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花鼓的未來發展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淺論花鼓的未來發展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花鼓燈出場路徑的歷時檢視

作為農耕文明的產物，花鼓燈是淮畔民眾以“玩”為主的民間廣場藝術：“你好玩，我好玩，采朵蓮花做舟船，金鑼玉鼓船頭站，好像乾隆下江南，一遞一個接著玩。”“玩”成為一種“慣習”力量并具有持久而顯沛的內驅力，推動它一直以來順應時代審美品味變化而不斷地改變題材內容、調整表演機制、變革藝術風格，言說著不斷出場、在場的行動邏輯。為此，花鼓燈自產生之日起就始終沒有退場過，出場方式也深深地打上了“外在現實的約束的烙印”［5］，從而為勾稽它過去的出場路徑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和依據。從“農業”到“工業”社會，花鼓燈主要有宗教性、娛人性、政治性和商業性四種出場路徑。

（一）宗教性出場路徑亦如鐘敬文所言，民間演藝類藝術大多經歷了“咒語多變成頌歌”［6］的發展歷程，花鼓燈也不例外。通常，多數藝人認為花鼓燈的初始出場路徑和出場形態與民俗活動中的城隍神祭祀敬拜儀式有關，并混雜在其他民間文藝形式中一起表演。大體情形是：最前面抬著城隍神像，像上罩著黃羅傘，后面接著龍燈、獅子燈、馬燈，最后是花鼓燈表演。［7］花鼓燈表演道具岔傘，就是由黃羅傘演變而來的。［8］這種敬神性的出場路徑影響深遠。像每年蚌埠涂山的“朝禹會”（農歷三月二十八舉行）上的花鼓燈表演，至今還保留著敬拜禹神的宗教文化遺存。

（二）娛人性出場路徑當然，揚帆于歷史之河的民族民間藝術絕不會在源始性出場路徑上徘徊不前，因為“咒語”到“頌歌”是大多數民間藝術的必然發展歷程，更何況花鼓燈本身就具有與時俱進的藝術品質，特別是重“玩”的慣習力量！從娛神到娛人，花鼓燈逢遇了全新的出場語境，它的出場路徑、出場形態也因此發生了質的變化，只是，娛人性出場行動是漸變而來的。在解放前“無廟不成村”的文化背景下，花鼓燈斷然拋開敬神性出場路徑、驟然呈現娛人性出場形態是不可能的，這也不符合出場學的實踐性原則。實際上，花鼓燈傳統的表演一般都要舉行神圣的祭神儀式，即便是外出演出也必須到當地廟宇上供，等等。當然，這里的拜求神靈庇護僅僅是一種習俗，大不同于上面的宗教性出場形態，而藝術展演在本質上業已指涉娛人精神。比如，即便是在“朝禹會”上，那種“千班鑼鼓萬班燈”的盛況已經是民眾的集體狂歡了。至于像上文提及的《一遞一個接著玩》等娛人性作品更是俯拾皆是。因此，娛人性出場路徑改變了宗教性出場場域結構，并把花鼓燈形塑為一種獨立的成熟的民間藝術式樣。

（三）政治性出場路徑顯然，花鼓燈的娛人性表演形態是很重要的出場形態。在農耕文化語境下，娛人性出場形態自由演替、自然衍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然而，時至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前30年，由于政治因素的影響與制約，花鼓燈出場路徑發生了很大變化。雖然，此前的花鼓燈表演也帶有社會政治等“現實的烙印”，但更多的是在淳化人倫、和睦鄰里等道德教化方面發揮作用。到解放初期，花鼓燈卻一改傳統的社會組織形式，不是以“燈班”而是以“班排連營”等方式呈現于眾，這顯然是新社會的產物。因此，在政治性出場路徑中，花鼓燈的出場形態多為類似《好日子一年勝一年》等描繪人民幸福生活的作品。當然，在“左”傾路線影響下，主題先行、藝術粗糙的作品（諸如歌舞劇《新人駿馬》等）不少，普遍地存在著藝術性娛樂性缺失和“重舞輕歌、重樂輕戲”等弊端。（四）商業性出場路徑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伴隨商品經濟的大力發展，藝術的商品屬性得以凸顯。在政府倡導的“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商業性策略中，花鼓燈重點發揮“攬眾”功能，傾力服務于商品經濟。———據筆者觀察，自上個世紀80年代始，蚌埠市諸多商業活動，如開業、店慶、年節促銷等必有花鼓燈表演；玉器、石器、古玩等展（博）覽會也是它出場的最佳場所；而鄉村的婚喪嫁娶等民俗儀式中同樣有不少花鼓燈盈利性民間組織活動。然而，商業性出場路向下的花鼓燈原生性文化生境受到了很大破壞。比如，可供拉圈而演、圍圈而觀的打麥場、祭祀場等玩燈場所大多不在，適合其自然衍生的“三忙九閑”（指一年十二個月忙時只有三個月，其他九個月都較清閑）的時間條件業已改變，花鼓燈受眾群體也大幅度地縮小。與政治性出場路徑共同的不足在于：它也忽視花鼓燈等民間藝術本身所具有的“國家文化象征”意義［9］與“民族身份”價值，反生態化傾向表現得特別明顯。

