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廟會文化哲學的思考與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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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會文化從本質上講，是一種宗教信仰活動，是人類內在心理活動的一種外化形式。考察人類信仰的發展史，我們可以總結為，由自然崇拜到圖騰崇拜，再到神靈崇拜，最后到偶像崇拜這么幾個階段。在這樣的一個崇拜過程中，逐漸產生了信仰，也就是原始的宗教，而其中表現最為明顯的則是最后一個階段———偶像崇拜。在偶像崇拜階段，人類根據自己的想象，依照自己的摸樣，把對某種事物的蔥白化作一定的木柄，并且具象的過程，人們還想象神靈應該有自己的住所，規格高的甚至還得有行宮。至此，人類的信仰就固定化了。［2］從此，開始有了廟宇和宗教場所，也就有了固定的聚集期和一定形式的祭祀儀式，同時產生了廟會。因此可以說，原始宗教信仰是廟會得以形成和發展的精神支柱。在中國古代經濟不夠發達的情況下，民眾對自然現象等還沒有形成科學認識的情況下，對許多問題就產生了一種信仰，而對此信仰的表達方式，就是祈禱。通過把自己的愿望訴求給一位高高在上的和人類自己貌似的萬能之神，祈求他能夠滿足人們的愿望，賜福給人們，祈求一方平安，人丁興旺，風調雨順，五谷豐登。隨著社會的發展，科學知識和自然經驗的積累，人們開始能夠科學地判斷一些無法解釋的自然現象，但對于這種祈福求拜活動還是義無反顧地繼續著。對此，我們通過分析中國古代社會的普通勞動者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現實可以知道，最底層人民群眾生活長期得不到保障，精神生活幾乎是零，對此，統治者很少過問，甚至由于常年征戰而無暇顧及，自然他們的精神生活永遠是處于蒼白的境況。即使是在幾千年的發展歷程中，儒家文化得到普遍的發展，但他們所宣揚的“不語怪力亂神”、“未知生，焉知死”的學說并沒有給予明確的回答。所以，中國人的精神空間總有一方空白需要填充。［3］而通過廟會活動，參與廟會的祈禱和求拜活動，能夠給社會底層民眾一種精神上的滿足和心靈的撫慰。所以，廟會文化就一直得到中國最底層人民群眾的擁護，也使最底層人民成為廟會活動的參與主體和舉辦主體，這就給廟會文化烙上了民間文化或者說是俗文化的印痕。
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在歷史上偶有的太平盛世年間，政府和官方也參與到廟會的舉辦和祈禱祭拜過程中去，廟會幾乎成了一項全民參與的社會活動，上至皇帝、官員，下至黎民百姓，都與廟會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而對于下層百姓而言，他們的生活重心長期集中于生存保障上，生活往往會因天災人禍的滋擾，變得十分不穩定，甚至連生命都無法得到保障。但是，在廟會中，他們感到塌實、安全，因為那里有“神靈的庇護”。因此，無論從精神信仰還是精神滿足上講，他們都得到了一種滿足，所以，廟會自然就成為老百姓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廟會文化與民俗習慣
廟會習俗是廟會活動中最為重要的活動，主要包括祭神和祈子等活動。廟會風俗習慣與佛教寺院以及道教廟觀的宗教儀式有著天然的聯系，往往需要舉行祭神儀式。例如“行像”活動。“行像”是把神佛塑像裝上彩車，在城鄉巡行的一種宗教儀式，所以又稱“行城”、“巡城”等。幾乎每場廟會都要舉行佛像出行大會，佛像出行前一日，各寺都會將佛像送至有名望和有影響力的寺廟，佛像出行時的隊伍以避邪的獅子為前導，寶蓋幡幢等隨后，音樂百戲，諸般雜耍，熱鬧非凡。而且沿途村莊、街道都要搭設席棚，以便供信眾參拜，還要表演有特色的文藝節目和民俗演出，這種活動稱為娛神。在此表演活動中，會穿插諸如秦腔戲、扁擔戲(即木偶戲)、相聲、雙簧、魔術(我國古稱“幻術”，俗稱“變戲法”)、數來寶、耍中幡、秧歌、高蹺等多種多樣的民間藝術活動。所有表演活動都會統一集中在佛像所在地的大廣場上表演，組成方隊，以滿足十里八村父老鄉親的觀賞需求。同時，在廟會期間也會有許多忌諱和禁忌，比如，無論大人還是小孩都不許罵人，如果罵人，神或者供奉的爺會掐鼻子。不許說不吉利的話，否則這一年里都會不吉利。各地的禁忌和忌諱各不相同，但同一的愿望都是祈求祭拜之神能夠給人們以平安，使他們滿足于內心的需要和對家人良好的祝愿。
三、廟會文化與民間藝術
