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哲學論文范文精選

一、生活實踐缺失的客觀性

我國正在經歷應試教育到素質教育的從思想到制度的轉折期。處于這一過程的同學們既要遵守原來的教育制度的延續，又在內心渴望新的制度代替，內心充滿著掙扎。而現行的教育制度下，高考幾乎是教師和學生的唯一目的，也是衡量教師是否優秀學生是否優秀的唯一標準。相反，如果學習不好，也就是分數不高，那么你將在很多方面受阻，分數無形之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這樣的情況下，升入大學的同學們沒有了高考的壓力，在大學哲學理論公共課中難免會覺得空洞無味。包國祥教授在《關于思想政治理論課課堂教學的若干思考》一文中認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淪為空洞的理論說教，不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本身的問題，而是思想政治理論脫離社會實踐的問題。事實上，學生們也存在學習、生活脫離社會實踐的問題。作者從以下四個方面簡要分析：

第一，住宿生活導致的遠離生活實踐的客觀性。談到對哲學的學習，我們不能脫離生活實際，這也就是有的老師提到的學習哲學理論不能與實踐相脫離。我們想要分析深層次的原因就必須問問，為什么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總是把理論和實踐脫離呢？我們難道不愿意結合實踐來學習嗎？當然不是，這一代學生埋頭在象牙塔里一直為得高分奮斗著，并沒有那么豐富的生活實踐去感知課堂或者是書本上的哲學道理。生活中我們會聽到在這樣的話：滿腹經綸的哲學家未必真的就懂哲學，而那些連字都不識的鄉下老人說得話卻句句蘊含著豐富的哲學道理。年老的人經歷了實踐了的人生，驗證了“實踐出真知”、“生活決定意識”的道理。在學習哲學的過程中，一方面我們出于考出好成績的需要，努力學習；另一方面確確實實感受到了哲學的奧妙和偉大。但是從中學時代，有的同學可能更早，從入小學開始就讀寄宿學校。寄宿的校園生活確實帶來了方便，但是學習不是人成長的全部。家庭里父母的言傳身教，爺爺奶奶的人生閱歷的滲透，周圍鄰里街坊的日常生活這樣豐富的生活題材一旦嚴重忽略，我們在學校里的生活無疑進入了的知識的神圣殿堂。在這樣的環境的熏陶下，對于哲學的學習，不是從內心的感知和結合生活閱歷的感悟，反而變成了條條框框的東西，靠背誦、記憶就可以拿到高分，這樣便漸漸丟掉了真正的哲學，丟掉了思考，丟掉了想要進行哲學思考的源泉，在高考的任務面前成為了得高分的機器，純粹把哲學當成了知識。孫富江在《論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的價值》一文中說到：哲學教育不是知識教育，哲學教育的目的本身不在于引導教育對象個體掌握相應知識，應用知識和發展知識，它需要對象對相應知識的掌握而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世界，形成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形成堅定地信心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所以說，高校大學生對哲學理論公共課并不單單是在上大學形成的。這樣的課堂表現是之前教育“后遺癥”的體現。

第二，好奇心的丟失。回顧我們的成長：好奇心是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可貴品質，在一個特殊的成長期里，人會不自覺的拿起手邊的東西丟在地上，使家里的一些東西遭殃，這就是好奇心的開始。而每一個階段的好奇心如果沒有發揮的余地，直接扼殺在搖籃里，漸漸地便很少去思考“為什么”了，以為那些熟知的東西就是真知，但其實恰恰熟知未必就是真知。記憶中，多數父母會因為孩子的“好奇”“、淘氣”、“追問”而責罵過孩子。只有少數會因勢利導引導孩子的興趣，鼓勵孩子的探索精神，開動孩子的大腦。孩子喜歡問問題，有些問題還很“傻”，但無論孩子問的是什么樣的問題，父母都不要嫌孩子煩，更不能打擊孩子的積極性，而應盡可能多地給孩子提供獨立思考的機會，并且引導孩子從多個角度考慮問題的答案，讓孩子提高獨立思考的能力。

