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生物論文范文精選

【摘要】植物體內大量分布的微生物對植物產生的影響已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特別是那些有益的影響可對植物的生長及活性成分的形成產生一定的作用。甘草作為一種大宗中藥，其栽培品的質量一直是人們所關心的問題，甘草有益微生物對提高甘草的品質有重要作用。該文綜述了甘草有益微生物的研究進展，以期對提高栽培甘草的質量起到指導意義。

【關鍵詞】甘草;內生菌;根瘤菌;菌根真菌

甘草是豆科甘草屬(Glycyrrhiza)植物，其根及根莖為常用中藥，市場需求量大。近年來，隨著野生甘草資源的急劇減少，且國家明令禁止采挖野生甘草，使甘草供求矛盾日益尖銳。在這種情況下，對甘草資源的保護性利用及栽培甘草勢在必行。近年來，隨著人工甘草種植面積的逐年加大，提高甘草的質量成為亟待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相關研究表明，植物有益微生物可以產生促植物生長的活性物質，提高植物固氮性能，促進植物對惡劣環境的適應，加強系統的生態平衡，保證寄主植物健康生長。因此本文就近年來甘草有益微生物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以期對提高栽培甘草的質量有指導意義。

1甘草內生菌的研究現狀

內生菌是指一生或至少一生中的某個階段能進入活體植物組織內，并且不引起明顯組織變化的真菌或細菌［1,2］。1993年，Strobel等［3］從短葉紅豆杉TaxusbrevifoliaNutt的樹皮中分離出二百多種微生物，其中有一株內生真菌Taxomycesandreanae能產生紫杉醇，這一研究結果引起學者對內生菌的廣泛興趣。目前，人們已經從長春花、千層塔、銀杏、厚樸等多種植物中分離得到了內生菌，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有學者對甘草內生菌也進行了研究，發現內生菌對甘草產生一系列作用。宋素琴等［4］對采自新疆的健康野生脹果甘草不同組織中的內生菌進行分離，并純化得到149株細菌和2株真菌，鑒定得出149株細菌分屬于13個屬，2株真菌分屬于青霉菌屬Penicillium和鐮刀菌屬Fusarium。有學者發現內生菌可通過拮抗病原菌促進甘草生長。饒小莉等［5］從烏拉爾甘草健康植株的根莖葉中共分離到內生細菌98株，并采用平板對峙方法篩選出6株菌株，其對植物病原菌有明顯體外拮抗活性，鑒定這6株拮抗菌株分屬萎縮芽孢桿菌(Bacillusatrophaeus)、多粘類芽孢桿菌(Paenibacilluspolymyxa)、枯草芽孢桿菌(Bacillussubtilis)、Paenibacillusehimensis。龔明福等［6］采用無菌操作技術從野生健康甘草Glycyrrhizauralensis的根、莖、葉、種子、根瘤等組織中分離出內生細菌（Endophyticbacteria)125株，其中31株對棉花枯萎病菌(Fusariumoxysporum)、棉花黃萎病菌(Verticilliumdahliae)具有較強的拮抗活性，這31株內生細菌分屬于氣芽孢桿菌屬(Aerobacillussp.)、氣單胞菌屬(Aeromonassp.)、芽孢桿菌屬(Bacillussp.)、黃單孢桿菌屬(Xanthomonassp.)、假單胞桿菌屬(Pseudomonassp.)、土壤桿菌屬(Agrobacteriumsp.)。另有研究發現，從甘草中分離的有些內生菌還可產生活性物質。韋革宏等［7］從烏拉爾甘草和光果甘草中共分離得到68株內生菌，從中篩選出一個來自烏拉爾甘草的菌株Mesorhizobiumsp.CCNWGX022，從該菌株發酵液的石油醚提取物中分離得到了十八烷酸內酯Rhizobialide，是第一次從內生菌中得到此類物質。另有學者研究了內生菌在甘草不同部位及不同月份的數量變化趨勢。林世利等［8］分離出不同月份苦豆子、駱駝刺、苜蓿、鈴鐺刺、甘草不同部位的內生細菌，研究阿拉爾地區豆科植物內生細菌種群動態。結果顯示5月份的苦豆子和甘草植株、8月份的苜蓿植株、9月份的鈴鐺刺和駱駝刺植株的內生細菌的種類最多。內生細菌種類的分布規律依次為苦豆子中葉＞莖＞根＞種子＞花，苜蓿中根＞葉＞莖＞花＞種子，鈴鐺刺中莖＞葉＞種子＞花＞根，駱駝刺中根＞莖≥葉＞種子＞花，甘草中莖＞根＞葉＞種子＞花。5種豆科植物生長期中總帶菌量平均值在各個月份變化趨勢不同，并且各個月份的帶菌量處于交替變化之中，說明不同月份5種豆科植物內生細菌的種類和數量不同，同種豆科植物不同組織部位的內生細菌的種類和數量有差異。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知行學說/民本思想/修身/尚賢/建黨學說

【正文】

中圖分類號：D2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5194(2001)01-0019-04

一、知行學說對倡導的思想路線的影響

知與行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一對范籌。《尚書》中的《說命中》有“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語，歷來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知行學說，它是指人們認識一件事情，懂得一個道理，并不困難；困難的是把它付諸實行，把主觀認識變為客觀實踐的活動。《左傳昭公十年》也有“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的同類思想，它們都表現了一種樸素的知行觀。以后歷代思想家都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場上，對知行學說作了進一步的發展，提出了“行先于知”、“由行而致知”、“行難知易”、“知重行輕”等多種觀點。雖然他們受階級和時代的局限，都沒有作出完全科學的回答，但“知行統一”、“知行結合”則是這些思想家論辯所結出的碩果。在總結中國哲學史上關于知行關系的各種見解的基礎上明確指出，所謂知行關系就是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他把中國傳統文化上的知行學說與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相結合，指出：“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與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1]尤其具有重大意義的是他把馬克思主義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理論同中國古代“知行統一”的思想結合起來，形成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事求是”的詞意最早見之于東漢史學家班固所寫的《漢書》，作者在書中贊揚西漢景帝之子河間獻王劉德治學態度嚴謹，說他“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繕本，必為寫好與之，留其真”。唐代語言學家顏師古將“實事求是”解釋為“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顯然，“實事求是”指的是一種求實的治學態度和學風。宋代陳亮、葉適繼承了儒家歷來講求實用理性的傳統，反對空泛，推崇事功。清代顧炎武、龔自珍、魏源、曾國藩則大力提倡“實學”，主張“經世致用”。他們講求“實事求是”的立意雖然不盡相同，但都包含著力求使主觀符合于客觀的正確認識，代表了中國古代那種治國理政注重從實際出發的優良傳統。

總結了中國哲學史上關于知行關系的各種見解，吸收了其中的合理內核。1937年7、8月間，發表了《實踐論》和《矛盾論》等一系列光輝著作，闡明了認識和實踐、知和行的關系。他指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雖然“兩論”中還沒有出現“實事求是”的字樣，但是如果把它提到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高度來考察，那么，實際上，“兩論”就是“實事求是論”或“論實事求是”。1941年5月，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進一步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要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因此，從這時開始，“實事求是”已經完全不是原來的含義，完全不限于學風。同年冬，為中央黨校題寫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對黨的思想路線最簡明、最精辟的概括，從此，“實事求是”作為黨的思想路線被確定下來。“實事求是”作為學風是先輩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不僅繼承了這份遺產，并以此為橋梁把它升華為我們黨的思想路線，對古人的“實事求是”概念，不僅充實、改造了它的內涵，也拓寬了它的外延，使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在無產階級政黨理論中再現其真理性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