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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年初,回顧今年我國安全生產工作所取得的成績,讓人十分欣慰,但事故頻發的嚴峻形勢依然令人耿耿于懷。清醒認識形勢,客觀分析原因,正確擬定對策,應是當前一項重要工作。
經過多年努力,我國安全生產工作已經取得了重大進步,但死亡人數居高不下,特大事故頻頻發生,重大事故隱患突出,安全生產基礎薄弱的狀況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
歷年工傷事故與死亡人數統計數據分析顯示出了我國工傷死亡絕對人數變化的基本特點:死亡人數多;變化幅度大;但近些年來的變化幅度已經減小。值得注意的是:在第四次事故高峰中,1994年全年工傷死亡人數達到20315人,以后開始逐年下降,至2000年已降至11681人,平均每年減少死亡約1500人,年平均降幅為7%左右;但到2001年,下降趨勢停止,當年增至12554人,年增幅也是7%左右。2002年,工傷事故死亡人數可能要略高于2001年,而且增幅也要高于2001年,發展趨勢令人擔憂。
對我國當前安全生產工作和事故發生情況的基本認識應是:傷亡人數居高不下;事故傷亡相對數量呈現下降;重特大事故比例減少但發生頻率仍然很高;重特大事故和歷年傷亡人數波動幅度大且分布不平衡。
多年來,人們一直用“嚴峻”來表達對安全生產形勢的認識,2002年依然如故。經過多年努力,我國安全生產工作已經取得了重大進步,但死亡人數居高不下,特大事故頻頻發生,重大事故隱患突出,安全生產基礎薄弱的狀況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據有關部門提供的事故統計數據,無論是傷亡總數,還是事故發生頻度,2002年都沒有明顯下降。依據初步預測分析,2002年我國工傷死亡人數可能高達1.4萬以上,按照這種情況的靜態滑動發展,2003年工傷死亡人數和事故總量仍然會保持在這個水平,形勢將依然十分嚴峻。
回顧分析我國傷亡事故發生的變化特點與演變趨勢,對于更準確的認識和把握當前安全生產形勢具有很大意義,實際上這也是十分復雜與困難的工作。由于多年來我國工傷事故統計范圍與指標體系幾經變化,很難做出精確的前后對照比較,甚至無法劃出一條較完整的時間動態曲線。但僅就收集到的數據分析,仍然可以發現我國安全生產形勢變化的某些特征。歷年工傷事故與死亡人數統計數據分析顯示出了我國工傷死亡絕對人數變化的基本特點:死亡人數多;變化幅度大;但近些年來的變化幅度已經減小。值得注意的是:在第四次事故高峰中,1994年全年工傷死亡人數達到20315人,以后開始逐年下降,至2000年已降至11681人,平均每年減少死亡約1500人,年平均降幅為7%左右;但到2001年,下降趨勢停止,當年增至12554人,年增幅也是7%左右。今年,工傷事故死亡人數可能要略高于去年,而且增幅也要高于去年,發展趨勢令人擔憂。
另外,對比工傷死亡的相對數變化趨勢可以發現,在近年我國各類事故傷亡絕對人數仍然居高的背景下,一些傷亡相對數的指標都出現了穩定下降的趨勢。如在公共安全領域,道路交通死亡絕對人數逐年上升,但萬車死亡率卻不斷下降。又如在工業安全領域,近年我國煤炭生產中各類事故死亡人數一直在6000左右反復波動,但百萬噸煤的死亡率近十年來一直保持穩定下降的趨勢。分析冶金、電力、化工、建設、鐵路、水運和特種設備等許多行業事故及傷亡人數相對數的統計指標,如萬人死亡率,千名職工受傷率,萬臺設備事故率和百萬公里行車事故率等也都可以發現類似的趨勢。在我國事故統計報告體系中,應逐漸增加如萬人死亡率這類相對數指標和輕傷、重傷及其每百萬工作小時相對率這些工傷的統計內容,以便能更好地認識和評價安全生產形勢,為決策提供依據。
綜上所述,對我國當前安全生產工作和事故發生情況的基本認識應是:傷亡人數居高不下;事故傷亡相對數量呈現下降;重特大事故發生頻率仍然很高;重特大事故和歷年傷亡人數波動幅度大且分布不平衡。
安全生產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經驗表明: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在5000美元左右以下時,高速的經濟發展很難避免工業事故和傷亡的增加和大范圍波動;人均GDP在達到1萬美元左右時,工傷事故可達到穩定下降,且波動幅度很小;只有GDP達到或超過2萬美元左右時,工傷事故可以得到較好的控制,特大事故概率很低,傷亡人數明顯下降,基本不出現較大波動反復。
工傷事故死亡指數與國民經濟增長幅度密切相關。當國民經濟增長速度顯著加快時,死亡人數指數也呈現明顯上升,而經濟增長幅度下降,死亡人數指數也開始下降并趨于平穩。
最近幾年,我國的國民經濟增長率大致在7-8之間,據此推算,近期我國工傷死亡人數很難出現明顯下降。正處在制造業高速發展的中國,必然要面對環境污染的壓力和安全生產(勞工標準)問題的挑戰。
造成我國安全生產形勢嚴峻的基本原因應是: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夠高;經濟總量急劇擴大與經濟高速增長;第二產業比重加大和事故總體風險增加。此外,安全生產監管體制、法治環境和國家總體投入強度等對安全生產形勢也具有重要影響。
事故與傷亡是工業化進程帶來的產物,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是“自然的懲罰”。工傷事故狀況與國家工業發展的基礎水平、速度和規模等因素密切相關。剖析我國安全生產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除了體制不順暢,法制不健全和基礎薄弱等這些眾所周知的原因之外,同時還應認識到:安全生產現狀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各級政府管理能力的反映。
