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農民工城市適應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青年農民工城市適應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青年農民工適應城市的實踐受到鄉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實踐世界交互作用的影響，其形態和邏輯被四個世界型塑。他們的行為和價值觀都是其實踐世界之社會與人際關系結構的直接反映。他們通過實踐性慣習的生產與再生產方式，來尋求一種界定并表達自身身份的社會適應性。這足以使他們應付城市的一般生活，并不一定需要獲得現代性來適應城市。鄉土性在他們的生活中仍然發揮著較大的路徑依賴作用，獲得一些現代性特征并不意味著他們就能適應、融入城市。青年農民工實踐世界里諸多沖突關系和限制因素直接導致他們難以適應和融入城市。
關鍵詞：青年農民工；城市適應；實踐性；現代性：“脫根”過程
一、研究回顧與本文起點
農民工進城后如何面對這個“新奇”而又“陌生”的世界？城市適應首當其沖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對此，學術界的理論和經驗研究頗多。也有的學者用城市融入替代城市適應來探討這一問題，二者實際上無本質區別。以往的相關研究至少可分為五類：第一類是基于現代性視角的研究，強調農民從傳統向現代、從鄉土向城市、從封閉向開放轉變的過程和變化以及由此所獲得的現代性特征（李培林，1996；周曉虹，1998a，1998b；江立華，2003，2004）；第二類是基于社會化視角的研究（朱力，2002），還有的則探討農民工不徹底的社會化現象，即“雙重邊緣人”（王春光，2001；唐斌，2002）；第三類是農民工城市主體互動關系的視角，這個視角實際上包含社會沖突論和社會排斥的視角（李強，1995；朱力，2001；潘澤泉，2004），還有學者在社會距離的視角下來研究這一問題（郭星華、儲卉娟，2004）；第四類是基于社會網絡或社會資本的視角（渠敬東，2001；李漢林，2003）；第五類研究則停留在描述和分析農民工適應城市的內容、障礙和對策的層面上，缺乏理論透視的力度。
關于農民工的城市適應研究主要基于上述視角而展開。當然不同視角之間的界線是模糊的，體現在具體的研究中側重其一，但相互交織、互相補充。現代性視角和社會化視角從傳統現代、鄉土城市和所屬群體參照群體的二元模式出發，強調農民工以具備現代性特征的城市居民為參照群體，理性地調整、改變自己以向現代性和參照群體靠攏的過程。這兩個視角的研究是完全在二元對立的理論語境下進行的，其缺陷是先驗地斷定了（可能并不存在的）二元對立的模式，過于強調農民工對于城市文明、現代性和參照群體的依賴。農民工城市主體互動關系的視角也有前兩個視角的不足，但其高明之處在于這一視角考慮到了農民工與城市主體、現代性和參照群體之間的作用與反作用。但另一方面，這一視角卻簡化了影響因素，預設農民工與城市各主體之間可能并不存在的矛盾和沖突關系。社會網絡的視角充分地考察到網絡結構因素對農民工重建生活世界和支持系統的重要意義，但有夸大關系網絡在其城市適應過程中的作用之嫌，低估了農民工自身的創造能力、反思性特征等自主性因素。
在方法論的層面上，先前研究往往將農民工的城市適應過程假設為一種理論上的應然和必然，基于此邏輯起點，力圖對農民工適應城市的過程和結果做出一種理論解釋，有意或無意地偏向一種路徑選擇或模式的經驗運用（如現代性和沖突論視角），并賦予其以重要意義。筆者認為，這些研究存在本體性的缺陷——把為解釋實踐而構建的模型當作實踐的根由（布迪厄，2003：125），從理論來推理實踐而不是從實踐出發，人為地設定“應然必然”之關系，采取化簡方式來達到預期的解釋目標，都不同程度地忽視了城市適應這一過程的模糊性、流變性、即時性和緊迫性。因此，只有回到經驗事實本身，從實踐出發來研究該主題，才能還事實以本來面目，克服以往研究的缺陷和不足。
筆者認為，移民或流動人群的城市適應并非一個有清晰邊界的過程，而是生活世界里以事件經歷為主線形成的綿延不斷的行動流。就城市適應的實踐而言，生活經歷和經驗本身是說明社會事實的最有力資料。對城市的適應本身是生活世界的一種表現，其意義也是由生活世界賦予的。而在從不適應到適應的過程中，最大的表征莫過于生活的結構和行動的轉變。不適應的最大問題也在于生活中的行動與外部社會結構之間存在張力。城市適應鮮明地體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之中，適應的形態是文化、經濟與社會結構再生產和社會化相互作用的結果。也就是說，城市適應的實踐與生活世界具備同構性和同一性。
此外，以往研究針對農民工不同亞群體的研究很少，而我們的調查表明不同年齡層次農民工的特征和需求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本文以實踐社會學為研究視角，探討青年農民工城市適應實踐的形態與邏輯。
二、研究路徑
實踐社會學從方法論的意義上強調“實踐”，實際上也即要求我們重視研究對象的立場和視野以及經驗事實本身的極端重要性，關注普通行動者日常生活與行為的歷史與社會現實意涵，力求避免忽視作為普通社會成員的自主能動性和行動策略。因為正是這些作為普通群眾和人民的社會成員創造了偉大的歷史。黃宗智（2005）指出，因為社會現實可能并不符合現存的理論建構，我們必須深入社會去了解它的實際及其運作邏輯，若純粹從理論的“假設”出發，很容易完全脫離實際、歪曲事實。本文從實踐出發——而不是把既有理論當作研究的開始，即力圖踐行方法論上實證性與反身性的二重性（burawoy，1998）標準，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反思性立場，避免研究者的偏見和預想（pre-conception）對正確認識和把握社會事實的影響，力求更接近于現象的真實形態。
我們從實踐社會學的視角（孫立平，2002）來考察青年農民工城市適應的實踐之形態與邏輯：通過回到經驗事實本身，遵從發現的邏輯（logicofdiscovery），深入理解和分析行動者日常生活與行為的內涵和意義，力求發現作為群體成員的個體與結構性因素的互動關系；通過考察他們的生活體驗和實踐邏輯，管窺群體的特征及其一般社會過程和社會事實。基于對行動者自主性和策略的重視，我們將克服結構論、行動論和制度論對實踐邏輯的壓制，同時也不忽視宏觀社會結構與制度因素。
三、研究對象與概念界定
