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論文范文精選

論文提要我國民事再審程序中，對申訴問題未作規定，對提起再審程序的主體、期限和法定事由的范圍規定亦比較寬泛。本文根據我國審判機關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一些符合現代司法理念的設想。全文6000字。

以下正文：

民事再審程序，也稱民事審判監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決、裁定，發現確有錯誤，通過重新審判加以糾正，使案件得到正確處理時所應遵循的步驟、方式、方法。民事再審程序不是每個民事案件必經的審判程序，而是符合我國民事審判工作實際情況的一種防錯糾錯程序，是實現民事審判監督的法定形式。依照民事再審程序糾正錯判案件，對于切實保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維護司法公正，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但是，在適用民事訴訟法過程中，有關再審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問題。有的是理解問題，有的則涉及到程序制度的規范問題。下面，筆者就其中一些帶有普遍性的問題，談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申訴問題與再審制度

在一個較長的時期里，當事人提出申訴的比較多。經人民法院審查后，或對案件提起再審，或向申訴人進行解釋工作，而其中大部分都不存在問題。但有些當事人，雖經解釋和通知駁回，他卻一再申請，到處申訴。而另一方面，有些人卻反映申訴無著落，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除了提高辦案質量，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外，其中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就是在再審制度中，對申訴如何加以限制的問題?，F行的民事審判監督程序中對當事人的申訴，未做出明文規定，而只規定了當事人申請再審的理由、條件和期限。那么為什么沒有在民事審判監督程序中規定申訴問題呢？筆者認為，立法者立法時考慮的是，申訴、控告權利是我國憲法規定公民依法享有的一項民主權利，而不是訴訟權利。同時，在民事審判監督程序中已明確規定了當事人可以申請再審。所以，對于申訴，在民事審判監督程序中未加以規定。但是，這樣做的代價卻是慘重的。因為申訴是當事人的民主權利，所以任何案件的當事人，只要他認為有申訴的必要，就可以申訴。既沒有時間的限制，又沒有規定申訴必備的事實和理由。同時，正因為未將申訴作為訴訟制度來規定，對申訴無理由的，只能以“通知”的形式駁回，而不是用裁判的形式駁回。加之“通知”不具有裁判的約束力，所以今天駁回，明天他又來申訴。下級法院駁回，他又到上級法院申訴。因申訴屬民主權利，所以凡有申訴就要做出答復。特別是各級人大、黨委，在接受當事人的申訴后，亦要求人民法院做出答復。這樣使得人民法院處理申訴的工作量很大。并且，人民法院做出終審裁判后，糾紛各方的權益因終審裁判而確定，并已進入到經濟活動的運行中。但不斷的申訴，不斷的再審使已經確定下來的法律關系始終處于不穩定狀態。由于申訴可能引起再審程序，從而使得當事人雙方勝訴的不放心，敗訴的不甘心。終審裁判的穩定性和既判力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和巨大的挑戰，亦給人民法院終審裁判的公信力和國家的司法權威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針對當事人超過訴訟時效的起訴，對方當事人不提出相應的抗辯，法院能否援引訴訟時效的規定，主動對當事人超過訴訟時效的請求進行審查并駁回其訴訟請求？對此一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及理論界頗有爭議。在司法實踐中，受案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53條的規定，即“當事人超過訴訟時效期間起訴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受理后查明無中止、中斷、延長事由的，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進行處理，這一規定和作法招致了很多批評。從該條司法解釋本身規定來看，理解上并無存在疑義，之所以存在爭議，實質上是對該條立法的價值取向有不同的觀點。筆者試就該條規定借助時效設立的理由、請求權、權利的法學理論以及德國、我國臺灣地區的立法、理論情況進行分析和比較，以求闡清理論上和實踐中存在的一些疑點，以期拋磚引玉之用。

一、關于法律設立時效的理由

權利的行使應受時效的限制，所謂時效，是指一定的事實狀態，持續一定期間，而產生一定法律上效果的法律事實。為何規定時效？我國臺灣地區的立法理由謂：規定請求權經若干年不行使而消滅，蓋期確保交易之安全，維護社會秩序。蓋以請求權永久存在，足以礙社會經濟之發展。王澤鑒先生總結時效存在有四點理由：1保護債務人，為避免因時日久遠，舉證困難，致遭受不利益；2尊重現存秩序，維護法律平和；3權利上睡眠者，不值保護；4簡化法律關系，減輕法院負擔，降低交易成本。王澤鑒先生對時效存在總結的四點理由，第1點并不令人信服，根據社會的一般倫理觀念以及立法規定，對不主動履行應當履行的債務之人，并不會比債權人更值得保護，而且根據程序法上的誰主張誰舉證的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在一般情況下，舉證困難應是提起訴訟主張權利之人，即債權人，而非債務人。對時效存在的意義和目的并非毫無問題，實質上，對時效的行使會產生一個和實體法的公正不符，或者說與人類文明社會的公平正義的倫理價值觀不相符合的結果，尤其是某些時效規定較短的情況下，顯得更為嚴重。也就是說法律對時效的規定是以犧牲一定程度的公平正義作為其代價的。但是正如上面所說，時效的規定可以起到維護既存秩序，促進交易安全和降低成本，以及起到促使權利人積極行使權利。因此，從人類社會的大利益出發。法律選擇了時效。這是時效設立的理由，也是法律規定之所以設立時效的最根本的目的。

