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義理論范文精選

【摘要】

在我國，近年來的教育改革不斷推進，尤其是對當代大學生的思想教育越來越受到教育界的重視。大學生作為受到高等教育的社會人才，所接受的教育不僅僅是局限于專業的知識領域，更應該在思想政治方面加強對其的引導。人才的培養作為大學教育中最為核心的內容，必須堅持將馬克思主義信仰教育作為主要內容。

【關鍵詞】

高校教育；馬克思主義；教育研究

一、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重要性

（一）具有價值定位功能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德里達發表了一系列探討政治、宗教和倫理問題的著作，其中《馬克思的幽靈》（1993）、《友愛政治學》（1994）、《賜人以死》（1995）和《宗教行動》（2001）尤其令人矚目。這位一度淡出人們視野的哲學家，重新成為歐美學術界的焦點人物，他所代表的解構主義理論似乎也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不少學者將這一變化稱為德里達的“政治學轉向”。接踵而來的問題是，為什么會發生這種轉向？德里達的“轉向”在多大程度上背叛或者延續了自己早年的思想？早期德里達和晚期德里達之間是什么關系？解構主義是否有某種一以貫之的原則？在簡要分析第一個問題之后，我們將著重討論后面幾個問題。

長期以來，解構主義一直面臨著雙重誤解，處境尷尬。在激進的后現代主義者看來，德里達過于保守。在六十年代的“五月風暴”前后，在許多左傾知識分子或者走上街頭，以行動與體制抗爭，或者在著作中將批判的火力對準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之時，德里達給人的形象卻是一位安坐書齋、專心拆解文本的學究，因而受到同輩的指責。后來，由于美國耶魯學派影響巨大，解構主義更日漸成為一種與政治和社會現實無關的、游戲式的文本批評的代名詞。另一方面，后現代主義的批評者將德里達視為一位與西方傳統人文主義理想為敵的危險分子，認為他缺乏正面的社會關懷，只會通過文字游戲破壞歐美精神大廈的根基。因此從誕生之日起，解構主義就承受著來自不同方向的敵意，圍繞保羅•迪•曼的爭辯1和1992年的劍橋風波2都是這種敵意的集中體現。德里達曾在各種場合為自己辯護，努力澄清人們的誤解，但他避免正面立論的策略卻讓自己陷入了困境。因此，在不放棄解構主義基本立場的前提下，直接介入思想界普遍關心的現實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

促使德里達拓寬研究領域的另外一個目的，或許是為了保持解構主義理論的生命力。美國耶魯學派的文學批評實踐在傳播解構主義的同時，也遮蔽了解構主義的真實面目。從哲學生涯的最開始，德里達就抱有宏大的關懷，文字和文本僅僅是解構主義分析的切入點，而非其主要旨趣所在。當后殖民主義批評、女權主義批評紛紛從解構主義中汲取營養、自立門戶的時候，解構主義本身卻被當作過時的文本理論被人淡忘了。自新歷史主義流派興起以來，對孤立文本、孤立學科的研究日漸失去了影響力，將文本視為文本之外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的作用場，已經成為人文學術的趨勢。德里達將解構批評的觸角伸至政治、宗教、倫理等領域，正好順應了這一潮流，解構主義的建構意義和人文關懷，也得以具體地呈現。所以，德里達的政治學轉向對于解構主義而言，是一件幸事，透過他對各種具體問題的闡釋，我們對于他早期的思想，也能獲得更明晰的理解。一、德里達早期著作的政治學內涵

六十年代晚期，德里達以《書寫與差異》、《聲音與現象》與《論文字學》三部著作奠定了自己的學術地位。雖然他批判的主要對象是語音中心主義和結構主義，但他真正關注的還是困擾歐洲近一個世紀的問題：如何面對形而上學的遺產。在這一點上，他與尼采和海德格爾是一脈相承的，然而德里達的猶太裔背景和邊緣身份3對其政治立場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猶太文化的因子賦予了他強烈的先知情結。J•D•卡普托在《德里達的祈禱與淚水：無宗教的宗教》一書中，細致地描繪了猶太教對德里達的深刻影響。德里達自己也說，雖然自己是個無神論者，但上帝在自己的生活中依然以其他名字存在。他的著作中常常有一種預言式的先知口吻，1966年那篇著名的研討會發言《人文學科話語中的結構、符號與游戲》4已經讓人感受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并非為解構而解構，某種朝向未來的烏托邦情結始終縈繞在他的著作周圍。雙重的邊緣身份則讓他對任何形式的中心主義抱有天然的反感，他相信，政治上的強權、對異己因素的壓制和迫害都可以追溯到哲學的觀念上。因此，即使在他分析表面上與政治不相干的問題時，他的文本也充滿了政治的潛臺詞。從某種意義上說，解構主義的所有立場都是政治立場。

