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創建軍隊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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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共產黨經過早期的醞釀和大革命時期的斗爭，逐漸從思想、組織、群眾、實踐等方面為創建人民軍隊作了較為充分的準備，為人民軍隊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失敗和國民黨新老右派加緊反共活動，中國共產黨堅定地走上了創建人民軍隊、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人民軍隊建設歷史基礎

中國共產黨是人民軍隊的締造者和領導者。1927年南昌城的武裝起義，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創建人民軍隊的開始，由此揭開了中國革命歷史嶄新的一頁。然而，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過中國共產黨艱辛的革命實踐才得以實現的。回顧和探討中國共產黨締造人民軍隊的歷史基礎，對于進一步加強新形勢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促進軍隊思想政治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對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學說的深刻認識，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人民軍隊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礎

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十月革命”的成功，給在黑暗中尋求出路的中國先進分子以新的理論指引。中國共產黨人自覺地以馬列主義為理論武器，分析和思考中國的實際問題，開始認識到武裝斗爭對于中國革命的重要作用，把暴力革命作為取得革命勝利的首要選擇。1921年中共“一大”綱領開宗明義地指出了軍隊的重要使命：“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在復雜激烈的斗爭環境中，中國共產黨人敏銳地察覺到，外受帝國主義掠奪壓榨、內受封建軍閥殘酷統治的中國，“一切政治問題，不是創法改制可以解決的，換過說，就是非繼續革命，完全打倒軍閥、解除封建階級的武裝不能解決”。“必須用革命手段根本破壞舊軍事組織，由民眾武裝去解除舊支配階級——軍閥的武裝。”年進一步強調：“中國已夷為列強的殖民地，非革命不足以圖存。”必須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人——封建軍閥的統治，建立自己的政權。鄧中夏在1922年就專題撰文指出：“政權不是從天外飛到我們工人手中的，是要我們從實際政治斗爭中去一點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政權，我們不取，資產階級會去取的。我們對于國民革命，即是為了取得政權而參加的。”。隨著大革命高潮的出現，全黨同志對暴力革命認識不斷深入，1926年9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擴大執委會上，專門通過了關于軍事運動的決議案，旗幟鮮明地指出：“本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黨，隨時都須準備武裝暴動的黨”，暴力革命上升成為全黨的意志。

軍隊是武裝斗爭的主要組織形式。實行暴力革命，必須建立自己的軍隊。列寧強調：“革命軍隊所以必要，是因為只有強力才能解決偉大的歷史問題，而在現代斗爭中，強力的組織就是軍事組織：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著力于民眾的宣傳組織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軍事運動，蓬勃發展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陷入低潮，使黨認識到僅僅依靠合法斗爭是難以取得革命的勝利的；第一次國共合作中，隨著國民黨右派開始脫離革命陣營并逐步走向反動，黨開始意識到建立革命軍隊的緊迫性：“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的發生和以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勢力的急劇膨脹，使革命處在重要轉折關頭，大有山雨欲來之勢。1926年4月，瞿秋白考察了當時中國革命的具體形勢，指出中國革命斗爭的經驗已經造成了武裝革命的必要條件，“現時革命運動的中心問題，已經是實行準備革命戰爭，求于最短期間推翻中國現在的統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政治統治——軍閥制度。”他強調：“在中國條件之下必須有規模擴大的武裝暴動——革命的正式軍隊之革命戰爭”，并強調“中國國民革命里極端需要革命的正式軍隊”瞿秋白的上述認識，反映出中國共產黨人對武裝斗爭和革命軍隊重要性的認識程度。隨著對暴力革命學說認識的不斷深化，全黨在武裝斗爭問題上統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識，完成了輿論上的準備。1927年，在黨的“八七會議”上明確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暴力革命認識問題上的成熟，為人民軍隊的創建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二、利用軍事院校培養革命干部，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人民軍隊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通過軍校的教育訓練培養黨的軍事政治干部，形成革命的中堅，儲備軍隊的骨干，從而為直接建立革命軍隊提供組織上的準備，這是黨在大革命時期一項重要的軍事活動。黃埔軍校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利用國共合作辦軍校這一形式培養自己的軍事干部。1924年5月，黨在上海召開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議，要求全黨關注黃埔軍校的工作，注意在軍校中建立革命群眾組織。中央專門發出第六十二號通告，指示各地黨組織選派黨團員報考軍校，并特別強調指出：“此事關系甚大，各地萬勿忽視”。遵照黨中央指示，中共兩廣區委委派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并先后派出聶榮臻、惲代英、肖楚女、熊雄、張秋人、包惠僧等到黃埔軍校擔任各項負責工作。全國各地黨組織秘密挑選和輸送了大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與進步青年到黃埔軍校學習，也從他主辦的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中，選拔許多優秀分子轉入黃埔軍校。后來回憶指出：“當時黃埔軍校有六百學生，大部分是我黨從各省秘密活動來的進步青年，其中黨團員五六十人，占學生的十分之一。黃埔軍校實行軍事與政治并重、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教育方針，著重培養學生的革命精神和戰斗勇氣，其軍事教育采用了蘇聯當時最新的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政治教育則以上政治課為主，輔以舉辦政治訓練、開展組織宣傳等活動，與舊式的軍事教育迥然不同。中國共產黨積極利用這一陣地培養自己的干部，北伐前后，僅黨派去該校的共青團員就達五百人之多。經過黃埔軍校培養的我黨學員，既具有豐富扎實的軍事知識，又具有明確的革命目標和為黨獻身的精沖與勇氣，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一支中堅力量。他們參加了由黃埔軍校學員組成的學生軍，在兩次東征和北伐戰爭中均取得了優異的戰績，經受了戰爭的洗禮。大革命時期由黃埔軍校畢業的如、劉志丹、陳賡、左權、黃公略、段德昌、周逸群、盧德銘、吳光浩、曾中生等，后來均成為人民軍隊創建初期的核心骨干。

