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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9年7月央行啟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算起,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已經推進了10余年。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21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指出:2021年一季度,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中人民幣排在第五位,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為2.5%,較2016年人民幣剛加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時上升1.4個百分點;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發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6月,在主要國際支付貨幣中人民幣排在第五位,人民幣支付金額占所有貨幣支付金額的2.5%,較上年同期上升0.7個百分點。盡管人民幣在這些指標中的排名靠前,但與美元、歐元差距還很大。
總結美元和英鎊等貨幣的國際化進程可知,貨幣國際化一般遵循以下規律:強大的經濟實力帶來對外貿易的需求,貨幣會隨著貿易規模擴大越來越廣泛地應用于貿易結算中;貿易中的貨幣結余會引發投資需求,相應的以該種貨幣計價的金融產品開始出現,貨幣開始走向國際金融交易結算;廣泛應用于國際貿易結算和國際金融市場投資的貨幣會被各國的中央銀行納入儲備貨幣中;隨著貨幣國際計價結算、投資交易以及價值儲藏功能的不斷提升,最終實現貨幣國際化。
循著這個規律,人民幣的國際化有三個重要條件:一是人民幣在境外有一定的流通份額;二是在國際貿易中以人民幣結算的交易要達到一定的比重;三是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成為國際各主要金融機構包括中央銀行的投資工具。
央行數字貨幣(中國的央行數字貨幣名為DC/EP,全稱為DigitalCurrencyElectronicPayment,即數字貨幣和電子支付工具)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首先,央行電子貨幣更容易獲取,不需要與銀行賬戶綁定,能夠更方便進行貨幣兌換,這意味著在境外更容易獲得和使用人民幣。
其次,DC/EP不僅是貨幣工具,也是支付和清算的基礎設施,在國際貿易和跨境支付等場景下,交易成本更低,支付和清算速度更快。通過有效整合DC/EP和CIPS系統(即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全稱Cross-borderInterbankPaymentSystem),建設好區塊鏈貿易融資平臺,將大幅度提升央行在跨境支付、跨機構支付、清算結算的效率,提高國際貿易中人民幣結算的比重。
貨幣是信用的具體體現,貨幣的形態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不斷地發生演化。從貨幣形態的演變發展歷史來看,貨幣形態的演變無一不伴隨著社會進步和技術發展。當前,以5G、區塊鏈、大數據、云計算以及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迅速發展,促使經濟模式逐漸轉向數字化,也促進貨幣形態向電子化、數字化加快轉變。數字貨幣的出現及應用范圍的不斷擴大將是人類進入數字化時代的必然歷史進程,可以說,數字貨幣體系是繼商品貨幣體系、信用貨幣體系之后,人類貨幣體系的第三次革命。由于數字貨幣對未來人類社會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在其出現伊始便受到了一些科技巨頭和各國政府部門的廣泛關注和重視。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數字貨幣迅速發展,主權國家政府一味地拒絕和抵御數字貨幣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現實的,不僅不能滿足數字經濟發展的需求,而且可能被市場化數字貨幣的迅速發展削弱主權國家政府的貨幣權力、經濟權力和管理經濟的職能。因此,加快研發和推出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的法定數字貨幣成了各國央行近年來的重大課題,一輪主權國家之間數字貨幣競爭在所難免。
一、法定數字人民幣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及戰略意義
(一)法定數字人民幣將對國內金融體系和信用機制產生深遠影響
貨幣數字化是全球未來的大趨勢。對中國來說,數字貨幣的發行和使用,可以使得貨幣發展與數字經濟發展更加匹配,貨幣政策調節更加高效,幣值會更加穩定。法定數字人民幣對現有金融機構與金融體系不會產生重大沖擊,有利于維護貨幣金融體系穩定。央行的貨幣支付功能會因為人民幣的數字化得到優化,人民幣的貨幣地位和央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將隨著法定數字人民幣的推出而提升。由于信用風險主體的變化,法定數字人民幣的安全性與便攜性將使其有可能成為一種滿足用戶儲備需求的計息資產。央行能夠通過對法定數字人民幣利率的調整間接影響金融市場的存貸款利率,使央行獲得一種新的貨幣政策實施工具和渠道。在法定數字人民幣運行的過程中,通過實時掌控所有法定數字人民幣的收付情況以及進行數字人民幣交易的具體分布情況,央行能夠實現對法定數字人民幣的全方位、全流程監控。同時,法定數字人民幣的廣泛應用,將有助于反洗錢、反逃稅、反詐騙和反恐怖融資等金融犯罪活動,有效維護社會安全穩定。
(二)法定數字人民幣將提升人民幣在國際支付體系中的份額,助推人民幣國際化
一國貨幣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程度,是該國貨幣國際化的重要標志。在沒有重大外部因素影響的情況下,現有國際支付市場的貨幣使用格局幾乎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當前人民幣充當國際支付結算貨幣的權重極低,與中國實際的經濟規模及對外貿易投資規模不符。法定數字貨幣將進一步拓展人民幣國際化的空間,為全球跨境貿易提供數字化計價、交易、支付與價值儲存工具,降低國際貿易成本并提高交易效率。應較快構建起一套圍繞著法定數字人民幣的跨境支付體系,較好地實現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價值尺度、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職能,在數字時代國際清結算體系的變革中“彎道超車”,提升人民幣在國際支付體系中的份額。當人民幣在國際中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網絡外部性和支付結算的依賴性,再逐步推動發展人民幣的價值貯藏和世界貨幣職能,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目標。
