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化論文范文精選

一、中介說和內化說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中介是最重要的概念，因為社會文化理論是以這一假說為基礎的:人類活動(包括認知活動)通過語言、識字等所謂的符號化人工產品(更高層次的文化工具)和物質化人工產品搭起中介性的橋梁。在社會文化理論里，人類把符號作為工具使用來調節心理活動以及控制心理過稱。這種控制是不自覺的，這使人們能夠關注某些事情、做出規劃以及理性思考。人類擁有的主要工具是語言，這一工具是人們能夠與環境發生聯系。調節是中介的一種形式，隨著兒童學習語言，他們也學會了用語言調節自己的活動，通往自我控制一般經歷三個階段:物體調節、他人調節和自我調節。社會文化理論的另一個核心概念是內化，內化指人們把交際活動中的符號產品轉化為心理產品來調試(中介)自己的心理活動的過程。這個過程使人們能夠把個體與環境。“內化概念是指從社會關系或更為具體說是社會相互作用逐漸向個人內心品質轉化的過程，并使個人掌控自己的思維生物器官—大腦”。兒童在教師系統指導下獲得的科學概念，通過內化在問題解決及問題預測中發揮其中介作用。而對知識的內化并不是一個被動吸收的過程，社會情境是學習者認知與發展的重要資源，學習者帶著不同的先前經驗，進入所處的文化和社會情境進行互動，通過學習者之間的合作、交流、相互啟發、相互補充，增進對知識的理解。認知理論把任務看作是促進交際的工具，促使學習者在互動性任務中進行意義的協商，并調整L2語言輸出，不同的任務影響學習者L2語言輸出的不同方面，如:流利性、準確性和復雜性，而社會文化理論認為:L2學習者們根據自身的社會經歷和目標共同構建所進行的社會活動(任務)的意義，即是學習者們共同塑造任務，而非任務塑造學習者，因此應該對語言學習者完成任務的整體過程加以關注。L2語言的發展不只是攝入信息與掌握知識(內部)，還有社會活動的參與(外部)，學習者參與的外部的、社會的互動活動是內部認知機制發展的主要來源。

二、最近發展區和支架理論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Vygotsky(1978)將“最近發展區”定義為“兒童獨立解決問題的實際發展水平與在成人指導下或在與能力更強的同伴合作中解決問題的潛在發展水平之間的差”。“最近發展區”展望個體未來的發展，即個體在幫助下解決問題的能力預示著他將來獨立做事的能力。“支架”這個概念是Bruner(1985)等在新Vygotsky學派提出的，被廣泛應用到他人調節中的協作式交談和Vygotsky“最近發展區”中新手與專家的互動活動中。“支架”指任何成人與兒童或專家與兒童的協作行為。兒童和新手還不能獨立運用某知識或技能，但可以通過談話借助對方給予的“腳手架”的幫助獲得期望的結果。根據最近發展區概念，教師在語言教學中，不僅要關注語言輸入，同時還要關注語言學習者，因為他們不僅要向學習者提供合適的語言材料，還要為他們創造有利于主動建構與發展的語言環境。意義是通過共同的活動建構的，而不是由教師傳授的。教師不是把知識傳遞給學生，而是幫助他們把在課堂環境下通過不同方式所獲得的內容，通過意義建構來轉化成為真正的知識。教師提供的這種幫助既包括知識層面的又包括學習策略與方法等方面的，換言之，就是幫助學生學會學習。學習者的語言發展過程中也存在最近發展區，支架在幫助學習者避免石化、促進其語言最近發展區的變化方面極為有效，是促進認知發展的一種高級訓練形式。支架理論對語言教學的重要意義在于它證實語言學習者在復雜的任務完成過程中，需要通過與教師或同伴進行互動來獲得支持，這一概念與傳統的由教師向學生提供單向的指導不同。支架的搭建是一個建立在以學生需求為基礎上的共同的合作過程。