批駁絕對中心觀念是解構主義最重要的一個立場。德里達反對傳統形而上學所設定的超驗的、永恒的、實體化的中心，認為中心只是一種功能，中心的替換永遠不會停止。他意識到，絕對中心觀念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為它符合人類一種與生俱來的欲望，一種將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欲望，一種對一切可能威脅到這種控制的因素的畏懼。因此中心的觀念與權力的欲望是密不可分的，暫時居于中心的力量往往會借用真理的名義，竭力使自己的優越位置永久化。回顧歷史，君權至上、教會統治、宗教迫害、種族歧視、極端民族主義等種種給人類帶來深重災難的觀念無一不是源于絕對中心的神學式崇拜。由于對中心的迷信沒有改變，由于一直缺乏對中心觀念的深刻反思，人類往往是在打破一個中心之后又馬上確立新的中心，中心雖在不斷替換，危機的根源卻沒有消除。早期德里達之所以將語音中心主義作為批判的重點，是因為他相信，語音中心主義、邏格斯中心主義與歐洲中心主義之間存在著隱秘的同構關系，西方哲學一直將自己塑造成“理性和光明的獨白”，是一種排他性的“暴力的哲學”5。用廣義書寫的概念揭示語音中心論的虛妄，正是為了從根本上消解西方人的文化優越意識，促進世界文明多元化秩序的生長。

否定二元對立、主張二元互補是德里達的另外一條基本原則。二元對立思維是絕對中心觀念的必然伴生物。形而上學傳統將世界劃分為一系列的二元對立項，其中一項因為代表了“真理”，而居于中心和主導地位，另外一項則被視為不相容的對立面，被貶斥、被放逐，比如真理/謬誤，靈魂/肉體，自然/文化，文明/野蠻，語音/書寫，等等。當這種思維與種族意識、社會進化論結合起來時，危害尤其明顯。按照文明/野蠻、先進/落后的二元對立觀念對世界各個民族和各種文化進行粗暴定位，使得“文明”、“先進”的群體在對待他們所認為的“野蠻”、“落后”的群體時能夠心安理得地使用暴力。德里達以補替（supplement）概念為武器，巧妙地顛覆了西方哲學史上具有核心意義的一系列二元對立。然而，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回過頭來以原來處于弱勢的一方取代并壓倒強勢的一方，而是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充滿對抗和壓迫的結構。從弱勢一方著手，只是一種歷史策略。在反殖民主義、反種族主義和女權主義的浪潮洶涌全球的六十年代，德里達的二元關系理論從哲學的角度為政治實踐提供了依據。尊重差異、推崇多元化也是解構主義的重要宗旨。德里達杜撰的術語迪菲昂斯（differance）既指代差異（difference）的總體運動，也指代以差異的方式創造和推動宇宙的那種力量。在德里達看來，所有的差異中最核心的差異就是事物與內在的異質成分之間的差異，一切事物（包括迪菲昂斯這個非物之“物”）的變化之所以可能，就在于這種內在的差異。差異是事物活力和多樣性的來源，是變化和變革的動力。不能容納異質成分是走向僵死的開始。正因為如此，差異的觀念與政治實踐關系密切。無論是國家內部對多元性的包容，還是全球范圍內對多元化的保護，都是確保人類社會健康發展的關鍵因素。在早期的著作中，德里達沒有展開這方面的論述，但他近十年來反對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的呼吁，完全可以追溯到解構主義的這條核心原則。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德里達發表了一系列探討政治、宗教和倫理問題的著作，其中《馬克思的幽靈》（1993）、《友愛政治學》（1994）、《賜人以死》（1995）和《宗教行動》（2001）尤其令人矚目。這位一度淡出人們視野的哲學家，重新成為歐美學術界的焦點人物，他所代表的解構主義理論似乎也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不少學者將這一變化稱為德里達的“政治學轉向”。接踵而來的問題是，為什么會發生這種轉向？德里達的“轉向”在多大程度上背叛或者延續了自己早年的思想？早期德里達和晚期德里達之間是什么關系？解構主義是否有某種一以貫之的原則？在簡要分析第一個問題之后，我們將著重討論后面幾個問題。

