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創作范文精選

一、環境不同，描寫內容不同

《百合花》的清淡、精致、美麗，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戰爭小說中是絕無僅有的，它以戰爭為背景，描寫了部隊一個年輕的通訊員與一個才過門三天的農村新媳婦之間近于圣潔的感情交流，表現了戰爭中令人難忘的、而且只有戰爭中才有的崇高純潔的人際關系，與通過這種關系體現出來的人性美和人情美。《邊城》描寫的是一個簡單、優美又充滿憂傷的故事，由四川到湖南一條官路上一個叫“茶峒”的地方，生活著一個以擺渡為生的老人及其相依為命的外孫女翠翠和一條黃狗。年幼孤苦的翠翠情竇初開，對當地船總的二兒子儺送的愛深情而真摯，然而純潔的愛情在故事的結尾并沒有圓滿的結局。《邊城》中作者寫了親情、鄉情、愛情三種人情關系，并把這三種人情美與自然景物的美，邊城風俗的美渾然一體，以清新明麗的色調寫出邊城兒女們的人性美。

二、時代不同，作者的創作目的不同

短篇小說《百合花》寫于1958年初春，當時正是“反右”斗爭的高潮時期，許多知識分子都經受了不同程度的打擊，作家本人在當時的時代環境里也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壓抑，在高度政治化的氛圍中，人與人的關系也變得緊張起來，相比之下，戰爭硝煙之中的純樸真摯的人際關系則更加令人懷戀。“戰爭使人不能有長談的機會，但是戰爭卻能使人深交。有時僅幾十分鐘，幾分鐘，甚至只來得及瞥一眼，便一閃而過，然而人與人之間，就在這個一剎那里，便能夠肝膽相照，生死與共。”作者的寫作動機是想借對戰爭年代圣潔的人際感情的回憶和贊美，來表達對現實生活的感慨。它顯然是一篇不合時宜的作品，由此它在問世前的曲折遭遇也就可以理解了，當茹志娟把《百合花》寄給許多刊物時，一再遭到退稿，其理由是“感情陰暗，不能發表”這樣幾經周折，終于發表在《延河》雜志上，后經時任文化部部長的茅盾的贊揚，才開始受到評論界的重視。《百合花》所表示的感情也是在政治壓迫下的感情。如文章寫到坐下休息的時候，通訊員要背對著“我”坐，是因為“我”是一個女同志，還有后面的婦女們不肯給傷員解開衣服，為他們拭去身上的血跡。因為在當時，男女有別的思想還明顯地存在。

而《邊城》則拋開了社會、政治經濟的因素，從文學本身的自然魅力出發。作品“以其獨到的思想認識和藝術表現方式，繪制了一部本世紀(指20世紀——作者注)第二個十年中國社會生活的恢宏畫卷”。作品中那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異的湘西邊陲，作為構筑善與美的“神廟”的基地。人性，作為文學創作的永恒主題在沈從文筆下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因為在沈從文看來：“一部偉大作品，總是表現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故表現人性便是他創作的中心。沈從文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牽的原始古樸的人性，他創作時往往去除現實生活中嚴酷的政治經濟關系，而在古老的生活節奏與情調中塑造一系列不帶社會階級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謳歌一種自在、自得的人生，追求一種“優美、健康”的生活。故而，他的作品游離于當時的社會背景，在文學的大道上另辟蹊徑，以抒寫自然的人性為題材，從而寄托作者對社會、人生的反思。在創作中，他一直在尋找著對生命力的揭發，對人性，人的價值和道德觀的批判，表達了他張揚人性之美和重建精神與美德的愿望。所以，沈從文的《邊城》把人性美表現得更加酣暢淋漓，它完全是一種接近原始而又古老淳樸的人性之美。