除黃埔軍校外，1927年2月，我黨陜甘區委還協助馮玉祥創辦了國民軍中山軍事學校，該校的主要領導大多由中共黨員擔任。xg,J,平出任該校政治部主任，史可軒任校長，李林任副校長兼教務部主任，許權中任總隊長，高克林任黨的總支書記，時有“西北黃埔”之稱。在楊虎城的部隊中，也由我黨黨員魏野疇、呂佑乾、劉含初、趙葆華等協助開辦了三民軍官學校。與黃埔軍校一樣，這些學校的學員大多是從軍隊和青年學生中招收的進步分子，同樣為革命培養了一批軍事骨干，他們后來分別成為1928年陜西渭華起義和皖北劉集暴動的主力。

三、武裝斗爭與工農運動相結合，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人民軍隊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第一次國共合作形成以后，中國共產黨開始了武裝斗爭與工農運動，特別是與農民運動相配合的初步嘗試，這是對黨的武裝斗爭歷史具有深刻影響的創造性實踐。它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社會影響力，贏得了群眾的支持，為我黨創建人民軍隊打下了良好的群眾基礎。

中國共產黨人高度重視革命武裝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問題。在1924年l0月的一次講話中說：“我們不要以為反革命派的勢力極大，反革命派的氣焰日張，我們只要下我們團結的決心，我們有丁人可以武裝，有農民可以自衛，有兵士可以做先驅”，“我們的實力便在此處”。惲代英也指出：“我們若是有了一個有主義有紀律的黨，我們若是用這個黨去宣傳與組織工人、農民、兵士的團結，我們可以成功革命。”鄧中夏則強調，“工人、農民、兵士”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及時提出了建立農民武裝的問題。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彭湃、阮嘯仙、等在廣州先后舉辦了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

講習所主要培養“可以指導農民自衛軍，以為擁護革命之真實武裝或防御敵方階級之侵害——養成有紀律有組織之農民運動的戰斗員”。稍后，中共北江特委在韶關開辦了北江農軍學校，繼續培訓農民軍事干部，發展農民武裝。1927年6月，黨中央頒發《中央通告農字第八號——農運策略的說明》，具體提出了農民武裝問題。指出：由于農民政權的斗爭與土地的斗爭的需要，直接要求全黨十二分注意農民武裝問題，規定農民協會必須奪取地主階級的武裝，建立農民自衛軍，同時應積極宣傳和號召農民加入軍隊。隨即黨中央又《目前農民運動總策略》，詳細介紹各地黨部組織和武裝農民的方法，迅速推動了各地農民武裝的建立。五卅運動掀起了全國革命的高潮，工人的斗爭實踐不可避免地將工人的武裝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工人糾察隊應運而生。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一開始就建立了一支擁有2000多人、400條槍的武裝糾察隊。與此同時，黨根據工農運動的發展形勢，從黃埔軍校中抽調品學兼優的畢業生到農講所負責軍事訓練，到工人糾察隊中擔任領導骨干，到廣寧、東莞、海豐等地農會充任軍事教官，協助訓練農民自衛軍。北伐開始后，、趙世炎、羅亦農等在總結了前兩次起義失敗的教訓后，重新組織和領導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依靠一支3000多人的工人糾察隊，配合北伐軍解放了上海，譜寫了中國工人運動的光輝篇章。

四、創立革命武裝和參加革命戰爭，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人民軍隊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我黨以軍隊中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為骨干，著手創建由黨直接領導掌握的革命武裝。1924年12月間，中共兩廣區委書記陳延年和，利用國共合作的有利條件，在廣州大沙頭建立了由我黨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裝小分隊——“建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這支部隊中干部多為共產黨員，戰士大部分是從全國各地調來的革命工人、農民、青年，戰斗力較強?在參加援助廣寧農軍的斗爭中，大敗地主武裝；在第一次東征中擔任進軍先鋒，屢挫強敵；在援助省港大罷工和平定楊希閔、劉震寰叛亂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1925年11月中旬，黨又以鐵甲車隊為基礎，在廣東肇慶成立了“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葉挺任團長，周士第任參謀長，三個營長全為共產黨員。從黃埔軍校抽調不少共產黨員到獨立團擔任基層干部，并在該團建立了直屬中共兩廣區委軍事部領導的黨支部，各連建立了黨小組。獨立團的干部任免、調動和人員的補充，均由共產黨獨立決定，名義上隸屬于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建制，實際上是一支由我黨直接領導和掌握的武裝。經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和經常性的政治教育，該團在很短時間內便建設成為一支具有明確革命目標和堅強戰斗力的革命軍隊，參加北伐戰爭后成為一支所向披靡的進軍先鋒，被時人譽為“鐵軍”。

