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行政論文范文精選

一、合乎正義：公共行政價值的實現目標

對正義及其價值的追求是人類社會所共同持有的目標。正義的本質要求在于應得權利的實現，在人類文化與文明、各國政府與社會關系可能產生沖突的領域，維護正義的價值應當作為優先的價值選擇。以實現廣泛的社會正義為視角，政府行政的基本宗旨，應是公平的分配社會范圍內的可分配資源并注重和維護公共利益的實現。而私人領域以及私人間形成的公共領域，關涉到如下幾個基本層面的正義問題：其一是要求普遍培養公民的私人美德，以滿足正義制度的實際操作要求；其二是私人關系之間應能體系出公平對待的要求；其三是個人行為應符合社會生活中人們所共同追求的正義的公平要求。由此，公共行政實踐以及社會個人行為的正義與否，無疑成為了實現公共行政價值的關鍵所在。正義不僅是社會進步與制度發展的內核靈魂，也是公民社會得以實現的普適價值之一。實際上，正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成員均要受到公平的對待，從倫理道德層面而言，是人人得其應得，它要求社會成員之間要相互尊重并且平等的對待各自應得的權利。但我們如果看待正義問題僅僅是從政治哲學等狹窄的視角進入，那么勢必會認為公民自身的行為、觀念與正義及正義制度的建設沒有必要的聯系，二者不存在統一性，但實質上這并不單單是政府的責任，公民自身也需要以公平、正義的行為實踐來約束自己。因此，正義作為公民之間實現權利和承擔義務責任的一種正向關系，它不僅僅是以恩惠或賜予的形式體現在公共生活中的，更是每一個公民所以極力遵循的普世性準則，因此，公共行政價值的實現需要將廣泛社會范圍內的普遍正義作為根本目標。目前，要實現公共行政價值，最本質的要求是要實現正義制度的建設，要突出對社會公平的制度保障，突出對公平與效率之統一的追求，進而保證傳統價值觀與正義及公平之間的協調一致。具體說來，在未來公共行政的正義制度建設方面，需要與現有的意識形態更加一致，表現如下：其一，在利益實現方面，要重視社會集體利益的實現，并堅持社會利益與個人價值、權利保障以及對個人自由選擇的促進相結合。在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不相沖突的領域，提倡社會與國家利益的統一：當在某些領域內，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產生了沖突，則應以社會利益的實現和社會需求的滿足為前提。其二，在和諧社會的建設問題上，需要明確與正確理解“和諧”的本質要求，即是指不同特征性的合作與協調。意指要堅持社會核心價值作為基本原則，即和諧不能建立在破壞或違背社會核心價值的基礎之上。“和諧社會的建立要更能夠充分體現出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其三，從科學發展觀的角度來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正義制度在效率上的要求，如果違背了正義原則，則會顧此失彼，最終導致公共行政價值終極目標之一———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成為空想。最后，正義的原則要求保障公民自身權利的實現，進而推動社會廣義利益的實現，以達到人性的完善這一公共行政價值的另一終極目標，這就要求社會成員在各自領域內提升其公民意識和民主素質，保證社會成員之間相互的公平對待，從而有效地滿足個人利益，實現廣泛化的利益取問，并以此來推動和促成社會總體利益的實現，最終使公共行政值得以生成。