三、線索不同

批評的困境

與創作一樣,海外華文文學批評也出現了一些誤區與困境。尤其是大陸文學批評界的海外華文文學批評,表現得更加明顯。第一,批評家人格良知的淪落。文學批評是一種科學的認識活動,是普希金所說的揭示藝術品“美和缺點”的科學。真正的文學批評,必須如魯迅所云:好處說好,壞處說壞。因此,批評家堅持獨立自主的人格操守尤為重要。然而,在一個缺少詩意歌吟的物化時代,許多批評家紛紛放棄了客觀公允的批評原則,人格、操守和道義等開始大面積淪陷。筆者曾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參加一個北美作家的專題研討會,出席會議的有國內許多知名專家、學者。會前,每位與會代表均收到作家發給的“紅包”;會后,又參加了這個作家出資的宴會。中國民間有一句諺語,“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于是,我們這些“無恥”的另一種意義上的“御用文人”,一方面努力尋找并極力放大作家作品中那些無足輕重的所謂“優點”,另一方面又極力淡化或遮蔽作品中那些致命的“缺點”。這種“紅包”和“宴會”前提下的文學批評,又能有幾許客觀性、真實性與學術性可言?與此同時,也多多少少反映出“第三世界”批評家面對“第一世界”作家的卑微心理。第二,批評個性的喪失。這是批評家人格、操守淪陷后的必然結果。真正的文學批評,應該是在對作品實事求是評析基礎上的“再創作”,應該在對對象的精彩占有與深刻把握中高揚起獨特的批評個性與嚴肅的批評態度。然而,對海外華文文學的批評,我們的批評家(包括筆者)多扮演“友情客串”的角色,幫助“造勢”。國內某學術刊物要為北美某著名作家開辟一個批評專欄,受朋友之邀,筆者為其撰寫了一篇評論文章。本欲要對這部長篇小說的敘述話語方式、語言結構模式進行尖銳批評,可在朋友的再三規勸下,筆者只好放棄,也放棄了批評應有的原則和個性,卑瑣地加入了“造勢”的不光彩行列。第三,“情人式”的批評模式。中國的文學批評有兩種基本模式,一是“法官式”批評,二是“情人式”批評。這兩種批評范式均為批評的失語狀態。中國大陸批評家對海外華文文學的批評多屬于后者,夸大“優點”,甚至將“缺點”也看成是“優點”。這種批評家與作家相互撫摸的批評對海外華文文學創作的傷害是巨大的,因為在泡沫化膨脹的鮮花和掌聲中,作家會誤以為自己就是杰出的曹雪芹、托爾斯泰,自己的作品就是《紅樓夢》,就是《戰爭與和平》,會在批評家言不由衷的“捧殺”中迷失創作方向。

走出困境之徑

海外華文文學在半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其創作與批評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盡管各個地區存在不平衡現象。但也毋須諱言,其創作與批評目前已出現致命困境。幸運的是,當我們認識到困境存在之日,也就是我們走出困境之時。對于創作而言,海外華文文學作家一定要全方位提高自身的各種素質,一定要把文學當作一項重要“志業”。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創作出大境界、大氣象的經典作品。海外華文文學作家雖然身處中國文學的“邊緣”,但“邊緣”往往是文學魅力生成之所在。對于批評來說,批評家必須堅持自我的人格操守,堅持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的批評原則,堅持獨立自主的批評個性,剔除“人情”因素的干擾。只有胸懷浩然正氣,筆下才能舒卷風云之色。我們不僅呼喚真正的文學創作,也呼喚真正的文學批評,因為文學創作與批評是文學天宇上兩顆相互照耀的太陽,無論是作家還是批評家,他們的表達必須對文學負責、對當代負責、對歷史負責。也許,筆者就是那個說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孩子,在此發出幾句真誠的“惡聲”,希望能夠對海外華文文學創作與批評有所警示有所裨益。

本文作者：王金城作者單位：閩江學院中文系

【論文關鍵詞】當代文學；浪漫主義；創作方法

【論文摘要】作為創作手法，浪漫主義在反映客觀現實上側重從主觀內心世界出發，抒發對理想世界的熱烈追求，常用熱情奔放的語言、瑰麗的想象和夸張的手法來塑造形象。本文梳理了中西浪漫主義文學發展的歷程，分析了它們的基本特征，指出中國當代文學應追求浪漫主義色彩，即在文學作品中通過夸張和想象，通過光彩奪目、超凡脫俗的形象，給人力量與振奮。

浩如煙海的文學文本中，我們很容易發現文學文本之間的差異，就像在人海茫茫中能區別各個不同的人一樣。這些差異在一定程度上與創作主體所采用的創作方法有關。

創作方法是指創作主體在創作時遵循的基本原則。浪漫主義是文藝的基本創作方法之一，與現實主義同為文學藝術的兩大主要思潮。作為創作手法，浪漫主義在反映客觀現實上側重從主觀內心世界出發，抒發對理想世界的熱烈追求，常用熱情奔放的語言、瑰麗的想象和夸張的手法來塑造形象。浪漫主義的創作傾向由來已久，早在人類的文學藝術處于口頭創作時期，一些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帶有浪漫主義的因素和特色。但這時的浪漫主義既未形成思潮，更不是自覺為人們掌握的創作方法。浪漫主義作為一種主要文藝思潮，從18世紀下半葉至19世紀上半葉盛行于歐洲并表現于文化和藝術的各個部門。