目前，青年農民工已成為農民工的主體。據調查，2004年1.2億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中30歲以下的占61.3%，農民工總體平均年齡為29歲（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2005）。本文的研究對象即是16歲以上、30歲以下的青年農民工，特別是“1980年代后出生的”農民工。本文的經驗資料源于筆者2004年春季在武漢、2004年12月在廣州和東莞以及2005年12月在長沙集中做的35個個案訪談，其中的一些判斷和結論還源于筆者分兩個時段共一個多月與青年民工的共同生活（分別在東莞與長沙）以及寒暑假期間與打工鄉親的閑聊。
本文界定完全適應城市的狀態應該是心理和行為上都接受和習慣（并不一定要求心理上完全認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在此，我們并不提經濟要求，因為經濟意義是嵌入在以上內容之中的。適應是一個過程，更是一種狀態。作為狀態的適應是一種實踐感，通過生活中持續不斷、往往不被人們明顯覺識的系列磨合、矛盾和沖突（不適應問題）的解決而達成。
我們所要探索的實踐邏輯被布迪厄稱之為“實踐的模糊邏輯”，是人們在實踐行為中的“實踐感”的邏輯。實踐感對那些雖非有意卻依然是系統的，雖然非按目的來安排和組織卻依然帶有回顧性和目的性的“選擇”具有導向作用（布迪厄、華康德，2003：101）。布迪厄視野中的實踐是包含了日常的經濟活動在內的日常生活實踐。本文中的“慣習”沿襲布迪厄（1998：171178）的定義，指知覺、評價和行動的分類圖式構成的系統，它們來自于社會制度，又寄居在身體之中，是既持久存在又可變更的開放的性情傾向系統。布迪厄的慣習包括習性，但筆者認為慣習在本質上等同于“習性”，二者只不過存在細微差別。習性（鄉土性）更加生活化，是在生活中所獲得的習慣和性情，它強調對生活的適應；而慣習（實踐性）強調的是個體對社會位置的適應，同時慣習本身又是這一過程的產物。也就是說，習性是生活性的，而慣習是結構性和關系性的。本文視具體語境交替使用這兩個概念。
四、四個世界與城市適應
（一）四個世界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里，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今的青年農民工就成長于一個社會轉型期，面臨與先輩們有著很大不同的結構性背景。社會轉型帶來的變化給他們的生活上留下了鮮明的烙印。通過深入訪談及對其生活的觀察，我們發現，青年農民工適應城市的實踐受到鄉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實踐世界的交互作用之影響，其城市適應的實踐形態和邏輯被四個世界型塑。作為客觀世界和宏觀層次范疇的鄉土世界和城市世界與作為微觀層次的農民工的想象世界和實踐世界之間相互關聯、相互作用（見圖1）。鄉土世界是他們生長之農村社會；想象世界主要源于他們進城之前的夢想，以及他們聽到、看到打工歸來的親朋和鄰居，或受媒體影響后形成的對未來的憧憬，是一個虛擬的主觀世界；想象世界是他們進城后的一個實踐中的、不斷調試的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就是他們打工所在的城市，是他們生活于其中的客觀世界，是他們獲得現代性、完成城市化的場所。一般地，實踐世界是生活的實際具體空間，根據所處的不同時空條件而變化，它可以是任何一種社會形態（農村、小城鎮和城市），但對于進城青年農民工來說，實踐世界是處于城市世界之中的。
（二）鄉土世界、想象世界與城市世界
青年農民工進城之前就有的鄉土慣習并不容易改變。生長于斯的鄉土世界是他們的根（root）之所在，對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無疑會產生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在他們進城以后的初期階段。對他們來說，鄉土世界是一個長期虛擬、偶爾真實的世界。在與城市的磨合階段，由于一定程度上的不適應，他們會產生強烈的社會距離感，自我意識也否定城市的歸屬傾向，往往覺得自己的農村家鄉更好。
“在家千日好，出門時時難。”（xz，f，18，gz）（注1）“不想在城市安居，因為我覺得這不是生我養我的地方，俗話說得好，‘金窩銀窩，還是不如自己的草窩’，在城市安居的困難很多，不會講本地話，吃的也不一樣。”（xmy，f，19，gz）“我來廣東也有幾年了，感到外面到處都是陷阱，人與人之間是互相猜疑的那種，在家里做的大多是力氣活，必須盤算著用每一分錢，但是廣東這里就不同了……”（xr，f，21，dg）
一旦將鄉土世界和城市世界進行比較，很多人對自己的農村家鄉的歸屬意識反而更加強烈。家鄉意識強烈而對所在的城市社區毫無意識，這是他們對城市社會活動不參與、對城市設施不愛護甚至對其進行破壞的直接原因。當然，這種狀況隨著他們對城市逐漸形成認同感后會有所改變，特別是當他們在城市生活的時間比較長了以后。“其實城市比起我們家鄉的小鎮和農村的確要方便、舒服，像交通啊，購物啊等等，都非常便利，就是消費要比較高。”（fy，m，21，dg）
想象世界代表著他們試圖超越父輩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夢想。進城前的想象世界是他們基于已獲得信息之上對未來城市生活的構想。現在的青年農民工大多在初中或者高中畢業以后就到城市打工，他們幾乎沒有參加過農業生產勞動。而在傳媒信息業高度發達的今天，在他們到城市打工之前，他們已經形成一個對城市生活世界的輪廓和對未來的憧憬。想象世界會隨其境遇而改變。進城后，他們發現現實的城市生活遠沒有想象中的那般美好。先前對城市生活的想象會在進城后隨著現實的不斷沖擊而逐漸淡薄、消逝。于是，實踐中的想象世界是不斷變化、不斷調試的。調試過的想象世界對他們適應、融進城市影響甚大。甚至當他們回到農村，他們從穿著、消費到行為舉止仍效仿“城市人”的形象。“城市人”的形象是他們的象征性資本，可為他們贏得某些象征性利益。他們借此維系其似乎高于農民的社會地位，維持他們在農村人中的形象。實際上這是一種社會角色的錯位。
“還沒有出來打工的那陣子，我想象著那是多么的美好。每天坐著地鐵去上班。在我眼中的城市是多么的舒服。來了才知道，那種生活不是人人都可以的。那是白領們的生活，我們與那種生活相差太遠了。”（rh，f，18，dg）“以前在家的時候，看著那些打工回來的人，我充滿著好奇，總想著跑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么精彩，我想那個天地可以做自己想做的，買自己想要的，出來打工后才發現并非如此。”（lnd，f，17，dg）“我想象的城市是鈔票不斷，可以盡情自由地玩。”（fn，f，18，gz）“來這個城市之前，我想象的是那種白領的生活……”（xmy，f，19，gz）