二、關于時效的客體

對于時效的客體問題，在理論界存在著疑義，在司法界同樣存在著疑義。法律雖然無明文規定訴訟時效期間屆滿喪失的是一種什么樣的權利，但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九條的規定，在訴訟時效期間的最后六個月內，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的，訴訟時效中止。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1月26日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中第六部分關于訴訟時效的規定中，第169條規定，權利人由于客觀的障礙在法定訴訟時效期間不能行使請求權的，屬于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的“特殊情況”；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在訴訟時效期間的最后6個月內，權利被侵害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沒有法定人，或者法定人死亡、喪失權，或者法定人本人喪失行為能力的，可以認定為因其他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中止。也就是根據民法通則和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規定，權利人超過訴訟時效喪失的不是別的，而是一個“請求權”。在這里規定的請求權，實際上是一個既有程序法上的功能、即能啟動司法程序、請求司法保護、具有類似訴權的功能，又有實體法規范功能上的權利（能）。但更多的功能意義還是體現在實體法的規范功能上的東西，類似“權利”。但這個問題在理論界，長期以來存在眾說紛紜的局面，我國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民法教科書中一直把超過訴訟時效喪失的是一個“勝訴權”作為理論依據，直到現在，其觀點的影響仍然存在著，在司法實踐中，還不時地在一些裁判文書、詞中看到“喪失勝訴權”的提法。這個提法實質上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從司法功能或司法程序方面來說帶有一種未審先定的帶有非常明顯的傾向性的概念，并不是一個科學的概念。

作者認為，我國既然在民法體系中已引進了請求權這一基礎的法學概念，而且在理論界、法律規定以及司法實踐中都已經實際運用、深入人心，就應該尊重這個基本概念所負載的內容和使用方法，除非證明有更好的概念替代它或者根據司法實踐證明該概念并不合適我們的法學理論和司法實踐。因此，在我國民法的立法上，應該明確，超過訴訟時效，喪失的是請求權，應該完全擯棄“勝訴權”這一不講科學的概念。請求權是否因超過訴訟時效而消滅？下文作者將繼續深入展開討論。

民事訴訟調解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的過程中，在法院審判人員的主持下，根據雙方當事人自愿合法的原則，促使當事人雙方達成協議協商解決的制度。它不是對抗性的，也不是權威壓制或者違背法律意識的"和稀泥"式，而應當是當事人意識自治的，尊重當事人的意識自治應當是現代調解制度的核心理念。

民事訴訟調解制度是我國民事訴訟法的一項重要的基本原則。做好民事訴訟調解工作，對于及時化解矛盾，促進社會交易的正常流轉，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民事訴訟法》第九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應當根據自愿和合法的原則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判決"。這說明法律賦予法院在審理案件中對案件進行調解，爭取用最和平的、不激化矛盾的方式解決糾紛，為創造和諧社會發揮重要的作用。

一、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起源和發展

中國的調解文化源遠流長，運用調解來解決民事糾紛，在中國古代由來已久。在西周和東周時期的銅器銘文中便記載了不少調解。發展至明清時期，調解已成為常用的基本手段。

調解在解決民事糾紛方面發揮著其他爭議解決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血緣關系、地緣關系的緊密聯系，古代經濟發展程度的局限，由于古代訴訟制度的局限，古代訴訟制度所造成的官僚化傾向和訴訟給當事人帶來的不便，民眾對調解具有相當程度的親和力。專制國家的民事糾紛的解決也逐漸借鑒民間解決糾紛的方式，使調解逐漸成為一種法律化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調解制度作為解決糾紛的一種機制，是中國固有的傳統，更是被視為法院行使審判權的一種方式，在民事訴訟制度中占有重要位置。

