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博士論文范文精選

在研究領域和研究題目上，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有了更大的拓展。傳統熱點，如莎士比亞、喬叟、《貝奧武甫》、斯賓塞、馬洛等，得到了持續的和更加全面的關注;與此同時，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繼續開拓深入。大概由于新歷史主義和文化研究的影響，從前少有人問津的莎士比亞歷史劇變得格外“吃香”。不僅相關論文集中出現②，而且莎翁歷史劇成為2006年清華大學“莎士比亞與政治哲學”通識課的教材(趙曉力、吳飛，《國文》，2006，4)。中世紀英國文學研究更加全面深入。不唯《坎特伯雷故事》，而且喬叟的其余作品;不唯喬叟(沈弘，《文評》，2009，3)，而且其他中古英語文學作品(陳才宇，《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1;《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5)，如《高文爵士與綠色騎士》③、《忍耐》、《凈潔》(劉乃銀，《文研》，2004，6;《論叢》第7輯)、《珍珠》(王繼輝，《國文》，2004，1)、《克蕾絲德的遺言》等;不唯《貝奧武甫》(王繼輝，《外文》，2002，5;《文研》，2003，1)，而且其他古英語作品，如《十字架之夢》(肖明翰，《文研》，2011，3)等都有專文討論(參見楊開泛)。許多文章都可圈可點，如陳才宇的執著，劉乃銀的溫和，沈弘的敏銳，王繼輝的沉著，肖明翰的迅捷，等等。斯賓塞方面，除了《仙后》(胡家巒，《歐美文學論叢》第2輯;劉立輝，《文評》，2006，3;《文研》，2007，3)等詩作外，鮮為人知的散文作品《愛爾蘭之現狀》中的民族意識也被提請注意(李成堅，《文評》，2011，2)。馬洛方面，除了常見的關于戲劇和詩歌的作品研究外，鄧亞雄綜述了國外的馬洛研究(《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6，2)，馮偉探討了馬洛的傳記建構問題(《國文》，2010，4)。在文藝復興時期詩歌方面④，胡家巒的園林詩歌研究(《國文》，2002，4;2004，3;2006，2;《外語與外語教學》，2006，1;《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7，6等)、蔣顯睸的小史詩研究(《論叢》第9輯;《國文》，2010，2)、朱賓忠的愛情詩研究(《文研》，2002，2)、趙元為西方文論關鍵詞系列撰寫的“十四行詩”(《外文》，2010，5)都是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胡家巒的文章論及了像蓋斯科因、西爾維斯特、蘭多爾夫、沃勒、考利等多位相當重要但幾乎無人討論的文藝復興時期英國詩人，具有填補空白、開啟來者的意義。在文藝復興時期戲劇方面，涉及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趙亞麟粗線條勾勒了莎翁與同時代劇作家的關系(《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4，3)，基德《西班牙悲劇》(程倩，《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7，2;耿幼壯，《文評》，2005，3)、韋伯斯特《瑪爾菲公爵夫人》、博蒙特和弗萊徹《少女的悲劇》(龔蓉，《文評》，2008，2;2011，1)、托馬斯•海伍德的《倫敦四學徒》(郝田虎，《文研》，2008，1)等得到重點關注。其中，耿幼壯總結了伊麗莎白時期復仇劇興盛的原因，以《西班牙悲劇》為例分析了復雜的復仇觀，指出死亡問題與復仇、正義相比，是復仇劇更為內在的主題。這篇論文實際上回應了張隆溪20世紀80年代關于悲劇和死亡的文章(《中國社會科學》，1982，3)，是接著講的。