廟會文化的組成和發展，與民間藝術的關系相輔相成，相互交織在一起。所謂民間藝術是指針對學院派藝術、文人藝術的概念提出來的。廣義上是指勞動者為滿足自己的生活和審美需求，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創造出的藝術形式，在普通人眼里，其實稱不上藝術，但在文化的層面講，其包含有藝術的價值和因素，其中就包括有民間工藝美術、民間音樂、民間舞蹈和戲曲等多種藝術形式。它因為所體現的風格和創作過程的不同，可以簡單地分為側重于欣賞性和精神愉悅性的民間美術作品，側重實用性和功能性的器物和裝飾物品。其共同性就是無論題材還是內容都明顯地反映著民間社會大眾的審美需求和心理需要，呈現出造型飽滿粗獷，色彩鮮明濃郁，既美觀實用，又具有求吉納祥、驅利避害的精神享受的功能。而廟會期間的各種演出正好是各種民間藝術的云集地。因此可以說，廟會之所以被民眾親睞，倒不只是因為廟會多在空曠的公共場地舉辦，能夠聚集很多人，也不只是因為可以滿足人們喜歡熱鬧、盡興娛樂的心理需求，更主要的是因為其豐富多彩的民間文化。
可以說，廟會所展現出來的文化性，正是廟會能夠延續的主要原因。一般來說，在盛大的廟會活動中，都會有具有藝術形式的文藝表演和民間手工技藝的展示，比如秧歌隊、踩高蹺、耍龍燈，捏面人、唱大戲、說書、打擂臺等等;因此會以廟會為中心形成一個不小的農貿市場，十里八鄉的人來廟會，一者看熱鬧，二者游玩，甚或還可以隨便帶點農產品回家，甚至在一定的月份，專門有以趕廟會為主要經營方式的商販，因此說，廟會是一個既樂神，又樂人的過程，他融游玩和經貿于一體，具有很強的集合效應。廟會上所展示的一切，對于傳承和普及這種文化形態，具有良好的推動作用，甚至說廟會在一定地方，一定階段具有文化教育的作用，是民間文化傳承發展的天然學校，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民間藝術的傳播學校，在這里，青年人從老年人一筆一畫中學會了畫臉譜，從老人的言談中懂得了古代英雄豪杰的赤膽忠心，懂得了跳梁小丑的勾心斗角，并且把這種聽來和看來的故事傳播給更多的人，使更多的人成為民間藝術的傳播者和繼承者。
四、廟會文化與地方經濟
廟會文化與地方經濟自從廟會產生以來就一直具有密切的關系。廟會對于推動地方經濟的發展，繁榮地方商業，扶貧濟困，支持教育以及參加公益事業都具有積極的作用。在古代商品還不充裕、市場也沒有完全形成的情況下，廟會自然就變成一個商品的集散地。在廟會上，人們可以利用人員的流動，滿足各類人群生活物品補充和交換的需要。而廟會經濟的發展到了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則最為明現和突出，主要表現為:第一，廟會會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無論是善男信女還是游玩閑散客人，趕廟會都會形成交通、餐飲、香火、游玩等方面的消費，對于舉辦廟會的地方來說，要擺攤設點自然要收取攤位費，營業費等等，這種經濟收入取之于不同的人，卻用于同一個地方，那就是廟會舉辦地。當然，隨著文化事業的發展，這種初級的廟會只能是民間的一種文化活動方式，取而代之的則是由地方政府主辦的一些文化藝術節，諸如“觀音文化節”“藥師佛文化節”“禪宗六祖文化節”等等，這樣一些文化節中，則包含有更多的、更高層次的文化形式，諸如商貿旅游、學術研討、參觀游覽等等。第二，廟會可以增加寺廟的收入，增加寺產。廟會舉辦期間，來自不同地方的香客們，有的許愿、還愿、求神賜福，有的問吉祥求平安，隨意布施，累積功德，他們雖然花費了一定的金錢，但是卻獲得了精神上的滿足和愉悅。寺廟在廟會期間做佛事活動，為某些功德主舉行超度和懺悔，也會得到不菲的收入，這樣必然增加寺廟的集體收入，增加寺產，以便寺廟有足夠多的財力投入到新的發展中去，這也是一種良性循環的方式。第三，廟會能促進物資交流，有利于發展地方商品生產。
廟會舉行期間，因為人流量的增加，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定的市場形態，在一定程度上為一些手工業者創造了銷售的途徑和平臺，如此則會有山貨、家具、玩具和農具等等在廟會上出售;自然食品也是少不了的，這樣既滿足了香客的射獵新奇的心態，又實現了物資的銷售，一舉兩得，自然得到越來越多人的支持和參與。甚至，在一些偏遠的農村，廟會成為主要的商貿交流中心和途徑。同時，廟會還能幫助當地政府主持一些公益活動，成為慈善事業的重要參與者。如陜北橫山縣東陽山祖師廟會，每年廟會活動期間都要舉行一個救助儀式，給當地的特困戶、孤寡老人發放面粉、毛毯;每年還要拿出一筆款項資助貧困學生上學、為村里修整道路等。鎮川黑龍潭廟會捐資為當地修建了一所教學設施完備的小學，并在地區林科所的幫助下，利用廟會收人建立了200余畝山地樹木園，種有很多珍稀樹種，1992年注冊為民辦科技機構，吸引了美、日、加等國的環境保護組織到此參觀。榆林的臥云山祖師廟是集廟觀和民辦植物園為一體的綜合人文景觀，廟會實行“以廟養園”，修建了頗具規模的“民辦植物園”。這些都是廟會參與地方公益事業的典型事例。［4］同時，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中國傳統文化熱潮的興起，以廟會為特征的旅游業也得到了長足發展，甚至成為旅游業的新亮點，尤其是一些具有悠久歷史的廟會活動，更加明顯。諸如北京奧運會期間就有人提出，應該把北京廟會文化作為北京人文奧運的一個重要內容加以宣傳。因此，以廟會文化為內容的旅游事業的發展對于地方經濟的發展自然也就不言而喻，這也越來越多地得到當地政府的認可和推崇。
