校大學生的抽查，想搞清楚哪個階層是中國教育補貼的受益者。最后的結論是：最大收益者是中國城市人口；中國越富的階層，受益越多；其中透露一個數據：同等基數里，城鄉人口上大學的機會比率是13：1；

（說明：大學生每年向大學所交納的錢，只相當于教育成本的1/5；其余的4/5來自國家補貼。）

數據三：

2003年2月14日中國教育部《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報告顯示：

城鄉人口大專及以上的受教者比例是：城市：城鎮：農村=20：9：1。

也就是說：城鎮人口（20+9）與鄉村人口上大學的幾率是29：1！

這樣的不公、這樣如此盛行著從狹隘的人口基數里選拔人才的機制，它除了不公平、不公正，除了招致民怨、播種仇恨，無疑，它還是一種葬送我們民族前途的行為。

人力資源，是人世間最寶貴的資源、不可存儲的資源；而教育，就是開發這個資源的不可或缺的步驟、凸現資源價值的行為。

可是很明顯，一些權力在握者，憑著權利謀求階層的私利，延誤著中國的發展生機，使我們民族“人才資源的巨大優勢”（鄧語）在他們對私利過分追求的行為中泯滅掉……

總有一天，這樣的人會遭到后人的唾罵，我們的民族會付出沉重代價，會讓中國丟掉未來。

引用了這么多的資料，我們知道了：在我們國家里，占國民主體8成的農民，所能夠得到的教育機會是多么渺小！

六，差異的根由來自：教育資源傾向城市；錄取門檻傾斜城市

真說起來，問題其實很簡單：

一是教育經費的投資傾向于城市，人為地制造失衡；二是人為對城市考生暴降分數線以犧牲農民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網上相關論述很多了，這里從略。）

我說一個實際例子，你會更加直觀了解中國鄉村教育經費不足中度日的困窘。在80年代，我上學時，直到整個“義務教育”結束，我和我的同學都沒有看到過燒杯、酒精燈、高錳酸鉀這些最常見的實驗用品是什么樣子，也不知道解剖后的家兔是什么樣；但是，多少年來，農村學校的老師有辦法：基于學校沒有絲毫做試驗的條件和設施，學生不可能做任何試驗，但得有辦法去讓學生通過考試的檢測：對物理課的試驗，學生們靠背教材里描述的物理反應而考試得分；化學，課本告訴我們：做填空題目時，描述高錳酸鉀顏色時，寫“紫色”可以得分；生物課里沒有對哺乳動物家兔的解剖，各個內臟器官長在什么部位，現在依然搞不清楚——但是，不要緊，這個科目不是中考科目……

可見，在我們這個國家的農村，即使有上學的機會，他們所接受的教育的硬件設施是不達標的、低層次的；這么的簡陋、低下的受教條件，會使學生的學習過程變得非常無趣；更可怕的是，這樣簡陋、無趣的學習機會，我們的同胞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得到的……

如此相對應，我們耳邊傳來城市學校的消息：某大城市建一座小學，建造費用達到了3個億……

前面，剛剛引述過的教育部的報告里還顯示：城、與鎮、與鄉三者接受高中教育比例是：4：3：1，即是說：城鄉上高中的機會比是7：1！這個數字說明：絕大多數的農村人，早早地喪失了接近高考考場的機會。這些出身于農家的子弟們，他們究竟是騾子是馬，是好漢是孬種，我們國家連劃出一個場地、讓他們進來遛一遛的機會都沒有提供！

中國教育資源向城市傾斜的，不僅僅是在高考階段才開始的。這不是憑空說瞎話，有例為證：

《中國財經報》曾經報道說：1998年7月，山西省太原市中專錄取分數線這么劃：城鎮考生錄取線為376分，農村考生的錄取線為532分，相差的額度竟然達到了156分！在我的家鄉一所高中，農村孩子的錄取分數線同比縣城孩子高50—60分……

七，我們現在的教育：迷失了方向，傷害了窮人，制造了苦難，加劇了不公

我剛才說過：中國教育的不平等，體現在春運時期的火車上：中國的大學生、這些人多數是城里人的孩子，他們享受車票的半價優惠，他們中大多數的人，都能在這個火車座位奇缺的時節，占有一個座位，舒適地回到家里，比如上海鐵路部門發誓要“確保每個大學生都有座位”；在同樣的一列火車上，一些大學生的同齡人們，花著2倍于大學生們的票價款，也在奔波在回家的路上；這些大都來自鄉村的所謂“民工”的人們，他們絕大多數的人無法得到一個座位；只能立足于、（或者立錐于）火車的公共過道上、洗手池旁、車廂的接頭處，在晃晃悠悠、在腰酸腿麻的疲憊與困倦里，度過他們的返鄉的旅途。