由于劉建軍等人的努力，學界對于歐洲中世紀文學的認識更清醒、更自覺、更明確了。劉建軍《歐洲中世紀文化與文學述評》一文從宏觀角度確立了對中世紀的再認識(《文研》，2003，1)。李曉衛則從文化根源和文學表現兩方面，追溯了歐洲中世紀文學與古希臘羅馬文學的內在聯系(《文研》，2003，6)。在中世紀的歐洲，不僅希臘和希伯來傳統，還有多種古代文化要素碰撞融合;歐洲中世紀文學不僅具有過渡性質，而且為后來的歐洲文學發展奠定了基礎(劉建軍，《文評》，2010，4)。文藝復興運動是在中世紀基督教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文藝復興文學表現了基督教文化影響下所形成的人文主義思想(劉建軍，《文研》，2007，5)。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逐漸就歐洲中世紀文化、文學、歷史、宗教等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達成共識，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黑暗時代”的簡單片面說法日漸銷聲匿跡。應該說，學界對于歐洲中世紀———包括英國中世紀文學和文化—的重新發現是新時期的基本成就之一。旅美學者李耀宗在臺北出版的力作《諸神的黎明與歐洲詩歌的新開始:噢西坦抒情詩》可以說代表著中華學人目前在歐洲中世紀文學研究領域的最高成就。研究方法更加多樣化。除了馬克思主義、文本細讀、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比較文學、巴赫金等比較熟悉的方法外，文化唯物主義(與新歷史主義相類而不同;許勤超，《國文》，2010，4)、文學達爾文主義(王麗莉，《外文》，2009，1)、后殖民主義(段方，《文研》，2005，2)、手稿研究(郝田虎，《國文》，2010，2;《江西社會科學》，2011，7)⑤等理論方法也得到(進一步)介紹。倫理學視角開始重新得到重視(如顏學軍，《文研》，2006，1;羅益民，《西南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1)。⑥其中，比較突出的是新歷史主義。經過20世紀90年代的介紹消化，更多的中國學者能夠更為熟練地運用該方法開展研究，研究對象也不局限于莎士比亞(如胡鵬，《文評》，2011，2)，也包括文藝復興時期戲劇(如龔蓉)等。而新歷史主義與文化研究相結合，帶來普遍的對于文學中政治議題的格外關注。例如，程朝翔的兩篇文章(《國文》，2005，2;《文研》，2005，2)聯系現實，深入淺出地討論了戰爭對莎劇(如《亨利五世》)和作為文化符號的莎士比亞的利用，對認識文學的本質富有啟發意義。沈弘(《文評》，2009，3)和郝田虎(《外文》，2008，2)的文章探討了早期英國文學的寫作方法問題:大量存在的模仿和借用是“剽竊”還是“札記式寫作”。

在研究載體上，這一時段的顯著特點是專著的猛增。單就莎士比亞而言，根據筆者的統計，1978—2011年中國內地和香港共出版專著(包括論文集，但不包括譯著、文學史、選本、傳記、辭典等)約一百部，其中1978—1989和1990—2000兩個時段數量差不多，都是20余部，而新世紀十年的專著數量即占整個新時期的一半還多。施咸榮在《莎士比亞和他的戲劇》(1981)的結尾說:“除大學教材和報刊上發表的論文外，研究、評論莎士比亞的專著還不多。”30年間，增長了近百倍，不可謂不迅速。在除了莎士比亞的文藝復興英國文學方面，20世紀七八十年代各有一部專著(王佐良和楊周翰)，20世紀90年代這方面的著作也不多，主要收獲是文學史。進入新世紀，這一領域的專著才逐漸多起來，主要有:胡家巒，《歷史的星空》(2001)、《文藝復興時期英國詩歌與園林傳統》(2008);沈弘，《彌爾頓的撒旦與英國文學傳統》(2010)等。在中世紀英國文學方面，臺灣1983年就出版了顏元叔的著作《英國文學:中古時期》，1990年以前大陸幾乎沒有專著。1990年以后，除了鮑屢平《喬叟詩篇研究》(1990)和王繼輝《古英語和中國中古文學中的王權理念:〈貝奧武甫〉與〈宣和遺事〉比較研究》(1996)等之外，主要還有:李賦寧的《英國文學論述文集》(1997);陳才宇的《英國古代詩歌》(1994)、《古英語與中古英語文學通論》(2007);陸揚的《歐洲中世紀詩學》(2000);肖明翰的《英語文學之父———杰弗里•喬叟》(2005)、《英語文學傳統之形成:中世紀英語文學研究》(2009);劉建軍的《歐洲中世紀文學論稿:從公元5世紀到13世紀末》(2010);丁建寧，《超越的可能:作為知識分子的喬叟》(2010);劉進，《喬叟夢幻詩研究:權威與經驗之對話》(2011)等。文學史方面最重要的是李賦寧、何其莘主編的《英國中古時期文學史》2006年出版。這些沉甸甸的收獲中有不少英文書，尤其是博士論文。英文著作的好處是與國外學術界交流方便，但也會限制讀者數量，減少影響力，使得本來就小眾化的早期英國文學研究(莎士比亞除外)更加成為少數專家學者的智力游戲。而學者之間的對話互動大大促進了學術進步，例如，孟憲強認真對待從叢“哈姆萊特并非人文主義者”的質疑和批評(《河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1;《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1，5)，在《三色堇:〈哈姆萊特〉解讀》(2007)中花大力氣重寫了“哈姆萊特與蒙田之比較研究”一章，使得內容更加豐富充實。在譯著方面，黃杲睺1998年首次出版、后來在海峽兩岸多次重印的詩體譯本《坎特伯雷故事》多為學者征引，大有代替方重早年散文譯本的勢頭。20世紀90年代的中世紀英國文學重要譯本包括馮象譯《貝奧武甫:古英語史詩》(1992)和吳芬譯《特洛勒斯與克麗西德》(1999)等。沈弘和陳才宇是中世紀英國文學的主要譯者。沈弘厚積薄發，譯作除《農夫皮爾斯》(1999)外，還有:伯羅《中世紀作家和作品:中古英語文學及其背景(1100—1500)》(2007)、《中世紀英國:征服與同化》(2007)和《英國中世紀詩歌選集》(2009)。