城市世界是他們生活于其中的客觀世界，但這個世界對他們來說并不一定就具有真實意義，因為他們與城市真正打交道的機會并不多，他們參與城市公共活動的機會更幾乎為零。這就意味著，城市世界可能外在于他們，在很多方面與他們都不大相干。但這個世界卻是一個直接刺激他們的感官和欲望的世界。而一旦跨入城市，適應的過程對于他們來說首先就是城市的意義結構的重塑過程。當然，城市對他們的具體影響因人而異。
“剛出來打工時，看到一幢幢高樓大廈，總感覺自己在仙境似的。”（wl，f，20，cs）“再與以前相比我變得活潑開朗，愛交朋友，愛學習了，從單純的校園踏入復雜的社會，漸漸地意識到自己的不足之處越來越多，需要學的也越來越多，為了適應這個社會，我必須朝社會需要的這個方向去發展。”（yz，f，19，gz）“城市確實也有改變人的時候，起碼它讓每個人的觀念都變得時尚了、時髦了。”（wl，f，20，cs）“其實在這個城市，如果你把握不住自己，就很容易學壞，就像我現在這樣。以前我是不喝酒的，甚至滴酒不沾，但是現在的我可以喝幾瓶了。還有一點就是上進心沒有那么強了，剛出來雄心壯志的，發誓一定要闖出一番事業來，現在好象是在混日子過的感覺……”（yz，f，19，gz）
在與城市互動的過程中，他們的慣習的意義結構被新的場域不斷地改變、型塑和重新建構，這體現在即時行動與傳統行動的傳承性和超越性結合的特性之上。同時，他們的認識性參照群體和學習性參照群體也從鄉土事物和鄉土規則轉向城市主體。實際上，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建立起對城市的正確認識和理解框架是他們適應城市的前提。因此，他們適應城市的過程從本質上來說也是一個慣習的變遷過程。一旦他們的慣習適應了城市世界，這種慣習也就很自然地引導他們駕輕就熟地應付城市的生活、工作、社交等各個方面。這個過程體現為他們重新建構適應城市的規則和概念圖式。但此過程對一部分青年并不順利。城市世界的現實是殘酷的。想象世界中的美好圖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來越淡漠，不斷地被現實擊得粉碎。有些不適應城市的青年回流到家鄉城鎮，淪落為階段性的“街角青年”（符平，2003）。
“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不能適應這里，我還是比較向往家里那種清靜的生活，沒有機器的喧嘩，沒有復雜的人際關系，一切都那么簡單。”（xz，f，18，gz）“我現在準備辭工回家。感覺好累啊，特別是心累，來這里打工確實讓我變了很多，讓我變得很講究了，我開始學會打扮自己。將來嘛！那個很難說，反正也不能總在外面打工，回家學點什么啦！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說啦！”（lnd，f，17，dg）
（三）真實生活世界：實踐世界
1.實踐世界與“實踐性”慣習
事實上，他們生活于其中的真實生活世界是一個流變的實踐世界。這個世界是他們生活的實際具體空間，根據他們所處的不同時空條件而變化。他們的主要社會活動和社會關系都在此展開。當他們完全地適應了城市、被現代化了以后，實踐世界就是他們生活于其中的城市世界。這意味著其農民的身份已經成功地轉化為城市居民，或者，至少具有與城市居民同樣的特征、思想和行為。實踐世界是他們獲得部分現代性的實踐場域。全球化趨勢下的現代性雖然在不斷地擴張，對整個社會和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一個個體施加影響和壓力，但對于青年農民工來說，實踐世界的相對自主性和不同的實踐邏輯并沒有消失。相反，還有增強的趨勢。他們在實踐世界里獲得的慣習不同于鄉土性和現代性，但同時又繼承和發展了二者的某些特質。它由二者演化而來，孕育于二者之中而又體現出二者的痕跡。本文稱之為“實踐性”（praxisity）（注2）。實踐性是實踐世界的慣習，以獨特的內涵和意義型塑著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實踐性被規定于實踐世界的具體場景當中，不僅體現著他們的意向，支配著他們的行為，同時也昭示他們相應的社會地位。而實踐世界（尤其指他們的生活、工作和社交場域）作為一個客觀的實踐場域，是他們所屬群體所共享的，是他們參與社會生活、交際、學習和娛樂等活動的基礎和前提。盡管實踐世界是他們自己所創造的，但因超越了個體層次而有可能成為約束行動的結構性因素。
實踐性通過他們的言語和行動系統與實踐世界結合起來加以客觀化體現，并生產出實踐世界的相對自主性和實踐邏輯。實踐世界的相對自主性和特殊的實踐邏輯產生于他們獨特的生命歷程和生活環境，體現出他們的實踐性以新的方式與鄉土習性決裂、與現代性結合在一起的趨勢。但現代特質的獲得只能在城市世界才能完全獲取，他們在自己的實踐世界只是部分地獲得現代性所包含的秩序感、計劃性、時間感和科層制原則——除非實踐世界已經與城市世界完全重合了。他們是在適應生活、適應現實的過程中完成城市適應的，這個過程也是祛除幻象的過程。在城市生活中，具有現代意義的實踐性的生產和再生產既是農民工適應城市的條件，又是這一過程的結果。他們在城市實踐中逐漸生成的實踐性慣習，“勾勒出了與世界的日常關聯”（布迪厄、華康德，1998：24）。他們恰恰是通過實踐世界的行為規則、社會生活秩序的心理積淀與行為模式的傳承，以實踐性慣習的生產與再生產的方式，來尋求一種界定并表達他們身份的社會適應性。
2.實踐世界的生活軌跡與生活體驗
斯科特（2001：6）在研究東南亞小農的生計和政治時指出，由于接近生存線邊緣，農民對抗外來生計壓力時遵循“安全第一”的原則，體現出一種“生存理性”，并不想通過冒險獲得大成功、發橫財。實際上中國的傳統農民也有著趨同的心理和行為特征，即安于現狀、尋求穩定、小富即安、不善冒險。但對當代青年農民工而言，他們的農民身份只不過具有先賦的制度意義，并不具有“農民”的實際意義。在實際的生活實踐中，他們中的大多數不再依循要生存的簡單邏輯，更不再是收入的“自我剝奪者”。相反，他們不輕易放棄任何發大財的機會。頻繁的生活選擇都不過是他們追求更好生活的一項行動，是他們爭取有所作為和出人頭地的一次實踐。他們的觀念和行為選擇依循基于生存理性之上的要發展的邏輯，體現出實踐理性的特點。所以，站在研究者的角度，看似感性的選擇和行動，而對于他們自身來說都始終貫穿了這一邏輯，因而顯得意義重大。
21歲的湖南小伙子fy原本在番禺某制鞋廠做得不錯（之前也曾在廣東學開車，去過河北跟叔叔做生意），后來自動離廠去了長沙，向親戚借了幾千塊錢做起了快餐生意，但兩個月不到就因生意不好而倒閉了。接著又跟朋友一起搞起了ktv，半年后因生意不景氣而放棄，最后通過親戚關系在長沙謀到在公司開貨車的工作。24歲的成都小伙子mj因小事與老板吵架而失去安逸的工作，到廣州的最初一段時期卻靠從事非法傳銷來維持生計。類似的個案很多。