在發達國家工業化發展過程中,也曾經出現過死亡人數居高不下,特大事故頻頻發生的情況,而且比中國目前的現狀更為嚴峻。如日本的六十年代,在工業就業人口僅僅5000萬左右的情況下,每年因工傷事故死亡6000多人,直到70年代后逐漸好轉,現在才得以基本解決,每年工傷死亡僅1800多人。美國的煤炭生產在二戰前,每年事故死亡人數2000人以上,也是七十年代開始好轉,現在每年產商品煤十億噸左右,每年工傷事故死亡30人左右。英、德、法等一些發達國家的情況也基本類似,而且像韓國、巴西、印度等國曾經或正在經歷這段歷史進程。中國也很難越過這個發展階段。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經驗表明:一般而言,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在5000美元左右以下時,高速的經濟發展很難避免工業事故和傷亡的增加和大范圍波動;人均GDP在達到1萬美元左右時,工傷事故可達到穩定下降,且波動幅度很小;只有GDP達到或超過2萬美元左右時,工傷事故可以得到較好的控制,特大事故的概率很低,傷亡人數明顯下降,基本不出現較大波動反復。
目前,我國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且正處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這個時期的特點是:工傷事故與死亡人數與經濟發展速度密切相關。應用50多年來我國工傷事故死亡人數與同期國民經濟增長率等有關數據,分析了兩者之間影響與作用。結果顯示:工傷事故死亡指數與國民經濟增長幅度密切相關。當國民經濟增長速度顯著加快時,死亡人數指數也呈現明顯上升,而經濟增長幅度下降,例如在兩次經濟調整時期,死亡人數指數也開始下降并趨于平穩。這種變化與我國安全生產歷史上出現的四次事故高峰和兩個最好時期幾乎完全同期同步。例如:從1989年到2001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從16909.2增長到95933.3,年均增長9.3%。尤其是在1989年至1997年,從16909.2增到14462.6,八年間增長了近4倍,而這個時期恰恰是我國第四次事故高峰時期。據所收集到的統計數據,推算出經濟增長率與工傷死亡人數間的數學模型,依據經濟增長的指標,可以估算出相應的死亡人數指數(其邊界條件是以我國現有統計報告數據為依據),例如:當國民經濟增長率為15%時,工傷事故死亡人數指數可增長到23%左右,為達到工傷死亡人數穩定下降的目標,國民經濟增長率只能限定在4%左右。最近幾年,我國的國民經濟增長率大致在7-8之間,據此推算,近期我國工傷死亡人數很難出現明顯下降。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產業結構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尤其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2001年,三次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由1990年的27∶42∶31調整為15∶51∶34,二產提高了9個百分點。二產的發展,尤其是制造業的高速發展已成為國民經濟和第二產業發展的火車頭,中國有可能繼美國、日本之后成為制造業大國。制造業可帶來持續經濟繁榮,但它也可給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帶來許多問題。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提示,在制造業高速發展時期,往往都出現事故頻率高,工傷死亡人數多的情況。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一、二產業比重逐漸減少,而第三產業比重相對增加,如美國到上世紀末,第三產業的比重已達到72%,世界平均也為61.6%。產業結構調整使高風險行業萎縮,傷亡事故高危人群減少,工作環境本質安全條件提高,這都有利于安全生產形勢好轉。日本、韓國及新加坡等國的發展道路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正處在制造業高速發展的中國,必然要面對環境污染的壓力和安全生產(勞工標準)問題的挑戰。
如前所述,我國工傷事故死亡絕對人數和相對人數明顯反差,實際上反映了當前我國安全生產形勢的基本特點。許多研究結果指出:事故傷亡絕對人數居高不下,主要與經濟總量擴大和工業就業人員增加有密切關系。2001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95933億元,比1990年增長近兩倍,排名也由世界第十位躍升為第六位。隨著經濟總量擴大,工業就業人員急劇增加,到目前為止,僅進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在8000萬人以上,這些勞動力大多數從事高風險的基本建設和密集型勞動產業,其文化素質和安全意識都與現代化大工業生產的要求相距甚遠。而另一方面,某些相對性指標出現明顯下降,則說明經濟技術實力不斷加強和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時也與這些年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安全生產工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有密切關系。許多國家經驗表明,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國家經濟總量增長必然帶來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風險覆蓋規模和強度的加大,從事故發生概率和產生后果這兩個要素方面都加大了風險度,從而導致事故增多和傷亡人數增加。