二、花鼓燈出場路向的未來展望

當今時代，“工業—農業”文明已逐漸為“后工業—工業—農業”社會格局所取代。面對全新的出場語境，繼承優良傳統并克服以上諸多不足，找準、錨定花鼓燈正確的出場路向是我們當前面臨的新課題。伴隨后工業時代的到來，知識經濟已經代替商品經濟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主流，對我們選擇花鼓燈出場路向產生了根本性影響和制約。其中兩個方面值得我們特別重視：其一，知識資本所蘊涵的知識經濟生產方式正在對傳統的生產方式進行徹底革命，知本全球化正在替代資本全球化成為最主要的資本呈現樣態，并深刻影響社會生活，甚至觸及對整個社會歷史觀的重新思考［10］；其二，生態化價值取向又成為修正工業社會的反生態化傾向，重構人類精神家園的極其重要的價值向度。因此，花鼓燈既要主動適應知本性經濟生產方式，又要積極建構賴以生存的生態化文化生境。這是它得以科學發展、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一）花鼓燈的知本性生態化出場語境生態一詞源于希臘文“oikos”，意為“家”或“住所”。針對工業時代的異化現象，馬克思認定社會發展方向必然是“人向自身的還原或復歸”［11］。這為當今社會發展生態化價值取向提供了理論依據，同時也對民間藝術的如何出場與怎樣發展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筆者以為，對民間藝術而言，“生態”的諸多釋義當以“回歸到自然衍生的家園或文化生境”為其要義。的確，花鼓燈等民間藝術在“農業文明”的“家園”中自由演替、自然衍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而工業時代的到來解構了原有的生產方式（傳統社會的基石是鄉村，現代社會的起點卻在城市），民間藝術的文化生境遭遇了一定程度的破壞。因此，到了“后工業”時代，民間藝術必須修正工業社會反生態化傾向，“復歸”它的“家園”才能持續發展。花鼓燈在“農業文明”文化生境的出場顯然是一種生態化的發展范式。但是，當今時代需要“復歸”與“還原”的文化生境又不意味著對傳統出場方式的簡單重復。這不僅僅因為人類已經改變了原來的屈從地位（比如宗教性出場語境）而成為強大的實踐主體。關鍵在于，花鼓燈具有與時俱進的藝術品質和慣習力量，其出場必然會適應知識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從而與知本全球化的新的資本方式發生聯系。因此，在“后工業”時代，花鼓燈等民間藝術不僅應當視為一種文化資源，更是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本。從文化資源到文化資本，花鼓燈的出場語境必須具備知本性特質。也正是因為要適應知本性經濟生產方式，花鼓燈當下的出場路向一定是對傳統出場路向的創新，它“復歸”的是農耕文明背景下的自然衍生的“原生性”、“生態化”的文化生境，但絕不可能是對農業社會源始性文化生境的原樣復制。其實，“原生—態”和“原—生態”本不是一回事。［12］據《說文》解釋，“原生”的原義為：從泉的本源處涌流（“泉出廠下”），像草木破土而出（“草木生土上”）。顯然，“原生—態”這種自由存在、自然衍生的蘊含是“原—生態”概念所不具備的。“原—生態”關涉民間藝術源頭及文化原點，強調源始性；而“原生—態”則注重其衍生性，更關注它的演替形態和與時俱進的文化品質。因此，“原—生態”指涉源始性的文化生境，對解讀民間藝術所從由來、竟為何物不可小視；而“原生—態”則指向演進性的文化生境，對探討不同時代民間藝術出場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顯然，花鼓燈傳承、發展當然要立足于原生性文化生境，主要從知本性、生態化出場語境來選擇并錨定它的當代出場路向。

（二）花鼓燈的知本性生態化出場路向作為一種全新的語境，知本性生態化出場語境必然會催生出不同于前的民間藝術出場路向和出場模式。對花鼓燈而言，我們應當在保證它作為民間藝術主體呈現的背景下，從現實場所和“幻化”場所的兩個維度來建構它知本性生態化出場路向：針對現實場所，我們重點關注的是鄉村民俗型、社區文體型出場路徑；而在“幻化”場所，必需抓實抓好城鄉“櫥窗”式出場路徑。