其中最后一部尤其值得重視，譯文像此前的《農夫皮爾斯》一樣，節奏整齊，措辭講究，忠實典雅，清新可誦，有的篇目還填補了空白，如《珍珠》，但因為在臺北出版，大陸這邊少有人知。而沈弘精心選擇了二手文獻伯羅進行翻譯，是中世紀文學研究基礎建設的一部分，大有乃師楊周翰、李賦寧之風。陳才宇譯作主要有:《英國民間謠曲選》(1989)、《貝奧武甫:英格蘭史詩》(1999)、《英國早期文學經典文本》(2007)、《亞瑟王之死》(2008)。在文藝復興時期文學方面，莎士比亞當然譯者輩出，莎翁中譯研究甚至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次領域”，近年來這方面的專著就有四部(桂揚清等)。王佐良主編的《英國詩選》(1988)有一些早期英國詩歌的譯文。除培根外，曹明倫還翻譯了伊麗莎白時期三大十四行詩集:莎士比亞(1995，2008)、錫德尼(2008)和斯賓塞(1998，2008)。高黎平、林少晶也譯了莎士比亞、錫德尼和斯賓塞的十四行詩集(2011)。胡家巒是斯賓塞詩歌的重要譯者，除了早已面世的《斯賓塞詩選》(1997)外，一直致力于翻譯令梁實秋望而生畏、終于抱憾沒有嘗試(序言:2)的《仙后》。梁實秋譯有三卷本《英國文學選》(1985)與他的《英國文學史》配套，其中，前兩卷是早期英國文學作品的選譯。除了散文和詩歌外，梁實秋選譯了從中世紀到18世紀的8部戲劇，選目精當，加上他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獨自一人的工作大體反映了英國戲劇的發展歷程。但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的翻譯還有許多處女地有待開墾，戲劇如瓊森、博蒙特和弗萊徹、麥辛哲、韋伯斯特等，詩歌如懷亞特、薩里伯爵、伊麗莎白一世、丹尼爾、德雷頓、坎庇恩、巴恩菲爾德、羅思夫人等的大部分或全部篇什，散文如錫德尼《阿卡狄亞》、雷利《世界史》、各種游記等，許多精彩的作品有待有心人睻譯，以廣流布。

由于《外國文學研究》2005年起被A＆HCI收錄，英文論文的發表成為必須，其中一些是關于早期英國文學的，包括中國學者的文章(楊林貴，2006，1)，也包括韓國學者(艾斯托克，2008，5)和西方學者(韋爾思，2006，1;布魯克斯，2006，1)的文章。或許我們可以考慮像臺灣《淡江評論》那樣，推出全英文的常規學術期刊。一些書評對國內外新書的評介為國內學界提供了信息和指引。例子包括胡雅玲評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伊麗莎白一世翻譯文稿》(《文研》，2010，5)、王麗莉評格林布拉特《塵世間的莎士比亞》(《外文》，2006，5)等。許多期刊不重視學術性書評的現狀有待改變。各種學術會議的舉行逐漸常態化，早期英國文學中最有號召力的依然是永不落幕的莎士比亞。譬如，2004年，復旦大學主辦了“莎士比亞與中國”全國研討會;2008年，武漢大學又一次主辦了莎士比亞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次是在1993年)。外國訪問教授對中國學生博士論文的指點已成為常態:康奈爾大學CarolKaske教授幫助了劉睼銀的博士論文，哥倫比亞大學AnneLakePrescott教授幫助了劉立輝的博士論文，等等。近年來，ThomasRendall教授任職于北大英語系，開設喬叟和但丁課程。“洋先生”和“洋學者”對中國早期英國文學教學和研究的貢獻值得做專題探討，應該把他們和晚清至民國的傳教士區別開來。在博士生培養方面，從沈弘1989年從北京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算起，我們目前至少培養了10位中世紀英國文學博士，分別畢業于北京大學(三位，李賦寧指導)、華東師范大學(四位)、湖南師范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和首都師范大學(以上各一位)。其中六篇都是以喬叟為題目的。而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的博士更多，僅北京大學培養的就超過十位，有辜正坤(1990)、程朝翔(1992)、黃必康(1998)等。《英美文學論叢》第15輯的專欄“學者筆談”系中世紀英國詩歌專題，由劉乃銀及其門生撰寫的三篇論文組成。1978年以來的30余年中，有關莎士比亞的專欄或專輯屢見不鮮，而有關中世紀英國文學的專欄大概這是僅有的一次。綿延八百年的中世紀英國文學理應得到人們更多的重視，被埋沒的明珠終將煥發出奪目的光彩。