第三，家長的過度關愛剝奪了我們的思考權利。現在很多家長，習慣于給孩子指路和包辦。孩子養成了依賴家長的習慣，就不知道什么是思考，也不會去想如何解決問題。這樣的孩子長大后，只會人云亦云。如果孩子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就會善于發現問題，擁有獨立思考的習慣和品質，就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機遇，更容易擁有成功的生活和事業。第四，現代生活遠離實踐，高科技懶于思考。現代化的教育無疑是教育改革的一個全新的突破，多媒體的應用已經成為我們必不可少的工。但是，科技并不是完美無缺的，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們執著于快節奏的獵取知識，忽略了放慢節奏進行必要的思索。這不只是我們大學哲學領域教學困難要進行的探討，而是全民現代生活的一個現象。與讀課外書和聽廣播習慣相比，孩子業余時間的主要活動是看動畫片或者是玩電腦游戲。能幫助家長做家務的孩子也使用洗衣機、微波爐、吸塵器等設備，孩子們覺得做家務很簡單，就連削鉛筆也是“自動化”的。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需要孩子動腦筋解決問題的機會確實不多。都市人成長雜志通過調查發現，造成孩子們懶得動腦筋的一大原因，是高科技時代的生活讓一切都變得輕松，減少了孩子們動手動腦的機會。而充斥在孩子生活中的動畫與電子游戲，也因為聲、光、色彩、圖像的越來越完美而擠占了孩子們想象的空間。

二、中西文化根基不同的客觀性——努斯和邏各斯精神的缺乏

一、英語畢業論文寫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根據我國2000年出臺的《高等學校英語專業教學大綱》（以下簡稱《教學大綱》）的規定，高等學校英語專業的本科生應該用英語撰寫三千至五千個單詞的畢業論文，不僅“要求文字通順、思路清晰、內容充實”，而且要有“獨立見解和創新意識”。畢業論文本應該是檢驗學生學業成績的標尺，更是學生展示其學術能力、表達思想的平臺。但是，對于教師來說，指導學生的畢業論文日益成為挑戰性很強的工作，因為畢業論文問題重重，集中暴露了學生學習的弱點，也反映了教學和管理方面的薄弱。

首先，學生的畢業論文中頻繁出現語法錯誤。究其原因，很多高校教師沒有把語法講解作為講課重點，或者即使教師強調了語法，學生也沒有充分重視。第二，學生論文中邏輯混亂，常常出現循環論證、自相矛盾等邏輯錯誤。條理不清，論據不足。第三，論文缺少批判性。學生往往擅長介紹某個學派或者學者的觀點，卻并沒有提出自己對于研究對象的評價；即使有所評價，也大多是贊譽，不進行理性的審視和批判。第四，學生所寫的論文題目大多是老生常談，新意匱乏；內容陳舊，行文刻板。可見，有些畢業論文沒有達到《教學大綱》規定的提出“獨立見解和創新意識”的要求。存在以上問題的原因很多。從主觀上講，有的學生對于畢業論文的寫作重視不夠，寫作態度不認真。從客觀上講，課程設置亟待改進。雖然《教學大綱》規定“我們要有意識地將思維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有機地融合在英語專業技能、英語專業知識和相關知識課程的教學中”，但是，高校幾乎沒有專門培養學生思維能力的課程。例如，高校的英語專業并不開設邏輯課程，也不開設數學、幾何等自然科學方面的課程，更沒有其他訓練思維的課程，這是造成文科學生的邏輯思維不發達的重要原因。《教學大綱》明確建議開設英語國家概況、英國社會與文化、美國社會與文化、西方文化入門、希臘和羅馬神話、《圣經》、西方文明史等課程，但是，實際上很多高校的英語專業并沒有全面開設這些課程；即使開設了其中的一些課程，也大多是從歷史的角度介紹史實，缺乏從哲學的深度研究人文思想和探究思維本質。

