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文化論文范文精選

《中國哲學史》雜志主要刊登中國哲學最新研究成果，它順應時展的要求，與中國哲學一起共同成長發展，見證了中國哲學由偏重儒學研究轉向密切關注多種哲學派別、現實社會領域、中西文化交流等的發展態勢。中國哲學發展既受外在社會條件的影響又有其內在自身演化的獨特邏輯進程。[摘要]本文通過對2000至2007年以來《中國哲學史》雜志研究成果的計量分析和相互對照，考查了中國哲學學科的外在社會環境影響和內在演變脈絡，并分析其形成原因，以勾勒出立于新舊世紀交匯點的中國哲學發展的階段性輪廓，力求展示中國哲學在當代的發展趨向。

一、大力發展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哲學史》雜志中最為穩定且刊發比率較大的就是對儒家哲學和道家哲學等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

首先，儒家哲學仍占主流。從儒道兩家的橫向比較中可知處在世紀之交的儒學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儒學是中華民族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文化基石，經過長達2000多年的積淀與傳播，已深深根植于每個中國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養的主張更是當今時展的迫切需要，特別是我國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更是很好的繼承和發展了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紀儒學思想仍然保持著一貫性的優勢發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漸上升。2000年，《中國哲學史》上討論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關于儒學的論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為12篇，2001年差值縮小為5篇，2006年的差值為8篇，2007年差值為7篇，總的來說儒道兩家平穩的保持著較小的差距。當前，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日益凸顯，若想實現經濟的良性循環必須實行可持續發展戰略，而道家著力倡導的“天人合一”觀，就是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觀，是科學發展觀的應有之義；傳統道家思想對現代科學思想具有重要的啟發性，當代新道家又與新科學有著深刻的聯系。[2]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尋求寶貴的思想資源成為現實的選擇。

再次，大量高價值的出土文獻的研究也引發了新的傳統文化研究熱潮。《中國哲學史》大量刊登了郭店竹簡和上博楚簡的最新研究成果。2001年02期有3篇論文進行了針對郭店竹簡的學術爭鳴，2001年03期幾乎用了整個版面來安排“出土文獻與中國哲學思想史專輯”，共17篇文章涉及出土文獻研究，而且研究內容不再以單一的儒家學說為主，而是關涉“五行、道家、宗教、儒家”等諸多內容，并且就研究出土簡帛文獻的方法論進行了思考、總結。大量出土文獻的研究拓展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視野，加大了對先秦諸子的研究力度，特別是為早期儒家研究開辟了新的境地。

[摘要]本文通過對2000至2007年以來《中國哲學史》雜志研究成果的計量分析和相互對照，考查了中國哲學學科的外在社會環境影響和內在演變脈絡，并分析其形成原因，以勾勒出立于新舊世紀交匯點的中國哲學發展的階段性輪廓，力求展示中國哲學在當代的發展趨向。

《中國哲學史》雜志主要刊登中國哲學最新研究成果，它順應時展的要求，與中國哲學一起共同成長發展，見證了中國哲學由偏重儒學研究轉向密切關注多種哲學派別、現實社會領域、中西文化交流等的發展態勢。中國哲學發展既受外在社會條件的影響又有其內在自身演化的獨特邏輯進程。

一、大力發展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哲學史》雜志中最為穩定且刊發比率較大的就是對儒家哲學和道家哲學等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

首先，儒家哲學仍占主流。從儒道兩家的橫向比較中可知處在世紀之交的儒學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儒學是中華民族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文化基石，經過長達2000多年的積淀與傳播，已深深根植于每個中國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養的主張更是當今時展的迫切需要，特別是我國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更是很好的繼承和發展了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紀儒學思想仍然保持著一貫性的優勢發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漸上升。2000年，《中國哲學史》上討論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關于儒學的論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為12篇，2001年差值縮小為5篇，2006年的差值為8篇，2007年差值為7篇，總的來說儒道兩家平穩的保持著較小的差距。當前，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日益凸顯，若想實現經濟的良性循環必須實行可持續發展戰略，而道家著力倡導的“天人合一”觀，就是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觀，是科學發展觀的應有之義；傳統道家思想對現代科學思想具有重要的啟發性，當代新道家又與新科學有著深刻的聯系。[2]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尋求寶貴的思想資源成為現實的選擇。

教學目標：

1.借助工具上古疏通文意，掌握常見的文言詞匯及重要意義。

2.理解文章中的思想，并探討這些思想的現代意義。

3.理解《大學》中的“三綱”“八目”并了解這些內容之間的邏輯聯系。

重點：借助工具上古疏通文意，掌握常見的文言詞匯及重要意義。

理解文章中的思想，并探討這些思想的現代意義。

一、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愛國情懷

在近代以來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形成發展起來的中國文化保守主義，內蘊著十分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這是值得我們以充滿敬意的心態去體認和禮贊的。

失敗、特別是義和團運動以后，章太炎認識到不推翻清廷統治，

“欲士之愛國，民之敵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終為歐、美之奴隸而已矣”。（13）故其“提倡國粹”，意在“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14）他曾對之解述道：“為甚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這個歷史，就廣義說，其中可以分為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跡。”“近來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總說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遠，所以自甘暴棄，說中國必定滅亡、黃種必定剿絕。因為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15）章氏此論受到漢族文化人士的普遍認同，一些革命黨人受其影響而將國粹主義和愛國主義看成同一件事情，如說：“凡國于地球上能歷久而不敝者，非無故也……國粹主義為之也。”（16）“欲求愛國，必自保存國粹始。”（17）辛亥革命以后，章太炎思想有所變化，但他仍懷強烈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懷“提倡國粹”，以求“古學復興”的基本思想宗旨，終其一生未有絲毫變易。

