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學論文范文精選

一、大團圓的社會政治基礎

(一)人民群眾的社會政治理想

在封建思想壓制下的中國古代，連年不斷的戰爭，嚴刑厲法的摧殘，沉重的徭役以及滲透到生活每一個角落的綱常禮教，使人們溫情的理想在現實面前被撞得粉碎。因此，以“懲惡揚善”為主題的文學作品就成為他們情感寄托和精神慰藉的主要來源，這實際上也是他們表達美好愿望的一種特殊方式。例如《孔雀東南飛》中焦仲卿和劉蘭芝雙雙化為鴛鴦，反映的就是人們追求婚姻自由、生活美滿的愿望;《精忠旗》中岳飛變神，秦檜冥誅;《竇娥冤》中竇娥獲平冤昭雪，正義終于戰勝了邪惡等大團圓結局的編著，都是窮苦百姓期待“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美好愿望的體現。以此類推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即使有些作品在初始階段不是大團圓，也會被后人出于“補恨”的目的修改增補，最終達到大團圓結局的原因了，例如《紅樓夢》。

(二)封建統治者對人民群眾進行“心治”的需要

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大團圓式結局的出現幾乎都集中于宋代以后的戲曲和小說。這個時期的社會已經進入了封建社會的守成時期，維護長久治安已經成為了統治者最主要的任務。因此在文學作品中利用大團圓來消餌社會的矛盾，美化丑惡的現實，就是使普通百姓達到“心安”的最根本方法。但是我們也知道，在封建統治者的酷刑統治下，要想在作品中揭露現實矛盾，揭露封建統治者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文學作品的主題大多都會把矛頭指向流氓貪官，并在最后一刻抬出一位清正廉明的清官為老百姓伸張正義，所以《竇娥冤》中才會有竇娥父親終于一舉及第、官拜參知政事、加封兩淮提刑肅政廉訪之職一說，這就是符合統治者需要的。大團圓實際也就是封建制度和封建禮教的維護者。

二、大團圓的文化心理基礎

一、猶太民族文化對當代美國文學的影響

民族文化和特征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區別于其他民族社會的顯著特征，猶太民族文化和特征也是如此。雖然隨著猶太移民不斷地融入到美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猶太移民的諸多問題逐漸被擱置一邊，他們可以與異族進行通婚，經濟上也開始不斷好轉。這個時期的東西方冷戰思想以及麥卡錫極端主義等文化外在的因素使美國社會淡忘了猶太民族的猶太性。但是這不意味著美國社會完全接受了猶太民族，這只是表明猶太人移居在美國社會中進入到一種更加復雜的社會處境。移民的文化困惑在這個時期沒有消解反而更加嚴重了，反映在猶太作家的作品中就是通過猶太移民在美國的生活來表現文化沖突的困惑。這種困惑反映在文學中就是猶太作家通過對猶太民族性因素的挖掘和描寫來表現他們在美國社會中的處境。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當代文學中出現了以索爾•貝婁、菲利普•羅斯、伯納德•馬拉默德等代表的猶太作家群，他們在美國當代文學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通過對猶太民族中的猶太性因素和猶太特征進行加工整合，使他們文學作品中的猶太性表現得極其明顯，這與該民族特有的歷史文化特征有明顯的關系。這些猶太作家并不局限于挖掘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特征，同時也通過對猶太民族文化特質的描寫來揭示人類的生存困境和歷史遭遇。猶太民族的“猶太性”在猶太作家群中的描寫是非常清晰的，這是創作主體在長期的民族文化特征中形成的獨特內涵，再與美國的社會生活相結合形成的猶太文學品質，與其他的猶太性具有很大的區別。雖然在具體的文學作品中猶太性的體現有輕重強弱之分，有時甚至比較隱晦，但是猶太文學的特征與影響力也恰恰體現在這里。比如猶太人出身的卡夫卡，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很少出現“猶太”的字眼，但是只要仔細地閱讀就能感受到作品中體現出來的猶太特征。因為猶太性與猶太民族的歷史文化特征就是通過這些文學作品不斷地表現出來。美國當代猶太作家中最有影響力的就是索爾•貝婁（SaulBellow），他在美國當代文學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1976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他“對當代文化賦予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

