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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信貸宏觀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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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銀行監管與銀行信貸行為

          銀行監管配合宏觀調控的機理在于:通過監管措施調整和窗口指導等影響銀行的信貸行為而影響社會的信貸總供給,進而影響宏觀經濟增長,促進宏觀調控目標的實現。商業銀行接收到監管部門發出的風險提示信號后,會相機調整自身的經營戰略和風險控制,改變信貸投向、規模、審核標準等。因此,在經濟過熱的情況下,銀行監管當局加大風險提示和監管力度,貸款增速就會下降。在這一輪宏觀調控中,通過銀行監管對貸款增速的有效抑制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去年以來,為配合宏觀調控,銀監會從監管和治理理念、規則制定、制度執行、現場檢查等多個層次加強了對商業銀行貸款的風險提示和擴張約束。從理念上突出強調了充足撥備和資本監管,要求商業銀行切實建立風險資產擴張的資本約束機制,防止盲目擴張。通過頒布《客戶大額授信統計制度和零售貸款違約情況統計制度》、《商業銀行授信工作盡職指引》等規章,建立了客戶違約情況

          登記通報制度,提示商業銀行注意控制貸款集中度風險和關聯交易,并對商業銀行征信、授信和授信盡職調查提出了詳盡的盡職要求和評價標準,以不斷提高商業銀行授信的科學性,引導商業銀行建立科學規范的操作要求。同時加大了執法力度,責令商業銀行全面提高貸款5級分類的真實性和規范性,并對部分行業貸款進行了專項檢查。這些措施在促進商業銀行建立風險管理長效機制的同時,也有效抑制了銀行貸款規模的過快增長。

          在我國這樣的轉軌經濟中,銀行監管對銀行信貸規模控制的有效程度之高遠超出了西方國家的實踐甚至想像。原因主要在于,長期以來,我國銀行體系的資本充足率普遍不達標,銀行違規經營仍然較為嚴重(盡管不斷減少),內部管理粗放而薄弱。在這種情況下,銀行監管的窗口指導威力被放大,因為商業銀行深知,如果不服從窗口指導,可能會招致監管當局的檢查,一旦被檢查,很多違規行為就會被揭露,進而可能被嚴厲處罰。事實上,我國歷次的宏觀調控中往往配合以對銀行“運動式”的現場檢查,聲勢浩大。另外,我國銀行信貸的主體是國有商業銀行,即使就增量看,2003年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增加額仍占商業銀行貸款增加總額的2/3。國有商業銀行與宏觀調控之間總體上幾乎不存在博弈。

          調控銀行信貸是貨幣政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就這個意義上而言,銀行監管在當前和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內都需承擔一部分配合實施貨幣政策的任務。

          二、銀行信貸的周期性變化

          銀行信貸,不僅是一個微觀經濟指標,更是一個重要的宏觀經濟金融指標,反映全社會間接融資總量,是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關鍵變量之一。銀行貸款一直在我國社會融資體系中處于絕對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銀行貸款的增長速度呈現出明顯的周期性。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銀行貸款和國內生產總值表現出較強的正相關性,相關系數達到0.74,貸款和國內生產總值的周期性波動高度吻合。一定時期內實際發生的貸款金額是貸款需求與供給共同作用的結果。貸款需求受制于經濟增長和發展對貨幣的需求,同時也受利率、資本邊際效率、社會融資渠道等因素的影響。影響貸款供給的因素主要包括債務人的凈財富狀況、銀行的資金來源、信貸政策等。

          從影響貸款需求與貸款供給的因素不難看出,銀行信貸本質上具有順周期性,大多數國家銀行信貸的變化趨勢也印證了這一結論。同時,銀行信貸會反作用于宏觀經濟,加劇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從我國銀行信貸和GDP的比例可以看出(見圖),在經濟繁榮時期,銀行信貸比GDP增長得更快;在經濟低迷時期,銀行信貸比GDP增長更慢。1999~2000年經濟疲軟時,銀行貸款年增長率最低時僅為6%,而2003年經濟較快增長時,銀行貸款的增長率超過了20%。據測算,我國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中約有60%~70%來自銀行貸款,銀行流動資金貸款已經占到GDP的70%多,所以,通過調控信貸可以有效調節投資規模和消費水平,影響物價水平,發揮銀行體系作為經濟穩定器的作用。因此,90年代以來的三輪主要經濟調整中,調整或控制信貸規模始終是中央采取的主要調控措施之一。

          三、銀行監管與宏觀調控的結合點

          出于內在、外在的原因,在這輪宏觀調控中,銀行監管有效地配合了宏觀調控,但目前及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還需要認真、深入思考銀行監管與宏觀調控的關系。銀行審慎監管和宏觀調控至少存在以下五個結合點:

          (一)總體上看,國家宏觀調控目標與銀行監管目標是一致的銀監法規定,“銀行業監督管理的目標是促進銀行業的合法、穩健運行,維護公眾對銀行業的信心”。穩定的銀行體系,有利于宏觀經濟的平穩運行,防止負產出。從世界上發生過銀行危機的國家的教訓看,這些國家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一是為了救助問題銀行,需要花費占GDP30%~50%的財政資金;二是銀行危機往往伴隨著危機國家長達數年之久的經濟低迷和社會財富的大量損失。反過來,穩健且可持續的宏觀經濟政策在《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中是有效銀行監管的重要先決條件之一。經濟的大起大落不可避免會損害銀行體系穩健性。

