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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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學源自古希臘，最早的哲人產于小亞細亞半島的伊奧尼亞，自此哲思的幽靈環旋于愛琴海、地中海周岸而大盛于雅典城邦。先有亞歷山大的軍事征服和文化擴張，將希臘思想帶到了近東；后有羅馬帝國的大融合，希臘哲學進一步傳播到拉丁語地區，衍生出所謂羅馬哲學。基督教興起之后，古希臘思想“比附”和“貼近”希伯來宗教，成為神學的附庸；幸好有一支流亡到敘利亞，得以保存了希臘哲學之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后經過阿拉伯學者的翻譯和評注，古希臘哲學的精華方能夠存世和流傳；又于數百年之后“反哺”到歐洲，成為西方走出中世紀黑暗而邁入近代化曙色的理性先導和關鍵性因素。宗教改革之后，耶穌會士越洋東來，在傳播基督福音的同時，也曾帶來了一些西方哲學的知識，可惜播撒有限，加之禮儀之爭后的禁教，這一輪的“東漸”很快就煙消云散了。

西方哲學之有效的大規模東傳，顯然是19世紀后期的事情。當此時，中華帝國已是千瘡百孔、風雨飄搖，步入垂老之態。傳統儒家思想在內部的批判性力量和外來沖擊的雙重打擊下，日漸失去了往日的輝光。章太炎等提振子學，“激而詆孔”，夷孔子于諸子之列，化經學于“國故”之中。康有為等“輕古經而重時政”，大力引入西學西術，徹底顛覆了儒家的經學系統。晚清今文、古文大師，一手推倒經學舊廈，一手援引西學新知，為西方思想的“昂首”東進鋪就了前路。正是在內部容納的條件大體已定和普遍的“除舊布新”的熱切渴望之中，西方哲學的“東漸”才洶涌如潮、勢不可遏、蔚成大觀。維新派和革命派紛紛創設譯書局，翻譯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又主辦許多報章雜志，廣泛地傳播新知識。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和康有為的《諸天講》等，引進和介紹了進化論與星云假說；嚴復、梁啟超、章太炎、馬君武等大力譯介和宣傳民主自由思想，推廣新知識論和新社會觀；王國維對德國哲人情有獨鐘，花大力氣來舉薦叔本華等人的唯意志論；朱執信初步介紹了包括馬克思在內的“德意志社會主義革命家”的學說。正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這股強勁風潮，掀開了西方哲學大規模傳入我國的序幕，為一百年來西方哲學的引進、調適和融會奠定了基礎。

在中國漫長的五千年文明史上，20世紀是一個急速變化、翻天覆地的時代，其中最為重要的背景性因素便是中西文化的全面碰撞和深度交融，由此引起的震蕩和巨大的改變可以說是亙古未有。作為提供價值理念和精神原動力的哲學，在這一系列的變革當中無疑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就20世紀的中國哲學來講，大體經歷了清末民初、新文化運動時期、三四十年代、建國后和改革開放以來這五個階段。而每個時期都伴隨著對西方哲學的引介、傳播和消化，借鑒西方哲學差不多成為整個20世紀中國哲學的主要發展方式。清末民初，經學的終結和西學的興起標志著新舊思想的交替和中國哲學新的時代的開始。此時的西方哲學，還只是春風初度、微波乍起，混雜在籠統的西學西術之中，未行剝離而難識真貌。新文化運動時期，各種西方學說紛至沓來，目不暇接，新思潮風起云涌，勢不可遏，中國哲學發生了巨大的轉型。對西方哲學的了解和接受，也由朦朧變得清晰，由間接變成直接，由局部變為全面。到了三四十年代，具有現代形態的中國哲學體系更是紛紛登臺亮相，專業的學院派哲學家逐漸成為思想舞臺的主角。而仿照西方哲學建立起來的一套專業化的機制也漸臻于完備，學科化的哲學系統初步地穩固下來。1949年之后，中國哲學發生了重大的裂變和分形，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逐漸被意識形態化的背景下，西方哲學的傳播和研究也經歷了種種的艱難與曲折，成果甚微。而流散于港臺海外的中國哲學也經過了復雜的分化和重組，更多地經受了與西方哲學的交融與碰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哲學的發展進入到了空前繁榮、最為輝煌的時期，西方哲學的翻譯介紹、推廣普及，以及和中國本土化思想的融合，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取得的成就也足令世人矚目。在這一百年的中國哲學演變和發展的歷程當中，西方哲學如影相隨，成為一種深深地嵌入到其基底的“背景色”。離開了對西方哲學東漸史的了解，就無法理清20世紀中國哲學所走過的軌跡，也無法理解和說明這其中的種種細節問題，更無法預期中國哲學未來發展的前景。