大學生得到優惠，他們是國庫資金的耗費者、國家福利的享受者；農民勞工，與大學生們完全相反：他們是國庫資金的納貢者、國家財政的奉獻者。

同樣是我們這個“共和國”的公民，同樣是一班年歲相當的年輕人，是什么，使他們——這些出生于農村的勞工，更多地走入了后一個群落？

這樣畸形的結果，都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資源分配體制，一些強者不受任何監督下營私的結果。

在一個有著“尊師重教”傳統的國家、在一個強調“有教無類”的國家，在一個實施“科教興國”的國家，在一個再三用法律文本形式強調“公民教育權利一律平等”國家里，可以說：我們的教育迷失了方向，斷送了英才成長的土壤；我們民族的很多“千里馬”當他們還處在馬駒階段的時候，就在缺食物、缺糧草、缺培養環境的情況下，成為平庸馬的。

我們的選拔機制、培養機制，是有嚴重的問題。

這樣的教育資源分配，不僅僅只是影響了他們坐火車的待遇。還有就業方面，還有婚姻方面，還有無數無法說清楚的方面。

他們——這些出自農村的他們，在規劃著他們的幸福的時候，他們會發現：幸福于他們，猶如海市蜃樓，可望，而不可觸摸，不可涉入。

有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個農家兩姐妹，都要上學；可家里只有供一人的經濟能力。怎么辦？最后決定，靠抓鬮來決定、靠攥在家長手心里的兩根長短不同的稻草來決定；后來，一個上了大學，擁抱著幸福的人生；另一個，據說是頭腦更好使的那一個，終生和原始農具為伴，過得艱難而凄苦……

對一個個體的人而言，是知識改變命運，教育機會改變命運；對一個民族而言，稀缺、且極其不公正的教育機會分配，有意味著什么呢？……

有人可能會對我引用的數字、對“29倍、16倍”的結論有疑惑。我想表達的是：即使折半，是14.5倍、是8倍，我們也必須得承認：這樣的現實同樣是不公的、不合理的、丑陋的、不應該繼續存在的！

這樣的事，在人世間，其殘酷程度是少有的、是極其罕見的、極不正常的！

我說這樣的事，也希望；人們在探究農民生活的困苦時，往往喜歡把原因歸結成他們的素質低；可是，我說：在這樣的局面沒有改變的之前，任何指斥“農民素質低下”的論調都應該閉嘴！

是你：先剝奪了人家起碼的教育機會，然后斥責人家沒有知識；這好比是：先打斷了一個人的腿，然后指責他一走一瘸的行走姿勢難看！

這里面包含的邏輯是：對受到野蠻傷害的人，你不去譴責加害者，反而去譴責受害人。

天下有這樣的道理！各位說是嗎？

在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民族、同一個人種的同胞之間，我們是不是應該多一點友善、多一點關愛、多一點對規則（法律）的敬畏、多一點對他人利益的尊重？

八，在我們承諾給進入中國的外國人以國民待遇的時候，能不能夠給流入中國城市的外地人在教育方面的國民待遇？

在今天我們這個人口流動頻繁的的社會，流動者子女的教育同樣是件犯難的事。

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節目前幾天在一個關注流動子女兒童的義務教育的專題里報道說：在北京，在政府下令大幅度減少征對外地學生的“借讀費”的指令之后，一個有孩子上小學的外地人家長每學期依然得為他的孩子支付800元左右的錢，支付得非常吃力；初中階段得交更多；該報道還說，這樣戶籍在外、上學在京的孩子，有20萬。

中國城市的學校管理者在對教育資源的處置，存在著一些讓人費解的情況：由于“計劃生育”的政策導致城市人口出生率下降，城市教育設施出現大量閑置；擁有戶籍的城市孩子用不完，浪費著；沒有城市戶籍的外來孩子用不著，不讓用；這種情況許多年一直存在著。幸好現在有改變，但是不夠。

在北京石景山有一座供打工者子弟上學的學校，叫“啟蒙小學”。不想更多描述校舍的簡陋，僅僅說說操場：如果該校全體學生出操，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每個學生人均可占的操場面積不到半個平方米。

我記得，有一件與此相反的事情：來自南方周末以前的一篇報道，說：中緬邊境，很多云南的兒童流到（一向我們認為貧窮的）緬甸，去接受免費的義務教育。在一所緬方辦的邊境中學，中國兒童享受學費、雜費、書費全免待遇不算，每個月還可以得到280元的生活補助；學生初中畢業后都可以分配工作，包括銀行、電站這些在中國屬于白領的舒適性工作。

