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族學論文范文精選

摘要：教師的科研項目因其學術前沿性而應該成為教學的重要指導方向，學生畢業論文（或設計）是大學生四年本科學習和研究能力的集中展現。兩者的結合集中體現了教學互動，起到了教學相長、相得益彰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科研項目;畢業論文;教學相長

一、教師科研項目與本科生畢業論文相結合的必要性分析

（一）畢業論文在本科教學中的重要地位

本科教學之所以重要，在于本科學習不僅能讓學生儲備大量的專業知識，更重要的是讓學生養成良好的思維習慣，培養學生觀察、發現、分析和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因此，學生科研能力的培養是本科教學的重要內容。畢業論文寫作是學生科研能力的集中體現，它能鍛煉學生初步掌握和綜合運用所學專業知識和基本技能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熟悉科學研究的基本程序，培養學生的科研能力［1］。因此，畢業論文寫作是培養富有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的人才的必要步驟［2］。它關系到本科教學質量和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3］。可以說，合格的畢業論文不僅是大學生獲得畢業證學位證的重要依據，而且是衡量和評判高校辦學質量和教學水平的重要指標［4］。對此教育部明確提出：“本科畢業論文是大學生專業能力的綜合訓練，是培養大學生創新能力、實踐能力和創業精神的重要實踐環節。”

（二）科研項目可以并且應該與畢業論文選題相結合

從整體來看，近年來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所加強，研究地區和范圍有所擴大，研究成果也不斷推出。這些成果主要來源于伍一鳴的《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甘紹成的《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陳天國的《潮州道教音樂》、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和《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吳學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潘忠祿的《巨鹿道教音樂》、張鴻懿的《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史新民的《論武當道樂之特征》、劉紅的《“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張鳳林的《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蒲亨強的《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王忠人和劉紅的《龍虎山天師道音樂》、曹本冶和蒲亨強的《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王純五和甘紹成的《中國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周振錫和史新民的《道教音樂》（注：伍一鳴《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載《中國道教》1989(1)，頁40～44甘紹成《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載《音樂探索》1989(3)，頁37～47陳天國《潮州道教音樂》載《星海音樂學院學報》1989(4)，頁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載《人民音樂》1989(8)，頁26～29吳學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發表于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潘忠祿《巨鹿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2)，頁17～20,10張鴻懿《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4)，頁31～34呂錘寬《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載《中國音樂學》1991(3)，頁21～33曹本冶《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載《黃鐘》1991(4)，頁4～7史新民《論武當道樂之特征》載《黃鐘》1991(4)，頁8～14；劉紅《“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載《黃鐘》1991(4)，頁15～24張鳳林《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載《黃鐘》1991(4)，頁110～114蒲亨強《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載《黃鐘》1991(4)，頁36～43王忠人、劉紅《龍虎山天師道音樂》載《黃鐘》1993(1～2)合刊，頁65～74曹本冶、蒲亨強《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純五、甘紹成《中國道教音樂》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呂錘寬《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臺灣學藝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錫、史新民《道教音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將道教音樂的研究推向了中國境內更廣闊的區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圍包括北京、上海、蘇州、無錫、杭州、溫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計劃地對包括北京白云觀、蘇州玄廟觀、江西龍虎山、湖北武當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內的全國主要道教宮觀和道教勝地的道教音樂進行地域性與跨地域性的系統研究。全國近20名專家學者參加了該計劃第一階段有關道教音樂的20余個子項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進入尾聲之際，他們聚集于香港，參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討會”。研討會上學者們結合各自的研究項目作了總結，并對道教儀式音樂研究的概念和方法進行了討論。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共有20余項成果問世，目前已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論著有《中國道教音樂史略》、《龍虎山天師道教科儀音樂研究》、《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和《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等（注：《中國道教音樂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紹成、劉紅、周耘編寫，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龍虎山天師道音樂研究》曹本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樂研究》

