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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農村經濟研究方法實證研究

[論文摘要]實證研究方法是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主流方法，這既源于西方經濟學實證研究傳統的復歸，也源于我國農村經濟改革發展的艱巨性和復雜性。理論工作者應很好地堅持這一方法，但也應在此基礎上強化規范研究。

研究方法論規定著研究的出發點、路徑及結論，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論進行考察，對于廓清當前農村經濟研究指導思想、技術路線、成效并思考今后農村經濟研究的方法論方向等，具有重要意義。

一、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考察

綜觀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不難發現實證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謂實證研究是指從大量的經驗事實中通過科學歸納，總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或規律，然后通過科學的邏輯演繹方法推導出某些結論或規律，再將這些結論或規律拿回到現實中進行檢驗的方法論思想。體現這種方法論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經濟問題“是什么”，側重于廓清經濟活動的過程和后果以及經濟運行的發展方向和趨勢，而不使用任何價值標準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實證研究是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中，理論工作者主要運用實證方法進行研究，研究領域主要涉及現狀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關系或原因分析、制度變遷分析、行為分析、績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是我國農村經濟理論工作者的一貫傳統，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調查分析、調研報告占有相當比重。同時，近些年來，在原來模式分析的基礎上，借用其它學科較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農村經濟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雖然這方面的研究還不是很多，但卻昭示了實證研究傾向進一步強化的趨勢。

一、明后兩年糧食調控政策應該把握好兩點：既要重視切實保護和穩定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確保糧食供求基本平衡，也要重視防止糧價出現較大幅度的回落，使糧價能夠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

2004年糧食總產量預計會達到9100億斤以上，其中夏糧增產93億斤，增長4.8;早稻增產52億斤,增長8.8;秋糧增產幅度也較大。糧食增產幅度這么大，與氣候因素有直接關系，更得益于國家對糧食生產的扶持政策。2004年旱澇災害呈“點狀、散發”，未形成大的區域性災害，總的受災程度也較輕。1990年以來平均每年旱災面積為4.12億畝,2003年為3.73億畝,2004年為2.18億畝;1990年以來平均每年澇災面積為2.25億畝,2003年為3.05億畝,2004年為1.16億畝。2004年中央1號文件和國務院9號文件出臺的對糧食生產的支持政策力度之大是多年來不曾有過的。2004年糧食工作中的一條重要經驗是，面對糧食價格的全面上漲，決策部門沒有人為打壓糧價，而是順應了市場供求規律的要求，理性地對待糧價上漲，主要依靠用經濟手段調控糧食供求。這是2004年糧食工作中值得肯定的﹁條重要經驗。

目前國內糧食總需求大約在9700多億斤，每年約增長0.8，這是各個方面比較接近的看法。只要今后2~3年糧食產量能達到9500億斤，加上大豆進口和適當進口一部分小麥，完全可以確保糧食供求基本平衡。應當清醒地看到，雖然2004年糧食大幅度增產，但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并沒有提高，特別是科技對糧食生產的支撐能力并沒有增強，糧食生產比較效益低的狀況也沒有改變，糧食生產穩定增長的基礎還不牢固。實現糧食總產量恢復到9500億斤的目標，取決于氣候條件是否有利，也取決于對糧食生產的支持政策能不能保持穩定、并不斷完善和強化。實現這樣的目標雖然有難度，但只要調控政策得當，是完全有可能的。

這次糧食價格上漲以后，能在目前的高價位上維持多久？會不會只維持2~3年的時間？這是當前農民和糧食主產區最為擔憂的一個問題。從過去10年的情況看，1993年底至1996年糧價經歷了3年的上漲，1997年至2003年又經歷了近7年的下跌和持續低迷。目前，主產區糧食價格有較明顯的回落。受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糧食價格出現一定幅度的波動是難免的，但一定要防止這次糧食價格上漲2~3年后，又出現較大幅度的下跌。今后2~3年內糧價下跌的可能性要遠大于糧價上漲的可能性。如果出現糧價大幅度的回落，整個農業和農村工作會陷入十分被動的局面。

對2005年的糧食政策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確保糧食播種面積。這是穩定和增加糧食產量的基本保證。2003年糧食播種面積為14.91億畝。2004年農業部的估計是15.3億畝，增長4000萬畝。今后2~3年要爭取恢復到15.5億畝?；謴偷?998年17億畝的最高糧食播種面積已不可能。