二、社會自治：公共行政價值的實現趨向

理論上看，社會管理是政府行政的重要職能之一，但隨著“國家—社會”二元結構的形成，社會將擁有許多自我管理的職能。這種自我管理體現在社會通過國家的社會性功能對自身事務進行有序化管理，并根據社會成員的價值得失對其自身的行為結果負責，這就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自治”。根據不同的劃分標準，社會自治的類型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如我們日常說到的村民自治、社區居民自治、社會中介與福利組織、國有企業的自主經營、大量民營私營企業的興起等。但本文所指涉的“社會自治”不單單是部分社會成員在某一領域或某一方面內的自我管理，而是指整個社會的自治狀態，它所表現出的是社會公眾或全員運用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等理性化手段自覺、自主地參與到社會公共事務的運作和管理中來，為實現共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而進行的效能化治理狀態。實際上，這種全員化的社會自治作為一種理想愿景，是公共行政發展到最高級階段的必然體現。而最終如何走向社會自治需要的是國家作為推動公共行政執行的載體，為滿足公共價值的實現所產生的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國家要最大化的發揮其社會性功能。從公共行政學的視角來看，最終走向社會自治其主要的表現是：由于社會屬性的存在，國家對其內生的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主體地位將最終被廣義的社會所取代，而且傳統意義上的以國家為載體的公共行政形式將沒有存在的意義———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自治的美好未來。這樣，對社會自治能力的培育將是行政改革工作的一項重要且基礎的工作，也是以國家為載體的公共行政為實現全員化的社會自治狀態所必需的手段之一。如果，我國選擇以“小政府，大社會”為行政治理范式，但“大社會”卻沒有或缺乏自治、自理的能力素養，“小政府”的管理模式就無法有效施行。社會一方面是作為國家存在的基礎，但同時它也是公眾生活得以繼續的基礎。但由于國家形態的變化與社會的持續化發展，勢必會形成政府積極行政與社會尋求自治的二元化格局。在公共行政價值的體系框架內，社會與公眾的利益實現的程度越高，那么社會走向自治的能力與需求也就越強，也就是說，公共行政價值主體（社會）的利益及需求擁有越高的被滿足程度，就表示著公共行政價值客體（國家）面向公眾所提供的服務程度越高，那么，在國家與社會二者共生的相互關系中，國家存在的必要性相對地也就越微弱。這一問題表現在“小政府，大社會”的行政理念中來看，就是伴隨著社會公眾自主性空間在對公共事務的執掌方面的日趨擴大，公共行政運行的實際空間則日漸縮小的一種變化模式。而從實現社會自治這一公共行政的價值趨向來分析，社會自治化程度越高則政府規模縮小的趨勢越明顯。這是因為，在能夠完全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及自我引導的充分化社會自治的行為領域中，政府的實踐與行為空間就會逐漸縮減，并最終退出這些領域。反過來分析，當政府自動放棄政府與社會關系中某一領域的行為權力時，也就意味著社會獲得了這一領域內的行為自主性，那么政府能力也會變小，同時社會也會變大，并使社會自治的充分實現具有了可能性。從公共行政實踐的現實關系來看，社會自治的雛形即是非政府公共組織（NGO）的興起與發展。其根源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世界許多國家內部所面臨的財政危機、信任危機和管理危機等，人們普遍不滿于政府工作的低效率和“全能式”運作，而產生的要求政府進行全新層面上的行政改革的浪潮，即———“公共管理社會化，或稱為公共管理市場化。”從世界范圍來看，非政府組織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其大量的出現和廣范圍的興起在很大的程度上分攤著過去只屬于政府或公共行政領域的工作內容。而且，公共管理社會化也在一定層面上反映著當代政府對自身職能進行不斷調整以順應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這一必然趨勢。

三、總結

各國政府其統治職能的日漸衰弱是現代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因而對社會自治的呼聲亦越來越高。但是，政府的行政習慣還不能完全適應非政府組織對公共事務的普遍參與，這是受一定歷史根源與意識形態影響的結果。因此，公共行政價值實現的路徑選擇上，對于社會自治的價值趨向與發展要求來看，首先是要明確培育社會自治能力是形成國家與社會良性互動的關鍵所在，在此基礎上確定國家與社會二元化存在的可能性，形成國家與社會二分又統一的和諧狀態；其次是對社會輿論的確立，因為在一個充分自治的社會當中，會伴隨著社會公眾對文化的共享狀態，這也是社會力量體現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全員化社會自治的充分實現，將是普遍實現公共行政價值以發展完美公共生活的必然趨向。綜上，正義的價值觀無疑是今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其他各個領域里的改革與發展的主旋律，也是社會主義正義制度的實踐模式之靈魂所在。公共行政價值實現政治性與社會性的融合，以合乎正義的行為方式催生出全員化的社會自治模式是在中國實現公共行政價值終極目標的合理性選擇。