1926年2月，為加強黨的軍事工作和準備北伐，中國共產黨在北平召開中央特別會議，會議決定在黨中央建立一個強有力的軍委。同年7月至9月黨在上海召開的中央擴大執委會上，第一次就軍事問題作出決議案，充分強調軍事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加快黨獨立創建革命武裝的步伐。中國共產黨抓住國民革命軍擴編的有利時機，以葉挺獨立團為基干，進一步擴大由自己掌握的武裝，到1927年7月，我黨已經掌握了相當一部分武裝力量：以葉挺獨立團為基礎擴編而成的第二十五師大部和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第十一軍第十師中的一個團，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武漢軍事政治學校，第三軍軍官教育團，以及為軍長的第二十軍。這些部隊經過戰爭實踐的考驗和大革命斗爭的檢驗，具有豐富的軍事斗爭經驗和良好的思想政治覺悟，便于黨直接掌握和運用。以上初步的建軍實踐，為黨創建人民軍隊提供了有益的實踐經驗。超級秘書網

五、創立軍隊政治工作制度。為確保人民軍隊建設的正確方向提供了制度保證

探索并積極從事革命軍隊的政治工作，初步創立軍隊政治工作制度，從制度上保證人民軍隊建設的正確方向，確保人民軍隊成為黨絕對領導下的革命武裝，是黨在大革命時期又一項重要的軍事活動。1924年5月國共合作創辦黃埔軍校時，即以蘇聯紅軍為榜樣，設立了政治部與黨代表制度，政治部下設組織、宣傳、訓練、事務四科，主要負責全校官佐、員生、士兵、夫工的政治訓練，“使其具(備)正確的政治知識，增進革命精神，自覺地遵守革命紀律，堅信本黨主義之信仰”，同時“對外負宣傳組織及政治指導之責，務使人民確知革命軍為被壓迫民眾謀利益而奮斗。”黨代表的職責是“監察本校行政，指導黨務之進行，并主持政治訓練事宜”，團、營、連三級均設立黨代表，這一制度在國民革命軍建軍后也進行了推廣。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軍事運動的重要領導，擔負了創建軍隊政治工作的重任，在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同時，兼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彭澤湘等分別擔任二、三、四、六、八軍的政治部主任和黨代表。馮玉祥的國民軍在“五原誓師”后，也由共產黨員劉伯堅擔任國民聯軍總部政治部部長，鄧小平出任中山軍事學校政治部主任。共產黨員魏野疇也擔任了在楊虎城部三民軍官學校的政治部主任。這就為黨在軍隊中展開政治工作提供了廣闊的舞臺。黃埔軍校共產黨員比較集中，在中共廣東區委的指導下，建立了中共黃埔軍校特別支部，成為我黨成立后在軍隊中建立的第一個基層黨組織。稍后，又在葉挺獨立團和國民革命軍其他部隊及國民軍中，逐步建立黨的組織，至1926年秋，我黨在軍隊中的黨員已經發展到1500人左右。黨在自己直接掌握的部隊中，普遍建立了黨組織，團設總支、營設支部、連設小組，從而形成了一套從上到下的政治工作制度：

在進行軍隊政治工作實踐的同時，中國共產黨也重視在理論上對軍隊政治工作進行總結。認為，“軍隊是一種工具”，“是實現我們理論的先鋒。”軍隊政治工作的任務就是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眾曉得黨的理論、主義、政策”，明白“軍士之打仗是為了人民而打的”，使他們“成為有覺悟的，為中國的自由獨立而奮斗的戰士”，以此“保證軍隊的統一與為主義奮勇作戰的革命精神。”這就揭示出革命軍隊與舊軍隊的根本區別。作為我黨軍隊政治工作的重要開創者，還對我黨早期軍隊政治工作進行了科學指引：“我們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對于官長官佐要鞏固其革命觀念，對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識，所以我們要認識革命化、紀律化、統一化。”第一次東征結束后，等共產黨人及時總結了戰時政治工作的經驗，提出了瓦解敵軍、組織民眾、壯大自己三大任務，進一步充實了軍隊政治工作的內容。根據軍隊政治工作的實踐，又提出政治工作必須保障和促進軍隊紀律的貫徹執行，具體制定了“不強拉夫役，不用軍用票，付價購物，保護人民”等規定。同時對從事軍隊政治工作的人員本身也提出了明確要求，規定政治工作人員必須正確看待軍隊政治工作的地位，必須以身作則，起好表率作用，確立良好的工作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