正是基于這樣的需求，湯一介先生主編了這套“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叢書，全面清理和總結一個世紀以來西方哲學東傳我國的歷史，并對這一百年的中西哲學關系做出了全景式的描繪和深入細致的分析。在這之前，西學東漸和近代以來的中西文化交流一向是人們談論的熱門話題，研究成果也層出不窮；但專門以“哲學東漸”為主題的研究尚沒有得到充分展開，所取得的成果也寥寥可數。2002年9月，海峽兩岸學者在武漢大學共同舉行了“西方哲學東漸學術研討會”，可能是哲學界就此主題所召開的第一個大型會議，也可以看作是這方面研究熱潮即將來臨的一次預演。果然，時過不久我們就迎來了豐收的季節，這套大型叢書的問世填補了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交流史領域的諸多空缺，標志著“西哲東漸”研究開始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為后續的學術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提供了進一步深入探討的種種路徑。和以往的西哲東漸史研究成果相比，這套叢書主要表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規模宏大，覆蓋面廣，材料極為豐富，問題討論深入細微。叢書以12本專著、3500頁以上的總篇幅，將一個世紀以來西方哲學東傳我國的歷史條分縷析、分門別類地敘述之，這在西學東漸研究史上也算得上是一項大工程了。它所涉及到的西方哲學思潮和流派有：進化主義（涉及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保守主義）、實用主義（包括新實用主義）、實在論（包括新實在論、批判實在論、科學實在論）、德國古典哲學（主要是康德和黑格爾）、唯意志論哲學、分析哲學、基督教哲學、現象學、存在主義、解釋學、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包括解構主義和部分后現代哲學）、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等。除了以專書或者專篇來研究上述思潮流派的中傳史之外，叢書還專列了《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導論》和《中國本土文化視野下的西方哲學》兩本著作，從宏觀視野上總體省察了西方哲學東傳過程之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問題。這樣，20世紀傳入我國并發揮了一定影響和作用的西方哲學思想及其流派，基本上都被掃瞄了一遍；對相關的材料和文獻，各書作者也大多能“竭澤而漁”，搜羅的十分詳備，為后續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非常有用的“聯絡圖”。因為資料翔實、主題細化，叢書各作者在自己拿手的研究領域內得以大展拳腳，充分施展出了各自的本領（作者均為相關主題范圍的專業教授），對線索的梳理和問題的討論可以說做得相當細致，絕非一般泛泛談論西學東漸者可以相比。