一、理性主義的濫觴

作為管理主義途徑的公共行政學公共行政學的管理主義途徑指“建立在實證主義哲學方法論基礎之上，主張把經濟學與企業管理的理論方法引入政府管理領域，以提高政府效率的一套理念、方法與模式”。它最早萌芽于美國建國元勛漢密爾頓提出的集權型公共行政思想，形成于傳統公共行政學時期，發展于行為主義與技治主義合流時期，到新公共管理階段達到鼎盛時期。理性主義作為當代西方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重要思潮往往與經驗主義相對，體現了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界與社會的一種能力。社會科學中理性與其在哲學和自然科學中的意思有所差別，它主要是一種趨利避害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公共行政中的理性主義可以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加以理解。正是對理性主義在理論上的過分推崇和實踐中的盲目遵從，使得公共行政學走向了一種有管理而無行政的道路，即管理主義途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公共行政學科最初是人們理性設計的產物。伍德羅•威爾遜于1887年創立公共行政學時就主張通過理性的制度設計將政治與行政分開來抵制政黨分肥制對行政領域的侵蝕。古德諾更為直接地將政治定義為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只負責國家意志的執行。科學、效率、效益和技術合理性等價值成為一個高效合理的政府管理模式的行為準則。馬克斯•韋伯創立的分層節制、集權統一、上下負責的官僚制更是將“政治—行政”二分法運用到實踐中去，排除了價值因素而強調非人格化的純粹理性。隨后，泰勒、懷特、魏勞比、古利克等管理學家和行政學者也紛紛將一些科學管理的方法和原則引入公共行政研究中，從而奠定了傳統公共行政學的理性主義傳統。隨著行為主義的興起和發展，一些行政學者將行為主義引入公共行政研究中，主張通過研究行政行為來觀察和認識行政現象，公共行政學由此進入到技術宰制一切的技治時期。西蒙在《行政行為》一書中提出了理性行政模型，嘗試著建立起一套以實證主義和工具理性為基礎的完整的行政組織理論。他把理性簡單地等同于效率，認為理性的行為對于實現組織目標意義重大。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少數西方發達國家紛紛進入后工業社會，風險社會的特征愈發明顯。

面對全球化競爭、政府財政赤字、民眾怨言、私營部門的示范性效應等一系列外部因素的挑戰，作為現代社會產物的傳統官僚體制日益僵化和缺乏適應力。一場以市場和顧客為導向，以生產力和效率為驅動，主張學習和借鑒私營部門先進管理技術和方法，全力打造企業家型政府的新公共管理運動迅速在全球范圍內流行開來。從撒切爾改革、施羅德改革、里根改革，到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的公司化改革，逐漸形成了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總體框架和基本理念。作為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理論基礎之一，公共選擇理論是理性主義與經濟學理論的有機結合，認為不論是個體還是政府部門都是理性經濟的，都按照一套嚴格的成本收益分析邏輯，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新公共管理運動不加選擇地將私營部門的一些技術和方法運用到公共部門，是一種典型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和“新泰勒主義”，這些日后備受詬病。從某種程度上說，新公共管理運動標志著公共行政學領域中的管理主義思潮達到了頂峰。總體看來，作為公共行政學科中的一股重要思潮，管理主義途徑自始至終都深深地烙上了理性主義的印記。從傳統公共行政學的行政理性，到新公共管理學的技術理性和經濟理性，公共行政學科先后經歷了從脫離政治學科到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再到發展壯大成為一門經世致用的實用性學科。但同時我們應該注意到，正是這種理性主義導向，使得公共行政學自形成以來就忽視了公平、正義、平等、公共性等社會基本倫理價值，而這些恰恰是公共行政學區別于其他私營部門管理和保持學科內外部自我認同的基本構成要素。概括說來，管理主義途徑下的公共行政學只是處于一種“有管理而無行政”和“有理性而無價值”的公共行政學科初始探索時期。