摘要:數字人民幣是我國央行發行的法定貨幣,與普通的所謂數字貨幣有本質區別。數字人民幣除在國內使用外,其國際化也應提上日程。建立多渠道的數字人民幣出海路徑,采用合適的國際化策略,建設獨立的數字人民幣全球清算系統,非常有必要。
關鍵詞:數字人民幣;數字貨幣;國際化;全球清算系統
數字人民幣已經在我國多個城市試點發行。在人們已經習慣使用第三方支付工具(微信、支付寶)的情況下,數字人民幣的優勢在哪里?如何加速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數字人民幣的發展前景如何?本文將逐一分析這些問題。
一、試點發行數字人民幣的全球金融背景
數字人民幣是由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經過特殊加密的數字化、程序化的人民幣現金,是我國央行開發的法定貨幣,與流通中的紙幣、硬幣具有同等支付能力。它是由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歷經多年開發出來的。它的發行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有助于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我國央行決定發行數字人民幣有著極其復雜的國際金融背景。
(一)比特幣的影響力已經超越部分國家的法定貨幣
摘要:在全球政經局勢發生動蕩的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推進的內外環境發生著巨大變化。2020年肺炎疫情以來,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暴露出其內在的不合理性,為人民幣登上國際舞臺帶來機遇;而全球性經濟衰退引發的逆全球化趨勢,又成為人民幣國際化推進過程中的阻力。在機遇和挑戰共存的新局勢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新一輪戰略部署,不僅在金融政策與市場走向方面有著重大意義,對中國發展戰略的部署也有著重要的啟示性作用。縱觀人民幣國際化的歷史進程,聚焦當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存在的內外新難題,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需從貿易結構改善、外匯資產配置、普惠金融推動、數字人民幣研發等方面做好部署。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新戰略;普惠金融;數字人民幣;雙循環
人民幣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與世界對中國各方面的需求密切相關,當國際上對人民幣的需求加大,同時有與需求相適應的供給和兌換自由,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人民幣的國際化。2020年上半年疫情的全球蔓延,對中國經濟甚至全球經濟的沖擊是不容小覷的。初步核算,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206504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下降6.8%。分產業看,第一產業增加值10186億元,下降3.2%;第二產業增加值73638億元,下降9.6%;第三產業增加值122680億元,下降5.2%。[1]經濟的下滑現象明顯,經濟衰退將成為人民幣在國際化進程中的絆腳石。各國經濟也出現明顯波動,全球避險情緒上升,由特里芬難題說明的單一美元體系的不穩定性和內在缺陷暴露于世,各國國內生產受到沖擊,表現出全球對美國金融資產的過度依賴方面的短板,各國對于構建國際貨幣體系新秩序的訴求日益強烈。雖然美元的中心地位無法撼動,但是國際上需要更多有潛力的貨幣加快國際化進程,所有的非中心貨幣相互聯合得以與美元制衡,減弱美元以霸主地位對世界各國的經濟、金融、軍事的控制能力。此時,中國作為有一定經濟地位的國家,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是適應時展要求的表現。
一、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從2009年中國央行大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以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2010年至2015年上半年期間,人民幣取得了快速地發展;然而從2015年下半年至2017年初,人民幣國際化的速度顯著放緩,部分指標甚至出現了逆轉。[2]而近幾年,中國充分發揮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結算、清償等功能,加大金融市場的開放力度,又加快了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
(一)蓬勃成長時期。2009-2015年期間,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大爆發的背景下,加大國內金融體系的改革力度,推進人民幣在跨境貿易中的結算和離岸市場的建立,使其成為世界貨幣舞臺上備受矚目的主角,國際投資者普遍存在人民幣升值預期,存在大量人民幣跨境結算投機套利,在此期間人民幣在國際上的需求大大增加,直接推進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央銀行作為貨幣發行的銀行,主要是從兩種途徑出發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一是推進人民幣在跨國交易中的結算。在中國境內實行有步驟、漸進式的資本賬戶下可兌換;二是促進離岸人民幣金融市場的發展。主要是香港離岸金融市場的建立,擴大以人民幣計價的證券市場、股票市場的規模。2009-2014年期間,在央行的鼓勵和推動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快速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額同比增長30%以上,2015年結算量達到7.23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0.43%。[3]據環球銀行間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數據顯示:2014年11月,人民幣首次成為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2015年8月曾一度躍居第四。目前,人民幣在支付領域排名第六,2016年11月的市場份額為2%。“十三五”期末,預計人民幣跨境收支占中國全部本外幣跨境收支的比例超過1/3,人民幣成為一種國際性貨幣。[4]