貝婁在他的作品中創作出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當代流浪漢形象，這些人物形象在貝婁的小說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他作品中主人公的流浪主要是通過空間的流浪和心理的流浪兩個層面來展開的，在空間方面，主要是通過主人公在社會中找不到歸宿，不得不到處流浪，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這就是空間意義上的流浪。心理上的流浪主要是以主人公心理和情感為主要描寫對象，在他們的內心深處找不到心靈的歸屬和慰藉，所以他們的內心深處充滿了困惑和焦慮之感，這在美國當代文學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其實，當代猶太作家在展現猶太民族在精神上困惑與受難的同時也在追尋人生的終極目的和意義。貝婁在1953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奧吉•瑪琪歷險記》塑造了出身在社會底層中貧苦的猶太人———奧吉•瑪琪。通過奧吉•瑪琪自述的形式展示了他的流浪經歷，他要做一個自我創造者，他從離開家之后經歷了不同的社會生活，足跡遍布了歐洲、美洲，在各種不同的生活體驗中認識到社會發展的不公平現象。他狩過獵、參過軍，也逛過妓院，作者通過奧吉•瑪琪流浪生活接觸過的人和社會環境，向我們展示了探索社會生活的重要意義，而且他還繼續堅持他的理想，在這個世界中不斷地流浪下去。在《雨王漢德森》中，作者描寫了漢德森這個典型的人物形象。漢德森是個繼承大筆遺產的富人，由于對現實非常不滿，于是他去非洲旅行，稱自己為“雨王”。他在茫茫的沙漠中進行不斷地思考、質問和探尋后，完成了自我精神使命的探索。終于明白了生活的意義和終極目標，他最后回到了美國，抱著一個撿來的孤兒，這不僅是作者的象征意義，而且是他新生活開始的象征。這些小說都體現了猶太作家對猶太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在此基礎上把對民族文化與美國生活上升到人類生存的狀態。所以，在這些作品中不僅有民族主義，而且有世界主義的存在。這表明了猶太作家在追求民族認同感的時候，往往把猶太人的困惑和追求上升到人類生存困境的追求，具有普遍形而上學的意義。這不僅體現了猶太民族在美國當代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現實生存困境，而且體現了在民族文化歷史變遷過程中猶太作家在美國當代文學中的重要影響力，體現了他們對美國當代生活的領悟和感知。猶太文學民族性和整合性作為文學現象的特征存在。猶太民族在世界范圍內基本上是以分散的方式居住在各個國家，形成了他們對不同文化的認同，但是屬于猶太民族文化傳統的特征在他們的創作過程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因為民族特征是一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最為顯著的因素，不管歷史如何發展，猶太文學在美國文學的發展過程中都非常重要。因為猶太作家群在美國當代文學中的地位是無法被其他人取代的。猶太文學的整合精神主要體現在不同的方面，如猶太作家都能夠結合自己的民族特征和文化內涵，通過文學作品把它們表現出來。從美國當代文學的發展來看，美國猶太文學在美國當代文學中具有不可缺少的意義。當代西方社會正處在傳統與現代性的交替轉換之中，猶太作家描寫的這些困惑不僅是猶太移民在美國社會中的困惑，也是美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因此，猶太作家通過猶太民族文化表現出來的文學作品在當代美國文學中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