二、反理性主義的興起

作為憲政主義途徑的公共行政學20世紀60年代～70年代，西方社會逐漸步入后工業社會和風險社會，自然、社會問題日益凸顯。一場旨在“否定”、“破壞”、“消解”、“顛覆”現存的一切觀念、價值、制度的激進的后現代主義思潮產生。后現代主義的哲學家和思想家紛紛對傳統理性觀念展開了深刻的批判，一場反理性主義的思潮逐漸形成。反理性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認為，“從進步思想最廣泛的意義來看，歷來啟蒙的目的都是使人們擺脫恐懼，成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啟蒙的世界卻充滿著巨大的不幸”。反理性主義者往往把理性與極權和壓迫聯系在一起，他們主張意義非確定性、價值非單一性、知識非統一性，使得其對理性主義的顛覆也逐漸從認識領域轉移到政治和社會領域。這些都促使人們對政治和社會領域的價值和信仰進行重新認識。公共行政學的憲政主義途徑是指“以自由主義為哲學基礎”，主張進行憲政體制改革，以限制政府權力和保障公民權利和自由為目標，從而更好地將經濟價值和人本價值有機結合起來的重要的公共行政理論范式。該途徑最早可追溯到美國開國元勛杰斐遜的“主權在民”、“自由平等”和“三權分立，分權制衡”思想，中間經過沃爾多、弗雷德里克森、奧斯特羅姆、庫珀、登哈特以及布坎南等學者的發展，逐漸發展和成熟起來，其中新公共行政學派、公共選擇學派和新公共服務學派將憲政主義的研究推向了公共行政學理論研究的中心舞臺。杰斐遜的憲政思想主要包含在《聯邦黨人文集》和《杰斐遜選集》等書稿里，他主張“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的，造物主賦予了他某些固有的和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為了鞏固這些權利，在人們中建立了政府，政府的正當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無論什么時候一個政府破壞了這些目的，人民就有權改變這個政府或把它廢除，并成立新的政府”。另外，杰斐遜考慮到官僚制政府的有限理性和權力膨脹，提出要通過三權分立、人民參政議政、人民監督、依法行政來規范和限制政府權力，保障公民的民主權利，這些都奠定了美國公共行政憲政主義理論的思想基礎。

作為當代民主行政理論的先驅，德懷特•沃爾多對傳統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對公共性進行了系統詮釋，將民主、公平和正義納入公共行政范疇，認為“公共行政既是一種倫理道德，又是一種意識形態”。以弗雷德里克森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學派主張將社會公平、民主等一系列價值規范引入公共行政中來，以彌補傳統公共行政過度強調技術和工具理性所帶來的人文關懷的缺失。布坎南在分析官僚制理性缺陷和政府失敗的原因、表現后，提出了通過立憲改革克服政府失敗的改革路徑。作為印第安納學派創始人的文森特•奧斯特羅姆對美國主流公共行政思想進行了反思，并分析了美國公共行政的憲法危機，主張在官僚制的基礎上引入民主行政的理念。在《新公共服務》、《公共組織理論》等著作中，登哈特對當時盛極一時的新公共管理運動進行了批判性反思，認為管理主義和新管理主義對社會公平、正義、公民精神、民主、參與、回應等憲政價值帶來損害，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是服務而不是掌舵。在繼承了民主公民權理論、社區與公民社會理論、組織人本主義與新公共行政學理論的憲政主義基本觀點的基礎上，登哈特夫婦就公共利益、責任、公民權等理念對傳統公共行政及新公共管理理論進行了揚棄，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新公共服務”憲政思想。作為公共行政學憲政主義途徑的一個里程碑，以登哈特夫婦為代表的新公共服務學派無論在理論方面還是在實踐方面，都代表了當代西方公共行政憲政主義的最高水平。作為公共行政學科發展進程中的一股重要思想潮流，公共行政的憲政主義對于技術理性和工具理性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具有較為濃重的反理性主義色彩。無論是方法論方面，還是理論知識框架方面，公共行政的憲政主義都對公共行政學科的發展意義重大。另外，公共行政的憲政主義的公平正義、有限政府、人民主權、行政道德等理念，無疑對于工具和效率理性導向的公共行政學注入了新的元素。然而，我們還需看到憲政主義存在的一些問題，如過度強調政治價值而忽視行政效率，過度強調規范取向而缺乏實際操作性，過度強調統一的價值觀而忽視公共行政的其他價值觀等。總體來說，憲政主義途徑下的公共行政學基本上處于一種“有政治而無行政”和“有政府而無社會”的公共行政學科批判反思時期。