所以，學生的批判性思維不強，創新性思維更得不到培養。另外，有的高校沒有開設專門的論文寫作課程，致使學生不了解論文寫作的規范和方法。所以，從根本上講，論文寫作的問題暴露了學生在思維能力方面的薄弱，特別表現在邏輯思維、批判性思維和創新性思維等方面。筆者認為，邏輯思維、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是進行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教學和研究最重要的思維方式，三者缺一不可。其中，邏輯思維是基礎，是批判和創造的工具。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是邏輯思維的發展和升華。對于這三種思維的有效運用是提高英語論文寫作的有效途徑。

二、邏輯思維訓練

人類具有邏輯思維的能力，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人人都進行嚴密的邏輯思維。研究邏輯思維的邏輯學作為一門學科由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創立，支配著西方的邏輯觀。邏輯學可以分為形式邏輯和非形式邏輯。亞里士多德創立的邏輯學后來被歸為形式邏輯，特別典型的是三段論。形式邏輯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至今已經比較完備，是邏輯學的主體部分。“形式邏輯是關于思維的邏輯形式及其規律的科學，同時也研究一些認識現實的簡單的邏輯方法。”①P8形式邏輯是一種理性認識形式，包括概念、判斷和推理，也就是運用概念進行判斷和推理。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包括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形式邏輯非常重要。亞里士多德將其系統論述邏輯法則的著作稱為《工具論》，意思是邏輯是認識的工具。近代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批判了亞里士多德基于其形而上學的邏輯體系，而把歸納邏輯視為進行科學研究和認識的工具，為自己的著作命名《新工具》，與《工具論》形成鮮明對比。形式邏輯不僅是認識客觀世界的工具，而且是表達思想的工具，更是揭露錯誤、進行批評的有力工具。在西方，自從古希臘時代以來，邏輯學一直在學術界備受重視。柏拉圖學園禁止不懂幾何者入內，強調了邏輯的重要性。在中世紀，西方學校普遍講授的七門課程（“七藝”）中首推“邏輯學”，其它為語法、修辭、算術、音樂、幾何、天文。至今，邏輯學也是西方高等院校的重要課程，不僅是學生必須掌握的知識，而且是進行科學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邏輯學并不是西方的專利。中國古代即有邏輯學，當時稱為名辯學，印度的古代邏輯學稱為因明，又稱佛家邏輯。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我國古代的邏輯學并沒有得到充分發展，所以現代的邏輯學大多遵照西方的邏輯學。這也可以算作我國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不如西方的一個深層原因，然而，更直接的原因在于教育管理和課程設置。目前，高校中開設邏輯課程的專業大多僅限于人文社會科學的哲學院系，在外語類院校開設此課程的幾乎沒有。由于英語專業的學生在畢業之后大多從事教學、科研和商務工作，這需要很強的邏輯思維能力和應變能力，所以，邏輯思維的培養直接關系到英語人才培養的成敗，而衡量英語人才的標準之一就是畢業論文寫作的質量。一篇好的論文應該是思想、邏輯和文采三者的統一。思想性是論文的精髓，邏輯是保證論文的思想性、準確性的重要工具。

張岱年先生是中國現代著名的哲學家、哲學史家和國學大師。這三個稱號與其一生主要從事的三個治學領域相對應，如他在《張岱年學術論著自選集》的“自序”中所說：“自30年代以來，我的學術研究工作有三個方面，一是對于哲學理論問題的探索，二是對于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三是關于文化問題的討論。”[①]在這三個治學領域中，張先生有時候把“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放在前面，如他在《我與中國20世紀》和《八十自述》中所說就是如此[②]。我想，這可能是因為張先生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一直沒有中斷，而且他在這方面的著述較多，并得到學術界普遍的高度評價。但是，這決不意味著張先生一生的精神貫注主要在中國哲學史，事實上他在早年和晚年更主要關注的是哲學理論問題和文化問題，這就是他在《八十自述》中所說：“我的治學經歷，可以說是始則由論入史，終乃由史轉論。”[③]在這一曲折的治學經歷中，包含著張先生學術生涯的順逆沉浮，也包含著中國現代哲學發展的沉痛歷史教訓。總結和吸取這一歷史教訓，對于促進“中西馬”對話和建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