歐洲的浪漫主義思潮，是在人們對啟蒙運動“理性王國”的失望，對資產階級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愛”口號的幻滅和對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不滿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當時的現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和啟蒙學者的華美約言比起來，由‘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當時的作家都對現實不滿，企圖尋求解決社會矛盾的途徑。但由于作家所持的階級立場和政治態度不同，因而浪漫主義思潮中就形成兩種對立的流派，積極浪漫主義和消極浪漫主義。前者是進步的潮流，它引導人們向前看，后者屬反動的逆流，它引導人們往后看。這種區別，實質上是對當時法國大革命和啟蒙運動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反響。

積極浪漫主義作家，敢于正視現實，批判社會的黑暗，矛頭針對封建貴族，反對資本主義社會中殘存的封建因素，同時對資產階級本身所造成的種種罪惡現象也有所揭露，因而充滿反抗、戰斗的激情，寄理想于未來，向往新的美好生活，有的贊成空想社會主義。代表作家有英國的拜倫、雪萊，法國的雨果、喬治桑，德國的海涅，俄國的昔希金(早期)，波蘭的密茨凱威支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等等。他們的生活實踐和藝術實踐，都是同當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與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聯系在一起的，大多數作家是這些民族解放運動的積極參加者。

摘要：述評分為三大部分，第一是夏濟安的翻譯，第二是夏與《文學雜志》的關系，第三是夏的文學創作及文學批評。第二部分已有豐富的文學成果，而有關夏濟安的翻譯的討論，在深度與廣度上都未能很好的展開。第三部分則會隨著研究者對其兄弟的書信集的解讀的增多而更具內涵。此外，文章還指出了夏濟安與通俗小說、通俗文化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夏濟安；翻譯；《文學雜志》；《黑暗的閘門》；《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

一、從夏氏兄弟書信集的出版談起

2015年4月，夏濟安夏志清昆仲書信集由臺北聯經出版社出版，書信集名為《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至此，書信集第一卷的整理與編注便結束了。同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推出簡體字版。大陸的版本，將由一著名出版社出版。待大陸出版社的版本推出之后，三個版本的比較應會吸引對夏氏兄弟的感興趣的文化與文學史研究者。因為夏濟安與夏志清之間的通信多以書信形式遺留下來，有六百多封，刊之梨棗，尚有五到六集。夏志清從大陸至美國學習，取得耶魯大學博士學位，后執教于哥倫比亞大學。夏濟安輾轉香港至臺灣、最后留在美國。1947年以后的中國社會環境，詭譎多變，而夏氏兄弟的書信，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解讀彼時政治、經濟、學術傳播、學人交往的重要窗口。《書信集》起于1947年夏志清致夏濟安的信，訖于夏濟安逝世。本文梳理學術界對夏濟安相關研究的成果，以期研究者能更好地使用《書信集》，并將漢學研究與家國離散相聯系，擴大研究范圍與研究深度。夏濟安先生（1916-1965），本名夏樹元，江蘇吳縣（今江蘇蘇州）人，1934年畢業于蘇州中學，在校刊《蘇中校刊》上發表《被選為國語演說代表有感》。①有關夏氏生平教學，無論是其后的任教北京大學、西南聯大，還是到港后任教新亞書院，抑或抵臺任教臺灣大學，這些都是研究者熟識的了。我在這里要指出的是兩次夏濟安赴美之因緣。1955年2月，夏濟安之赴美，乃受錢思亮之推薦，本想申請Yale，后來被派往Indiana。照合約，夏應在1955年6月30日返回臺灣，其生活費是替USIS編anthology而取得的。事實上，夏是8月底才返回臺灣。1957年加州伯克利分校成立中國研究中心（CenterforModernChineseStudies），陳世驤（1912-1971）是主持人。1959年夏濟安再次赴美，其在華盛頓大學之后的工作便是陳世驤提供的。1966年7月莊信正接替夏濟安在中國研究中心所遺的職位，1969年張愛玲接替莊信正。而在夏濟安之前，則是李祈擔任此職。②無論是在兩岸三地，還是旅居美國。夏濟安都未曾留下大量的著述，除了主編《文學雜志》期間發表的有限幾篇論文外，其留下來的著作，部分是在美期間寫的。夏原是英美文學教授，第二次赴美后方改變自己的研究方向，專注于共產中國之研究，以期能在美國學術界揚名。研究之成果曾以小冊子方式刊行，計有Metaphor,Myth,Ritual,andPeople’sCommune（《隱喻、神話、儀式和》）、ATerminologicalStudyoftheHsia-fangMovement（《下方運動》）、TheCommuneinRetreatasEvidencedinTerminologyandSemantics（《制的潰敗》）三種。均由加州大學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出版，分別出版于1961、1963、1964年。③1965年夏濟安死后，其弟夏志清為其整理遺著，以《黑暗的閘門》（TheGateofDarkness:StudiesontheLeftistLiteraryMovementinChina，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68）將已刊未收入集子中的和未刊的幾篇論文整理出版。若我們算上夏濟安編、譯的著作，可以發現經他之手而產生的文本其實是不算少的。而有趣的是，對夏濟安的研究則狹隘得許多。大體可以分為對夏濟安的翻譯的研究、夏濟安與《文學雜志》之關系研究和夏濟安對左翼思想研究的成果的思考。當然，我們也應該注意到為夏濟安贏得盛名的是《夏濟安日記》的出版。而且讀者對該書的關注是多于夏氏的其他書籍的。不過，一般的書評以外，嚴肅地探討夏濟安情感生活的似乎并沒有，因此在寫作中，與此相關的文獻將會付之闕如。