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他們的生活軌跡顯示出鮮明的流變性和選擇的頻繁性。他們先不管所做的選擇是否一定正確，有的可能就是一時沖動。在更多的情況下，是在權衡處境、稍經判斷和算計后采取行動的。一旦有比較好的機會出現，經過稍微的權衡（而不是嚴格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推理），他們往往能夠冒點風險，舍棄眼前的利益和安穩生活。這是他們的潛在行為傾向對變化了的客觀結構和生活情景進行的自發調試，而這種調試未必就是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相反這本身就是一種有點感性的冒險行為，因為他們唯恐與好機會失之交臂，任何一個機會選擇或生活事件都有可能成為改善他們生活處境的“拐點”。這一實踐感不遵從規則，更不以精明的算計回報為基礎。我們認為這樣做出的選擇即使經最后的結果證明是不妥當的，也是他們的一種合理選擇（而非理性選擇）。他們幾乎不去理性算計，更不是依靠“生存倫理”行事。這一系列的選擇和行動所依循的發展邏輯被嵌入在一種“權宜性取向的情景理性”（劉愛玉，2003）之中。他們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的行為，不過是在既定情景下受有限理性和情感支配而發生，可能根本就沒有任何理由來解釋。或者說，這些行為習慣不是通過規則學會，而是通過“和那些習慣于某種特定行為方式的人在一起”才學會的（康納頓，2000：29）。
他們頻繁而反復的選擇和放棄行為經由“實踐性”慣習所引導，也正是他們適應城市的產物。正是這些讓人多少有些讓人捉摸不定的、顯得感性和缺乏邏輯的行為和選擇，建構著他們各自獨特的實踐世界。也正鑒于此，他們諸如此類的行為具有非常意義。由于他們在行為選擇上遵循生存理性之上的發展原則，是權宜性傾向的情景理性，所以，實踐活動的原則不是一些能明確意識到的、不變的規則，而是一些可能比較模糊的實踐圖式。在這里，他們最基本的行為邏輯就是現實實際取向。他們不同于城市人也異于地道農民的行為和價值觀都是實踐世界的社會與人際關系結構的直接反映。
而突發事件不僅考驗了他們，也增加了他們的城市生活閱歷。在處理這些事件的過程中，他們掌握了相當多“轉危為安”的策略和技巧，能夠用來對付生活中不可預測、不斷變化著的境遇。現實社會在給他們教訓的同時，也給了他們最為實用的知識和經驗——這些知識和經驗體現出他們與具體生活情景遭遇即被生產出來的“自發性”和“衍生性”。城市的遭遇教給了他們很多城市生活的策略、知識和技術。這些對付現實生活中各類問題的知識貯備對他們適應城市至關重要。他們在處理突發事件的過程中，獲得了有關言語和行動方面的技巧。同時，他們又把這些親身經歷和經驗傳授給他們同在城市打工的親戚、朋友和其他人。這種個體的私人經歷和處事經驗經過波浪式的傳播途徑擴散開去，最終，轉變成了他們所屬群體的集體記憶（這樣的事件和“故事”很多，下面僅舉一例），逐漸形成、累積并身體化為他們的城市知識，發展出他們實踐世界的行動原則：跟城里人打交道一定要多留幾個心眼；千萬不要相信大街上的任何陌生人（警察除外），不要同他們搭話；不能揀別人掉落的財物；跟單位簽合同時不要把證件的原件給他們……不過，他們中的某些人有可能對此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反過來學會了誆騙和欺詐他人。
“城市的生活很復雜，常遇到一些騙人的事。還記得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去南海玩。就在坐公交車的時候，被一個老太婆騙了，還（被）騙得很慘。她說她在車上撿到一枚戒指，她叫我們向她買，說著便哭了。當時我們看她可憐，就說我們只有一百多塊錢了，買不到。她卻說，夠了，有多少力就出多少力，反正她也用不著戒指。本來我不想買的，因為我不相信那么大一個戒指只要一百塊錢。但我朋友說劃得來，叫我把錢給她，她以后再還我。沒辦法只好給她了。等那個老太婆一走，又來了一個婦女，她說戒指是那個老太婆偷的，還說我們犯了罪，要把我們送到派出所去。當時真的嚇死了，幸好來了一個出租小面包車。告訴了他我們要去的地址就上車了。誰知道他們也是一伙的，還問我們要錢，說不給就要送我們去派出所，關他個十多天。那時候真的沒錢了，他載我們轉了幾圈，我們把剩下的二十塊分給他一半，強行要求下車。下了車看到有制服的，我們就向他們跑過去，他也沒追過來。問了幾個治安人員，我們才順利到達南海。”（xz，f，18，gz）在婚戀上，他們中的很多人不再遵循鄉土世界的傳統相親方式和早婚觀念，大多已經自由戀愛，而認識戀人的方式也不盡相同，其中不乏通過互聯網等相當浪漫的現代方式。他們積極地實踐著“流行”的愛情生活方式。相比仍在校的同齡群體，他們在“試婚”（未婚同居）上更是積極地跨出了一步。一起打工的未婚男女租房同居的現象很普遍。若不考慮生理需求的話，從建立家庭的角度來說，男性更愿意并努力通過這種“劃算”的途徑娶個老婆，而女性也希望在自由戀愛中尋找到合適自己的另一半。特別是對于男性來說，倘若按當今鄉村的風俗和“行情”來娶老婆，有的根本就有心無力。
“……我從學校畢業后就來到我們的省會成都。我女朋友就是成都的。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在這一年里，我一個人感到很寂寞，所以就經常去上網。有一天，當我打開qq時，上面居然沒有一個人。這時一個陌生人加入了，她就是我目前的女朋友。我們聊了一個上午，當要說再見的時候真的感覺有點相見恨晚。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倆就更加直接了，不再用上網的方式，而是直接通過電話聯系。經過長時間的接觸和了解，我們的關系更加進一步了，直到發展到現在的關系。”（jc，m，20，gz）
五、結構約束下的行動：實踐世界的生存策略
（一）人際交往：主動把握還是消極回避
跟沒有外出的同齡人相比，他們無疑有著更大的生活圈子。更大的生活半徑意味著他們有著更多的現代性特征。在外面結識的朋友是他們極其重要的社會資本，但他們在城市的交往對象依然是具有很高同質性的群體，這一點已在很多學者的研究中得到證實。在城市中建立起來的人際關系網絡是他們在異地獲得安全感和歸屬感的亞社會結構，這種結構產生的人情在其日常生活中依然起著一定規范和支持作用。但筆者發現這種作用是有限的。他們很不同于項飚研究的北京“浙江村”的經商農民，并不存在太多通過親友關系“鎖住”其它關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由此那些關系的互動也不多。他們同其他同樣來自農村的打工仔，形成了較為狹小的交往圈子。但即使是年輕的打工仔們內部的交往，仍還有相當的工具性和功利性成分在里面。原因之一可能是，流動性生活的“無根”特征使得他們覺得并沒有太多的必要去建立和發展情感主導型的朋友關系。“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就是沒錢，以前有錢的時候，別人都關心你，可是當你沒錢的時候他就不認識你了。”（xmy，f，19，gz）