;袁靜芳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王光德、王忠人、劉紅、周耘、袁冬艷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項研究成果反映出當今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道教不獨為漢族所有，除漢族外，分布于中國東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區的22個民族均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據覃光廣等編著的《中國少數民族宗教概覽》（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82年版）提供的資料反映出，在滿、朝鮮、蒙古、達斡爾、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壯、瑤、仫老、納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個民族中，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對云南的彝、白、瑤、納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樂文化的影響尤為廣泛。

少數民族地區的道教音樂與漢族地區的道教音樂不盡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與漢族傳統文化交融發展的產物，既蘊涵著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質，也不乏漢族傳統文化風貌，內涵甚為豐富，頗具學術研究價值。

但與漢族地區的情況相比，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卻顯得比較薄弱，開始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區特有的具道教性質和色彩的洞經音樂。就筆者目前所知，有關少數民族洞經音樂的調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對昆明、下關、大理、麗江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調查的起因是：當時傳聞麗江保存有宋詞樂調。于是，在云南省委有關部門領導下，由曹汝群、周詠先、黃林、和鴻春、倪立跟等五人組成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于1962年9月中旬赴麗江進行調查，經反復搜尋查找，初步證明此傳說實屬訛傳。轉而他們確定以麗江四個古老樂種之一的洞經音樂作為進一步探尋宋詞樂調的主要對象，并相繼對麗江、下關、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經音樂作了較深入的調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們分別撰寫了《關于宋詞樂調的調查報告》和《麗江、下關、大理、昆明洞經音樂調查記》（注：參見周詠先、黃林《洞經音樂調查記》載《民族音樂》1983(2)，頁78）。作為該次調查地之一的麗江是納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則是白族的主要聚居縣（現已與下關一起合為大理市）之一，因此，該調查組對麗江和大理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可視為有關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早調查。從起因看，這實為學術界一次“無心插柳”的對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初調查。

一直以來，道教音樂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漢族地區。發端于本世紀50年代的近現代道教音樂研究，即是始于漢族地區的，這從50年代中后期進行的幾項對道教音樂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來，例如：50年代以中國音樂史學家楊蔭瀏等學者組成的湖南音樂普查小組，對湖南地區的民間音樂進行了普查，其中對湖南衡陽地區的道教音樂等作了調查，并與以文字、記譜方式和佛教音樂等的調查結果一起登載于《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中；其后，相繼有《蘇州道教藝術集》、《揚州道教音樂介紹》等漢族不同地區道教音樂資料問世（注：《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民族音樂研究所編，該所1958年油印，音樂出版社1960年出版《蘇州道教藝術集》中國舞蹈藝術研究會1957年油印《揚州道教音樂介紹》揚州市文聯編，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斷了20余年的道教音樂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復蘇和興起（仍主要集中于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上海音樂學院研究者陳大燦等開展對上海及其臨近地區道教音樂的錄音錄像工作；武漢音樂學院部分師生對武當山道教音樂的收集整理；中國音樂學院等音樂院校的一些學者，分別對北京白云觀、沈陽太清宮、四川青城山等宮觀的道教音樂進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先后與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香港圓玄學院和《人民音樂》編輯部等聯合，分別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開了“國際道教科儀及音樂研討會”和“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1990年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道教協會等單位在北京白云觀召開了中國道教音樂學術研討會；1991年香港圓玄學院、人民音樂出版社、《音樂研究》編輯部和沈陽音樂學院在香港聯合召開了“第二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為基礎的對道教音樂進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參見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現狀與展望》載《音樂研究》1991(4)，頁65～66）。