張先生早年的成名作是1931年發表的《關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此文受到馮友蘭、羅根澤等先生的高度評價，后被收入《古史辨》第四冊。在此文的末尾，張先生說：“我自己二年前對于考證發生過興趣，現在卻久已離考證國土了，并已離開古書世界了。”[④]由此可知，張先生至少從1930年開始就已把主要學術興趣轉入了對現代哲學理論問題的探討。此后，他連續發表了《破“唯我論”》、《知識論與客觀方法》、《辯證法與生活》、《哲學的前途》、《譚“理”》、《關于新唯物論》、《論外界的實在》等哲學論文，其間也發表了《先秦哲學中的辯證法》、《秦以后哲學中的辯證法》和《顏李學派》等中哲史方面的論文。后一方面的論文是配合前一方面的論文而發表的，這也有“接著”中國傳統的辯證法和唯物論思想講的意思，如他在《顏李學派》的末尾所說：“探索了顏李的思想，我們是不是覺得唯物論是應信取的呢？而且，探索了顏李的思想，我們是應在生活上有所實踐呢，還是仍覺得只誦讀空談就可以了呢？”[⑤]

在《哲學的前途》一文中，張先生說：“我不相信將來哲學要定于一尊，要為某一派所獨占。那是不可能的，也不會有好處。但我相信，將來哲學必有一個重心或中心。”“這為將來世界哲學之重心或中心的哲學”，當有三項特點，即“唯物的或客觀主義的”、“辯證的或反綜的”、“批評的或解析的”[⑥]。顯然，前兩項特點意在肯定辯證唯物論，后一項特點則是要吸收西方現代哲學的邏輯分析方法。張先生當時把西方的新實在論、維也納學派等稱為“科學的哲學”。他說：“將來的哲學便是新唯物論與科學的哲學的結合。由證明法的運用，則懷悌黑、胡薩爾、魯易摩根、邁耶森，以及實用主義等的好處，也就可以被容納了。……科學的哲學的好處在精細，卻有懷疑論的傾向；新唯物論的好處在豐實，卻有獨斷論的色彩。這二派的綜合，便可得到最可信的新哲學了。對于其他各派所發現的真理，亦不容不汲取。而欲兼取相斗爭著的各派中的真理，又必賴反綜法之運用。”[⑦]這就是說，他當時主張辯證唯物論與邏輯解析法的綜合，同時對西方他派哲學的真理成分亦持開放、汲取的態度。在30和40年代，無論是新唯物論哲學家還是反新唯物論哲學家，都把辯證法與邏輯解析法或形式邏輯視為水火不容，而張先生則始終認為二者“必結為一，方能兩益”。

在《關于新唯物論》一文中，張先生說：“新唯物論或辯證的唯物論，實為現代最可注意之哲學。”[⑧]他首先強調了新唯物論與舊唯物論、機械唯物論的區別，然后論述新唯物論在宇宙論和知識論方面的精旨。關于新唯物論與西方現代哲學的關系，他指出：“今之言新唯物論者每不肯以新唯物論與現代他派哲學作對照觀，而好言佛耶巴赫（Feuerbach）為古典哲學之終結，而以新唯物論為繼承佛耶巴赫者。如此立論，何能使人折服？何以見新唯物論之長？唯以新唯物論與現代他派哲學對較，然后乃可見新唯物論之為現代最可信取之哲學。每思新唯物論雖成立于19世紀之中葉，而其中實能兼綜20世紀若干派哲學之長。如其言宇宙為一發展大流，則能納柏格森哲學之長；其言一本而多級，則能納魯意摩根等突創進化論之長；其言實踐，則能納實用主義之長。”[⑨]在這段論述中，張先生既肯定了新唯物論是“現代最可信取之哲學”，同時又強調了在費爾巴哈之后西方現代哲學仍然有新唯物論需要汲取、兼綜的真理成分。遺憾的是，張先生的這個觀點長時期沒有得到“主流”的新唯物論哲學家的認可，以致費爾巴哈之后的西方現代哲學一直被認為是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的“反動哲學”或“庸俗哲學”，直到80年代以后研究西方現代哲學的合法性才逐漸得到“正名”。