為什么他們的交往群體呈現出封閉性和同質性特征？社會排斥理論在這里具備一定的解釋力。城市市民享有地理、經濟等各方面的優越意識，從而歧視外來人口，特別是來自于貧困地區的打工仔，同他們保持距離，這是顯示自身優越地位的策略之一，也是產生外地人與當地人之間不平等關系的一個重要原因。青年農民工對城鄉二元結構的“敬畏”和“高傲”的城里人所持的先入為主的認識，即他們對城鄉差距、對城里人的刻板印象，使他們也極少愿意主動同城里人交往。于是，他們下意識地（而不是刻意地和明確地）發展出一個同質性高的封閉性交往群體，希望以此來獲得支持和保護以及自尊心的滿足，從而，民工與市民之間形成了兩個近乎隔絕的世界，形相見而人不識。
“本地人在某些觀念上是與外地人不同的。他們總是認為外地人是多么地卑微，對外地人是那么地不信任。有時他們根本就不把我們外地人當回事。”（xm，f，19，wh）“城里人大多是勢利眼，狗眼看人低，想交幾個真心朋友都很難。每家每戶不管白天黑夜，各個都門窗緊閉。你看城市里的人家，有幾個上來串門聊天的？我們家鄉就不同了，什么時候都可以敞開大門。”（mj，f，24，cs）
當他們發現參與、進入這個社會很困難的時候，如果能夠積極地向社會表達、推銷自己——而不是畏縮或回避，去爭取自己身份的認同，還是可以融入當地社區的。實際上，當今的社區意識和身份認同已經越來越經由其成員來選擇、采取，而不再或者說很少是再生產的自然結果和歷史的延續。筆者非常贊同威菲奧卡（wieviorka，2004）的觀點，“現代社會的社區意識和身份認同已日益成為試圖建構自身生活意義的個體們的主觀決定。”由此可以說，他們受歧視、遭排斥、被孤立，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他們自身合作的結果。他們所普遍存在的先入為主的判斷和心態，對現狀的屈服和承認，發展出他們與城市世界之間一種誤識的不平等契合關系。這種關系以意識的形態寄居于他們社會化了的身體內部，身體化了的意識隨即反過來又強化他們模式化的思想和行為。也有少數并未陷入這一惡性循環（后文有例）。這部分少數人往往有著較強的學習能力、社交能力或技術能力，在城市獲得了人力和社會資本。他們平時努力學習文化知識和各種專業技能以增加人力資本，與上級、同事、城市人打交道時熱情、靈活和誠懇，創造了與城市世界的和諧關系。他們在經濟、心理和文化上一般都能適應城市。
（二）結構約束下的經濟行為
調查發現，即使擁有某些技能，比如有駕照、廚技、鉗工技能等，但如果沒有熟人或朋友經由介紹，他們也很難找到施展技能的工作機會。社會結構的約束在這里顯而易見。而當社會未能給他們提供機會時，他們中的膽大者就有可能鋌而走險，從事違法犯罪活動。受社會環境和不良同齡人的影響，加上自身又缺乏自制能力，女性、男性沉迷于賭博或走上販毒等犯罪之路的年輕人也不在少數。還有的渴望輕松賺大錢或一夜暴富，不甘心也不屑于從事辛苦單調的體力活。他們缺乏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社會資本，又沒有任何的社會保障，有時還成為被欺凌的對象，在城市中事實上處于一種非常弱勢的地位。由于自身的社會競爭力不強，他們即使暫時地擁有一份工作，也不穩定，隨時都有可能加入到失業的隊伍里去。當未能與城市發展出融洽的關系時，有工作與沒有工作都有激發矛盾的可能。
遭受不平等和不公正待遇是很多青年農民工在工作中面臨的問題。他們為改變其所處的境遇、結構和制度（有時僅僅是為了維護尊嚴），會采取一些反抗行為。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反抗行為和極端行為是與其老板或車間管理者的緊張關系造成的。當然，這并不是一個地方性現象。羅西格諾和霍德遜（roscigno&hodson，2004）通過對美國82個工廠的細致考察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還有，偏向資方的地方政府角色以及法律法規文本與實踐的斷裂（江立華、符平，2005），都是阻礙他們適應、融入城市的重大因素。
他們為爭取自己的合法正當權益而付出的代價卻可能是高昂而慘重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同時給社會造成了嚴重后果。這些我們都有必要從體制和政策以及資方的市場素養上來尋找問題的根源和對策。筆者在東莞厚街調查到，某廠一名16歲女農民工因為老板拒絕給她加二百元工資，據說這是老板曾經許諾的，她就叫黑社會的人把老板給砍死了。而受到社會和媒體普遍關注的王斌余案，更凸現了資方市場素養的缺陷、制度的詬病及政府角色的缺位。
青年民工從鄉村跨入城市，不僅要突破結構約束，包括顯見的正式制度、規則和程序，還要形成一種群體的文化意義框架，包括共享的價值觀、態度、慣例、符號以及認知的網絡，而兩者又是相互關聯的。城鄉結構與制度差異直接給他們制造了緊張與矛盾，使他們的偏好、自我印象和身份認同難以正確定位，失范和越軌行為則是未能適應的直接表現。城鄉差距導致他們物質欲望增長，刺激著他們的感受和思想意識，于是期望與現實之間陡然出現差距。當不能正確認識和面對現實而心態失衡時，他們為實現目標也就可能不擇手段，這直接導致越軌甚至犯罪行為——而這不過是他們改變自己弱勢地位或控訴社會不公的一種極端方式。
中老年農民工趨向于回避風險行為，懂得規劃自己的經濟生活以及如何確保穩定的生存條件，青年農民工則相反。他們爭取利用一切機會和資源來實現發展的超越。這一過程往往包括（1）無意識地接受了城市文化的熏陶；（2）有意識地模仿并實踐著城市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并有意拉開與鄉土價值觀和習性的距離；（3）學習和掌握能獲得一份較好工作的技能技術；（4）等待并尋求發展機會；（5）抓住生活中偶遇的機會；（6）利用機會，實現發展。
農民工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的“場域”，包括其所置身的情景、結構、制度以及文化等諸要素。吉登斯（1998：271）認為，由于結構與能動作用（以及能動作用和權力）之間存在內在的關聯，所以結構始終兼具使動性和制約性。據此我們可以認為，他們與實踐世界各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建構、相互促進同時又相互制約的關系。因此，戶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和城市人對農民的歧視等非制度性因素并不足以把他們全部排斥在城市世界之外。這對許多善于學習、聰明勤奮的青年農民工來說更是如此。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鐵三局上海華海工程公司的黃濤，就是從混凝土工做起，從農村青年和城市“打工仔”到公司的副總法律顧問、董事會秘書和上海團市委候補委員。