從整體來看，近年來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所加強，研究地區和范圍有所擴大，研究成果也不斷推出。這些成果主要來源于伍一鳴的《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甘紹成的《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陳天國的《潮州道教音樂》、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和《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吳學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潘忠祿的《巨鹿道教音樂》、張鴻懿的《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史新民的《論武當道樂之特征》、劉紅的《“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張鳳林的《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蒲亨強的《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王忠人和劉紅的《龍虎山天師道音樂》、曹本冶和蒲亨強的《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王純五和甘紹成的《中國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周振錫和史新民的《道教音樂》（注：伍一鳴《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載《中國道教》1989(1)，頁40～44甘紹成《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載《音樂探索》1989(3)，頁37～47陳天國《潮州道教音樂》載《星海音樂學院學報》1989(4)，頁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載《人民音樂》1989(8)，頁26～29吳學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發表于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潘忠祿《巨鹿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2)，頁17～20,10張鴻懿《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4)，頁31～34呂錘寬《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載《中國音樂學》1991(3)，頁21～33曹本冶《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載《黃鐘》1991(4)，頁4～7史新民《論武當道樂之特征》載《黃鐘》1991(4)，頁8～14；劉紅《“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載《黃鐘》1991(4)，頁15～24張鳳林《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載《黃鐘》1991(4)，頁110～114蒲亨強《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載《黃鐘》1991(4)，頁36～43王忠人、劉紅《龍虎山天師道音樂》載《黃鐘》1993(1～2)合刊，頁65～74曹本冶、蒲亨強《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純五、甘紹成《中國道教音樂》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呂錘寬《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臺灣學藝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錫、史新民《道教音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將道教音樂的研究推向了中國境內更廣闊的區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圍包括北京、上海、蘇州、無錫、杭州、溫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計劃地對包括北京白云觀、蘇州玄廟觀、江西龍虎山、湖北武當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內的全國主要道教宮觀和道教勝地的道教音樂進行地域性與跨地域性的系統研究。全國近20名專家學者參加了該計劃第一階段有關道教音樂的20余個子項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進入尾聲之際，他們聚集于香港，參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討會”。研討會上學者們結合各自的研究項目作了總結，并對道教儀式音樂研究的概念和方法進行了討論。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共有20余項成果問世，目前已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論著有《中國道教音樂史略》、《龍虎山天師道教科儀音樂研究》、《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和《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等（注：《中國道教音樂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紹成、劉紅、周耘編寫，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龍虎山天師道音樂研究》曹本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袁靜芳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王光德、王忠人、劉紅、周耘、袁冬艷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項研究成果反映出當今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道教不獨為漢族所有，除漢族外，分布于中國東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區的22個民族均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據覃光廣等編著的《中國少數民族宗教概覽》（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82年版）提供的資料反映出，在滿、朝鮮、蒙古、達斡爾、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壯、瑤、仫老、納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個民族中，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對云南的彝、白、瑤、納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樂文化的影響尤為廣泛。

少數民族地區的道教音樂與漢族地區的道教音樂不盡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與漢族傳統文化交融發展的產物，既蘊涵著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質，也不乏漢族傳統文化風貌，內涵甚為豐富，頗具學術研究價值。

但與漢族地區的情況相比，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卻顯得比較薄弱，開始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區特有的具道教性質和色彩的洞經音樂。就筆者目前所知，有關少數民族洞經音樂的調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對昆明、下關、大理、麗江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調查的起因是：當時傳聞麗江保存有宋詞樂調。于是，在云南省委有關部門領導下，由曹汝群、周詠先、黃林、和鴻春、倪立跟等五人組成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于1962年9月中旬赴麗江進行調查，經反復搜尋查找，初步證明此傳說實屬訛傳。轉而他們確定以麗江四個古老樂種之一的洞經音樂作為進一步探尋宋詞樂調的主要對象，并相繼對麗江、下關、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經音樂作了較深入的調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們分別撰寫了《關于宋詞樂調的調查報告》和《麗江、下關、大理、昆明洞經音樂調查記》（注：參見周詠先、黃林《洞經音樂調查記》載《民族音樂》1983(2)，頁78）。作為該次調查地之一的麗江是納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則是白族的主要聚居縣（現已與下關一起合為大理市）之一，因此，該調查組對麗江和大理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可視為有關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早調查。從起因看，這實為學術界一次“無心插柳”的對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初調查。

