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學政治意蘊研究論文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文化哲學政治意蘊研究論文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尼采文化哲學契合了后現代主義這一場廣義上的文化哲學運動的內在精神要求。后現代主義與西方社會政治變動有著密切的關系。尼采文化哲學中的后現代意蘊在一定程度上以扭曲的方式體現了后現代政治重主體性、重話語控制等特征。

一、尼采文化哲學與后現代主義

從本質上來說，尼采的哲學是文化哲學。歷史是“一群偉大文化組成的戲劇”［1］。尼采試圖以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對立、融通、互動透析古希臘悲劇的誕生與隕逝，進而擴展到對整個西方文化的解讀。尼采認為酒神精神消隕之后，獨撐西方文化精神理念的日神精神日益演化為邏輯公式的木偶，西方文化演變為單一的科學文化，然而科學的發展并沒有為現代人帶來更多的幸福感，相反帶來的是人的焦慮、苦悶與彷徨。為此，西方文化也患上了衰竭頹廢綜合癥。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尼采以宣揚“上帝死了”的方式預示這種患病了的西方傳統文化的終結，并在力主“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文化反思中，高揚“超人”的“權力意志”，力圖開啟一種新的西方文化價值向度。眾所周知，在西方，上帝不僅是人們崇拜的對象，它更是凝聚一切最高價值的象征物，并進而演化為西方文化價值之源的一個文化范疇。不過在尼采那里，作為文化范疇意義的上帝與實體意義的上帝一樣，終究是作為人類一種異己的力量而存在，始終壓迫、壓抑著人。只有人才是文化的靈根，文化的一個中心范疇，只要上帝存在，人類就永遠長不大，人類就只能是孱弱、怯懦、無能的代名詞。人類創造的文化永遠是異己的文化、異化的文化。既然文化是人類自身的創造物，人類文化的進步也只有寄托于人本身，那么又是什么樣的人才能引領人類文化前行呢？尼采把新文化創造的重任交付于“超人”。“超人”實質上是以一種具有堅強意志力和不斷能進行自我超越的創造者的形象出現在尼采的文化哲學視域中的。尼采堅信“一切創造者都是堅強的”［2］，“人是一種應該被超越的東西”［3］，超越了“人”之后的“人”便是“超人”。“超人”的出現增強了人類的力量感，克服了人類一切傷感的柔弱與頹廢，能夠在上帝死了之后為人類的生活探索一種新的意義，標領一種新的西方文化價值向度。通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尼采正是從深刻而獨特的文化解讀、尖銳而徹底的文化批判、大膽而新穎的文化預設三個層面上構建起他的文化哲學王國。

公認的后現代主義者福柯、德勒茲、德里達以及后期的海德格爾等人都曾深入地研究過尼采。尼采也一直被奉為后現代主義的直接先驅者之一。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其中尼采對傳統形而上學的批判、對理性主義的責難、對假人道主義的抨擊都構成了后現代主義思想的重要源頭，那么從文化哲學層面來看，尼采身上所潛伏著的后現代意蘊又何在呢？筆者認為尼采文化哲學中的后現代意蘊最深刻地表現在它的解構之維上，即對西方傳統理性文化和二元對立文化的解構上。

眾所周知，西方傳統文化精神的內核是邏格斯，是理性。它強調的是人的一切行為活動精神理念，人世間的萬事萬物都要接受理性法庭的審判，其結果是人應有的活力、朝氣、精神被邏輯、理性、科學壓碎，文化單向度地發展為科學文化、精神文化、心靈文化（也就是尼采所說的酒神文化）的淪喪以及快樂文化的消逝。因此，人始終處于不幸的境遇下。

尼采作為一個思考人類如何快樂、如何幸福的思想家，必然要對造成人類不幸的理性文化進行解構，這種解構就要剝掉理性光輝的外衣和揭露理性實質上的無能，以及打破理性結果和真理的權威。

西方理性文化又是建立在“二元對立”的思致模式上的，因此，尼采除了對理性文化進行顛覆外，同時展開了對二元對立文化的解構，在西方傳統文化中一直存在彼岸與此岸、天國與塵世、上帝與人、理性與非理性的二元對立。尼采認為這種二元對立的結果是前者對后者造成壓迫、壓抑，是感性文化與精神文化的整體斷裂和人在文化中的消失與被榨干。二元對立的世界原本就不存在，這只是人類理性作祟所致。所以解構理性文化與解構二元文化對立是一致的。