長期以來，解構主義一直面臨著雙重誤解，處境尷尬。在激進的后現代主義者看來，德里達過于保守。在六十年代的“五月風暴”前后，在許多左傾知識分子或者走上街頭，以行動與體制抗爭，或者在著作中將批判的火力對準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之時，德里達給人的形象卻是一位安坐書齋、專心拆解文本的學究，因而受到同輩的指責。后來，由于美國耶魯學派影響巨大，解構主義更日漸成為一種與政治和社會現實無關的、游戲式的文本批評的代名詞。另一方面，后現代主義的批評者將德里達視為一位與西方傳統人文主義理想為敵的危險分子，認為他缺乏正面的社會關懷，只會通過文字游戲破壞歐美精神大廈的根基。因此從誕生之日起，解構主義就承受著來自不同方向的敵意，圍繞保羅•迪•曼的爭辯1和1992年的劍橋風波2都是這種敵意的集中體現。德里達曾在各種場合為自己辯護，努力澄清人們的誤解，但他避免正面立論的策略卻讓自己陷入了困境。因此，在不放棄解構主義基本立場的前提下，直接介入思想界普遍關心的現實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

促使德里達拓寬研究領域的另外一個目的，或許是為了保持解構主義理論的生命力。美國耶魯學派的文學批評實踐在傳播解構主義的同時，也遮蔽了解構主義的真實面目。從哲學生涯的最開始，德里達就抱有宏大的關懷，文字和文本僅僅是解構主義分析的切入點，而非其主要旨趣所在。當后殖民主義批評、女權主義批評紛紛從解構主義中汲取營養、自立門戶的時候，解構主義本身卻被當作過時的文本理論被人淡忘了。自新歷史主義流派興起以來，對孤立文本、孤立學科的研究日漸失去了影響力，將文本視為文本之外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的作用場，已經成為人文學術的趨勢。德里達將解構批評的觸角伸至政治、宗教、倫理等領域，正好順應了這一潮流，解構主義的建構意義和人文關懷，也得以具體地呈現。所以，德里達的政治學轉向對于解構主義而言，是一件幸事，透過他對各種具體問題的闡釋，我們對于他早期的思想，也能獲得更明晰的理解。一、德里達早期著作的政治學內涵

六十年代晚期，德里達以《書寫與差異》、《聲音與現象》與《論文字學》三部著作奠定了自己的學術地位。雖然他批判的主要對象是語音中心主義和結構主義，但他真正關注的還是困擾歐洲近一個世紀的問題：如何面對形而上學的遺產。在這一點上，他與尼采和海德格爾是一脈相承的，然而德里達的猶太裔背景和邊緣身份3對其政治立場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猶太文化的因子賦予了他強烈的先知情結。J•D•卡普托在《德里達的祈禱與淚水：無宗教的宗教》一書中，細致地描繪了猶太教對德里達的深刻影響。德里達自己也說，雖然自己是個無神論者，但上帝在自己的生活中依然以其他名字存在。他的著作中常常有一種預言式的先知口吻，1966年那篇著名的研討會發言《人文學科話語中的結構、符號與游戲》4已經讓人感受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并非為解構而解構，某種朝向未來的烏托邦情結始終縈繞在他的著作周圍。雙重的邊緣身份則讓他對任何形式的中心主義抱有天然的反感，他相信，政治上的強權、對異己因素的壓制和迫害都可以追溯到哲學的觀念上。因此，即使在他分析表面上與政治不相干的問題時，他的文本也充滿了政治的潛臺詞。從某種意義上說，解構主義的所有立場都是政治立場。

批駁絕對中心觀念是解構主義最重要的一個立場。德里達反對傳統形而上學所設定的超驗的、永恒的、實體化的中心，認為中心只是一種功能，中心的替換永遠不會停止。他意識到，絕對中心觀念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為它符合人類一種與生俱來的欲望，一種將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欲望，一種對一切可能威脅到這種控制的因素的畏懼。因此中心的觀念與權力的欲望是密不可分的，暫時居于中心的力量往往會借用真理的名義，竭力使自己的優越位置永久化。回顧歷史，君權至上、教會統治、宗教迫害、種族歧視、極端民族主義等種種給人類帶來深重災難的觀念無一不是源于絕對中心的神學式崇拜。由于對中心的迷信沒有改變，由于一直缺乏對中心觀念的深刻反思，人類往往是在打破一個中心之后又馬上確立新的中心，中心雖在不斷替換，危機的根源卻沒有消除。早期德里達之所以將語音中心主義作為批判的重點，是因為他相信，語音中心主義、邏格斯中心主義與歐洲中心主義之間存在著隱秘的同構關系，西方哲學一直將自己塑造成“理性和光明的獨白”，是一種排他性的“暴力的哲學”5。用廣義書寫的概念揭示語音中心論的虛妄，正是為了從根本上消解西方人的文化優越意識，促進世界文明多元化秩序的生長。