二、夏濟安翻譯作品及思想研究

宋奇是夏濟安好友，夏在港期間及以后之翻譯，多由他介紹。夏濟安以筆名齊文瑜翻譯了一些通俗長篇小說和論文集，如《莫斯科的寒夜》（ARoomontheRoute）、《坦白集》（TheGodThatFailed）、《草》（TheBurnedBramble）、《淵》（TheGodThatAbyss）。④但這四部作品并未贏得研究者的注意，雖然其中的部分作品亦重版發行。為夏濟安贏得名聲的翻譯是《美國散文選》和《名家散文選讀》（第一、第二卷）。香港今日世界社出版后，臺北英文雜志社曾予重印。大陸方面，上海譯文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都對其中的部分進行重版，其中復旦版是朱乃長校對后的版本，⑤夏譯儼然被認為是翻譯之翹楚。至少從1992年起，就有研究者對夏濟安的翻譯表示出了相當的興趣，對夏譯著作的書評是這方面的證據。⑥1997年至今，討論夏濟安翻譯的文章平均每年一篇。不過也顯示出了相當的局限性。一方面，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上，對夏濟安翻譯進行研究的寫作者大多沒有進行廣泛的資料收集，造成分析的篇目相重，其論點論據的偶合性較高。另一方面，研究者在使用美學/翻譯理論進行論文寫作時，并未對原來的理論進行批判性的借用，以致當多人都借用該理論進行寫作的時候，文章的結構和內容的相似性較為明顯。《美國名家散文選讀》共收入11位作家15篇散文。這15篇文章中，已被分析的篇目如下：《冬日漫步》、《霍桑論》、《西敏大寺》、《古屋雜憶》、《英國的農村生活》、《作者自敘》、《禽獸為鄰》、《論美》。其中《冬日漫步》、《西敏大寺》、《古屋雜憶》受到研究者青睞，出現率較高。此外還有7篇還未得到研究者的另眼相加。它們是《飛蜘蛛》、《浮游》、《美腿與丑腿》、《民主教育》、《詩歌與我們的時代和國家的關系》、《愛德華茲論》、《二百年前的新英格蘭》。在對夏濟安翻譯進行研究的文本中，有兩個常用的詞是經常出現的，那便是“增加”和“減少”。所謂的“增加”，是說研究者在寫作文章時候常指出作者在翻譯過程中對原句進行的意義補充；而“減少”則主要是句式上的，即就是漢語句式較短，復合從句不多，在英譯漢的過程中需將從句譯成短句，以符合漢語語言的規律。這種分析方法是結構式的，應是在結構主義的影響之下形成的，其弊端非常明顯。將這種分析方法具體運用到文本中，便會發現作者的情感以及研究者的個人思想受到排斥。文本以貌似客觀的狀態存在于研究的論文中，然卻少了真知灼見。“格式塔”理論的應用可涵蓋上文提出的問題。研究者將格式塔理論教條化，利用“增加”或“減少”方法，在一篇文章中找對應的觀點，而非從翻譯文本出發，進行文學的比較或翻譯研究。另有文章從語料庫的收集與分析研究夏濟安所譯《西敏大寺》，還有從翻譯來看翻譯者的宗教觀、女性觀與愛情觀，不過因為彼時可用資料的欠缺，研究者進行文本分析時到底還是不夠深入。我們對這些文章進行統計分析，可以歸納出如下的三個方面的特征：第一，研究者試圖從美學角度對夏譯散文進行分析或賞析；第二，研究者也嘗試從翻譯技巧上對夏的散文翻譯風格特點進行分析研究；第三，是從譯者主體性角度研究夏的散文譯作。