在論及早期英國文學研究時，人們往往歡呼論文數量的增長，以此作為發展繁榮的標志。這種認識有它的道理，但對數量增長也要辯證地看。在中世紀英國文學研究領域，實際情況是，老一代學者的論文產出大都不算多，這大約是因為該領域研究需要長期鉆研和深厚的語文學基礎，李賦寧厚積薄發的榜樣可能也起了作用。與此相對照，肖明翰2000年以前是研究福克納的，新世紀以來穿越廣袤時空“闖入”該領域，效果上卻似乎一鳴驚人，后來居上。截至2011年，肖明翰已經發表了28篇論文，而且大都發表在《文評》等四大刊物上。這一鮮明對比如何解釋?是他天才的發揮和超發揮?是他的孜孜不倦，勤奮努力?是學術期刊對于少有人耕耘的中世紀英國文學園地的偏愛?好像全都是，又全都不是。筆者認為，肖明翰多產的一個重要原因恰恰是他作為異乎尋常的“闖入者”，語文學基礎不夠好。他自己承認:他不怎么懂古英語、古法語和拉丁語，中古英語也比較差(上冊，前言:7);他的古英語文學研究論文中，一再注明他參照了多種現代英語譯本。應該說，肖明翰是一個誠實的學者，因為他的誠實和勤勉，他是值得尊重的。行文至此，筆者禁不住想起英美學界另一位異乎尋常的“闖入者”:馬丁•貝爾納教授，《黑色雅典娜》的作者。貝爾納因為他飽受爭議的巨著《黑色雅典娜》早已名滿天下，但許多人可能不知道，他本來是中國學家，劍橋大學漢學博士，曾在北京大學學習漢語，研究中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潮和中國政治，20世紀70年代中期才轉移了興趣，“跨界”從事古希臘文明起源研究。表面上看，肖明翰和貝爾納都是在學術成熟期突然轉入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而后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但他們有一點重要的不同:貝爾納是語言天才，為了《黑色雅典娜》項目，他掌握了古希臘語、希伯來語、古埃及語等許多種地中海東部地區的古代語言，三卷《黑色雅典娜》花了他整整三十年時間!把肖明翰和貝爾納相比也許并不恰當，筆者這樣做無意貶抑肖本人或他的成果，目的只是為了提醒大家:早期英國文學研究，尤其是中世紀，門檻是比較高的，需要專門的語文學訓練做基礎，這就是為什么李賦寧一篇介紹中世紀英國文學的文章(《外文》，1998，5)大部分時間卻在講英語史，需要熱情勇敢的學人舍得坐冷板凳。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

關于美國大學培養史學專業研究生的情況，其實是一個相當難寫的題目。因為美國有幾千所大學，能授予史學博士學位的至少上百，能授予碩士學位的更是數不勝數，雖然研究生訓練的過程大致相同，但全國并無統一的規則，一概而論顯然不合適。此外，我雖然先后在美國東西部5所大學的歷史系（所）或讀學位或做研究或當教授，但我的觀察和經歷畢竟有限，加上我學的和教的是美國史，對歷史系其他專業的情況并不了解，以偏概全更可能造成誤導。因此我希望事先提醒讀者，本文最多只能算是一種從個人經歷的角度對美國史學研究生培養過程的描述和觀察。

與國內史學研究生的培養一樣，美國的史學研究生也有碩士與博士兩種學位之分。從訓練模式來看，兩者沒有特別大的區別，不同的是，在美國，博士訓練的過程更長，工作量更大，要求也更高。有人將“Ph.D.”戲稱為“PiledhigherandDeeper”（“壘得更高、專得更深”）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就讀學位的時間而言，碩士學位一般在兩年內可以完成，博士學位的完成則至少需要5－7年，有時甚至更長。與國內的碩博士培養時間相比，美國的史學碩士訓練時間至少短一年，而博士訓練則要比國內長一倍以上。就訓練目的而言，美國的史學碩士學位基本上是一個專業知識的進修學位，強調學生在某一領域內史學知識的積累和熟練，培養學生從事有限規模的史學研究的能力。博士學位以培養大學教師和專業史學家為目標，課程訓練時間更長（如從本科直接讀博士，一般要選3年的課），外語要求更高（至少兩門），選課結束后，要通過資格考試，然后才能開始寫論文。理論上，一個史學博士不僅要系統、全面和有深度地了解本專業的知識，了解本領域的前沿研究，還要擁有一個相當廣闊的知識面。與此同時，他還必須具備獨立進行原創性史學研究的能力。同是學習美國史，博士生所接受的知識面和研究能力的訓練在深度和廣度上要非常明顯地遠遠超過碩士生。