民國初年，梁漱溟目睹時艱，悲憫地發出“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吶喊。他更有感于“今日的中國，西學有人提倡，佛學有人提倡，只有談到孔子羞澀不能出口。……孔子之真若非我出頭，可有那個出頭？”（18）遂以復興孔學為己任，號召國人走孔家路，尋孔顏樂處，重開宋明儒講學之風，并堅信世界最近的未來必是中國文化的復興。由此可見，梁氏在西化之風昌盛之時，高揚儒學之旗，講學著書，奔走呼號，目的并非僅僅是復活古老文明，而是要以儒學精神昭蘇國人的人生態度，開辟出現實的人生之路，進而求得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新生。他曾指出，唯有復興中國文化，才能昭蘇中國人的人生態度，才能把生機剝盡、死氣沉沉的中國人復活過來，從里面發出動作，才是真動。中國不復活則已，中國而復活，只能于此得之，這是唯一無二的路。拳拳之心，充溢著的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激情。這位現代新儒家的開創者，一生無論處于何種境地，遭遇多少磨難，這激情都未曾有許微冷卻。

三四十年代，國事日非，民生艱困。在內憂外患交迫的社會情勢下，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熱情空前高漲，與之相應，一批持守著文化保守主義立場的學人積極致力于保存和弘揚民族歷史文化的工作。陳寅恪撰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揭示歷史真象道：“西晉永嘉之亂，中原魏晉以降之文化，轉移保存于涼州一隅。至北魏取涼州，而河西文化遂輸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兩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響。”“劉石紛亂之時，中原之地悉為戰區，獨河西一隅自前涼張氏以后尚稱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學術既可以保存，外來避亂之儒英就之傳授。歷時既久，其文化學術逐漸具有地域性質。此河隴邊隅之地所以與北朝及隋唐文化學術之全體有如是之密切關系也。”他所以特別關注河西一隅之學術文化以及輸入中原之過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一是由于此為“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詳論者也”，二則是欲“藉以喚起今世學者之注意”。這就是說，陳氏是要通過探明此前學者不甚注意而其實十分重要的歷史事實，使“今日學者”以至全體國人從中獲得啟示，樹立起“承前啟后，繼絕扶衰”的自覺意識。馬一浮在四川樂山創辦以“講明經學，注重義理，欲使學才通達，深造自得，養成剛大貞固之才”為宗旨的復性書院，力圖為中國文化的未來培養幾顆“讀書種子”。年過半百的熊十力以衰老之身講學于巴蜀，向師友大講民族精神、砥礪氣節。錢穆以振興國史、復興民族文化為己任，他對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的未來充滿信心。他說：“近者以敵國外患之深浸，而國內漸臻于統一。以一年半之艱苦抗戰，而國人逐漸知自力更生之為何事。蓋今日者，數十年乃至數百年社會之積病，與夫數千年來民族文化之潛力，乃同時展開我國人之眼前。……要之，我國民族之復興，必將有待于吾國人對我先民國史略有知，此則吾言可懸國門，百世以俟而不惑也。”（19）其所論所著對弘揚傳統，發揚民族精神，鼓舞國人抵御外寇的斗志，居功甚偉。馮友蘭基于其“闡舊邦以輔新命”之職志，連續出版其“貞元之際所著書”（即“貞元六書”：《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建構起匯通中西而歸本儒宗的“新理學”思想體系。他自述其著書目的道：“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圣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致太平、我億兆安心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學焉。”（20）諸如此類，難以盡舉。而透過文化學術事業來向世人昭示其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精神，這是當時文化保守主義者共具的特質，是他們在三四十年代特定社會環境下為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做出的獨特貢獻。

第一，教育活動本義的某種缺失。

主要表現在：重社會需求輕人的發展、重政治取向輕如何做人、重專業教學輕文化養成和重規范輕創新，尤其是近一個時期以來，在我國高等教育快速實現大眾化的過程中存在著重外延發展輕充實內涵的傾向，校風、教風、學風和教育質量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滑坡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第二，大學辦學目標的功利化趨向。主要表現在：重科學輕人文、重物質輕精神、重功利輕理性和重科研輕教學，有的大學甚至盲目地跟著市場走，出現了教育、學術腐敗現象，這就從根本上背離了大學應當堅守的文化品位和崇高理想。

第三，官僚化氣息對大學侵襲嚴重。主要表現在：政府權力仍然過于集中，缺乏科學的教育評估和大學評價制度；大學社會地位與行政級別直接掛鉤，大學內部的運行機制幾乎完全行政化；大學組織固有的文化個性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大學教授的學術權力得不到必要的保障；沒有形成“開放、多元、競爭、有序”的大學格局，大學缺乏面向社會自主辦學的活力。

第四，盲目攀比，缺乏個性。

主要表現在：我國大學數量眾多，共性多，個性少，不少大學盲目攀比，沒有科學、準確的使命定位，難以形成各自的辦學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