1.鄉村民俗型出場路徑鄉村是草根性民間藝術天然滋生地，因而也最有可能成為它自然衍生的“家園”。

像花鼓燈這樣播布在淮河之畔的民間藝術，因民眾對其文化認同度較高，參與度較廣，至今仍與淮河兩岸鄉村生活息息相關，尤其是在節慶婚慶、生活娛樂等民俗活動中不斷出場、在場。因此，花鼓燈的鄉村民俗型出場路徑值得我們特別重視。比如，“中國花鼓燈文化生態保護村”———馮嘴村即選擇了花鼓燈鄉村民俗型出場路徑。該村是蚌埠市禹會區一個自然村，村中建有花鼓燈藝術核心區、次核心區和外圍保護區來開展花鼓燈文化“生態”保護。核心區和次核心區是花鼓燈文化展示區。有打谷場、涼亭、水井、牛棚、門樓、土地廟、祭祀場等，建成符合淮河流域民居傳統風格的村落。平時的節慶、生慶、婚慶和大型祭祀儀式（如涂山“朝禹會”）等民俗活動成為花鼓燈主要出場路徑，日常的娛樂活動也以花鼓燈研習、展演為主，玩燈、抵燈已與民眾生活中的民俗活動、娛樂活動發生了緊密聯系。另外，村中還雕有馮派創始人馮國佩塑像，建立馮派陳列館、選定馮派傳承人來帶徒傳藝。外圍保護區是有別于傳統花鼓燈文化“生態”的民居新村，成為花鼓燈文化對外延伸的過渡帶。從而建構了良好的花鼓燈藝術展演環境，營造了濃郁的玩燈氛圍。馮嘴村能夠保持“村以戲名、人以藝名”的良好的花鼓燈傳承、發展態勢可謂鳳毛麟角。如上所言，遭遇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民間藝術文化生境大多受到較為嚴重的破壞。然而，馮嘴村卻在政府主導和民眾協作下，民俗型花鼓燈出場形態非常成熟，而且將當地民眾那種超然的生活態度、樂生的生命觀念和容與的生活方式清晰、自然、完整地展現在人們面前。只是，我們已不能視之為傳統的甚或是源始的出場方式了。這倒不僅僅因為它對過去的出場方式有所變革（比如革除過去玩燈必先敬神一貫行為等），從本質上看，花鼓燈傳統的“原—生態”藝術表演場域已不復存在。雖然，它還與源始性出場形態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相似性，這是具有生態化特征的重要表現。但是，這里的花鼓燈以“原生—態”（而不是“原—生態”）出場，已經改變了單純的娛人性商業性功能而為一種文化消費符號，不僅具有觀賞、旅游等多方價值，而且成為提升播布區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資源和資本。因此，鄉村民俗型出場形態是既具有生態化特征又具有知本性特征的當代出場方式。

2.社區文體型出場路徑伴隨工業文明的推進，城市已經成為生活資料、精神產品甚至生活規則的主要供應地。

然而，后工業時代在扭轉工業社會反生態化傾向的同時，不是改變了、削弱了城市的重要地位，相反，而是更加強化了它的主導作用。特別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步伐很快（據201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城市藍皮書》稱，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城市的重要地位也將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中更加凸顯。由于民間藝術的活態傳承性及其展演的身體在場性，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工隊伍的日益壯大，加之，其中的許多人成了或即將成為城鎮居民，民間藝術的跟進已不是什么新聞，更何況城鎮本來就是民間藝術出場攬眾的重要場所（如傳統花鼓燈的“踩街”表演，商業出場形態等）。而城市居民吸納民俗文化精華以健體、娛樂的一道道景觀，更是城市與草根性民間藝術仍然保持內在聯系的明證。比如蚌埠市，早在2004年全國“四進社區”展演比賽中就以《花鼓燈健身舞》獲得優秀節目獎，同年又取得安徽省健身舞比賽第一名的好成績。目前，蚌埠市的“蘭花舞”、燈歌會等花鼓燈自娛自樂的社區文體活動已蔚然成風。顯然，民間藝術的社區文體型出場路徑在城鎮最為常見。而且與民俗藝術的城鎮社區文化“生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式［13］等相關探索不謀而合。應當看到，這種出場路徑的選擇不同于專業團隊的舞臺表演。盡管花鼓燈進春晚、世博以及出席北京奧運會、走訪世界各地演出等等無疑是很重要的，知本性特征也格外突出。但是，失去了進入社區的原生性發展基礎，花鼓燈的民間廣場藝術特征沒有得到充分體現，民間藝術主體性即不夠充分。為此，花鼓燈“原生—態”社區文體型出場場地不應當是所謂的舞臺，它只能立足于現實生活的場所出場。從這個角度上講，社區文體型生態化出場路徑的選擇同樣是將花鼓燈藝術融入城鎮民眾日常生活的傳承方式，其目的是找到它在城鎮發展的新“家園”，凸顯其生態化特征。而作為知識資本的價值，其出場形態主要體現在它來自民眾又服務民眾等方面，同樣是為了打造地方文化品牌，提升地方文化軟實力，走特色發展和優勢發展的路子。為此，花鼓燈社區文體型出場形態同樣具有鮮明的生態化知本性特征。