史學博士研究生的訓練過程包括這樣幾個過程：（1）申請與錄取；（2）課程訓練；（3）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4）論文的寫作與答辯；（5）獲取就業和出版博士論文的機會。嚴格地說，最后一項不應算在研究生的培養過程之中，但研究生畢業后能否找到稱心如意、學以致用的工作，博士論文能否最終得以出版，出版后能否得到學術界的認可，都是很重要的問題，與學生、導師、系和學校都有關系，直接關系到系研究生培訓項目的質量和名聲。限于篇幅，我在此只討論前面四個過程的內容，并以博士生的培養過程為主。

一、申請與錄取

在美國申請讀史學研究生，手續和過程要比國內簡單。除GRE外，無需經過其他形式的全國性考試。選擇專業和學校的自由度也比較大，只要不惜報名費，一個人可同時申請多所大學。按時將要求的材料寄達學校，申請過程就算完成。近年來網絡的發展更加簡化了申請手續。申請材料包括申請表、本科學歷的成績單、碩士學歷證書和成績單、GRE成績和推薦信（3封）。母語不是英語的外國人要寄TOEFL成績。個別學校要求附上寫作樣本。與國內報考研究生相比，申請材料要多一些，但這些材料可從不同的角度反映申請人的教育經歷、專業基礎、綜合素質和接受深造的潛力。

申請材料到齊后，先經研究生院初審，合格者轉至歷史系，由歷史系的錄取委員會來做錄取決定。錄取委員會由本系教授輪流組成，其職責是負責閱讀每位申請人的材料，逐個討論，決定一個初步錄取的名單。錄取決定以集體討論的方式做出，不存在一個人說了算的情況。如遇有爭議的人選，則通過投票來裁決。初步錄取名單確定之后，有的學校會邀請申請人到學校面試，然后再做出正式錄取的決定。接到錄取通知后，申請人有2－4個星期的時間決定是否接受錄取。

本文將介紹經濟學科在美國的情況。由于美國代表了目前全世界現代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前沿，了解經濟學科在美國的情況，對于如何參與國際經濟學界的學術活動是很有必要的。

美國的博士生教育模式在世界上是獨特的。追溯歷史，是在20世紀初從德國的研究生教育模式演變過來的。當時美國主流大學（比如東部的常青藤大學）的教育只重視人文知識，并不強調研究。在美國最先開創現代研究生教育的兩所大學是芝加哥大學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經過幾十年的演變，美國的博士教育模式——這里講的是經濟學——與歐洲的就很不同了。但是歐洲也有特例，比如英國的倫敦經濟學院，它長期以來一直采用的是美國的經濟學博士教育模式（此外，它的經濟學碩士項目亦很有名）。

近年來，歐洲的不少大學在試圖改革，向美國模式靠攏。特別引人矚目的是歐洲大陸兩個地方由從美國回去的經濟學家辦起了“特區”。它們的共同特點是打破傳統方式，師資主要招聘美國畢業的博士，用英語教學，移植美國的考試、淘汰方式培養經濟學博士。歐洲的其它大學中盡管也有歸國的留美學生，但由于每一個地方的人數不夠多，還談不上在整體上推行美國的經濟學教學模式。

一個是位于法國南部的圖盧茲（Toulouse，歐洲空中客車集團總部所在城市）。拉豐（Jean-JacquesLaffont）教授在70年代末從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后回法國。先是在巴黎大學，試圖推行改革，但阻力太大。后回到家鄉圖盧茲，在圖盧茲社會科學大學內辦起一個“特區”，后來發展成為研究所。90年代中，梯若（JeanTirole）教授辭去MIT的教職加盟拉豐的研究所，大大壯大了其實力。目前它們已有一二十名國際知名的教授，它們培養的博士可以角逐美國的經濟學學術職位。它已成為一個受到國際承認的經濟學教學研究機構。

另一個是位于西班牙巴塞羅那市的PompeuFapa大學。這所大學1990年才建立，幾乎與香港科技大同時建立。馬斯可萊爾（AndreuMas-Colell）教授90年代中辭去哈佛大學的教職后回到故鄉主辦它的經濟系。這個系雖然起步晚，但是起點高，學生來自歐洲和拉美各國，用英語教學。這是繼圖盧茲之后又一個按照美國經濟學博士教育模式辦學，并逐漸受到國際經濟學界承認的教學研究機構。