二是注重晚近20年來西方哲學之傳播情況的總結和研究，體現出較強的時代感。叢書涵蓋的范圍雖說是整個20世紀，但西方哲學在我國的傳播和影響，尤其是譯介和研究方面的成績，顯然以改革開放之后的20余年來最為卓著。在這個時期，中國學者以開放的胸襟和世界化的眼光，用超強的速率和密集的方式，引進了大量的西方哲學，形成了西學東漸以來的第二次高潮（新文化運動時期為第一個高潮）。除了大量的“補課”工作，彌補幾十年間所造成的缺失，消除自身的“饑荒”感、拉近與世界的距離之外；更多的是翻譯介紹大量現代西方哲學的著作和思潮，將“西哲東傳”的整體狀況從近代哲學為主拉入到現代哲學階段，實現了一次時代性的飛躍。這20年西方哲學著作的翻譯量、西方思想的普及率，以及對之開展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可以說是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難以望其項背的。正因之故，叢書用了相當大的篇幅來描述這一時期的“西哲東漸”，爬梳材料，歸納問題，總結成績，將這個重要時段的西方哲學之傳播情況立體化地呈現在了我們的面前。除了《現象學思潮在中國》、《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在中國》、《后現代后殖民主義在中國》三本書的專門論述之外，《實在論在中國》、《實用主義在中國》、《基督教哲學的中國》等著作也用了較多的篇幅來總結這20年的傳播情況和研究狀況，讓人感覺到“東漸史”不只是在訴說過去，而是在描述當下，甚至預示了未來。

三是強烈的本土化意識，把西方哲學的傳播和中國哲學的建設結合起來考量，描繪出中西哲學互動與融合的圖景。在后殖民語境中，東方主義（orientalism）強調西方文化對東方的殖民化后果，在所謂“他者”的塑造中，西方是支配者，東方只是被動的接受者，往往處在“缺席”的狀態。這種情況，可能發生在賽義德筆下的阿拉伯或者斯皮瓦克筆下的印度，但不一定完全適用于中國。從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的歷程來看，西方哲學的移植過程也就是中國人不斷地對之理解和消化的過程，西方哲學的傳播所激起的是普遍的本土化回應和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哲學體系的努力。叢書中的相當一部分內容實際上是在講述西方哲學在中國是怎樣地被吸收和消化，乃至于會通到中國文化之中，成為中國新文化建設之養料的。如《進化主義在中國》對進化論與康有為的“三世說”之歷史圖式、革命黨人的競爭觀、新文化運動對“新人”的塑造等之間的關系，做了相當深刻的解析，正是這些來自西方的思想，成為了中國人改造舊世界、創辟新天地的理論武器。又如《分析哲學在中國》詳細論述了胡適、金岳霖、馮友蘭、張岱年等20世紀的中國哲學家，如何吸收西方哲學的邏輯方法之長，以補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之不足，創造性地吸納了分析哲學的部分內容，建構起自己的哲學系統。這一融會中西的努力，體現在整個20世紀中國哲學發展的主流形態之中，一部西方哲學東漸史也就是一部中西哲學會通史。叢書很好地把握住這個特點，并且作了非常充分的展示。

四是作者群的多學科背景和寫作方式的多樣性特點，使得整套叢書在敘事風格上豐富多彩，所涉及的內容也打破了傳統哲學觀所設定的界域，因而具有了跨學科和跨文化研究的性質。參與這套叢書寫作的，大部分是從事中國哲學研究的學者，也有部分是做西方哲學研究的，更有少數學者并不是“哲學圈”中人，而是搞文學研究的。這樣一種多學科組合的陣容，較好地解決了所研究課題時間跨度大、內容比較復雜、形式多樣化的特點，使得大家能各盡其長，把20世紀西方哲學東傳過程中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也增強了這一段“東漸史”的立體感和可讀性。20世紀東來的西方哲學，既有古典形態的，也有近代形態的，晚近所傳，多有所謂“后現代”的色彩，這些形態各異的思想，本來就是豐富多樣的；再加之本土化接受過程之中的種種因素，情形就更趨復雜。如果按照一些模式化的方式來敘述這段歷史，很可能“千人一面”，似曾相識，難以盡展其神韻；叢書盡量地避免了已有的對西方哲學的程式化限定，而把更加豐富的內容納入到了描述的視野當中。這樣，“東漸”的西方哲學就顯得絢麗多姿，而中西融會的過程更是變得五光十色、美不勝收，呈現出了一幅色彩斑斕的歷史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