3.城鄉“櫥窗”式出場路徑鄉村民俗型和社區文體型是根據花鼓燈在現實場所出場而選擇的路徑。

然而還有一個“幻化”的場地便于它作為民間藝術主體出場———在聲、光、電等現代科技的“幻化”中出場。的確，聲、光、電等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空間生產走向藝術化、突出其亮點的重要手段［14］，民間藝術等傳統文化藝術與現代科技絕緣是不可能的，也不利于自身的發展和時代價值的顯現。因此，借助聲、光、電等現代科技手段對花鼓燈進行“點亮”式、“幻化”式出場是推進它發展的重要策略。在此，我們主要從“櫥窗效應”的“幻化”策略角度做點分析。事實上，“櫥窗效應”曾在工業時揮過顯著作用。延續至今，其功能得到進一步凸顯。法國思想家讓·鮑德利亞宣告西方社會已進入了消費社會時曾作過這樣的描述：“在所有的街道上，堆積著商品的櫥窗光芒四射（最常見的材料就是燈光，如果沒有它，商店就不可能是現在這個樣子）。”［15］可見，“櫥窗效應”在后工業時代（消費社會）仍然起著難以替代的“幻化”作用。對于民間藝術來說，“櫥窗效應”的幻化與彰顯作用同樣不可小視。只要認真審視“印象劉三姐”即可明白，民間藝術擇以“櫥窗”式生態化出場路徑，建構它在“幻化”場所的出場鏡像是時代的產物，是最具知本性生態化的出場形態。據上可知，花鼓燈“櫥窗”式出場形態絕不意味著在街心、公園或廣場設立了的“晨晚練點”等展演視頻，也不能簡單地等同于電視播放的歌舞節目。這兩者都脫離了花鼓燈與時俱進、自然衍生的文化生境，忽視了它的民間廣場藝術的特點，顯然不是“原生—態”花鼓燈表演。盡管這些舉措也借助了現代科技手段，但花鼓燈并未作為民間藝術的主體呈現，因而不是真正意義的“櫥窗效應”的“幻化”方式。當然，花鼓燈成熟的“櫥窗”式出場形態目前還沒有出現———這不能不讓我們想起近日開園的“花鼓燈嘉年華現代科技文化創意產業園”。作為安徽省“861”文化產業重點項目，它“以花鼓燈文化為主題”，是“將蚌埠本地地域文化與現代游樂科技的一個結合”[16]，成為利用科技手段達成現代旅游休閑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深度融合的文化產業開發的新模式、新創舉。這種“櫥窗”式出場路向的選擇是值得肯定的。然而項目設計存在的問題卻非常明顯。比如，所謂“原生態”的“花鼓燈廣場”和“民俗集市”表演———本來是最能夠突出其生態化知本性特征的，但觀其設計內容，原生性文化特質沒有充分體現，因而也大大削弱了本欲強化的知本性特征。其他方面也存在著諸如花鼓燈展演場所非常逼仄，出場形態原生性不強等問題。整體上看，以“花鼓燈”命名顯得名不副實。值得慶幸的是，項目設計的修改與完善工作已在進行中了。

三、結語

實際上，在一些特殊歷史時期，花鼓燈還有一些特別的出場形態。比如，抗戰時期的花鼓燈便呈現出重在宣傳抗敵救國而不是通常的以“玩”為主的出場方式。［17］在此，類似這樣比較特殊的出場路徑就難以一一討論了。應當看到，立足于出場學的視閾，我們通常會從民族到世界、由過去到現在與未來來審思花鼓燈的發展：只有總結花鼓燈藝術的過去，把握現在，才能真正擁有它的未來；同時，也只有立足民族性、原生性、知本性，守住文化之根，才能真正促成它自然衍生，進而“走向世界”。因此，知本性生態化出場路向對花鼓燈固根守本、與時俱進地自由演替、持續發展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值得肯定的是，絕大部分播布區（如蚌埠市）對花鼓燈不同時代的出場路向、出場形態有清醒的認識，對適應當今社會發展的知本性生態化出場路向也作了積極探索。花鼓燈的鄉村民俗型、社區文體型出場形態已較為成熟，“櫥窗”式出場形態也初露端倪。我們相信，在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背景下，花鼓燈一定會在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重構人類精神家園等方面發揮更重要的出場作用、體現出更大的在場價值。

作者:陳德琥單位：安徽省蚌埠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