三、結語

Vygotsky的社會文化理論認為，語言是社會現象，與文化無法分割，語言學習者運用語言參與社會交際活動，獲得語言和文化知識，轉而成為個人腦力活動的材料。這一理論消除了語言學習和語言使用的界限，把對語言學習者的關注從喬姆斯基理想的聽說這世界和實驗室轉移到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包括真實的課堂環境)，這無疑為外語教學和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社會文化理論對語言教學的重要貢獻在于，它從社會互動理論的角度強調語言發展在個體間的社會互動中產生，認為語言習得只有在學習者和對話者之間的互動過程中才可以獲得。與其他互動觀點不同的是，社會文化理論的觀點不僅強調語言學習中互動的重要性，同時還賦予語言習得互動作用更加深刻的含義。社會文化理論對語言教學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它強調在學習新語言時，語言和其他符號系統作為思考與認知發展的中介工具。語言的獲得可促進學習者認知的發展，語言作為中介物幫助學習者建構自己有關世界的知識，并隨后對這一知識進行檢驗和反思。語言可用于進行社會性的互動與活動，這種社會性的互動正是文化共享與傳遞的主要途徑，同時也是學習者進行認知和掌握語言的基礎。單純的語言教學并不是真正的教育，教育應該使學習者學會怎樣學習，教育要能豐富學習者的經驗。

一、多維度的研究成果

1.婚姻家庭、女性性倫婚姻、家庭、女性、性倫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領域。梁景和的《五四時期社會文化嬗變研究》和《現代中國社會文化嬗變研究》均以婚姻、家庭、女性、性倫等問題為切入點，可以說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姊妹篇。前者對五四時期“個性主義文化觀”予以重點考察，指出“個性主義”“就是主張和強調個人具有自由、平等、獨立、自主、自信、自立、自強、自尊、自我、奉獻、義務、奮斗、享受的權利”。作者不僅揭示了它在近代中國演變的源流，而且辯證地明確了“個性主義”在人類精神進化中的核心意義。有人指出:“作者采用重構歷史現場的方法，引用胡適、梁啟超、蔣夢麟等人的言論，提出了健全的個人主義=個性主義=個人命運和家國盛衰相互依存這個等式。這樣就有力地駁斥了某些固有的偏見，從而還原了歷史真實。”后者通過對人人平等、個性解放、生活幸福感等價值的關懷和探究，進一步認識和理解這段歷史時期的社會風貌和生活狀態，以期讓讀者從理性上感悟那個時代。李慧波的《北京市婚姻文化嬗變研究》一書從婚姻制度與婚姻文化互動的視角出發，通過對共和國成立后十七年間，北京市不同職業群體擇偶模式、婚姻確立方式等方面的分析，總結出北京市婚姻文化的嬗變主要體現為:“民眾從服從家庭權威向服從國家權威過渡;家庭內部權力從家長向個體成員過渡;男女兩性的社會權益和婚姻權益從不平等逐漸趨向平等;人們婚姻文化觀念的變遷反映了人性的自我完善過程。”在研究理論和方法上，作者借助了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的相關成果，充分運用第一手的口述史資料，試圖用“民眾的聲音”表述民眾的歷史記憶和感受，努力將婚姻制度與婚姻文化聯系起來，解釋社會結構變遷中婚姻文化的傳承和演變。

2.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關系問題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問題。羅檢秋在《文化新潮中的人倫禮俗》研究中，運用多元豐富的史學資料，多角度、多層面地研究了精英思想與大眾文化的交替和互動，條分縷析地揭示了人倫觀念轉化為社會禮俗的過程。作者認為:“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內容同異互見，兩者既有差異性，有些內容又不能決然兩分，精英文化蘊含了大眾文化，反之亦然;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在某一時期畛域分明，但經過漫—53長的歷史演變，其屬性可能發生轉換;兩種文化與正統、異端的關系并非固定的、一成不變的，文化一旦與政治發生關系，其地位便有正統與異端之分。”導論娛樂生活是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而女性走進演藝界，直接參與大眾娛樂，影響大眾文化的發展是20世紀的新現象。姜進等著的《娛悅大眾—民國上海女性文化解讀》聚焦“女性與演藝”這兩個20世紀上海城市文化空間中最為活躍的部分，搭建了由女性主義史學、大眾文化史和文化的社會史這三種視角和方法交叉構成的總體框架，通過對20世紀上海都市文化和現代城市公眾空間的性別和階層問題的探討，對上海都市大眾文化展開了深入的研究。作者發現:“上海大眾文化的女性化特征十分明顯。從民國初的女子文明戲，到旦角和女演員先后在越、滬、淮等劇種中成為臺柱，再到全女班越劇的興盛，這些都是中國女子社會地位和角色變化的一個突出體現。”