一、美國大學中經濟學科的設置

今年夏天，東京大學的池田知久教授來北京參加道家國際會議，見面便送給我一篇他新寫的文章，題目是“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大學院的亞洲研究”。我在去秋到今春在東京大學研究講學時，對東京大學近年的教育改革頗為留意，盡管如此，這篇文章的開場白仍然使我吃了一驚：“本文標題采用‘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大學院’，而不用‘東京大學文學部’，是因為1995年隨著大學院重點化的實施，‘大學院’已取代‘文學部’成為部門名稱。”這是什么意思呢？舉個淺顯的例子來說，幾年前我們介紹池田教授，標準的表達是“這是東京大學文學部的池田教授”；而照今年改革后的精神，我們現在就應介紹說“這是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的池田教授”。

要全面了解日本的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的新變化，我們還得從頭說起。

東京大學（下簡稱東大）及日本大多數大學的建制與英美俄中皆不同，據說源出于德國的制度。東大文科的設置結構在歷史上變化甚大。東大初創期（1877—1884）文學部除哲學科外，包括政治學及理財學科、和漢文學科。1885年政治學、理財學編入法政學部，同年文學部和漢分家，分為和文學科和漢文學科。在帝國大學時代（1886—1895），人文學科已形成文、史、哲、語言的基本學科內容。到東京帝國大學（1897—1945）初期則明確確定文學科、哲學科、史學科三大學科的人文學科結構。這種結構一直維持到二戰結束，1946年時三大學科共21個專修科（專業）。1947年恢復東京大學，舊的專業名稱如“支那哲學”“支那文學”改稱“中國哲學”“中國文學”，取消了文史哲三“學科”，而使19個專修學科都自成為“學科”。中國哲學也成為19個學科之一。1963年，文學部的21個專修課程被重新歸入四個新的大類：第一類文化學，第二類史學，第三類語學文學，第四類心理學社會學。文化學所包括的也就是以前哲學學科的內容，但從大類的名稱上說，“哲學”第一次消失了。90年代的改變也可以說在60年代已經開始。這樣的四大類結構至今未變，只是不斷加以局部的調整。1988年，把原屬“文化學”中的印度文學改入“語學文學”類，把原屬“文化學”的美術史改入“史學”類，又把第四類“心理學社會學”改稱為“行動學”。1994年，類與類名未變，但專修課程的名稱（相應地研究室的名稱）作了較大改變，“中國哲學”改為“中國思想文化學”，“國史學”改為“日本史學”，“國文學”改為“日本文學”，“印度哲學”改為“印度哲學佛學”等。此外還增設了朝鮮文化、澳洲語言（土著）等亞洲文化研究的課程。1995年，學科的四大類更名為：一思想文化學科，二歷史文化學科，三言語文化學科，四行動文化學科。四大學科共26種專修課程，如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攻即26者之一。四大學科全部變為“文化學科”，這種名稱上的漢字形式的改變無疑體現了東大人文學研究注重向“文化研究”發展的一種變化動向。在1995年的“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的“修習注意”中說：“本專修課程領域甚廣，研究時代可從上古（甲金文）至現代（、新儒家）各時代中選擇。領域包括中國思想、哲學，及其社會（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和文化（語言、藝術’風俗’生活史、女性史）、宗教（道教、佛教、民間宗教）、科技（天文、醫學、農學）背景，可從中選擇。強調思想史與社會史、思想史與文化史的溝通、中國與日本及中國與西洋思想之比較。”這個的例子可以使我們具體地了解這種變化的內涵。

東京大學大學院各研究科以及各學部中，“綜合文化學科”可能是最具特色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東大各學部皆設在東京市內的本鄉校園，綜合文化學科則與各學部不同，設在距市中心較遠的駒場校區，屬教養學部。據說文部省新的政策精神是取消國立大學的教養學部，而東大的教養學部卻得以保存，此端賴其綜合文化學科的活力及表現。綜合文化學科的人文社會學科方面的碩士課程有七大類，其中“比較文學比較文化”專業設比較文學比較文化課程24門，“地域文化研究”專業設課程達48門，“文化人類學”專業設文化理論、文化過程、社會人類學等課程27門，雖然其中含有不少演習課程，但其課程開設的數量確實令人驚嘆。七類之外，在“廣域科學”專業中還有科學史、科學哲學及大量邊緣交叉學科。綜合文化學科產生的歷史也許有其特殊的緣由，而這一學科已經成為今天東大最具活力的一個部門，也是東大與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文教交流特別活躍的一個學科點，相當突出地體現了“文化研究”在現代教育中的巨大能量。