一、社會自治公共行政價值的實現趨向

1.理論上看，社會管理是政府行政的重要職能之一，但隨著“國家—社會”二元結構的形成，社會將擁有許多自我管理的職能。這種自我管理體現在社會通過國家的社會性功能對自身事務進行有序化管理，并根據社會成員的價值得失對其自身的行為結果負責，這就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自治”。根據不同的劃分標準，社會自治的類型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如我們日常說到的村民自治、社區居民自治、社會中介與福利組織、國有企業的自主經營、大量民營私營企業的興起等。但本文所指涉的“社會自治”不單單是部分社會成員在某一領域或某一方面內的自我管理，而是指整個社會的自治狀態，它所表現出的是社會公眾或全員運用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等理性化手段自覺、自主地參與到社會公共事務的運作和管理中來，為實現共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而進行的效能化治理狀態。實際上，這種全員化的社會自治作為一種理想愿景，是公共行政發展到最高級階段的必然體現。而最終如何走向社會自治需要的是國家作為推動公共行政執行的載體，為滿足公共價值的實現所產生的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國家要最大化的發揮其社會性功能。從公共行政學的視角來看，最終走向社會自治其主要的表現是：由于社會屬性的存在，國家對其內生的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主體地位將最終被廣義的社會所取代，而且傳統意義上的以國家為載體的公共行政形式將沒有存在的意義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自治的美好未來。這樣，對社會自治能力的培育將是行政改革工作的一項重要且基礎的工作，也是以國家為載體的公共行政為實現全員化的社會自治狀態所必需的手段之一。如果，我國選擇以“小政府，大社會”為行政治理范式，但“大社會”卻沒有或缺乏自治、自理的能力素養，“小政府”的管理模式就無法有效施行。社會一方面是作為國家存在的基礎，但同時它也是公眾生活得以繼續的基礎。但由于國家形態的變化與社會的持續化發展，勢必會形成政府積極行政與社會尋求自治的二元化格局。

2.在公共行政價值的體系框架內，社會與公眾的利益實現的程度越高，那么社會走向自治的能力與需求也就越強，也就是說，公共行政價值主體（社會）的利益及需求擁有越高的被滿足程度，就表示著公共行政價值客體（國家）面向公眾所提供的服務程度越高，那么，在國家與社會二者共生的相互關系中，國家存在的必要性相對地也就越微弱。這一問題表現在“小政府，大社會”的行政理念中來看，就是伴隨著社會公眾自主性空間在對公共事務的執掌方面的日趨擴大，公共行政運行的實際空間則日漸縮57小的一種變化模式。而從實現社會自治這一公共行政的價值趨向來分析，社會自治化程度越高則政府規模縮小的趨勢越明顯。這是因為，在能夠完全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及自我引導的充分化社會自治的行為領域中，政府的實踐與行為空間就會逐漸縮減，并最終退出這些領域。反過來分析，當政府自動放棄政府與社會關系中某一領域的行為權力時，也就意味著社會獲得了這一領域內的行為自主性，那么政府能力也會變小，同時社會也會變大，并使社會自治的充分實現具有了可能性。從公共行政實踐的現實關系來看，社會自治的雛形即是非政府公共組織（NGO）的興起與發展。其根源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世界許多國家內部所面臨的財政危機、信任危機和管理危機等，人們普遍不滿于政府工作的低效率和“全能式”運作，而產生的要求政府進行全新層面上的行政改革的浪潮，即“公共管理社會化，或稱為公共管理市場化。”