五、廟會文化與社會和諧
廟會自古以來就是地方統治者安撫和穩定一方百姓的潤滑劑，尤其是在古代，更是如此。廟會是許多地方統治者用來宣傳國家正統方針政策和教化民眾的場地，也是傳播信息的重要場所。比如徽州廟會活動，盡管有著較濃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但其內涵亦富有較強的人為性。它是人民群眾對真、善、美的一種向往和寄托，是普通老百姓對清明政治和好官、清官的一種呼喚，也是對忠義愛國、勤勞勇敢的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一種肯定與崇尚。［5］徽州古廟會的祭神儀式上，我們也明顯地感覺到以宗族、長者為“頭”的組織形式，其實就是程朱理學所提倡的“三綱五常”、“長者為尊”、“長幼有序”等思想的體現與翻版。無論是徽州廟會中“程朱理學”的烙印還是陜西關中廟會中“關學”的烙印，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為重要和核心文化的組成部分。廟會在聯絡感情和促進人際交往關系方面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優越性。在廟會期間，附近村民利用此機會歡聚一起，許多老朋友都是一年才見一次，甚至一些老人，也只有在廟會期間才能見到過去幾十年的老朋友，這就天然地為人們之間的溝通和交流提供了平臺;廟會期間，也是男女相親、戀愛的平臺，不少青年的戀愛關系便從廟會上建立。
從家庭內部來看，趕會回來，丈夫給妻子買件稱心如意的衣服，爺爺給孫子買點小玩具，盡享天倫之樂，也使親情關系進一步密切，甚至平時因種種原因開始冷淡了的關系，也會由此暖和起來。［4］廟會有一個輔助的功能那就是通過娛神活動最終實現娛人的目的。廟會上善男信女和朝山拜佛的人通過參加到廣泛的祭拜活動中去，參與積極的迎神和送神活動，放松了身心，愉悅了心情，增進了交往，在祭拜中將自己的美好愿望通過祈禱傳遞給他們心中有求必應的神，這樣他們就對未來更加充滿了期待和希望。因為對神充滿著期待，也就對自我充滿著期待。因此，在以后的生活中，他們就越發地辛勤和努力，為了實現對神的承諾，為了實現內心的愿望，這樣的生活在他們看來是充實的，而生活中遇到的不幸和不公，他們又會借助于神來給以撫慰，以達到內心的平和。因此，廟會文化對于穩定社會，撫慰最低層人民群眾所遭受的自然災害的痛苦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廟會還具有懲惡揚善的功能。在底層人民群眾中，廟會活動期間往往舉辦一系列的活動來宣傳社會上好的行為和做法，比如舉行獎勵大孝子、獎勵好兒媳等活動，對于弘揚社會正氣，宣傳良好的社會風尚具有良好的教化和推動功能。廟會期間還舉辦支助孤寡老人、五保戶等活動。在廟會上，廟會組織者會撐起大鍋為前來朝山的善男信女們準備齋飯，同時也為那些在廟會上行乞者提供免費的飯食施舍，這種行為和活動充分展現了廟會活動在扶危濟困、幫助窮苦勞動者在自然災害之年度過災害的善舉，也得到地方政府和愛心人士的極大支持和幫助。這對于教化民眾，引導參拜者向善，鼓勵民眾樂于奉獻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六、總結
廟會對于地方政府或管理者而言，已經成為一種比較有效的管理方式。民眾在參加廟會的過程中愉悅了心情，增進了友誼，得到了來自不同人群的問候和關懷，更加有利于內心的健康，將更好地重新投入到新的社會生產活動中去。因此，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廟會都因其自身的獨特特征而具有不可替代的記錄功能、認知功能、教化功能、凝聚功能、變革功能和融合功能。無論從廟會文化對于國家統治者來說，還是對普通老百姓來說，都具有無法比擬的潤滑作用，因此對于穩定地方秩序，發展地方經濟，促進人與人的和諧方面都具有積極而現實的意義。
作者：李世軍單位：榆林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