摘要：縱觀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已走過30年，每一次重大變革都與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密切相關，其實質是市場化和城鄉一體化程度逐漸加深的過程。當今中國正處于工業化的關鍵時期，城鄉差距過大和農民增收困難等問題已影響到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統籌城鄉發展將是未來一個時期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基本背景。

關鍵詞：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回顧；評價；展望

一、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三十年回顧

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三十年的歷程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78年到1984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由“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等形式發展而來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逐步在全國推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實行，使中國農村逐漸形成“鄉政村治”的二元基層治理體制新模式，也標志著農村微觀經濟組織基礎從此發生了本質改變。1982年到1984年的三個中央“一號文件”，從理論上肯定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是馬克思農業合作化理論在實踐中的新發展。

第二階段從1985年到1991年。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從理論上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的重大轉折，農村經濟改革也邁向市場的探索階段。改革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建立農產品市場體系是這個階段農村經濟改革的中心任務。1985年，中國開始實行農產品收購的“雙軌制”，以合同訂購和市場收購的形式取代了農產品的統購統派。蛋類、水產品、蔬菜和肉類等農產品的生產和流通在1992年前就被全面放開。其中，水產品是我國最早完全放開管制的農產品；國家對糧食和棉花則實行了較長時間的“雙軌制”，直到2004年糧食才放開生產經營，是我國最晚放開管制的農產品。鄉鎮企業在這個時期異軍突起，不但為調整農村經濟結構奠定了基礎，而且還為解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創出一條新路子。1992年，我國有鄉鎮企業2321萬家，近90％分布在行政村和自然村，共有職工約1.13億人，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加額中來自非農產業(主要是鄉鎮企業)的收入所占比重逐年增加，1992年高達50.66％。鄉鎮企業還把工業文明帶進了農村，客觀上要求勞動者提高科學文化、技術技能和管理水平，造就了一大批農民企業家和新型農民，加速了農民現代觀念和市場觀念的形成。

[摘要]自20世紀60～70年代以來，國內外學者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作用進行了大量理論探索和實證研究。目前，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成為這一研究領域的新亮點。但是，學者們忽視了農村金融結構對農村經濟增長的作用，而把它隱含于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中。隨著研究的繼續深入和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推進，農村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問題就變得越發重要。

[關鍵詞]農村；金融結構；經濟增長

一、引言

20世紀60～70年代，以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羅綱德·麥金農和愛德華·肖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作了開創性的研究，肯定了金融發展對于一國經濟增長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此后，該領域一直成為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不僅試圖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重新演繹，而且從兩個方面對該領域進行了拓展。一方面，學者們開始注重金融體系內部結構的演變及其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和作用，即關于金融結構和經濟增長問題；另一方面，學者們也注意到在發展中國家由于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帶來了農村金融市場的“二元”分割，于是便致力于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而這兩個方面與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研究的關系可以概括為“縱向深化”和“橫向衍生”。本文認為，如果將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問題繼續拓展，即將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進行“縱向深化”，將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進行“橫向衍生”，其交點便是農村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

然而，目前的研究還主要集中在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以及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這兩個相關領域。因而，本文將這兩個方面的已有文獻進行述評，并針對這些研究存在的缺陷以及結合國家目前的經濟政策，提出農村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問題將是下一個研究的重點。

二、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

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必須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在農村經濟發展中，合作組織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促進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當前必須抓緊抓好的一項工作。

當前，我國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的發展存在著以下問題：其一，當前我國農村經濟組織發展狀態不好。其二，發展不平衡。其三，組織創建的依賴性強。其四，利益連接存在松散性。其五，資金來源存在約束性。其六，法律制度存在滯后性。

在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的發展中，應采取以下對策：

一、堅持走多元化發展、分類指導的道路。

隨著農業專業化、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各具特色的地區專業化日趨明顯，而不同的產業對組織的要求各不相同。在發展農村合作組織時，應堅持多樣性原則，防止片面性，充分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讓農民自由地發展，不要盲目地推行什么模式，堅持先發展后規范、邊發展邊規范的方針。在組織形式上可以組建專業合作社、專業技術協會等。同時，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興辦各種農村合作組織。把分散的各種農村合作組織，以社區或區域為單位組成聯合社，逐步形成自下而上的組織體系，這樣既便于更好地管理、協調、指導各種農民組織的工作，又可以壯大實力，提高抗御風險的能力。

二、深化體制改革，加強金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