內容摘要：古典主義是中國20世紀現代文學史上的一種重要的文學思潮，對很多作家及流派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京派的文學創作中具有明顯的古典主義傾向，本文將會從京派文學創作的基本思想、創造眼光和審美原則來對照古典主義進行分析，最后對京派文學創作的古典主義傾向進行評析。

關鍵詞：京派；文學創作；古典主義

古典主義在文學史上的概念，起源于歐洲。古典主義作為一種文藝思潮，包含了兩種道路指向：一種是非常推崇理性、崇尚模仿自然和強調藝術規范的新古典主義，這一種藝術思潮大興于17世紀的法國，對德國、英國、拉丁世界有很大的影響，我國的學衡派和新月派受到的就是這種新古典主義的影響;另一種古典主義的藝術理想是模仿、再現古希臘詩學的光輝，繼承并發揚古希臘藝術的精神與風格，京派則受此影響較大。20世紀30年代形成的以廢名、凌淑華、沈從文、蕭乾、朱光潛等為代表的“京派”，在社會的動蕩和政治的混亂中，拋開政治和商業功利性，建造屬于他們文學的“希臘小廟”，看重人生，關注平民，追求靜穆的藝術境界，他們的文學創作中具有明顯的古典主義傾向。

一.基本思想：追求自然人性

京派對自然人性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他們注重對普通平民生活的描寫，對生活中的俗人俗物表現出特有的熱愛與親近，花大量筆墨刻畫淳樸、自然、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例如沈從文的《柏子》寫的是一個水手和寡婦之間的故事，文中重點不在于宣講道德倫理，而是以溫情的筆墨寫出這種自然人性之和諧，肯定柏子和寡婦之間的正常人的原始欲望。沈從文筆下的水手、妓女、漁夫、士兵等，雖然出生社會底層，生活很貧困甚至養活自己都很難，但他們卻是那么的善良、真摯、純樸、重情誼，他們雖然生活水平很低，很難養活自己，但卻大方好客，野蠻粗獷中又透露出誠實可愛，展現了一種原始古樸的人性美、人情美。廢名作品里的業主、村姑、牧童、老漢、雇農等，心靈都是那么美好而又真摯。汪曾祺筆下的人物雖然會有一些生活的摩擦和恩怨，但在大是大非上卻又那么充滿原始的那種人性、人情美。京派作家在刻畫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時候還特別愛用兒童的眼光來描寫成人世界，如蕭乾的《籬下》，凌淑華的《一件喜事》，汪曾祺的《戴車匠》等，都運用了兒童的視角真摯的表現出了他們的童心，這其實也是對未來社會和完美人性的另一種表現，反映了作家的對這種生活的向往之情。京派對人生的關注，并沒有讓他們的文字陷入對人生的瑣碎與繁雜的描寫，而是保持著一個作家的獨立品格和理性精神。他們在肯定文學和人生的密切關系時，又對這一現象進行抽象、重構和升華，從而達到一種表現普遍現象的文學作品，這和古典主義的要求很相似。亞里士多德曾經強調過文藝要模仿人生，賀拉斯在此基礎上覺得文藝要模仿古典。但這里的模仿卻不是生活的再現，而是創造性的模仿。古典主義要求“逼真”，但其卻不是一定要寫真實，因為真實的事物有時不一定能產生美感和愉悅感。古典主義還要求“得體”，即作品中表現的事物不能過于惡心，而是讀者感到舒適，不至于反感。在京派作家看來，文學中的世界要反映自然人生，但也必須是把人生自然經過重新整理，經過一番選擇，經過一番安排，經過一番想象，才能產生作品。沈從文《邊城》里的翠翠就是一個經過選擇與安排，創造性模仿的很好的例子，翠翠形象來源于現實生活中的三位女性，一位是嶗山少女，一位是張兆和，還有一位是絨線鋪小女孩，這三個原型合成了作者傾注“愛”與“美”的理想形象———翠翠。翠翠天真無邪，淳樸善良，可以說集真、善、美于一身，翠翠就是這種人性美的體現，《龍朱》中的龍朱也是這樣一種典型，還有《三三》里的三三，他們身上那種原始、自然、淳樸的美，其實也代表著人類在對抗都市文明惡的一面的一種理想和愿望，這樣的形象在現實生活尋找原型相關困難，而文學是一種藝術，這意味著可以合理進行加工和想象，正是這種加工和想象才讓人物在讀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創作眼光：崇尚傳統和古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