至少自1963年以來，東大的教育一直維持著“大學—學部—學科—專修課程”的主體結構，例如現在的文學部—思想文化學科—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思想文化學科下有七個專業：哲學（專指西方哲學）、中國思想文化學、印度哲學佛學、倫理學、宗教學宗教史學、美學藝術學、伊斯蘭學。學部主要擔當本科教育的責任，故以學部為部門名稱的作法體現了以本科教育為主的方針。東大的本科生考入后先在教養學部修完兩年前期課程，然后進入學部，選定一個專業修后期課程。如選定文學部的思想文化學科的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就不必修思想文化學科的其他六種專業課程。每一專業都規定了后期課程在該專業應修的科目和學分，一般學生在三、四年級應修科目6—8項不等，需完成專業學分約40—44個。如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社七種必修科目：中國思想文化學概論、中國思想文化史概說、中國語中國文學、中國史、中國思想文化學特殊講義（專題課）、中國思想文化學演習（資料課）、畢業論文，共44學分，其中畢業論文12學分。此外還要必修東洋史、中國語中國文學等文學部的其他科目若干學分。在“學部—學科—專業”的結構下，專業與研究室相對應，如思想文化學科有七個專業，即有七個研究室，分別承擔其專業課程。整個文學部26個專業，即有26個研究室，類似我們的教研室。1995年全文學部各研究室共115人，其中教授77人，副教授33人，外國人教師5人。其中思想文化學科（哲學類）25人，教授19人，副教授6人。另外，每一研究室聘1—2名助手，一般聘期為2—4年，多由新畢業的博士生充任。教員的數量比我們（如北大）是要少得多了。

東京大學的文學部相當于中文一般說的“文學院”，現在臺灣的大學如臺大、政大、輔大等也還都有文學院，作為大學和系之間的一層機構。但日本的情形不同。首先本科學生一二年級在教養學部，三四年級便直接進入學部下的專業，由研究室來管理，這是教育上的最大不同。其次，文學部下面沒有“系”一級，學科或在名義上也可稱為系，但并不存在這樣的實體機構，學科或系亦無實體的功能，一切都是由文學部來管轄，而以研究室為教員人事和預算執行的基本單位，這是體制上的最大不同。在這種體制下面，顯然教育的重點是落實到專業的教育；由于較早進入專業，本科畢業時的專業水平比較高。但由于從教養學部一下子進入專業研究室，學科的統一性不被強調，學科的整合意義沒有了。一個后期學生從三年級起在專業研究室的團體中學習和活動，這是集體文化和專精技術結合的例子，但一個進入中國哲學專業的三年級學生，在此前和此后，似乎都沒有一個機制保證他學得必要的哲學類課程。從我們習慣的“哲學系”的立場來看，其長處和短處還值得研究。

在20世紀中，散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但是，因為多種原因，散曲研究在新的世紀已面臨生存與發展的危機。20世紀散曲研究的成績和問題并存，面臨新世紀散曲研究的種種危機，我們應有相應的對策。

在中國古代詩歌三大體式中，散曲晚出，能兼融詩詞藝術而又別開新面，不僅體式繁多，而內容亦最為駁雜。論體式，散曲有令套，有兼帶，其體之繁富，非詩詞可匹;論內容，“我國一切韻文，其駁雜廣大，殆無逾于曲者”(任中敏《散曲概論》)。要之，在詩詞曲鼎足而三的古典詩歌藝術中，散曲實占有重要一席。在上一個世紀里，散曲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在新的世紀里，散曲研究卻面臨著生存與發展的重大危機。筆者謹就20世紀散曲研究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以及新世紀散曲學面臨的危機，提出一些粗淺看法，希望能得到關心散曲學和民族文化承傳的學人們共同關注。一20世紀散曲研究的簡略回顧

回憶上一個世紀中國古代散曲研究的成績，有兩個時期是令人驕傲的。

第一個令人驕傲的時期是二三十年代。由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胡適等人對于白話文學、俗文學的大力提倡，一向被視為“小道末技”的戲曲、散曲文學，受到極大重視，學者們投人了極大的研究熱情，曲學研究便在二三十年代出現了一個空前繁榮興盛的局面，散曲研究也就在此時從籠統的曲學研究中獨立出來，成為與戲曲研究平行發展的新學科。在這一時期，任中敏先生的貢獻是首屈一指的，他在構建散曲研究的學科框架，搜輯刊布散曲文獻和編輯刊行散曲研究資料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前無古人的。他的《散曲概論》，作為第一部系統的通論性著作，在散曲研究史上，可與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在戲曲研究史上的地位同觀，是奠定散曲研究學科基本框架的開山之作。他編輯的《散曲叢刊》和《新曲苑》，分別是散曲文獻與研究資料收集整理方面的重要著作。任氏而后，一批卓有成就的散曲學者和重要著述相繼涌現，如盧前的《散曲史》、《詞曲研究》、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等，都是重要的散曲研究著作，其中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開啟了散曲史研究中斷代史研究的先河。盧前的《飲虹卷所刻曲》也是可與任中敏《散曲叢刊》相比美的重要散曲文獻。另如陸侃如、馮玩君的《中國詩史》、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等有關章節，也是當時散曲史研究的重要成果。總之，這是20世紀散曲研究中成績很輝煌的時期。