張先生在《關于新唯物論》一文中還肯定了張申府關于列寧、羅素和孔子“三流合一”的思想。他說：“將來之哲學，必以羅素之解析方法與列寧之唯物辯證法為方法之主，必為此二方法合用之果。而中國將來如有新哲學，必與以往儒家哲學有多少相承之關系，必以中國固有的精粹之思想為基本。”[⑩]這段話是后來張先生提出“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于一”的思想雛形。

一

《天人五論》因遲至80年代末才得以公開出版，所以在此之前沒有發生社會的影響。但是，張先生在30年表的哲學論文是有社會影響的，這對于評價張先生在30和40年代的哲學體系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孫道升在1935年的《國聞周報》第十二卷四十五期發表《現代中國哲學界之解剖》，其中將現代中國哲學分為：“純宗西洋哲學”的實用主義、新實在論、新唯物論和新唯心論，以及“兼綜中西哲學”的唯生主義、新法相宗、新陸王派和新程朱派。在“新唯物論”條下，孫道升說：“新唯物論亦稱辯證唯物論，馬克思、恩格士、伊里奇等所倡導之哲學也。……平心而論，西洋各派哲學在中國社會上的勢力，要以此派為最大，別的是沒有一派能夠與他比臂的。……這一派哲學的哲學家為數最多，如陳獨秀、、李季、葉青、陳豹隱、李石岑、張申府、張季同、吳惠人等諸先生都是。……這許多新唯物論者又因仁智見異而分為截然不同的兩派，一派是想把解析法輸入于新唯物論中去的，另一派是沿襲俄國日本講馬克思學說的態度的。前者可稱為解析法的新唯物論，此派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其作品在新唯物論中，可謂最值得注意的、最有發展的。張申府、張季同、吳惠人等先生可為代表。”[23]可見，張先生（季同）在當時是“許多新唯物論者”之一，他屬于新唯物論中的一派，即“解析法的新唯物論”。在孫道升列出的新唯物論哲學家的著作中，也提到了“張季同的《關于新唯物論》、《辯證唯物論的知識論》”。這兩篇論文都發表于1933年，也就是說，當孫道升在寫《現代中國哲學界之解剖》時，張先生最有代表性的論文《哲學上一個可能的綜合》尚未發表。在此需要討論的是，孫道升把新唯物論列在“純宗西洋哲學”一類，這并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就張先生的哲學思想而言，他可謂“學宗新唯物論”，而又“兼綜中西哲學（之優長）”。張先生的哲學思想之所以是“最值得注意的、最有發展的”，除了其“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之外，還因為這是與中國傳統哲學的精華接了“榫”的新唯物論，因而它是具有中國特色或中國化的“解析法的新唯物論”，簡言之，即中國現代的新唯物論。

在30年代中期曾發生“唯物辯證法論戰”，它啟端于張東蓀在1934年編輯出版了《唯物辯證法論戰》，此書雖名為“論戰”，實際上所收都是單方面反對唯物辯證法的文章。當時，陳伯達、胡繩、弱纓、滄白、葉青等站在唯物辯證法的立場上對張東蓀派予以批判，葉青還在1935年編輯出版了《哲學論戰》，此書收入論戰兩方面的40篇文章，其中包括張先生的5篇，即《辯證法與生活》、《相反與矛盾》、《論外界的實在》、《辯證唯物論的知識論》和《辯證唯物論的人生哲學》，“實為該書中收入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他是屬于唯物辯證法一方的論戰之“主要參與者”[24]。