一直以來，道教音樂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漢族地區。發端于本世紀50年代的近現代道教音樂研究，即是始于漢族地區的，這從50年代中后期進行的幾項對道教音樂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來，例如：50年代以中國音樂史學家楊蔭瀏等學者組成的湖南音樂普查小組，對湖南地區的民間音樂進行了普查，其中對湖南衡陽地區的道教音樂等作了調查，并與以文字、記譜方式和佛教音樂等的調查結果一起登載于《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中；其后，相繼有《蘇州道教藝術集》、《揚州道教音樂介紹》等漢族不同地區道教音樂資料問世（注：《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民族音樂研究所編，該所1958年油印，音樂出版社1960年出版《蘇州道教藝術集》中國舞蹈藝術研究會1957年油印《揚州道教音樂介紹》揚州市文聯編，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斷了20余年的道教音樂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復蘇和興起（仍主要集中于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上海音樂學院研究者陳大燦等開展對上海及其臨近地區道教音樂的錄音錄像工作；武漢音樂學院部分師生對武當山道教音樂的收集整理；中國音樂學院等音樂院校的一些學者，分別對北京白云觀、沈陽太清宮、四川青城山等宮觀的道教音樂進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先后與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香港圓玄學院和《人民音樂》編輯部等聯合，分別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開了“國際道教科儀及音樂研討會”和“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1990年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道教協會等單位在北京白云觀召開了中國道教音樂學術研討會；1991年香港圓玄學院、人民音樂出版社、《音樂研究》編輯部和沈陽音樂學院在香港聯合召開了“第二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為基礎的對道教音樂進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參見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現狀與展望》載《音樂研究》1991(4)，頁65～66）。

從整體來看，近年來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所加強，研究地區和范圍有所擴大，研究成果也不斷推出。這些成果主要來源于伍一鳴的《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甘紹成的《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陳天國的《潮州道教音樂》、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和《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吳學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潘忠祿的《巨鹿道教音樂》、張鴻懿的《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史新民的《論武當道樂之特征》、劉紅的《“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張鳳林的《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蒲亨強的《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王忠人和劉紅的《龍虎山天師道音樂》、曹本冶和蒲亨強的《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王純五和甘紹成的《中國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周振錫和史新民的《道教音樂》（注：伍一鳴《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載《中國道教》1989(1)，頁40～44甘紹成《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載《音樂探索》1989(3)，頁37～47陳天國《潮州道教音樂》載《星海音樂學院學報》1989(4)，頁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載《人民音樂》1989(8)，頁26～29吳學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發表于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潘忠祿《巨鹿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2)，頁17～20,10張鴻懿《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4)，頁31～34呂錘寬《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載《中國音樂學》1991(3)，頁21～33曹本冶《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載《黃鐘》1991(4)，頁4～7史新民《論武當道樂之特征》載《黃鐘》1991(4)，頁8～14；劉紅《“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載《黃鐘》1991(4)，頁15～24張鳳林《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載《黃鐘》1991(4)，頁110～114蒲亨強《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載《黃鐘》1991(4)，頁36～43王忠人、劉紅《龍虎山天師道音樂》載《黃鐘》1993(1～2)合刊，頁65～74曹本冶、蒲亨強《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純五、甘紹成《中國道教音樂》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呂錘寬《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臺灣學藝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錫、史新民《道教音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將道教音樂的研究推向了中國境內更廣闊的區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圍包括北京、上海、蘇州、無錫、杭州、溫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計劃地對包括北京白云觀、蘇州玄廟觀、江西龍虎山、湖北武當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內的全國主要道教宮觀和道教勝地的道教音樂進行地域性與跨地域性的系統研究。全國近20名專家學者參加了該計劃第一階段有關道教音樂的20余個子項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進入尾聲之際，他們聚集于香港，參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討會”。研討會上學者們結合各自的研究項目作了總結，并對道教儀式音樂研究的概念和方法進行了討論。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共有20余項成果問世，目前已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論著有《中國道教音樂史略》、《龍虎山天師道教科儀音樂研究》、《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和《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等（注：《中國道教音樂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紹成、劉紅、周耘編寫，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龍虎山天師道音樂研究》曹本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袁靜芳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王光德、王忠人、劉紅、周耘、袁冬艷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項研究成果反映出當今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道教不獨為漢族所有，除漢族外，分布于中國東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區的22個民族均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據覃光廣等編著的《中國少數民族宗教概覽》（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82年版）提供的資料反映出，在滿、朝鮮、蒙古、達斡爾、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壯、瑤、仫老、納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個民族中，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對云南的彝、白、瑤、納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樂文化的影響尤為廣泛。