盡管他們都知道在城市扎根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但這并不意味著有志向者會放棄追求，這也并不能打消他們在城市定居的渴望。“如果我有朝一日有了一百萬以上，我還是要在城市定居的。畢竟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做一個城市人總比做鄉巴佬好！”（fy，m，21，dg）“自從來到這個陌生的城市，我就感覺這里是夢想的搖籃，因為它充滿希望，充滿活力。”（clm，f，18，gz）他們會想方設法為能夠過著像城市人那樣的生活方式而努力，比如通過學習和培訓提高自身的人力資本。“只要心定，沒什么趟不過的河，沒什么困難困得住我的……通過自學英語和電腦來盡快完成現在的目標。”（clm，f，18，gz）“爭取英語水平達到六級……（爭取）做一個頂尖的‘白領’。”（xr，f，21，dg）但夢想與現實之間卻存在鴻溝。事實上，能實現向上社會流動的農民工非常少。社會的經歷與遭遇甚至還會在其身體上留下痕跡。在調查對象中，就有在自己手臂或身體的其他部位上留下煙燒或刀割疤跡的年輕人。當生活使他們覺得無所適從、不堪壓力的時候，一些小事的刺激就有可能使他們采用自虐或自殘的方式來解脫精神上的重負。
由于當今社會制度安排的限制以及個人能力和機遇的缺乏，他們中的多數并不能融入城市，而向上流動的渴求只會使他們處于生存與超越之間的焦慮狀態。事實上，國家和社會并沒有給這個特殊群體提供向上流動的有效機制，反而還對這些缺乏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工作經驗的年輕人實行排斥的封閉政策，實行人為的、組織的、有意安排的排斥（這在企業招工及員工職業技能培訓方面表現明顯）。從宏觀上來看，整個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對于他們來說是既定的、確切的和難以改變的。這是一種結構決定行動者的關系，而不是一種“結構的二重性”關系。他們的行動要導致規則的變化和資源的重組，引起社會結構的變化，盡管未必不可能，但難度非常大。李強（2005）在最近的研究中提出，當前中國社會是一種倒丁字型的社會結構。這是一種由來已久并仍將持續著的結構特征。而這個結構特征及其所造成的結構緊張狀態，對青年農民工向上流動的主觀動力和客觀機會都起著壓倒性的負面作用。
六、“脫根”過程與鄉土慣習的路徑依賴
調查發現，盡管進城青年農民工有著豐富的城市生活經歷和勇于拼搏的精神，但他們期望在繁華的大城市里“扎根”的欲望并不強烈，甚至根本就沒有這種意識和欲望。他們外出打工的最主要目的大多數只是賺錢，對于未來很少有明確的目標和計劃。也有的希望有了一定的資本后回家鄉的縣城或小鎮做生意、定居。當向他們問及是否愿意留在城市長期生活下去的問題時，我們得到的基本上是否定答案。只有個別的特別優秀者除外。此外，筆者在訪談中還發現，他們中的一些人對城市并沒有太多的好感，甚至只有不好的印象，盡管有的認識比較片面，有失偏頗。
“我不想在城市定居，面對不熟悉的環境，還有不相同的口音，很難想象能夠適應。還有就是城市里的環境特別不好，還得擔心得什么病。而在我們家里，這些病根本就不用擔心。就像上次非典，再怎么厲害還是傳不到我們那里。還有車水馬龍，出門得擔驚受怕，怕被車撞或什么的。”（gjy，m，18，cs）
“說句老實話，我并不想在這里定居，我向往那些山清水秀的地方，如果那種沒有城市的喧嘩的地方，對我來說也是一種享受吧。我不喜歡這種快節奏的生活，不喜歡這種三點一線封閉似的打工生活，可是不喜歡又能怎么樣呢？還不得一樣繼續做。”（lnd，f，17，dg）
我們必須接受并理解這么一個事實：大多數青年農民工不想或不大愿意永久地生活在城市或在城市定居，城市只不過是他們賺錢的臨時居住地。他們認為城市里的現代文明比農村要強得多，但由于沒有保障和穩定的收入，他們深深地意識到要想靠打工在城市定居沒任何可能性，所以很多人也就“沒有過這個奢望”（gjy，m，18，cs）。“對于這個問題，我想都不敢想，因為對于我們這種人根本就不可能在城市中定居，能謀到一碗飯都已經很不錯了。其實我已經喜歡上了這個城市。如果可以，我真希望在這里定居。不過，那是不可能的，首先必須面對經濟問題，不是每個人都有那個能力。”（jc，m，20，gz）他們會找出很多理由：空氣不好，不懂方言，工作不穩定，當地人歧視外地人，當地人沒人情味還很壞，治安太亂沒有安全感，消費太高了……這些想法日益固化，城市世界的許多誘惑對于他們而言也逐漸變得可望而不可及。
但是，他們在城市世界仍然獲得了相當的現代性。如果說，自改革開放至上世紀90年代初的進城民工大多只是開闊了眼界、認識了現代性但依然生活在傳統之中的話，那么，90年代中后期加入打工者行列的青年農民工就已經開始逐步獲得這種現代性。他們使用新潮的手機和mp3，玩電腦游戲，穿著時髦的衣服，外表上看來與城里年輕人別無兩樣，其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也越來越與之接近。當然，獲得這一結果并不容易，即便在最細微的生活方面都經過了長期磨合的過程。
“剛來時，沖涼特別地不習慣。就是在一個房間里，兩排水龍頭，也沒有隔的，像她們那樣沖還真的不習慣，就一個人躲到廁所沖。那個時候吃了飯就上班，每天加班又很晚，一起下班的時候，廁所都等不到，也就迫不得已到那里沖。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了。”（xz，f，18，gz）
城市生活對他們中一部分人的影響是巨大的，以至于很多回到農村反而不適應。fy現在已經在外“闖蕩”6年了，他表示即使在外面租房子過一輩子也不愿意再回老家居住了。由于從小就沒有從事過正式的農業生產，他們對農業生產技術（先姑且不論其體力是否勝任農活）幾乎一竅不通。這是該群體的共同特征之一。置于農村的主體角度來看，我們很難說這個群體回到農村以后就一定會是農村精英，至少很難成為農業精英。而即使不從事農業生產，僅在家里閑著，他們也是難以忍耐的。“村里的年輕人都出去了，只有老人和小孩，一起可以玩的人都沒有，成天就只有守著一部電視機，又沒有地方上網。太無聊……。那里太安靜了，特別是晚上安靜得可怕。”（fy，m，21，dg）孫立平（2003：110）稱民工的回流是一種文化或文明的“逆流旅行”。這種回流所造成的負面后果不僅僅包括他們對農村生活和工作的不適應，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他們閑著“啃老”的生活方式，以及少數人可能從事危害社會秩序和穩定的活動。