          (二)穩健的銀行體系有利于宏觀調控信號的傳導長期以來,我國商業銀行缺少自我約束機制,宏觀調控信號傳導缺少了堅實的微觀基礎。在商業銀行缺乏自我約束的情況下,歷史上我國的宏觀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信號要么被過度放大,要么被過度縮小,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經濟的大起大落。在穩健的銀行體系下,商業銀行自我約束機制健全,會更靈敏、更理性地根據宏觀調控信號調整自身的資產負債總量和結構。不論是通過價格型工具,還是通過數量型工具,宏觀政策傳導都會更加順暢,向實體經濟的傳遞將變得更加有效。

          (三)穩健和高效率的銀行體系有利于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銀行體系擔負著一些非常重要的經濟職能,包括:動員儲蓄;配置資金,尤其為生產性投資進行融資;轉移風險等。穩健和高效率的銀行體系會使資金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提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高效地把儲蓄轉化為投資,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實證分析表明,穩健的銀行體系可以提高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從而促進經濟的長期增長。

          (四)資本約束、準備金等可以被謹慎用來配合宏觀調控

          由于貸款增長和資本充足率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在銀行業資本不足的情況下,嚴格實施資本約束將對單個商業銀行和整個銀行體系的貸款增長形成硬約束。事實證明,通過加強資本監管,督促商業銀行建立資本約束機制,可以有效地控制銀行貸款的擴張。西班牙等國的經驗表明,通過實施動態準備金制度,可以熨平銀行貸款損失準備金、利潤的周期波動,減少順周期性,有助于宏觀經濟穩定。

          (五)通過窗口指導、加大銀行監管法規的實施力度可以調控信貸增長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法規的執行比法規制定更為重要。通過加強法規的執行,如嚴格貸款分類、準備金計提和不良資產核銷等,以及通過提示風險,進行窗口指導,銀行監管當局可以影響商業銀行的信貸行為,進而有效控制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發揮銀行體系作為經濟穩定器的作用。

          但是,銀行監管強調持續監管,持續監管決定了銀行監管某種程度上具有單向性。也就是說,在經濟過熱時,銀行監管可以較好地配合宏觀調控;但在經濟低迷時,銀行監管當局一般不可能放松監管要求,甚至強迫商業銀行放貸,因此,配合宏觀調控的余地相對來說會小一些。

          四、結論和建議

          (一)在這一輪經濟調控中,中央確定的主要策略可以概括為“管住土地、看好貸款”。土地和資本(貸款)是兩大最主要生產要素,控制住兩大要素就控制住了微觀主體的投資和生產。同時,“管住土地、看好貸款”又分屬于行政手段和市場手段,分別對應于行政主導型過熱和市場主導型過熱。實踐證明,這種組合型宏觀調控措施對轉軌時期的中國經濟是有效的。

          (二)在這一輪經濟過熱中,銀行監管的介入是適時、適度的,既不消極,又不冒進。事實證明,銀行監管機構完全不介入宏觀調控既不現實,也不可取。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有關銀行監管治理的研究成果看,銀行監管的獨立性并不是不管不顧其他政治和經濟目標,相反,獨立性很強的監管機構往往會主動適應和配合政治和經濟政策,所謂自我施加的控制。根據宏觀經濟形勢,銀監會有針對性地加強了銀行監管和貸款風險管理。更難能可貴的是,在配合宏觀調控過程中,銀行監管機構并沒有扭曲自身的目標和行為,而是從自身職責出發,著眼長遠,以配合此次宏觀調控為契機,從體制和機制上著手,督促商業銀行加快建立風險管理長效機制。可以說,這是長治久安之策。在配合宏觀調控中,有很多經驗和體會值得總結。

          (三)由于我國資金配置體系對銀行的過度依賴,以及信貸對經濟增長的巨大影響,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宏觀調控都將離不開銀行監管的密切配合。實踐證明,銀行監管可以在部分階段、部分領域有效配合宏觀調控。

          (四)銀行將是本輪宏觀調控的受沖擊行業之一。在固定資產和土地項目清理過程中,一些撤銷和停緩建項目的貸款會惡化為不良貸款;隨著經濟降溫,部分企業可能會出現庫存上升,銷售下降,甚至出現虧損,導致銀行貸款不良率上升。隨著宏觀經濟調整滯后效應的逐漸顯現,剔除實施股份制改造的銀行核銷呆壞賬因素后,銀行不良貸款余額乃至不良貸款比例都有可能出現反彈,實現“雙降”任務艱巨。要在關注經濟波動的同時,密切關注和防止銀行信貸的大起大落,使信貸適度增長、平滑回落,盡可能減少由此帶來的銀行不良資產反彈。

          (五)隨著經濟的市場化程度提高,中國將來的經濟過熱或者過冷大都會是局部性的、結構性的,這和20個世紀80年代、90年代以來特定轉軌時期出現的物價全面上漲將有很大不同。如何有針對性地應對這種局部經濟波動,目前全世界都還沒有好的經驗。堪薩斯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行長ThomasHoenig在一次演講中提到,美國的房地產價格泡沫通常僅發生在部分城市,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生過全國性的房地產泡沫;美國90年代末的股票泡沫也僅發生在高科技股上,其他板塊的股票價格并沒有被高估。但為了治理局部的經濟泡沫,不得不采用緊縮性的總需求政策,往往拖累整體經濟。我國的這一輪經濟過熱主要出現在部分行業(鋼鐵、水泥、電解鋁等)、部分地區(主要是東南沿海地區),盡管調控中強調不搞“一刀切”,但很多總需求政策不可能區別使用,本質上具有“一刀切”的性質。如何用更小的代價解決局部性、結構性經濟波動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