少數民族地區的道教音樂與漢族地區的道教音樂不盡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與漢族傳統文化交融發展的產物，既蘊涵著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質，也不乏漢族傳統文化風貌，內涵甚為豐富，頗具學術研究價值。

但與漢族地區的情況相比，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卻顯得比較薄弱，開始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區特有的具道教性質和色彩的洞經音樂。就筆者目前所知，有關少數民族洞經音樂的調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對昆明、下關、大理、麗江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調查的起因是：當時傳聞麗江保存有宋詞樂調。于是，在云南省委有關部門領導下，由曹汝群、周詠先、黃林、和鴻春、倪立跟等五人組成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于1962年9月中旬赴麗江進行調查，經反復搜尋查找，初步證明此傳說實屬訛傳。轉而他們確定以麗江四個古老樂種之一的洞經音樂作為進一步探尋宋詞樂調的主要對象，并相繼對麗江、下關、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經音樂作了較深入的調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們分別撰寫了《關于宋詞樂調的調查報告》和《麗江、下關、大理、昆明洞經音樂調查記》（注：參見周詠先、黃林《洞經音樂調查記》載《民族音樂》1983(2)，頁78）。作為該次調查地之一的麗江是納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則是白族的主要聚居縣（現已與下關一起合為大理市）之一，因此，該調查組對麗江和大理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可視為有關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早調查。從起因看，這實為學術界一次“無心插柳”的對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初調查。

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陜北方言地名詞語的區域特征；陜北方言地名詞語的文化內涵等進行講述，包括了陜北方言詞語反映陜北地理特征、陜北方言地名詞語反映當地的物產、陜北方言地名詞語反映古代民族接觸、陜北方言地名詞語反映陜北古代軍事、陜北方言地名詞語反映官民追求和平安寧的心理和宗教信仰、陜北方言詞語反映陜北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陜北方言詞語反映陜北人聚族而居的生活習俗等。具體材料請見：

論文摘要：語言是文化的載體。陜北地名詞語反映了陜北黃土高原溝壑縱橫的地理地貌,記錄了古代歷史上的民族遷徙、融合的蹤跡,折射著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農業文明,反映了上至統治階級下到平民百姓的心理愿望。

論文關鍵詞:陜北陜北方言詞語地域文化

歷史上,漢語形成了多樣、復雜的方言。陜西北部,即長城以南,黃河以西,子午嶺以東,橋山以北的廣大區域,包括延安、榆林兩個地級市,通行著陜北方言。陜北方言詞語是指陜北方言中的詞和熟語的總和,是陜北方言的重要組成部分。清代學者李光庭說:“言語不同,系乎水土,亦由習俗……”可見一定的語言與當地的地理環境、地方習俗、傳統觀念等直接相關。陜北方言詞語中有大量的地名詞語,這些詞語往往反映了當地的地理面貌、歷史演變和人們的心理愿望。本文主要探討陜北方言地名詞語所反映的區域地貌特征和所積淀的陜北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內容。

一陜北方言地名詞語的區域特征

人活在特定空間中,就不能不與反映空間地理位置的地名詞語打交道。陜北方言詞語中,地名的詞語相當活躍,成為當地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的重要組成部分。地名詞語通常由兩部分組成,專名加通名。通名部分的詞語大多反映了當地自然地理地貌特征,而專名部分則反映了當地物產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