曾有學者認為，“把張岱年哲學思想稱謂為‘新唯物論’，怕有混同葉青哲學之嫌”[25]。此實為大謬！30年代所稱的“新唯物論”即是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而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就曾說：“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26]這里的“新唯物主義”（當然又可譯為“新唯物論”）指的就是馬克思本人的哲學。在30年代中期，葉青也被視為“許多新唯物論者”之一，他之反對新唯物論是逐漸才暴露的。葉青在當時曾批評“張申府和張季同”的思想“顯然錯誤”，而張先生則在1936年撰文《評葉青<哲學問題>及<哲學到何處去>》，對其“心物綜合論”、“哲學取消論”等謬誤進行揭露和批判，指出在葉青自己的“創新”見解中“充滿種種的錯誤”[27]。

在《哲學上一個可能的綜合》發表后，蘇淵雷在1936年秋寫給張先生的信中說：“數于《國聞周報》上拜讀大著，廣大精微，嘆未曾有。意者中土新哲學之誕生，將以一大事因緣而出世乎？待之，待之，直至今日拜讀大著《哲學上一個可能的綜合》一文后，始信我愿不虛矣。私幸處此天地跼蹐、山河日窄之際，學術分裂、百家往而不返之日，尚有清通簡要之思想家，如先生者，獨抒偉論，演此甚深希有之大法，以餉吾彷徨無路、顛倒妄想之青年，而為風雨飄搖、不絕如縷之思想界，賡續新省。其為悅服，曷可言喻。尊論謂以新唯物論為本，先求唯物與理想二義之綜合，而兼綜解析法，以此求一真的可信的有力的哲學，能作生活之指導的哲學……切問近思，真探本抉微之談也。”[28]從蘇淵雷的信中，可見張先生的文章對于當時青年的思想是產生了重要影響的。

在省、市社科聯領導的關心支持下，XX區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于200*年3月16日正式成立。社科聯成立后，我們緊緊圍繞努力建設面向現代化，特色鮮明、立足實際、體現小康發展戰略要求的哲學社會科學這一總目標，按照區委書記XXX關于“社科聯工作要走在全市前列，活動開展要有聲有色”的要求，以不斷推出具有影響的學術和理論研究精品力作；不斷產生服務于黨委政府決策的優秀運用研究成果；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質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隊伍為著力點，積極開展活動，各項工作都取得了較好成績，受到了省、市社科聯領導的好評。一年多來，我們主要做了以下幾項工作：

（一）開展調查摸底活動，了解掌握我區社科資源。

我們于200*年3月下旬組織開展全區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調查摸底活動，通過上門走訪、召開座談會、問卷調查等形式，開展一系列有針對性的工作調研，查清資源、摸清家底，掌握第一手資料。

一是人才資源。我們對全區從事哲學社會科學的人員進行調查，對各學科各類人才的職業、專業、年齡、職稱、研究課題等進行登記，初步掌握了我區社科人才隊伍的職業分布、專業結構、年齡結構、職稱分布以及研究方向等方面的基本情況，在此基礎上經過初步篩選，對其中69名學有所長、成績顯著的優秀人才建立個人檔案，形成優秀社科人才檔案庫。

二是組織資源。各級學會、協會、研究會是社科聯的依托，我們在區民政部門的協助下，對全區63個各級各類社團組織進行調查摸底，對各級學會、協會、研究會的宗旨、主要任務、組織形式、會員結構、運作方式及開展活動情況形成一套較詳細的資料。*年9月，我們會同區民政局、區科協研究商討社科聯的業務管理范圍，區委宣傳部、區民政局聯合下發了《關于明確淮安市XX區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業務管理單位的通知》，進一步理順了區社科聯和各學會、研究會、協會的領導關系，為今后規范、有序地開展工作打下了基礎。

三是選題資源。我們對我區社科人才結合各自工作實際進行的專題研究以及這些同志因職業或興趣愛好而選擇的一些有價值的研究課題進行登記、篩選，對一批對我區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和社會發展意義重大的理論、實際問題的課題進行跟蹤，以期在較短的時間內形成一批有一定影響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