回顧歷史,分析現狀和比較國外,造成我國安全生產形勢嚴峻的基本原因應是: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夠高;經濟總量急劇擴大與經濟高速增長;第二產業比重加大和事故總體風險增加。此外,安全生產監管體制、法治環境和國家總體投入強度等對安全生產形勢也具有重要影響。
從國家發展戰略高度認識安全生產工作
我國是要在發展的基礎上促進社會全面進步,逐漸提高對勞動者的職業安全健康水平。在這種形勢下,不可能以壓縮經濟總量,放慢增長速度,減少第二產業比重來解決安全生產問題,也很難要求國家和企業在安全生產方面增加超出承受力的投入。
應當把安全生產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將安全生產工作納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統一、高效的現代職業安全健康監管體制與機制;與經濟發展同步,逐漸增加國家和企業對安全生產投入和大力加強安全生產法制建設。
健全的法治是從根本上解決安全生產問題的必由之路,最直接和有效的戰略是對企業實施強制性的執法監督,尤其是對風險程度高、事故隱患突出工作場所的嚴格檢查,嚴肅處理。
安全生產監管工作大致可分為四個歷史階段:自然本能期、法制監督期、自我管理時期、團隊文化時期。目前我國企業的安全管理基本還處在第二個歷史時期--強制監督階段。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加快發展,是今后相當長歷史時期的基本政策。發展是硬道理,我國是要在發展的基礎上促進社會全面進步,逐漸提高對勞動者的職業安全健康水平。在這種形勢下,不可能以壓縮經濟總量,放慢增長速度,減少第二產業比重來解決安全生產問題,也很難要求國家和企業在安全生產方面增加超出承受力的投入。為保證盡快達到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和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實施,迫切要求迅速扭轉安全生產形勢嚴峻的不利局面,尤其要堅決遏制重特大事故頻發,事故死亡人數上升的勢頭。為實現這些目標,應從國家發展戰略高度,把安全生產工作,尤其控制事故的頻率和死亡人數量納入國家總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之中,應用管理、法制、經濟和文化等一切可調動的資源,實現最優化配置,在發展的進程中,逐步和有效地降低國家和企業傷亡事故風險水平,將事故頻率和傷亡人數都控制在可容許的范圍之內。為實現這些目標:應當把安全生產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將安全生產工作納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統一、高效的現代職業安全健康監管體制與機制;與經濟發展同步,逐漸增加國家和企業對安全生產投入和大力加強安全生產法制建設等。
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證明,在工業化過程中,健全的法治是從根本上解決安全生產問題的必由之路,而最直接和有效的戰略是對企業實施強制性的執法監督,尤其是對風險程度高、事故隱患突出工作場所的嚴格檢查,嚴肅處理。強制執法對提高企業安全水平,預防事故發生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從大多數工業化國家發展模式來看,安全生產監管工作大致可分為四個主要歷史階段:
最早的一個時期在工業革命的起始發展階段,也稱企業安全管理的自然本能期。這一時期企業的安全管理只是一種被動的反應,是屈從于生產率的導向和只注意死亡、尤其是重大災難性事故,沒有嚴格的法規,是原始安全管理階段;
到上世紀后期,多數工業化國家進入到法制監督期,其特征是:國家頒布和實施了嚴格的法規,企業的安全管理依賴于政府強制執法監督,管理者由于懼怕法治懲戒而層層設立責任目標,依據法律條文要求管理安全生產;
隨著國家法治環境完善和企業管理能力提高,在80年代后,工業化國家中的大多數企業進入到自我管理時期,企業已充分認識到安全對企業長遠發展的作用和應負的社會責任,建立現代管理體系制度,依靠自我約束、自我管理,多數跨國公司等大型企業都曾采用過這種管理戰略;“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第四個階段是由自我管理過渡到團隊文化時期,工業發達國家中現代化企業,尤其是一些高科技企業現已進入這一階段,它把保障所有勞動者安全健康作為企業最高價值觀,安全是社會時尚和所有人崇尚的道德品質,每個人都以關心愛護他人為己任。
目前我國企業的安全管理基本還處在第二個歷史時期--強制監督階段。這一時期的特點就是要求國家把強制性的執法監督和督促企業守法作為安全生產最主要的工作基礎和內容。2002年11月1日,《安全生產法》開始實施,為加強安全生產法治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有利于在我國建立嚴肅法治環境,從而盡快跨越工業革命中這段歷程,迎來安全生產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