3.從世界范圍來看，非政府組織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其大量的出現和廣范圍的興起在很大的程度上分攤著過去只屬于政府或公共行政領域的工作內容。而且，公共管理社會化也在一定層面上反映著當代政府對自身職能進行不斷調整以順應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這一必然趨勢。由此，各國政府其統治職能的日漸衰弱是現代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因而對社會自治的呼聲亦越來越高。但是，政府的行政習慣還不能完全適應非政府組織對公共事務的普遍參與，這是受一定歷史根源與意識形態影響的結果。因此，公共行政價值實現的路徑選擇上，對于社會自治的價值趨向與發展要求來看，首先是要明確培育社會自治能力是形成國家與社會良性互動的關鍵所在，在此基礎上確定國家與社會二元化存在的可能性，形成國家與社會二分又統一的和諧狀態；其次是對社會輿論的確立，因為在一個充分自治的社會當中，會伴隨著社會公眾對文化的共享狀態，這也是社會力量體現的重要方式之一。

二、結語

因此，全員化社會自治的充分實現，將是普遍實現公共行政價值以發展完美公共生活的必然趨向。綜上，正義的價值觀無疑是今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其他各個領域里的改革與發展的主旋律，也是社會主義正義制度的實踐模式之靈魂所在。公共行政價值實現政治性與社會性的融合，以合乎正義的行為方式催生出全員化的社會自治模式是在中國實現公共行政價值終極目標的合理性選擇。

機關效能建設規章制度

機關效能建設規章制度

崗位責任制

一、各股（室）、二級機構要根據所承擔的職能，制定部門和每一位工作人員的崗位職責，包括每個崗位的工作范圍、工作目標、履行崗位職責的具體要求以及對不履行職責所產生的后果應承擔的責任等內容，做到任務明確，責任到人。

二、制訂崗位責任制要科學、合理、嚴密，體現效率原則和權利、義務相對應原則。要在保證工作質量和充分履行職能的前提下，盡量簡化工作程序，方便群眾辦事。

三、加強對崗位責任制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崗位職責中能量化的要盡量量化，并制定科學、合理的量化考核標準；不能量化的要提出明確的、具體的要求，作為考評依據。

廉政文化是指人們關于廉潔從政從業的思想、信仰、知識、行為規范和與之相適應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評價的總和。它有四個基本特性：一是主體的大眾性，主要表現為全社會營造良好的廉潔氛圍，以健康向上的廉潔文化充實社會公眾的精神世界；二是指向的權力性，主要表現為掌握社會公共權力的管理者廉潔自律，執政為民；三是實施的職業性，主要表現為各職業階層的從業人員愛崗敬業，遵紀守法；四是組織的公共性，主要表現為機關、團體等社會公共組織處事公道正派，誠實守信，廉潔高效。作為一種精神現象，廉政文化的本質是一種道德的教化，其目的和意義就是將廉潔的道德操守，潤物細無聲地滲透轉化為一種普遍的“廉榮貪恥”的價值規范，成為每個社會成員內心存在的自覺的“法官”，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詳和文明的社會環境。因此，開展廉政文化建設歸根到是人的思想建設，特別是廣大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修德律己教育的大問題。

時下有些黨員干部，奉行“有權不用，過期作廢”、“金錢至上”、“享樂主義”等，在腐敗問題上，不知什么叫恥，不知以什么為榮，私欲膨脹，走向腐敗，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這種教訓是極其深刻的。可見，開展廉政文化建設意義重大，刻不容緩。

一、廉政文化建設的重大意義

1、廉政文化建設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體現其先進性的重要環節，為拒腐防變教育、推進反腐倡廉工作提供基本的黨性保證。

廉政文化建設就要在社會領域和黨政系統內塑造一個共同的組織文化，樹立一種以廉政為核心的文化價值和實踐理念，積極有力地統領黨政機關及其領導干部的行為，實現黨員干部和廣大群眾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協調一致和整體統一。通過廉政文化建設提高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增強黨和政府的戰斗力、凝聚力和創造力，為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創造廣泛的政治基礎、深厚的道德文化基礎和健康積極的社會環境。這是拒腐防變教育的最重要的落腳點。

2、廉政文化建設是踐行以人為本、實現廉潔執政的更好手段，為拒腐防變教育、推進反腐倡廉工作提供科學的人文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