二、猶太性對美國文學主題的影響

美國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社會文化發生了新的變化，美國猶太文學也出現了新的發展傾向。70年代之后，美國的多元化思想不斷發展，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美國社會的許多群體開始重新尋找屬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猶太民族也是如此。這對于工業化的發展來講，不僅是一種解脫，更是一種慰藉。這個時期的美國猶太文學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已經發展得比較成熟，但是美國主流文化卻在存在主義思想的影響下陷入混亂狀態。因此，猶太文化在猶太移民對其認同和挖掘中不斷在美國當代文學中體現出來，主要的文學主題就是重返猶太家園，重新審視猶太價值觀等方面。猶太民族文化中的猶太性對美國文學主題的影響主要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和70年代之后。但是在此之后，一些猶太作家開始擺脫猶太性，追求回歸猶太傳統的趨勢。與此同時，美國第三批猶太作家開始在美國當代文學中嶄露頭角，他們追求猶太文化的傳統性，文學作品中體現出鮮明的猶太性。比如美國猶太移民的當代作家艾薩克•辛格（IsaacSinge）r，他的文學創作是美國當代文學中非常獨特的現象，在他的文學創作中不僅體現了猶太原始的語言形式，而且小說主題基本上都是表現對猶太傳統的回歸。小說中的主人公幾乎都是在各種利益與誘惑面前無法自拔，金錢、權利、欲望等都是他們罪孽的源頭，都是在最后關頭總能悔悟，回歸到猶太傳統。這些人物形象開始在社會中總是找不到自我，深深陷入各種誘惑之中無法自拔，他們違背了猶太人的原則，背棄了自己的宗教，成為社會的拋棄者。都是在關鍵的時刻達到了內心的醒悟，于是不斷對自己的行為進行懺悔，他們不僅重新恢復了內心的平靜，而且開始了新的人生，這是辛格小說中最主要的主體模式。辛格的《肖莎》充分體現了他作品中的回歸主題模式。肖莎是艾倫的初戀情人，小說在開頭簡單地介紹過她，后面主要講述了艾倫遠離肖莎之后沉溺于放蕩的生活，他和四個女人的關系糾纏不清，為了金錢可以放棄作為猶太人的身份。但是當他看到肖莎時勾起了他所有的回憶，艾倫在肖莎身上看到的不僅是自己失去的美好品質，更是失去了內心的信仰和作為猶太人獨有的特征。所以，他決定回到自己以前純真的生活中去，他為了肖莎放棄了去美國，表現了他對回歸猶太傳統的堅定信心。這種“背棄—懺悔—回歸”的小說模式不僅是辛格小說的主題模式，更是他創作的態度，不管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現代猶太人只有珍惜自己的生活和猶太的宗教傳統，在猶太精神和文化傳統的洗禮中才能得到回歸，才能夠真正體會世界的安寧和人生的意義。

三、新時期猶太作家對美國當代文學的影響

從我在民族高校從教的經歷看，目前民族高校漢語言文學的現當代文學課程的教材和其它非民族高校沒什么區別，用的都是關于主流文學史的教材，比如朱棟霖、朱曉進、龍泉明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2000)》、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等人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洪子誠的《中國的當代文學史》等，而這些文學史著作都沒有涉及少數民族文學，在進行作家介紹的時候，也很少把作家的族群身份和他的寫作之間的關系進行較為深入的論述。而楊匡漢、孟繁華主編的《共和國文學50年》，雖然以“一體多元的少數民族文學”對建國后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總體概況進行了描述，但較之對主流文學寫作的關注，更像是一種點綴。當然，客觀地說，這也和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總體從業人數較少、作品質量參差不齊有直接關系。而民族高校選擇這些現當代文學教材，也有更為切合實際的考慮，比如民族高校的大學生差不多有一半是漢族學生、而少數民族學生在中小學階段大多接受的也是漢語教學(包括一些民族的雙語教學)，而且很多想考取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研究生的同學更多選擇的也是非民族高校，因此，把整個漢語書寫中的優秀作家和作品介紹給他們，也是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最基本的責任。

針對民族高校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的以上情況，我們該如何來處理這些問題呢?如何把少數民族創作提供的“族群經驗”和“中國經驗”融合到文學史的講述中?我們姑且采取傳統的現代、當代文學的區分來分別探討這一問題。眾所周知，現代文學史的重要特征是經典作家、作品的講述，魯、郭、茅、巴、老、曹現代文學六大家始終是我們現代文學講述的重點，其中老舍是滿族作家，而現代文學史上另外還有一些著名的少數民族作家如苗族作家沈從文、蒙古族作家蕭乾、滿族作家端木蕻良等。對于這些在現代文學史上寥若晨星的少數民族作家，主流文學史或把他們放置在啟蒙文學、或是革命文學、或是現代性文學的總體視野下予以觀照，并不強調他們的族群身份，當然，這也符合現代文學史的一個客觀事實，那就是在民國文學的格局中，少數民族文學并未作為一個獨立、具有自足性的概念被提出來。但在民族高校現代文學史講述中一個可行的實踐是，我們可以從族群的歷史文化淵源、族群身份認同等視角進入這些作家的寫作，也許會發現一些不一樣的解讀。比如，近年來，對老舍的滿族身份記憶和沈從文的苗族血統的研究，從另外的視野上拓展了這些著名作家研究的新空間。在課堂教學中，如果能夠在老舍的文化批評、國民性批判、市民書寫等視野之外關注他的族群身份，我們則可以發現老舍作為滿族身份的童年記憶、少年成長和他作為作家對從前現代到現代的轉型期社會文化批判所帶來的獨特性。同樣，強調沈從文的苗族身份，也并不是為了單純求證少數民族書寫一起參與了整個現代文學的民族想象與國家想象，而是從“苗族”這一身份所攜帶的族群記憶透視沈從文田園牧歌背后的“深有隱痛”和他對鄉土的審美書寫背后的文化憂傷。