無疑，外出的他們比未外出的農民習得了更多的現代性特征。隨著對土地束縛的逐步擺脫，他們不再識“土”為謀生的根基，甚至視種地為生是一種羞恥。此時，他們已經不再是具有鄉土性和濃厚鄉土意識的地道的“鄉巴佬”，也很難再受到傳統風俗禮習的束縛和制約。這種實踐性與他們變動不居的生活歷程是緊密相連的。他們藐視與土地相聯系的職業，更不用說對土地存在依賴意識，將土地視為自己的生活根基。在他們的視野里，土地往往成了貧苦的代名詞。由此，他們對土地和農業活動心存極大的否定和反叛意識，在城市的打工史也就是一部與土地職業和貧苦的抗爭史，他們不僅不再安分守己地在農村種地、干農活，而且在外地打工也從一個工廠換到另一個工廠，從一個城市跳到另一個城市。而由于在城市中沒有安家的資本和權利，城市也沒有他們生根的土壤。他們居無定所，漂泊變動，生活在一個“無根”的流變性很強的實踐世界里。
第一代農民工以及大多數三十歲以上的農民工一般都計劃賺了錢后回農村老家“落葉歸根”，并沒有超越于自身階層的想法，而相當一部分的當代青年農民已經有意或無意地表現出了這種超越的渴求，很難有這種落葉歸根的打算和想法。托馬斯（w.i.托馬斯，f.茲納涅茨基，2000：4）在他研究身處歐美的農民群體時也指出，從傳統的鄉村文化移向現代都市文化的經歷，人們都是將一種結合緊密的、以家庭為基礎的傳統文化拋到身后，而去努力適應一個更為個人主義的、更具競爭性的世界。同樣可以說，青年農民工適應城市的過程就是一個與“鄉土”和部分鄉土習性逐步決裂的“脫根”過程。事實上，現代青年農民渴望離開土地、放棄農業并不是獨特性和本土性的現象。20世紀70、80年代的法國同樣存在類似的狀況（孟德拉斯，2005：179202）。
青年民工見過世面，深受電視等大眾傳媒的影響，遺棄了傳統農民的思想理念，他們的行為與傳統產生越來越大的縫隙。他們能夠嫻熟地使用常用的現代工具，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也顯得與城市同齡人沒太多差別。但是，他們的慣習的變遷是否將最終指向“現代性”？在筆者看來，我們并沒有十足的信心來做出肯定的判斷，他們僅僅是不再受到“鄉土”情結的束縛和傳統禮教的羈絆而已。由于他們人生早期的（也是最重要的）社會化是在農村中完成的，鄉土文化和習性多少會在他們的心理和行為上留下痕跡。因為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再生產不僅僅發生在客觀層次上，在價值觀、文化和行為模式上也同樣存在（lagree，2004）。再生產的結果是很難被改變或同化的鄉土世界的慣習。
他們的身體內積累著鄉土歷史的沉淀，體現為起著路徑依賴作用的鄉土慣習。這會在他們處理某些問題的具體方式上凸現出來。來自傳統、習慣的各種積淀，以及他本人以前對意義的構造，這些都能被記住和再度復活（schutz，1940，轉引自亞歷山大，2000：186）。雖然同父輩相比，這份積淀已微不足道，但由于積淀在記憶深處，仍會對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思想產生意想不到的影響。他們不死板地遵從傳統的教條，但沿襲了部分的鄉土習性和風俗，比如重視人情關系和傳統的結婚禮儀。從而，即使在城市定居生活，一些細節和原則性問題也會突現他們的鄉土習性。體現在現實生活中，“一些表面上看起來的裂變，仍然具有深層的延續性”（李培林，2004：10）。當然，鄉土世界的社會與文化邏輯對他們所產生的影響，依個體差異性而不同。當城市世界而非鄉土世界的社會與文化邏輯更能對他們的實踐世界產生影響時，他們就能更容易地適應、融入城市。
總之，與鄉土性的決裂過程并不意味著他們就獲得了完全的現代性，而獲得部分現代性特征也并不意味著他們就會完全適應、融入城市。相反，由于生活圈子、交往群體具有高同質性的特點，即使他們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多年，他們并沒有太多機會學到融入城市的深層次規則和制度，特別是潛規則和文化理念——尤其當與從農村考入大學的同齡人相比較時。
七、結論與討論
本文發現，青年農民工適應城市的實踐深受四個世界的型塑。鄉土性與現代性的辯證矛盾事實上已經內化于他們身體內部，較好地融化為一體，孕育出實踐世界的特殊慣習——實踐性。實踐性是他們適應城市世界的產物，與其實踐世界形成了本體論的契合關系，但并不完全順應城市世界中時間的程序化、空間的區域化和辦事的科層化等邏輯。由于制度安排和結構約束對機會的限制、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不足、生活軌跡的流變性特征、缺乏宗教信仰以及極少參加社區（城市的和鄉村的）生活等緣由，他們并未被社會性地整合（sociallyintegrated）進他們身處的城市世界。盡管他們處在城市世界之中，但卻在城市的社會結構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他們所跨入的仍只不過是城市的地理空間，而不是一個蘊涵城市文化和關系的社會空間。而實現了進城前的夢想、在城市世界里找到歸屬的畢竟只是極少數。這部分人有的是通過婚姻而實現的，有的是通過學習、掌握一技之長，提高自身素質而實現的。
本研究的基本結論是，對于青年農民工中的大多數而言，他們經過多年的城市生活所獲得的實踐性足以能應付城市的一般生活和工作，并不一定需要獲得現代性來適應、融入城市。而現代性和全球化的宏大敘事并沒有完全排斥、顛覆或替代實踐性的可能性，不會淹沒這些極其普通的年輕農民自身的能動性和創造性以及由此體現出來的獨立性。實踐性與他們的地方性脈絡或背景相契合，他們以此為核心構建其適應現實生活的生存方式。這種慣習本身就是社會適應性的產物，是使他們在實際生活空間——實踐世界中駕輕就熟的慣習。本文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現代性的歸宿和統一性，但這并未指涉現代性的缺場，也未斷定他們的未來歸宿只能是傳統的鄉土世界。進城青年農民工的實踐性及其流動性、無根性的實踐世界，在未來有可能在城市、縣城和集鎮的地域上新造出一個新興生存空間。
目前存在的顯要問題是青年農民工實踐世界里存在諸多錯綜復雜的沖突關系和限制因素。這涉及到他們的鄉土性與現代性（體現為四個世界不同邏輯之間的矛盾）、生存與發展、城市的制度和結構等諸方面的緊張關系。這些沖突最終歸結于他們適應和融入以至最終讓其中的優秀者定居城市這一問題上。如何化解這些沖突和矛盾、實現整合，給這些青年的成長發展營造良好氛圍，使他們真正進得來、留得下，不僅需要他們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國家做出相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解除阻隔他們融入城市、定居城市的制度、組織和人為因素，同時社會應該給予更多的寬容、關懷和幫助。如果20年后，他們跟其在城市打工數年的父輩一樣，最后仍只能返回農村，那么這種形式的社會流動無疑將阻礙我國的現代化進程。