否定二元對立、主張二元互補是德里達的另外一條基本原則。二元對立思維是絕對中心觀念的必然伴生物。形而上學傳統將世界劃分為一系列的二元對立項，其中一項因為代表了“真理”，而居于中心和主導地位，另外一項則被視為不相容的對立面，被貶斥、被放逐，比如真理/謬誤，靈魂/肉體，自然/文化，文明/野蠻，語音/書寫，等等。當這種思維與種族意識、社會進化論結合起來時，危害尤其明顯。按照文明/野蠻、先進/落后的二元對立觀念對世界各個民族和各種文化進行粗暴定位，使得“文明”、“先進”的群體在對待他們所認為的“野蠻”、“落后”的群體時能夠心安理得地使用暴力。德里達以補替（supplement）概念為武器，巧妙地顛覆了西方哲學史上具有核心意義的一系列二元對立。然而，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回過頭來以原來處于弱勢的一方取代并壓倒強勢的一方，而是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充滿對抗和壓迫的結構。從弱勢一方著手，只是一種歷史策略。在反殖民主義、反種族主義和女權主義的浪潮洶涌全球的六十年代，德里達的二元關系理論從哲學的角度為政治實踐提供了依據。尊重差異、推崇多元化也是解構主義的重要宗旨。德里達杜撰的術語迪菲昂斯（differance）既指代差異（difference）的總體運動，也指代以差異的方式創造和推動宇宙的那種力量。在德里達看來，所有的差異中最核心的差異就是事物與內在的異質成分之間的差異，一切事物（包括迪菲昂斯這個非物之“物”）的變化之所以可能，就在于這種內在的差異。差異是事物活力和多樣性的來源，是變化和變革的動力。不能容納異質成分是走向僵死的開始。正因為如此，差異的觀念與政治實踐關系密切。無論是國家內部對多元性的包容，還是全球范圍內對多元化的保護，都是確保人類社會健康發展的關鍵因素。在早期的著作中，德里達沒有展開這方面的論述，但他近十年來反對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的呼吁，完全可以追溯到解構主義的這條核心原則。

摘要不同的理論觀點，既影響著教育管理理論的研究，也會在管理實踐中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風格，也直接影響教育管理改革的發展方向。在當今世界，科學主義、人文主義和東方倫理主義形成了影響世界教育管理理論與實踐的三種理論思潮。三種理論在相互攻訐、相互作用、相互對話的過程中，給教育管理帶來了勃勃生機。三種理論思潮在理論和實踐中的融合，已成為當代中國教育管理改革的一種理論導向。

關鍵詞教育管理科學主義人文主義倫理主義理論導向

從中小學教育管理發展的歷史來看，無論古今中外，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教育管理的理論與實踐時，總會采取不同的理論觀點和獨特的研究方法，在批判、繼承、交流、整合的基礎上，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教育管理理論和流派。不同的教育管理工作者因其價值觀念、道德標準、思維方式不同，會認同不同的管理理論，也就會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風格。我們為論述方便，可以大體將他們歸并為：以科學主義為導向的以效率為核心的“科學管理理論”；以人本主義為導向的“行為科學”理論；以倫理主義為導向的“人倫管理理論”①。在當今世界，這三種理論導向構成了教育管理的基本圖式。在當代中國中小學，對各種理論的探索和實踐，也深刻地影響著中小學教育的發展軌跡，但無論是世界還是中國，這三種理論導向發展的趨勢，都正在逐步由對立走向整合，對這種趨勢的深入研究，對深化我國中小學管理改革，意義極大。