內容摘要:本文將數字普惠金融數據與我國31個省份的入境旅游消費數據匹配成2011-2017年的面板數據,利用計量模型考察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入境旅游消費的影響。結果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廣度對前三個入境旅游消費指標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數字普惠金融深度對四個指標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最后,文章對合理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提高入境旅游消費水平提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數字普惠金融;入境旅游消費;消費增長;旅游業發展;計量模型
1.引言
國際旅游作為服務貿易的重要組織部分受到了各個國家的青睞,我國擁有全球最多的人口規模,已成世界最大出境旅游消費國。據歐睿國際(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的最新研究報告預測,2030年前中國會取代法國成為世界接待入境旅游者最多的旅游目的地國,其接待入境旅游人數預計將達2.6億人次,這將遠超過美國、德國等國家。2018年,我國接待的入境旅游人數為1.4億人次,比2017年增長1.2%,同年實現國際旅游收入1271億美元,較2017年增長了3%。隨著入境旅游人數的增加,提高入境旅游者的消費水平成為當前最為重要的事實。其原因在于,入境旅游者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提高他們的消費水平,對于提高我國的外匯收入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入境旅游者消費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帶動我國旅游業發展,從而能夠有利于就業,并促進相關產業發展。在我國,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特別是在移動支付的普及,居民的金融可得性得到了較大的改善,具體表現為普通居民可以通過手機進行支付消費。由移動支付發展起來的數字普惠金融已成為普通居民的金融消費形式。而針對入境旅游消費者,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是否能夠促進入境旅游消費者的消費水平的提升?本文將對此進行詳細分析。
2.文獻綜述
現有文獻針對入境旅游消費進行了較多探討。鄧淇中等(2012)對我國六個中部省份的入境旅游消費區域差異進行了討論,其發現我國存在人均消費支出增長緩慢、消費質量不高且呈現區域內不平衡格局的問題;王欽安和孫根年(2016)以2003—2014年內蒙古的統計數據,用變動度、高級指數、地位指數、彈性系數和貢獻率等指標分析了入境旅游消費結構變化及其對國民消費的貢獻;陳玲玲和嚴偉(2017)就入境旅游客源市場的多元化下的市場多尺度進行了預測;劉儀鳳等(2018)對入境旅游消費結構變動與國民消費之間有關系進行了考察。近年來,隨著數字金融的發展,數字普惠金融的概念成為社會熱點,針對數字普惠金融的研究也越來越多,相關文獻逐漸開始側重于從數字普惠金融的消費增長(易行健和周利,2018)、減貧效應(黃倩等,2019;吳金旺,2019)、創新激勵(梁榜和張建華,2019)、收入分配(陳丹和姚明明,2019)等展開研究。但另一方面,針對數字普惠金融與入境旅游消費之間的研究尚未涉及。現階段,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移動支付的推進,普通居民能夠很容易的獲得金融支持。對于入境旅游者而言,在數字普惠金融未出現之前,他們一般需要到金融機構去兌換旅游目的地國家的貨幣,從而以此實現其旅游消費的目的。而隨著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入境旅游者可以通過移動支付平臺獲得旅游目的地國家的貨幣,這減少了其到金融機構兌換貨幣的不便。普惠金融的出現使入境旅游消費不再受貨幣兌換限制,其促使入境旅游者可以自由地進行消費,這提高了入境旅游者的消費水平。對此,本文以數字普惠金融與入境旅游消費之間的關系作為研究主題,通過討論兩者的關系,以期找出提升入境旅游消費水平、增加外匯收入、帶動我國旅游經濟發展的現實路徑。本文關心的是入境旅游消費,主要采用入境過夜旅游者人均天花費(美元/人天)、接待入境過夜游客人數(人次)、接待入境過夜游客人天數(人天)、接待入境過夜游客平均停留(天)等四個指標來表示。由于上述變量均為絕對值,因此采用其對數進行分析。該數據來源于《中國旅游統計年鑒2012-2018》。本文關心的核心解釋變量為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根據《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2011-2018》公布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本文利用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進行基準回歸,采用數字普惠金融廣度指數、數字普惠金融深度指數進行機制分析。該數據的具體說明請參見郭峰等(2019)。除了核心解釋變量之外,本文還控制了一系列影響消費的其他因素:星級飯店數(家)、旅行社總數(家)、旅游景區總數、人均國內總產值(元)、居民消費水平(元),上述變量均取對數。由于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數據是2011-2018年,而入境旅游消費的數據僅收集到2017年以前的,最后匹配兩個數據集后,獲得2011-2017年31個省級的面板數據。表1為所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