云南學生“借讀”外國，享受國民的待遇；中國人就讀于自己的祖國，卻受到另類的待遇。

這說得過去嗎？

對此問題，北京新民教育研究所的周鴻陵所長闡述了他的觀點。他說：教育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支撐這個服務框架的是國庫、是全國人的納稅；一個中國國籍的孩子在國家范圍內，無論是在甲地、還是乙地，無論流到那里，他都有權利無折扣、不遭歧視地享受這一服務；他打比方說，就像國防也是公共產品一樣，享受這個產品服務的，是全體民眾；不可把北京人、把某一部分的中國人拋棄到國防的安全防護網之外；這是無條件可講的。

對照中國的兩個教育法，這樣的現實從法理上就更說不通了。這里，我只想從國際法視角說問題，比較好。

對我國有強制法律效力的國際人權法《兒童權利公約》28條規定：兒童享有“機會均等”的受教育權利；締約國至少實現“全面免費”的義務小學教育；所有人“均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九，為了緩解教育危機，我們的社會，可以為這些教育不足者做些什么？

教育部報告說：中國2000年25—64歲人口中受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者只占18％，即是說，念到初中、或者念不到初中的人，至少占我國總人口82％的比例；他們的分布的重心，在農村。

上面的這個的數據，是符合事實的；李昌平、焦國標等人從農村反饋回來的消息是相吻合的。

李昌平說：湖北監利，那個富庶的江漢平原的農村的教育情況：八十年代初期，他們家鄉那個富裕的村子，80%的孩子能讀高中；進入九十年代，80%的孩子讀不了高中；焦國標說他的家鄉河南：當年，我的同齡人每人都是初中畢業，上高中的也占十之八九；現在我們村子里已經好幾年沒有高中生了，他回老家的那一年，只有3個初中畢業生；還有一個叫“微易”的網友在強國論壇說：我的同齡人，大部分都初中畢業；現在，只有小部分能初中畢業。

可以下結論說：十多年來，在全國范圍內，中國農民的受教育機會，在以急劇地、非正常的速度在萎縮。

因為學費貴支付不起，因為上學機會少，因為教育設施簡陋，因為師資素質不夠，因為家里出現變故失去了經濟支柱，因為我們的教育篩選制的誤差所遺漏的精英……于是，一個個的孩子，撤離學堂，走向社會。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失學的孩子，各有各的原由。

于是：今天的中國，失學者如潮，打工者如潮；于是，這樣的潮，擊拍著今天的中國。這樣的潮，組成的主體，是農民。

教育不公，導致數億計的人教育不足；教育不足，導致就業的大門朝他們關閉。這是教育不公延伸出的社會不公。在我們今天提出“教育關懷”這一理念的時候，我們想想：對于只受到殘缺、不完整教育的同胞，我們能不能夠把他們也納入我們關懷的視野？

有人說：大力開展終身教育、技能培訓，給他們再充電的機會。這樣的說法當然不錯。經濟學家茅于軾，他已經這么在做。但是，我更加希望，我們的社會興起一種風氣：在就業方面、在擔任社會職務方面、不對無學歷者、教育不充分者，不搞歧視，不劃禁區，給予他們平等的、一切的參與社會事務的權利。

我們的政府正在倡導“政治文明”。這么做，就是朝政治文明的方向邁進的體現。

那些缺乏學習機會的人，是不幸的；不要讓不幸的人，永遠沉浸的不幸的泥潭里掙扎。

當今世界的許多國家，在廣泛地提供窮困國民、教育不充分的國民參與國家事務的機會——包括做國家元首的機會。

我們的社會，那些運氣好、接受了良好教育的人、那些制定和主導我們國內政治、經濟秩序的社會精英們，能不能為無學歷的人預留發展空間，給他們就業、創業提供機會和便利？

前面南方周末以的報道的事例，還說明了一點：在我們就業崗位稀缺的國家，一些大學生占據著的工作崗位，其實是一些初中生完全可以勝任的；說明，我們的教育，著重是在培養就業者、培養員工；而不是創業者、不是培養老板。

為了緩解教育危機，為了“與時俱進”，我們教育者的思路是有必要調整的。

我們的應試的教育體制存在一個問題：該讓學生掌握的，不去教；不必教的，偏要教：很多時候，我們的教育在“茴香豆的‘茴’有幾種寫法”一類的垃圾問題上牽扯著精力，空耗著學生寶貴的時間。