3.國家、社會與文化文化是國家和社會互動的中介。韓曉莉的《被改造的民間戲曲—以20世紀山西秧歌小戲為中心的社會史考察》，以山西鄉村社會影響廣泛的秧歌小戲為研究對象，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對百年來民間戲曲的變遷過程進行考察。20世紀以來，以秧歌小戲為代表的民間戲曲經歷了一次次的改造，作者認為:“戲曲改造的背后是政權力量以文化為中介開展的社會改造。通過對小戲改造，國家權力進一步滲透到鄉村社會，實現了對鄉村社會話語權的掌握，進而加強了對鄉村社會的控制和領導。”在梳理時代變革下秧歌小戲變遷軌跡的同時，作者尤其注重揭示文化背后各種“關系”的調整，這樣的研究思路恰恰體現了社會文化史所強調的從社會的層面考察文化，從文化的角度理解社會的學術追求。突出文化的能動性，重視文化與社會的互動，不僅會為社會事象賦予文化意義和內涵，避免研究的“碎化”，也為社會史所關注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探討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間。茶館是下層民眾活動的一個公共空間。王笛的《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把茶館視為城市社會的一個“細胞”，并在“顯微鏡”下對這個細胞進行分析，使讀者對城市社會的認識更加具體深入。正如作者所言“當我們將微觀視野放在民眾、日常、街頭、茶館等問題時，精英、國家、政治運動等也不可避免地會納入我們的討論之中。”所以《茶館》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對茶館的關注和研究，它更關注的是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注國家是怎樣逐步深入和干涉人們日常生活的。另外，黃東的《塑造順民—華北日偽的“國家認同”建構》一書對抗戰時期漢奸及其政權所致力的統治“正當性”建構、對治下民眾的“國家認同”建構進行了探索，從建構的旨趣、內容、方法等方面對華北偽政權的“國家認同”建構進行了客觀的分析，促使人們謹慎地重新審視現代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敵人的價值”。

4.書院、教育與社會書院研究歷來是史學研究的重要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書院是一種文化的符號。肖永明在《儒學·書院·社會—社會文化史視野中的書院》一書中，廣泛吸收社會學、文化學、傳播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與理論，以社會文化史的視野對千年書院進行全面地透視，將書院這一特殊的文化教育組織，放入社會大系統之中進行研究，以進一步認識書院，了解書院制度的特色、地位、功能，進而對千年以來書院的歷史進行了立體、宏觀的研究。可以說“該書是近年來書院研究中最為重要的理論創獲之一，也是人們認識書院文化最佳讀物之一”。教育是社會發展的基礎。《民國社會教育研究》的作者楊才林認為，社會教育是與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相對應的教育形式，對個體實現社會化，對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推動社會進步有重要的作用和價值。本書探究了民國時期新式學校教育存在的主要弊病:“教育制度多抄襲;教育不脫科舉精神;學問不求實用，畢業即失業;新式教育都市化，對鄉村無所增益。”16那么，為了培養“新民”，彌補學校教育的不足，政府和社會團體推進社會教育三十多年，其間開創了哪些事業?經歷了怎樣的曲折?成效如何?本書都一一做了解答。