證明標準又稱證明程度或者證明要求,是證據法中的核心和靈魂。對于證明標準的定義,很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了表述,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國的證據法學家摩菲。他認為:“證明標準是指證明責任被卸除所要達到的范圍和程度,它實際上是事實裁判者在大腦中證據所產生的確定性或可能性程度的衡量標尺;也是負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在最終獲得勝訴或所證明的爭議事實獲得有利的事實裁判結果之前,必須通過證據使事實裁判者形成確信的標準?！蔽覈鴮W者認為:“證明標準是指負擔證明責任的人提供證據對案件事實加以證明所要達到的程度?！绷硗?也有學者認為:“在訴訟中,依據法律規定當事人運用證據證明案件事實以及法院認定案件事實所應達到的程度。”簡言之,證明標準就是證據對案件事實進行認定所應達到的最低證據要求。

一、兩大法系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立法概寫作論文

(一)英美法系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立法

在英美法系國家,證明標準被認為是負有承擔證明和提供證據負擔的一方當事人,對其主張的事實予以證明應達到的水平、程度或量。在其訴訟法上,證明標準是以多元論為基本特征的。不同的訴訟法實行不同的證明標準,甚至在同一個訴訟法內部也可能因為案件所涉及的內容不同而適用相異的證明標準。所以英美法上的證明標準顯得比較復雜。一般認為,英美法系的民事訴訟實行的證明標準是“蓋然性的優勢”。所謂蓋然性,即是可能性,在證據對某一事實的證明無法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情況下,對蓋然性較高的事實予以確認。例如在美國,“民事訴訟中的證據證明標準,一般為蓋然性占優勢標準。當一事實主張被陪審團確信為在證據上具有占優勢的蓋然性,即存在的可能性要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時,那么,此項事實主張就被認定為真實?！?/p>

(二)大陸法系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立法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官對案件待證事實的認定幾乎沒有什么限制,采取的是較高的自由心證。因此,對于民事案件,大陸法系國家一般以“高度的蓋然性”作為心證標準,即“依據日常經驗可能達到的那樣的高度,疑問即告排除,產生近似確然性的可能?！钡箨懛ㄏ捣ü俨捎玫倪@種高度的自由心證判斷證據認定待證事實,是以法官的心證傾向必須達到一定程度為標準。按照大陸法系的學理解釋,法官認定事實是根據證據的證明力在法官內心所發生傾向程度的結果。

二、我國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立法現狀我國的民事證據制度長期依附于刑事證據制度,統一以公法的價值取向來審視所有案件的證明標準。我國民訴法第7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我國民訴法雖然沒有對民事訴訟證明標準做出明確的規定,但基于上述規定,學術界一般認為我國實行的是一元制的證明標準。即無論何種案件都是“以事實為證據”,證據要求“確實、充分”,訴訟中對案情的證明要達到絕對真實。把客觀真實作為訴訟程序應當追求的理念或者目標無可厚非,它可以作為設計訴訟程序的最好理想,但是將它作為法院解決任何案件的最終訴訟標準則是不現實的。

直至今天，我國民事訴訟理論，很少關注訴訟行為問題。事實上，訴訟行為問題在民事訴訟領域是一重大問題，涉及民事訴訟的性質和原則以及程序保障等民事訴訟領域的核心問題，在很多情形中甚至構成了這些核心問題的有機內容。有鑒于此，本文就民事訴訟行為（下文簡稱訴訟行為）作一概要式闡論，以期達到拋磚引玉之效。

一、民事訴訟行為的概念和發展

（一）民事訴訟行為的概念

在現代民事訴訟理論中，一般認為，民事訴訟行為是指民事訴訟主體所實施的能夠引起一定的訴訟法上效果的行為。這一界定，強調訴訟行為的訴訟法上效果，稱為“效果說”。還有學者主張“要件與效果說”，即不僅其效果，其要件也由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行為才是訴訟行為。[1](P331)訴訟行為受民事訴訟法調整，具有訴訟性質。然而，有一些訴訟行為不僅能夠產生訴訟法效果，也能產生實體法效果，比如，合法的起訴行為就能夠產生中斷時效的實體法效果。

在民事訴訟中，各種訴訟主體的各種訴訟行為結成了相互關聯的行為鎖鏈和訴訟關系，推動民事訴訟程序向著判決這一目標而展開。各種民事訴訟主體如當事人和法院由于其訴訟地位不同所實施的訴訟行為亦相應不同。

當事人的訴訟行為，不同于私法行為，但同時也具有與私法行為相互交錯的一面，探討訴訟行為與私法行為的區別和關聯是訴訟行為理論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法院的訴訟行為具有國家行為的性質，與當事人的訴訟行為和私法行為區別明顯。民事訴訟制度是以國家公權力（審判權）解決私權糾紛和保護私權的國家的正規的制度。民事訴訟是當事人訴訟行為和法院職權行為的集合，內含著當事人個人意志和國家意志，體現著當事人訴權、訴訟權利與法院審判職權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