第二個令人驕傲的時期是八九十年代。因為改革開放的時代浪潮使整個文化學術研究煥發了青春，幾乎被人遺忘的散曲文學重新受到重視，散曲研究更全方位展開，并在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績。如在散曲文獻和研究資料的搜輯整理方面，謝伯陽先生輯編的《全明散曲》、謝先生與凌景誕先生合編的《全清散曲》，分別是明清兩代集大成的散曲文獻;還有王文才的《元曲記事》、《白樸戲曲集校注》、以及李修生的《盧疏齋集輯存》、青惠民等人的《貫云石作品輯注》、王學奇等人的《關漢卿全集校注》、呂薇芬、楊鐮的《張可久集校注》、隋樹森的嶸雍熙樂府曲文作者考》、趙景深、張增元的《方志著錄元明清曲家傳略》、張月中等人的《全元曲》、《元曲通融》等，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散曲文獻和有關研究資料的整理匯編著作。在散曲普及方面，王季思、洪柏昭的《元散曲選注》及其與謝伯陽一起編注的《元明清散曲選》、寧希元等人的《元散曲選粹》、蔣星煌等人的《元曲鑒賞辭典》、黃天驥、康保成的《元明清散曲精選》、吳新雷、楊棟的《元散曲經典》、呂薇芬的《元曲三百首》等，都先后產生了較大影響。應特別指出的是，在本階段中，有較高質量的散曲通史、斷代史、通論、專論和辭書類著作也不斷涌現，如門巋的《元曲百家縱論》、《元曲管窺》、李昌集的《中國古代散曲史》、《中國古代曲學史》、羊春秋的《散曲通論》、趙義山的《元散曲通論》、《斜出齋曲論前集》、孫玄齡的《元散曲的音樂》、洛地的《詞樂曲唱》、湯易水的哎散曲藝術談》、的《元散曲藝術論》、王星琦的《元曲藝術風格研究》、《元明散曲史論》、呂薇芬的《元散曲典故辭典》、顧學領、王學奇的《元曲釋詞》、袁世碩主編的《元曲百科辭典》、李修生主編的《元曲大辭典》、卜健主編的《元曲百科大辭典》等，正是由于這些著作的出版，本時期的散曲研究再次活躍興盛起來，使許多研究領域得到了更廣泛的開拓和向縱深的發展，散曲研究獨立的學科意識被進一步強化。與之有密切關系的是，80年代初，揚州師范學院設立了曾以任中敏先生掛帥的國內第一個散曲學博士點;90年代初，“中國散曲研究會”成立并召開了4次有海峽兩岸和國外學者參加的散曲學術研討會，出版了兩部論文集，國內外研究散曲的學者們加強了聯系和交流;90年代末，楊棟的《中國散曲學史研究》出版。凡此，皆具有進一步強化散曲研究作為獨立學科的重要意義。港、臺方面，本階段中亦有不少新的成果，如羅炕烈《詩詞曲論文集》、《兩小山齋論文集》和《兩小山齋雜著》中收人的多篇曲學論文，羅錦堂主編的《元人小令分類選注》、曾永義的《元人散曲—蒙元的新詩》及其與王安祁的《元人散曲選詳注》、汪志勇《元人散曲新探》、賴橋本的《元曲吟唱》、王忠林的《元代散曲論叢》、黃敬欽的《盧摯及其散曲研究》、范長華的《張可久散曲研究》、何貴初的《張養浩及其散曲研究》和《元明清散曲論著索引》等等，都是本階段中值得注意的新成果。

上個世紀從50年代到70年代中間的30年，由于受政治干擾太多太大，大陸的散曲研究很不景氣，理論研究方面的成果很少，但在散曲文獻整理研究方面有一定成績。在50年代，隋樹森先生先后對《陽春白雪》、《樂府新聲》、《太平樂府》等重要的元散曲選集進行了精細校訂，并在此基礎上廣搜博覽，最后編成《全元散曲》，總輯一代文獻。在作家考訂方面，孫楷第的《元曲家考略》和譚正璧的《元曲六大家傳略》是最重要的成果。在本階段，港臺方面的實績要超過大陸，特別是在曲譜研究方面著述很多，如羅伉烈的《北小令文字譜》、羅錦堂的《北曲小令譜》、《南曲小令譜》、汪經昌的《南北曲小令譜》、李殿魁的《元散曲定律》、鄭賽的《北曲套式匯錄詳解》、《北曲新譜》等，都是較有影響的著作。另外，在散曲作家創作、藝術形式和發展歷史等研究方面，有羅錦堂(中國散曲史》、鄭賽《從詩到曲》、李殿魁《元明散曲之分析與研究》、王忠林《元曲論叢》等專著，另如鄭賽《景午叢編》、羅錦堂《錦堂論曲》等論著中也收人了他們各自散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