在當代文學的講述中，這個問題可能會復雜的多。眾所周知，“少數民族文學”這一概念是建國后才出現的，在1950年代初期，報紙、雜志上開始出現“兄弟民族的民間文學”、“少數民族的民間文學”的提法，在1956年的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上，老舍作了《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兄弟民族文學”的概念才正式被提出來。到1958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座談會提出“編寫少數民族文學史或文學概況”的任務，“少數民族文學”作為一個有具體內涵的概念才被逐漸確立下來。因此，“少數民族文學”從一開始就是作為一種國家建構和國家想象的政治意識形態的產物，這也決定了建國后“少數民族文學”被主流文學進行文化整合、作為民族國家宏大敘事一部分的宿命。66相對于現代文學的經典作家、作品講述，當代文學更多是一種文學潮流講述，從“十七年”時期一系列的文藝批判運動、革命歷史敘事、農民寫作等到1980年代之后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文學等，文學思潮的更迭是當代文學的重要特征之一。那么，在當代文學階段，如何可操作性地滲透對少數民族文學的講述呢?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少數民族文學”在“十七年”文學中是作為一種建構性的因素出現的，也就是說，文學上的“少數民族文學概念”的提出在總體上服務于多民族國家的合法化敘述。在建國后“一體化”的文學整合中，整個少數民族文學書寫也被納入了對革命的合法性、政權的合法性講述中。這就不難理解彝族作家李喬的《歡笑的金沙江》、壯族作家陸地的《美麗的南方》、白族作家楊蘇的《沒有織完的筒裙》、蒙古族作家烏蘭巴干的《草原烽火》、瑪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李凖的《不能走那條路》等小說并沒有多少屬于民族記憶與民族經驗的“越軌的筆致”，他們對火熱的戰斗生活的書寫、對民族解放的艱難歷程的講述、對社會主義階段民族建設的歌頌，都未曾超越主流的文學敘述。在這一歷史時段，少數民族的文學不僅參與了當代文學的建構，而且，在這一宏大敘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爱愖屣L情”在當時是一個被貶斥的概念，即使以上的小說中有有關民族風情、民族日常生活的講述，但是，這一切必須服從于整體的文學象征化敘述。因此，在“十七年”文學中，少數民族的文學敘述更像是對“一體化”的當代文學的“補充說明”。在這個意義上，對少數民族文學的講述，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詮釋、證明了當代文學“一體化”對主流的漢語書寫以及少數民族書寫的整合和規訓。而主流文學敘事與少數民族文學并不是割裂的兩個部分，而是互相滲透、互為他者，共同完成了建國后“多民族文學”的愿景。在八十年代的文學實踐中，在“回到文學自身”、對“文學性”追求的潮流中，少數民族文學也漸次獲得了自己的主體性，并有意識地構建族群書寫的多樣性和復雜性。

新時期文學之初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從嚴格的意義上說是“十七年”文學的一種慣性延續，雖然“”的結束開啟了政治上的“新時期”，但文學和政治的關系依然亦步亦趨，“傷痕”、“反思”其實是借文學想象共同參與了對十年“”、“極左”思潮的控訴以及對新的歷史時期的合法性講述，這也是被之后的文學史稱之為文學和政治不多見的“蜜月時期”。大約從“尋根文學”、“先鋒文學”始，文學書寫開始呈現出告別相對單一的政治化書寫的努力，從“政治反思”到“文化反思”、從“政治啟蒙”到“文化啟蒙”，“文化”進入了文學書寫的視野，少數族群的文學自覺也拉開了歷史帷幕。韓少功、李杭育、阿城等走入少數民族聚集的崇山峻嶺、密林幽谷中，尋求中國傳統文化再生的資源，韓少功激贊在“湘西那苗、侗、瑤、土家所分布的崇山峻嶺里找到了還活著的楚文化。那里的人慣于‘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披蘭戴芷，佩飾紛繁，縈茅以占，結苣以信，能歌善舞，呼鬼呼神。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體會到楚辭中那種神秘、奇麗、狂放、孤憤的境界。他們崇拜鳥，歌頌鳥，模仿鳥，作為‘鳥的傳人’，其文化與黃河流域‘龍的傳人’有明顯的差別。”李杭育在《理一理我們的“根”》中，則認為漢族“規范文化”之外的各少數民族文化才是未來文化和文學發展的方向，它們“純凈而又絢爛，直接地、渾然地反映出他們的生存方式和精神信仰，是一種真實的文化，質樸的文化，生氣勃勃的文化?！币彩菑摹拔幕瘜じ遍_始，扎西達娃的西藏書寫、張承志的蒙古草原、烏熱爾圖的鄂溫克族群文化等開始進入主流文學的視野，在地域文化的意義上共同繪制了1980年代的文學地圖。少數民族文學不再是作為“點綴”、而是作為不可缺少的、有機的、重要的一翼參與了1980年代的文學建構。因此，在課堂教學中，就不能把這一時期的少數民族寫作作為主流文學思潮更迭的一種“補充說明”，而是應該深入、細致的分析這一時期的少數族群寫作和主流文學之間縱橫交錯、互為借鑒的復雜關系。