十，為了緩解教育危機，我們的教育要主動改變自己，調整自己。

教育是什么？就是教學生生存的本領；從本質上講，這與動物界沒有什么兩樣：虎、狼教它們的孩子捕食的能力，也就是從大自然既有的資源里攫取生存的要素；

老師教學生，就要師法虎狼：教會學生運用、調配生存資源，如物資、礦產、信息、勞動力、勞動技能……使自己、家人活得安逸、舒適、有質量。

我們的教育，去教學生最關鍵的生存本領吧！不要教“屠龍術”，不教花架子；教他們幾板斧、教他們殺手锏、教他們捕魚、教他們獵食；

我們缺錢的教育，還要著力培養善創業、善掙錢的公民。也就是說：把“商教”——把對學生對商業經營能力的培養擺到一個更重要的位置，和職教一起來“雙管起下”。

說到職業教育，人們總是想到以前的聯邦德國，說它在二戰的廢墟里迅速發展成名列世界富裕國家第三的奇跡，運用的就是“職教”這一“秘密武器”；說，德國工人精細且精湛的工藝操作，制造出精良的、一流品質的汽車。

我完全贊同這樣的提議。我們的現在的教育為此做得非常不夠。我們看到報紙載文說：在廣東制造業發達地區，一個業務精的一線工人，有時是踏破鐵足難尋覓，遠比找一個碩士困難許多倍。這說明我們的教育對產業工人、對普通勞動者的培訓非常不夠。

我說培養經商能力重要，是因為中國人自古長袖善舞，極具有經商的天賦。我們要利用中國人的這種天賦，發揮這方面的優勢。

今天，有4000萬華人分散在世界的各個角落，他們大都在成功地經營著他們的事業；他們絕大多數過去是白手起家，從零開始；但是到今天，4000萬華人擁有的財富，超過了我們大陸13億人的資產總量。像李嘉誠、王永慶這些念書很少的世界級華人巨富，他們事業的起點都是從賣塑料花、賣大米一類的小買賣發展起來的。

可以說，我們對我們民族歷史上成功的施教的寶貴經驗挖掘不夠，我們不善于總結。其實德國的例子，早在距今2000多年前我們的祖宗就這么做了：當時的越國，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國策、響亮的“N年規劃”：“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旨在多生孩子多聚人口；生完了人不是不管，而是國家花力氣教育他們、訓練他們。從結果看，他們是做得相當有成效的，非常類似于德國的那一幕：越王勾踐也是在與吳國一戰的慘敗里迅速發展起來的，并且最終成功擊敗了強吳，實現了一個地區強國的崛起。

“教”與“訓”，就這么重要，在戰國列強殊死的紛爭里，它攸關一國的生與死，興與衰。有志的國君，在這問題上，絲毫不敢含糊；他們的見識，絲毫不比他們晚生了2000年的政治家少；有了這樣的鏡子，我們今天的某些決策人是應該汗顏的。

我們還可以有新的、更實用的思路，來設計一個更廉價、更經濟的教育機制和流程。比如說：我們可以把我們的“義務教育”流程從“九年學制”改為“八年學制”：把小學階段的六年制，重新恢復成五年。這樣的設置，對國家財力支出而言，減少了10%以上的經費；對孩子來說，少上一個六年級，對他在此階段的知識量的積累不構成影響；這樣的局面，也是中國相當多的期待“孩子早當家”的窮人家長們所樂于見到的。

在條件成熟時，我們再搞11年義務教育：小學5年，初中、高中各三年；讓那些不能上大學的學生，一出校門即有較強的“捕食”能力、創業能力、生存能力。

我們的教育，是需要新思維的。需要培養他們一些我們以前疏忽了、實際上非常重要的內容，比如：

培養學生成為合格的公民；培養他們對生命的敬畏；培養他們對他人利益、他人私人空間尊重習慣；培養他們對游戲規則（法律）的尊重意識、以及捍衛自己權益的能力；……

還有：獲取知識、搜索信息的能力；就像愛迪生給我們的啟示：一個終生只在學校呆了僅僅三個月的人，卻貢獻給了人類的上千項的、影響深遠的科學發明；他的發明所涉及的大量的、多學科的知識養分，全部是憑著他具有、并且運用這種卓越自學能力獲取的；我們的教育，一定要讓我們的學生，獲得這樣的能力。

具備這樣的能力，他們會受用一輩子；具備這樣的能力，這也將會是他們造福我們社會的工具。

我們的教育，問題很大，積重難返；

我們的教育，出路很多，前途無量。

——如果，我們愿意正視危機、我們發誓化解危機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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