一、以科學主義為導向的科學管理

在科學主義者眼中，科學是對客觀真理的認識，客觀真理被認為是可以解決人類一切問題的出發點，而對“科學方法”的普遍性信念，則被認為是人們在認識客觀真理之后解決人類一切問題的法寶。現代科學管理是在社會大生產條件之下，對科學主義理論的一種實踐。在教育管理中的科學管理作法，許多是從企業管理中移植過來的。對形成20世紀以來以科學主義為導向的管理思想影響重大的最早一種學說是英國工程師F·泰勒提出的“科學管理”理論，泰勒認為：科學管理的原則有四條，一是對工人操作的每個動作進行科學研究，用以替代老的單憑經驗的辦法；二是科學地選擇工人和管理人員；三是培訓工人，使其掌握自己工種的學問；四是資方與工人之間親密協作，職責均分，資方要干自己應該干的事情，不要把它們都推給工人②。這種理論提供了解決企業管理中怎樣提高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和管理人員的工作效率這兩個環節的方法，因而成了現代管理科學的基礎，它也被稱為“科學管理主義”。其思想不僅在企業界得到廣泛運用，而且也運用到教育和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在美國，由于公共學校教育在19世紀末得到迅速發展，教育管理面臨許多新的棘手問題，同時政府和社會對教育的巨額投資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他們向學校要效率，學校管理人員只好求助于泰勒的方法，成為在教育管理上與當時西方掀起的“教育科學化”運動遙相呼應的一種思潮。在我國，70年代末80年代初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改革開放的熱潮帶來了整個社會的巨大變化，社會、政府、家庭給教育提供了越來越好的條件，同時對教育也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也引發了教育管理人員學習西方科學管理理論的熱情，可以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教育管理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科學管理”思想影響下進行的。

科學管理思潮對教育管理的影響主要有以下特點：

摘要不同的理論觀點，既影響著教育管理理論的研究，也會在管理實踐中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風格，也直接影響教育管理改革的發展方向。在當今世界，科學主義、人文主義和東方倫理主義形成了影響世界教育管理理論與實踐的三種理論思潮。三種理論在相互攻訐、相互作用、相互對話的過程中，給教育管理帶來了勃勃生機。三種理論思潮在理論和實踐中的融合，已成為當代中國教育管理改革的一種理論導向。

關鍵詞教育管理科學主義人文主義倫理主義理論導向

從中小學教育管理發展的歷史來看，無論古今中外，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教育管理的理論與實踐時，總會采取不同的理論觀點和獨特的研究方法，在批判、繼承、交流、整合的基礎上，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教育管理理論和流派。不同的教育管理工作者因其價值觀念、道德標準、思維方式不同，會認同不同的管理理論，也就會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風格。我們為論述方便，可以大體將他們歸并為：以科學主義為導向的以效率為核心的“科學管理理論”；以人本主義為導向的“行為科學”理論；以倫理主義為導向的“人倫管理理論”①。在當今世界，這三種理論導向構成了教育管理的基本圖式。在當代中國中小學，對各種理論的探索和實踐，也深刻地影響著中小學教育的發展軌跡，但無論是世界還是中國，這三種理論導向發展的趨勢，都正在逐步由對立走向整合，對這種趨勢的深入研究，對深化我國中小學管理改革，意義極大。

一、以科學主義為導向的科學管理

在科學主義者眼中，科學是對客觀真理的認識，客觀真理被認為是可以解決人類一切問題的出發點，而對“科學方法”的普遍性信念，則被認為是人們在認識客觀真理之后解決人類一切問題的法寶。現代科學管理是在社會大生產條件之下，對科學主義理論的一種實踐。在教育管理中的科學管理作法，許多是從企業管理中移植過來的。對形成20世紀以來以科學主義為導向的管理思想影響重大的最早一種學說是英國工程師F·泰勒提出的“科學管理”理論，泰勒認為：科學管理的原則有四條，一是對工人操作的每個動作進行科學研究，用以替代老的單憑經驗的辦法；二是科學地選擇工人和管理人員；三是培訓工人，使其掌握自己工種的學問；四是資方與工人之間親密協作，職責均分，資方要干自己應該干的事情，不要把它們都推給工人②。這種理論提供了解決企業管理中怎樣提高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和管理人員的工作效率這兩個環節的方法，因而成了現代管理科學的基礎，它也被稱為“科學管理主義”。其思想不僅在企業界得到廣泛運用，而且也運用到教育和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在美國，由于公共學校教育在19世紀末得到迅速發展，教育管理面臨許多新的棘手問題，同時政府和社會對教育的巨額投資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他們向學校要效率，學校管理人員只好求助于泰勒的方法，成為在教育管理上與當時西方掀起的“教育科學化”運動遙相呼應的一種思潮。在我國，70年代末80年代初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改革開放的熱潮帶來了整個社會的巨大變化，社會、政府、家庭給教育提供了越來越好的條件，同時對教育也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也引發了教育管理人員學習西方科學管理理論的熱情，可以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教育管理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科學管理”思想影響下進行的。

科學管理思潮對教育管理的影響主要有以下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