當然，在現當代文學教學中，還應該關注的一個問題是，面對同一族群、同一地域，漢族作家和少數民族作家可能有不同的敘事姿態與精神訴求，從他們文學寫作的耦合與分歧，可以考察少數民族的自我書寫與“他者”書寫之間構成的復雜的對話關系。比如，在“先鋒文學”思潮中，同為對西藏的文學想象，馬原和扎西達娃就呈現出不同的寫作面貌，當馬原以“我是那個叫馬原的漢人”的視角講述西藏時，“西藏”不過是他形式實驗的一個背景與資源，“拉薩河”和“麻風村”(《拉薩河女神》、《岡底斯的誘惑》、《虛構》等)的秘密，更多契合了他敘事的不可知，為那個被稱之為“馬原的敘事圈套”服務。而扎西達娃雖然也書寫西藏的“隱秘”(《西藏，隱秘歲月》、《西藏，系在皮繩扣上的魂》等)，但在他的寫作中，始終有意識地在逃離那種把西藏想象為“神秘”的陷阱，他其實是把“神秘”視為西藏宗教文化與本土生存的一種“真實”經驗。因此，當我們把這樣的兩個寫作者放置在一起講述時，應該有意識的引導學生思考:作為“本土”書寫者和作為“他者”書寫者，在呈現某種族群經驗的同時也必然會有所遮蔽，也就是學會讀懂那些已然說出的故事背后未曾說出的故事。對民族高校的現當代文學課程設置來說，一般是在一個年度、也就是兩個學期講述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因此，很難面面俱到，一個比較普遍的方式是在現代文學階段注重經典作家、作品的講述，而在當代文學階段主要是文學思潮的講現當代文學這門學科的特點之一，是與當代生活、當代生命經驗的切近，所以，在授課中，一方面會站在“講述歷史的年代”對很多文學現象進行重新解釋，另一方面，對于當代文學來說，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應該讓學生明白，在我們當前生活的世界，有哪些重要的作家、作品，也就是常說的當下意識。對于民族高校的學生來說，如果能夠把更多的當代文壇上正在寫作的民族作家、作品介紹給他們，無疑可以增強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同時也讓他們了解自己族群的文學書寫在當下文壇的位置和可能存在的問題。比如，講到新世紀文學的創作現狀時，我們會介紹獲得茅盾文學獎的藏族作家阿來，他不僅是藏民族的驕傲，同時也給當代漢語書寫帶來了新的寫作資源與中國經驗，從《塵埃落定》到《空山》，阿來講述部族傳奇與英雄故事，也試圖為一個藏族村落在半個多世紀的風雨變幻立傳。而不管是《塵埃落定》還是《空山》，他的寫作又和主流的漢語書寫構成了頗有意味的對話，從《塵埃落定》的“精神還鄉”到《空山》中還鄉“鄉”已不再、“空山”已“空”，阿來對自己族群的歷史書寫和1990年代的“新歷史寫作”、新世紀的“后鄉土”書寫有呼應也有反抗。通過把少數族群的文學書寫放置在當下的語境中，會使學生對少數民族文學在情感上的親近之外，也有一個理性的分析與判斷，既看到少數民族文學已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時也看到他們可能存在的問題。