當然尼采的文化哲學不僅是文化解構學，同時也是文化建構學。為了打破理性文化與二元對立文化的惡劣傳統，尼采斷然用意志取性，意志既不是物質的也不是精神的。它不存在二元對立，它本身就是運動、創造和超越，世界本身的生存及轉化并無任何目的及意義，意義是創造性意志所賦予的，所以倘若承認文化是一種意義系統，那就必須承認文化是意志的產物。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權力意志”不斷升華也就是文化的發展，那又是什么象征權力的意志升華呢？在尼采看來，那就是“超人”的誕生。因此，“權力意志”與“超人”是相通的。無論是“權力意志”還是“超人”，其實質無非標志著西方文化的一種新的價值向度。而正是在這點上尼采與后現代主義者是極為一致的，它們都企圖通過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與顛覆重建一種更為合理的西方文化樣式，重塑一種更為健康的西方文化心理，重新開拓一條更為光明的西方文化道路。尼采文化哲學思想正契合了后現代主義這一場廣義上的文化哲學運動的內在精神要求。

二、西方后現代主義政治思潮的產生

作為一場廣義上的文化哲學運動——后現代主義的興起又與西方社會的政治變動有著密切的聯系。在西方，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可謂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年代。以法國“五月風暴”學生運動為先導的新左派運動在歐洲和北美的蔓延，第三世界爭取民族解放的反殖民運動，美國青年的反文化運動、反越戰運動、黑人政治與民權運動、婦女運動等等，使長期散落在社會邊緣的各種社會力量的能量激烈地盡情釋放。后現代主義者博德里亞認為，“五月風暴”意味著一個文化的分水嶺，那是西方知識分子集體“淡出”的一次告別儀式。費里和雷諾在其合著的《六十年代的法國哲學》中斷言，像福柯、德里達、拉康、德勒茲、凡蒂莫以及德國的哈貝馬斯等人，我們如今稱作“一代哲學家”中他們的最典型、最基本的作品幾乎都與1968年的“五月風暴”是同時期的，這并不單單是一種巧合，“五月風暴”不僅為后現代主義提供了精神資源和實踐動力，而且也充當了后現代主義理論家們的思想熔爐。“1968年的五月騷亂極大影響了后來的后現論的發展”［4］。總之，在那樣一個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后現代主義雖然并不是一種直接鼓吹社會變革的政治理論，但它與那個對現代主義大力實施的批判與顛覆的年代的氣質是一脈相承的。

60年代的政治背景對后現代主義的興起的影響還表現在新社會運動為后現代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基礎。本論文由整理提供邊緣社會力量的各類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催生了各種新的激進政治力量的出現。隨著多種政治力量的出現，后現代主義者的注意力也開始轉向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多樣化的權力形式，對女性主義、生態運動、綠色和平運動等產生了濃厚興趣，而這些新興運動構成了對資本主義的性別歧視、種族歧視以及環境破壞、人性異化等現象的強烈抗議。可以說，以上種種新社會運動的主題已經不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它已經提出了非中心化、差異化、多元化的后現代主義原則，因而為后現代主義興起與發展奠定了深厚的現實土壤。在現實土壤上誕生的種種的后現代思想向西方政治領域內的滲透，則形成了后現代政治思潮。

三、尼采文化哲學的后現代主義政治意蘊

美國著名的后現代主義研究專家凱爾納和貝斯特認為“后現代政治”是在后現代社會狀態下，政治層面上的一種后現代主義的轉向，重視主體性回歸和話語權控制是后現代政治的重要特性。作為一種思潮的后現代政治是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遺址的基礎上，結合后現代主義理論而形成的。它繼承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批判的特性，但又超脫西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批判視野，融合后現代主義對理性主義批判和非理性主義特征。本論文由整理提供那么在這里就存在一個問題，后現代主義的非理性主義絕非是反理性主義。這就如同尼采張揚非理性但絕非主張反理性，尼采和后現代主義張揚非理性如同培根主張“知識就是力量”、康德“理性為自然立法”一樣提升了人的主體性。所不同的是，培根、康德等人是從理性角度來提升人的主體性，而尼采和后現代主義是從非理性角度出發。后現代主義大師福柯承認，他雖然是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的學生，但他個人的研究動力卻來自閱讀尼采［5］。在《監視與懲罰》中，福柯通過對近代瘋病史的研究，看到了古典理性概念的癥結，提出要用尼采的非理性主義調和西方文明史上占主導地位的理性傾向。

西方理性主義在政治層面的體現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傳統政治模式實行的是韋伯的官僚制度系統的科層制，在政治行為上實施的是高度破碎化的分工作業，在政治組織的構建上以所謂效率為根據，在政治運作上以命令為主要方式，在政治刑罰機制上主張主體化。主體化概念原本來自阿爾都塞。阿爾都塞運用這個概念來說明西方人的主體，實乃意識形態造成的一種自我幻覺。