5.疾病與文化梁其姿教授的新著《從癘風到麻風:一種疾病的社會文化史》是一部值得關注的疾病醫療史和社會文化史方面的力作。作者將麻風病在中國的歷史置于全球史的背景下，用麻風病在中國的歷史給一直以來為歐洲經驗所左右的現代化敘事提供有益的替代，從而實現中西學術的對話。梁著出版后，凱博文(ArthurKleeinman)、艾爾曼(BenjaminA．Elman)、班凱樂(CarolBenedict)等著名學者紛紛為其撰寫書評，刊登在不同領域的權威雜志上。楊璐瑋和余新忠結合已有評論“將該書置于中國的學術背景下，對其中一些內容予以重點介紹和評論，藉此彰顯該書的價值、意義以及可能存在的問題，并進而就如何書寫中國的疾病史問題作一探討”。除專著外，五年來出版了一些社會文化史研究的編著。主要有梁景和主編的系列社會文化史學術輯刊，包括《婚姻·家庭·性別研究》《社會·文化與歷史的思想交匯》、《社會生活探索》《中國現當代社會文化訪談錄》和劉永華主編的《社會文化史讀本》等。《婚姻·家庭·性別研究》有兩個突出特征:一是錄用研究性學術論文的篇幅長短不限，比如第二輯收錄的《十七年“家務勞動”話語研究》一文約有15萬字的篇幅;二是注重共和國成立后的社會文化史研究。在已經出版的4輯當中，共收集了20篇學術論文，其中18篇是研究1949年共和國成立以后的社會生活的，甚至有一篇是研究21世紀最初12年的婚姻問題。本書旨在推進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為今天和未來的生活提供借鑒和啟發，鼓勵人們去創造新的生活方式，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社會·文化與歷史的思想交匯》和《社會生活探索》均屬于交叉學科學術輯刊。為博采眾長，進行多學科的對話和交流，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史研究中心組織了系列學術講座和沙龍活動，邀請歷史學、倫理學、文學、社會學、法學、教育學等多位學界精英進行講座，并將講座內容整理為《社會·文化與歷史的思想交匯》進行出版，以加深研究者對社會文化史的多角度理解。同時，作者認為社會生活就是一個應該從多學科視角，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方法綜合探討歷史與現實問題的具體領域，基于這樣的理念，編寫了《社會生活探索》系列輯刊。《中國現當代社會文化訪談錄》的內容主要是共和國成立后中國普通百姓與基層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該書以“訪談錄”而非“口述史”命名，是因為編者認為:“訪談錄和口述史不是一個概念，不能把兩者混為一談。”這四輯訪談錄主要包括:有關農業合作化運動，醫療衛生制度，“”時期家庭政治化，個體生命史，1949年至1966年北京地區婚姻文化變革，共和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的婚姻、家庭、娛樂等文化變革的采訪。隨著時間的推移，訪談錄的史料價值會越發的突顯。劉永華認為，“社會文化史不同于社會史、文化史的地方，就在于這種方法強調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應結合社會史分析和文化史詮釋。”基于這樣的認識，編寫了《社會文化史讀本》，該書按主題分成五編，即認同、神明信仰、宗教儀式、歷史記憶、感知和空間及其他，基本涵蓋了社會文化史的重要論題。為便于讀者全面地了解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研究領域與研究進展，編者特地編輯了“延伸閱讀”論著目錄，并作了簡要的批注，是一本初學者入門的必備讀本。

一、當前文化宮在社會文化體系中的定位

文化宮是公益性文化設施，也是提供公共性文化產品及服務的機構文化宮的基本職能在于它的公共性，建立的根源在于公共文化服務中的“以人為本”“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原則。所以文化宮必須堅持向公眾提供展覽、娛樂、教育等文化服務，要以建設市民文化活動中心為目標導向開展引導性的公共文化活動。文化宮是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基點，也是非物質文化傳承保護機構文化宮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其職能類似于學校，是精神文化傳播的重要基點之一。它首先具有培訓服務的職能，就是常見的舉辦各種培訓、講座、展覽等。二是文化宮具有組織職能，即組織比賽，例如繪畫、書法大賽等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化體育活動，通過這些活動可有效的定向性凝聚不同人群，起到定向傳播、文化惠民的作用。三是具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職能，不但要擔負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報、搶救、保護工作，還要承擔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理論研究及公益性學術探討等活動。