實際上，在民族高校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中，對那些已達到很高的藝術水準的少數民族作家的介紹，不僅是在給學生呈現現代以來的文學書寫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能夠增進民族團結與民族和諧。比如，從1980年代文學開啟的“日常生活敘事”講起，講到新世紀以來文學的民間敘事倫理，以回族作家石舒清為例，在《清水里的刀子》、《果院》、《黃昏》、《清潔的日子》、《苦土》等小說中，石舒清講述回民族的宗教文化和日常生活，正是在對回民族日常生活的堅韌、自尊、溫情的書寫中，人們對伊斯蘭的想當然的民族想象自然解體。在今天全球化的歷史和文學語境中，中國現當代文學對少數民族文學的這種關注與講述，不僅是一種知識的傳遞，同時也是對不同族群文學、文化的尊重。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在主流文學史的思潮更迭、文學現象的講述中如果能夠兼顧少數族群的文學書寫，就不僅具有文學史、文化史的意義，而且對當下中國不同族群之間的相互理解、對多民族的和諧共處，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價值。以上選取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具有癥候性的少數民族文學書寫，是為了說明，在整個20世紀文學史中，少數民族作家以他們豐厚的創作實績豐富和拓展了主流文學書寫并提供了不同的民族經驗與中國經驗。少數民族文學與主流的漢語書寫是互相交融在一起的，這就需要我們在民族高校的現當代文學教學中，不僅要有意識地關注少數民族文學的歷史和現狀，更應使學生認識到:少數民族文學和主流文學并不是分裂的、不是單純的主流與邊緣的問題，而是互有借鑒、互相滲透，既要看到少數民族文學想象提供的新的“中國經驗”，也應看到他們在當下寫作中面臨的困境，為少數民族文學的繁榮與發展、為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播做一些切實可行的努力。

漢語言文學畢業論文漢語言文學畢業論文

一、畢業論義寫作基本程序：集體指導、個別指導（三次以上）、定稿初審、省校復審、模擬答辯、案答辯終審。

二、字數、時間要求：6000字以上；半年左右。

三、文本格式要求：另見結構要求及文本樣式。

四、關于選題和寫作

（一）選題范圍：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外國文學、古代漢語、現代漢語、文學理論、比較文學、美學、寫作等。

一、民族院校大學語文課程的現實困境

（一）任課教師的專業方向不確定

現在雖然很多高校都設有專門的大學語文教研室，也有專門負責講授大學語文課的教師，但大學語文作為一門公共基礎課，授課教師中絕大多數都是中文專業出身，其中有文藝學、古代漢語、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等方向，而大學語文卻不是中文專業中一個具體的研究方向。這些老師，在平時的教學工作中，重心都在大學語文課程上；但在科研工作中，具體往哪個方向發展，是比較模糊和不清晰的，很多老師都依據以前碩士或是博士的專業方向來開展科研工作，進行課題的申報、論文的寫作等等，這就造成了教學方向和科研方向相互脫節，也造成了教師工作精力的分散。不利于教師自身的成長；特別是在評定職稱的時候，這種矛盾就更加凸顯出來?，F在有些國內的重點高校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比如吉林大學碩士研究生招生的小方向中，有一個就是大學語文。這可能也給專職大學語文教師發出了一個良好的信號。在民族院校中，大學語文教師專業方向不清晰的這個問題是更加突出的，這不僅僅影響教師自身今后的發展，也不利于大學語文課程整體的進一步優化。

（二）編寫的教材不適合少數民族學生

作為教學內容載體的教材的選擇，是教學過程中不可忽視的問題。民族院校學生語言和思維的特殊性，要求在開設課程時要充分考慮到這一點。全國普通高等學校使用的大學語文教材，版本很多，筆者手頭就有十幾個版本，雖然各俱特色、有所側重，但其編寫的背景都是以母語為漢語的學生為前提的，學生需要具備一定的漢語水平和漢語思維模式，并且，選取的篇目中極少有涉及少數民族文學或是少數民族作家的優秀作品，這種情況使得少數民族學生在語言和文化背景上，缺乏認同感，甚至是強烈的陌生感。這就要求我們要對當前現有的大學語文教材進行有目的地選擇，選擇適合本民族院校學生情況的教材，或者組織本校教師自編適合本校實際情況的教材。這樣就可以考慮到學生受眾體的特殊性和差異性。例如，在自編教材時，可以選擇經典的少數民族文學篇目，拉近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化親切感，同時也能讓漢族學生對經典的少數民族文學文化有所了解。

（三）大學語文課定位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