無論是在現代的城市還是偏遠落后的鄉村，全球化的趨勢如今都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進城后，他們雖不明白，但已體驗到這么股不可抗拒的趨勢。他們為超越現實境況不斷地尋求更好的生活和發展機會，提高自身的素質和技能，正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實踐性在城市世界闖蕩。然而，一步踏入城市世界的“現代”激流之中的這些年輕人，誠如周曉虹（1998：293）在分析北京“浙江村”農民時所指出的那樣，“雖然在商品經濟觀念，社會流動意識，競爭和風險精神等方面體現出了更多的現代性，但面對新時代對舊傳統的全方位挑戰時，他們的心靈深處也體驗到了更多的茫然、失范、無序和失衡。”雖然具體處境各異，但他們都面臨著共同的社會發展趨勢和許多類似的個人困擾。
注釋：
*本研究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流動人群的公共教育及其權利保障研究”（02ash001）和華中師范大學團委“挑戰杯”重點支持項目的資助，獲第九屆“挑戰杯”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特等獎。在研究階段，我獲益于江立華教授的悉心指導，并極大地受益于與劉愛玉博士、譚深副研究員、夏玉珍博士、萬仁德副教授、張兆曙副教授、畢向陽、劉義強、李駿、胡杰成等師友不同形式的討論和交流。此外，論文的修改還得益于《社會》雜志評審專家的寶貴意見。在此，對他們謹致以誠摯的感謝。文責自負。
注1：括號內容依次為訪談對象的姓名（或代號）、性別（f為女，m為男）、年齡、訪談時所在城市（gz表示廣州，dg表示東莞，cs表示長沙，wh表示武漢），下同。
注2：在哲學視野里，“實踐”也就是“作為感性的人的活動”，“……是人們的感性活動，它是人的一種活動類型，即由人直接與外部世界接觸、直接發生物質相互作用的現實的、客觀的活動。”（李為善等：《主體性和哲學基本問題》，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100.）哲學的實踐概念強調主體的能動性、自覺性、創造性、社會性和歷史性等特點。本文的“實踐性”作為社會學概念，是以“慣習”的二級概念出現的，具有建構的意義，強調行動者在承接歷史生活積淀的基礎之上，其習性和行動與具體現實生活場域的互構。
參考文獻：
布迪爾，皮埃爾，華康德。1998.實踐與反思。李猛，李康，譯。中央編譯出版社。
布迪厄，皮埃爾。2003.實踐感[m].蔣梓驊，譯。譯林出版社。
符平。2003.新街角青年的浮現[j].青年研究（11）.
郭星華，儲卉娟。2004.從鄉村到都市：融入與隔離[j].江海學刊（3）.
黃宗智。2005.認識中國——走向從實踐出發的社會科學[j].中國社會科學（1）.
吉登斯，安東尼。1998.社會的構成[m].李康，李猛，譯。三聯書店。
江立華。2003.城市性與農民工的城市適應[j].社會科學研究（5）.
——。2004.論農民工在城市的生存與現代性[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
江立華，符平。2005.斷裂與彌補——農民工權益保障中的法與政府角色[j].社會科學研究（6）.
康納頓，保羅。2000.社會如何記憶[m].納日碧力戈，譯。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漢林。2003.關系強度與虛擬社區[g]//農民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李培林。1996.流動民工的社會網絡和社會地位[j].社會學研究（4）.
——。2004.當代中國社會分層[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李強。1995.關于城市農民工的情緒傾向及社會沖突問題[j].社會學研究（4）.
——。2005.“丁字型”社會結構與“結構緊張”[j].社會學研究（2）.
劉愛玉。2003.國有企業制度變革過程中工人的行動選擇[j].社會學研究（6）.
孟德拉斯，h.[1991]2005.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農調總隊。2005.2004年全國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繼續增加[j].調研世界（5）.
潘澤泉。2004.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發展困境與社會風險[j].戰略與管理（1）.
渠敬東。2001.生活世界中的關系強度[g]//都市里的村民。中央編譯出版社。
斯科特。2001.農民的道義經濟學[m].程立顯，等，譯。譯林出版社。
孫立平。2002.邁向實踐的社會學[j].江海學刊（3）.
——。2003.斷裂[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唐斌。2002.“雙重邊緣人”：城市農民工自我認同的形成及社會影響[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2）.
托馬斯，w.i.，f.茲納涅茨基。2000.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m].張友云，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春光。2001.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鄉融合的關系[j].社會學研究（3）.
項飚。2000.跨越邊界的社區[m].三聯書店。
亞歷山大，杰弗里。2000.社會學二十講[m].賈春增，等，譯。華夏出版社。
亞歷山大，杰夫瑞·c.2003.世紀末社會理論[m].張旅平，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曉虹。1998a.傳統與現代[m].三聯書店。
——。1998b.流動與城市體驗對中國農民現代性的影響[j].社會學研究（5）.
朱力。2001.群體性偏見與歧視[j].江海學刊（6）.
——。2002.論農民工階層的城市適應[j].江海學刊（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