二、當前文化宮經營管理的管理創新思路

1.財務管理平衡控制管理在現實經濟活動中，絕對集權和分權式財務管理模式都是極其少見的，為了保障經營業務的開展，絕大多數經濟體的財務管理模式都是處于二者之間，以財務平衡的控制模式居多。文化宮應主抓關系文化宮的生死存亡和可能對文化宮經營實體具有戰略影響的重大事項與交易實行集權性的財務控制。抓大放小，對于文化宮經營體發展戰略與核心競爭、以及在預判中未來對于文化宮經營體發展的影響等小的事宜，可以在文化宮經營實體的統一調控和指導下來實施財務分權控制。具體的做法就是，文化宮只對收支預算與經營業績如何評估、財務經營總監的任免以及重大投資事項等重大財務決策進行嚴格控制和預審核，將文化宮經營實體的較低限額投資和微小費用開支、經營收益的獎金如何分配、下屬經營單位職工的工資具體發放等的決策權力交予文化宮各下屬經營實體或分屬部門，文化宮只對經營實體或分屬部門實行必要監督與檢查。實施財務的平衡控制將有利于文化宮整體財務的目標實現。文化宮下屬經營實體或分屬部門在審核劃定的允許范圍內實施自主的經營并自負經營后果，以及對經營服務的模式自行決定，都將有利于在經營管理中體現文化宮的主體獨立地位，也對文化宮下屬經營實體或分屬業務部門經營者真正起到激勵作用，同時也可充分提高承包經營者與職工的創造性、責任感、積極性。

2.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建立文化宮應充分將實際情況與管理要求相融合，從財務與資金的管理體制、固定資產與成本費用管理、利潤與利潤分配的管理、會計核算、財務成果的預測與考評考核等方面全面入手，建立健全規章制度類別，不斷進行優化完善和補充，從制度上實施規范管理，靠制度管人。同時，要充分發揮經營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建立健全的以財務考核為核心的經營管理體系。要充分發揮財務管理的控制職能，實施檢查監督，全面提高考核與檢查的力度，通過量化財務數據來進行全方位、全過程的監督檢查。對各個項目的實施情況進行全面預警式監控，降低或避免經營風險。總之，文化宮要創新管理模式必須與目前行政管理模式體制分離，充分的做到“政事分離”。政府主管部門要由具體參與向宏觀指導轉變，最大限度的激發文化宮經營體的獨立法人的活力與動力，讓文化宮能夠行使應有的自主權利并自覺提升服務的水平、自發的滿足群眾文化需求，獨立的處理事物和承擔責任。《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未來文化宮轉變運作的模式指明了大方向，通過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確立以財務考核為中心的控制體系，讓群眾廣泛的參與文化宮各種文化管理工作，將是文化宮經營實體發揮自主運營的活力強有力的措施。

作者：梁振英單位：濮陽市工人文化宮

1引言

太極拳是我國優秀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之一，被稱為國粹之一。因為，具有深刻的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和文化內涵，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載體，太極拳自創編至今經歷了四百多年的發展進程。然而，目前關于太極拳的起源眾說紛紜，對起源的來源多停留在表面，沒有進行深層挖掘，甚至一些已經證明是錯誤的觀點，仍然被大量引用，一些所謂的公認說法卻爭議之多，漏洞百出。以下將從社會文化角度對太極拳的概念、起源、演變、發展等方面進行深層分析與研究。

2關于太極拳的命名研究

“太極”一詞最早源于《周易•系辭》記載：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意為：一陰一陽之謂道，只有相互陰陽轉換，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只有這樣才能稱為至高至上的太極。而事實證明太極拳的拳理和動作的組成和變化，的確處處體現一陰一陽。武禹囊在清咸豐年得到了王宗岳的太極拳譜，其中有一篇《太極拳論》中最早出現有“太極拳”之名稱，并沿用至今。王宗岳在《太極拳譜》的太極拳釋名中說：“太極拳，一名長拳，又名十三勢。長拳者，如長江大海，滔滔不絕也。十三勢者，分掤、捋、擠、按，采、挒、肘、靠，進、退、顧、盼、定也。掤、捋、擠、按，即坎、離、震、兌。四正方也；采、挒、肘、靠，即乾、坤、陰、艮、巽，四斜角也。此八卦也。進步、退步、左顧、右盼、中定，即金、木、水、火、土也。此五行也。和而言之，曰十三勢”。