“大寫主體”的意識，恰恰是被意識形態主宰的主體，即受支配的客體。福柯進一步點明，主體化的關鍵，在于現代機構針對個人的規訓調控。福柯認為在歐洲歷史上，現代刑罰改良代表了一次重大政治策略變化，即由暴力壓迫，轉向心靈馴服。所謂現代人的主體化過程實質上就是通過紀律約束、社會規范、社會教育等方面培養馴服化了的主體。現代西方社會主體的此種遭遇被福柯稱之為“人死了”、“大寫主體”對“小寫主體”的壓迫。

從尼采文化哲學視角看來，科層制政治模式、主體化的政治刑罰機制的本質是只注重人的“工具理性”而忽視人的“價值理性”的單維度的日神精神支撐的唯科學主義在政治領域的一種體現。尼采文化哲學中“超人”所代表的文化價值向度要求充分挖掘人的主體性與價值性。“超人”所代表的文化方向最大意義就在于肯定人生命本身，而對生命本身的肯定才能防止人類文化的枯竭、衰亡與墮落，才能克服以信仰為中心的基督教倫理、以服從為中心的西方行政倫理對人的生活的壓抑而導致的人的生命本能的衰弱。商業化社會的普遍匆忙及由破碎化勞動分工制度和科層制式的官僚制度也導致政治異化、人的物化及主體性的淪喪。所以尼采在“上帝死了”之后，本論文由整理提供用“超人”的形象來預示后現代主義者所主張的社會必須改變“人死了”的狀況，反對一切“大寫我”對“小寫我”的壓迫的理論訴求。因此，尼采的文化哲學在一定程度上以扭曲的方式體現了后現代社會下對人的生命、意志、主體性的強烈追求。之所以說其是以扭曲的方式體現出后現代政治這一特性，主要鑒于尼采不是直接從“現實人”的理性層面來抬高人的主體性，而是以“超人”的非理性來放縱人的主體性。超級秘書網

后現代主義政治除了重視主體性回歸還特別講求話語權的控制。話語權控制的最初研究來自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的探討，后又有福柯的知識權力控制、法蘭克福學派及哈貝馬斯的技術控制等話語權控制理論。所謂話語權的控制并不是指實質性的實體控制，也就是并不一定通過軍事、武力或侵略的方式對需要控制的對象加以控制，其實質是一種文化上、意識形態上、精神領域上的控制。那么為什么會存在話語權控制現象呢？從尼采的文化哲學角度看，主要是西方傳統文化中深深根植著一種“二元對立”的傳統，即在西方傳統文化中一直存在彼岸與此岸、天國與塵世、上帝與人、理性與非理性等的二元對立，在二元對立的模式中，前者總是控制著后者，而這種控制往往體現為“話語”控制。尼采具有強烈的取消二元對立的后現代主義傾向，但必須指出，尼采在消解西方傳統文化二元對立的過程中，是以建構的方式來解構二元對立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這種建構主要體現在他所創造的“權力意志”上。“權力意志”實質上是上述種種“二元”的融合，尤其是理性與非理性的融合，換句話說，““權力意志”實質是“超越式的理性后的非理性”。尼采賦予“權力意志”二元融合的基礎主義特性，往往為激進的后現代主義所詬病。在激進的后現代主義看來，尼采是一個砸碎偶像而又不放棄權威，一個反對理性本體又重塑非理性本體的病態的現代主義者，而絕非是后現代主義者。激進后現代主義者對尼采的評說是有一定道理的。從后現代主義政治的立場看，尼采之所以要給人類塑造一副具有強烈“權力意志”的“超人”的形象，實質上是在打造一種話語的引領者，一種權威的創立者形象，而他的“權力意志”完全可以解讀為“意志權力”，即精神、話語的控制權。必須承認尼采的話語控制權思想是抽象的、間接的，只是表現出了尼采對后現代社會政治的一種朦朧的預感。現代社會知識控制、媒體控制、技術控制、文化工業控制等似乎正在演繹著尼采的“權利意志”的控制力量。而縱觀現代政治的斗爭，從各國總統的選舉、政黨的換屆、議會席位的爭奪、聯合國會議的唇舌之戰、政治媒體上的你譏我諷、意識形態上的宣傳之戰、人權問題上的糾纏不休等不正是給我們上演或正在上演著話語權的斗爭景觀嗎？但必須要指出的是當今時代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話語權是在談判、協商的基礎上，順應時代潮流，順應歷史趨勢和當代多極化的世界發展態勢中積極引導世界、人類和平發展過程中而獲得的。任何想通過武力、意識形態、人權問題等手段實現獨霸話語權的想法和行為都是錯誤的。

［參考文獻］

［1］（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39.

［2］（德）尼采.瞧！這個人［M］.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86:91.

［3］（德）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6.

［4］（美）凱爾納，貝斯特.后現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29.

［5］（法）福柯.權利的眼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