3討論與分析

3.1太極拳的起源研究朱曉東、馮霞的《太極拳發展研究綜述》中提到：關于太極拳的起源有五種說法：第一，唐代許宣平、孝道子所傳；第二，元末明初武當道士張三豐所創；第三，明初河南溫縣陳家溝陳卜所創；第四，清乾隆年間王宗岳所創；第五，明末清初河南溫縣陳家溝陳王廷所創。王建宇在《對太極拳與導引術的比較研究》中關于太極拳的起源大致有：唐朝（公元618～907年）許宣平；宋朝（公元960～1278年）張三峰；明朝（公元1368～1644年）張三豐；清朝（公元1644～1911年）王宗岳和陳王廷等幾種說辭。顧留馨在《太極拳術》一書中對太極拳的起源與創始人指出大致有以下五種說法：唐代許宣平；宋代張三峰；明代張三豐；清代陳王廷和王宗岳。根據其分析，其他的說法都是牽強附會，證據不足等，認為陳王廷才是太極拳的創始人。桑守惠的《太極拳發展策略研究關于太極拳的起源》中關于太極拳起源幾種說法：第一，唐代許宣平、孝道子所創；第二，元末明初張三豐所創；第三，明初河南溫縣陳家溝陳卜所創；第四，明末清初河南溫縣陳家溝陳王廷所創；第五，清乾隆年間王宗岳所創。而大多武術人士根據唐豪先生的考證，更傾向于“太極拳為陳王廷首創”一說。由此可見，有關于太極拳起源的幾個說法有些許不同但大致相同，并大都根據唐豪的研究認為太極拳是陳王廷所創。

一、社會文化理論對過程性評估的影響

過程性評估，又稱為對學習過程的評估，對應終結性評估或對學習成績的評估。前者是指通過控制學習者的學習過程，使之最終達到期望目標，并消除學習者現有水平和最終結果之間的差異。同時，過程性評估還通過對話協作以及學習者的學習反思逐步實現自我調整。相比后者，有研究表明過程性評估有效地促進了學習者的標準化測試成績。社會文化理論對過程性評估的影響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自我調整自我調整

是過程性評估中的核心概念，是指學習者通過目標設定，對自身認知行為進行控制和調整的一種積極建構過程，是過程性評估成功與否的衡量標準。而這一概念與社會文化理論的中心理念不謀而合。認為，“教育的最終目標就是發展學習者的自我調整能力，使其能夠實現自我教育。”在自我調整的過程中，學習者經歷了一個循環往復但又曲折上升的過程。首先是規劃階段，需要對任務進行分解，設定目標及相關行為。其次是實施階段，對自身的行為、動機進行操控。最后是評估階段，接受來自他人的反饋并對此進行自我反思。這一過程體現了社會文化理念，即在學習者設定學習目標以后，教師或有能力的同伴為學習者提供必要的支架，具體體現為形成性反饋，對學習者的行為進行即時評估，并提供解決問題的策略和方法。通過其他人對自身學習行為的調整以及自我反思，學習者逐步實現自我調整，特別是能夠自我教育和自我評估。而學習者將新學到的知識和已有的知識體系實現有效融合，最終實現自身的最近發展區。

2．互動交流Black和William(2009)

針對過程性評估提出了“過程性互動概念，即過程性評估是學習者內在的知識內化與外在的環境刺激和反饋的互動過程。這一概念正是來自社會文化理論。在社會文化理論看來，學習的本質就是社會交際，學習者在原有知識的基礎上(內在因素)從與他人的經驗和環境(外在因素)的互動中學習到新的知識，新知識和原有的知識實現融合并隨后存儲在長期記憶中，隨時有待提取、擴展和做進一步的調整，從而達到知識內化。換言之，過程性評估將成功的學習過程定義為學習者通過內在的觀察反思以及外在的積極任務參與并隨時調整自己的學習行為。而這恰恰也是社會文化理論將學習視作互動交流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