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價值論文范文精選

論文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勞動價值論

論文摘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勞動價值論，應對馬克思的生產勞動理論加以發展，對商品范疇的外延加以擴大，對價值的源泉做出新的說明，對我國實行按勞分配和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分配制度做出合理的解釋。

馬克思以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為研究對象，運用勞動價值論以及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石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了當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規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生產方式與馬克思當時所面對的情況有本質不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能直接解釋和回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全部經濟問題。因此，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發展勞動價值論的思考具有很強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勞動價值論，應對馬克思的生產勞動理論加以發展

勞動價值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生產勞動”，生產勞動是生產新增價值的勞動，界定好了“生產勞動”，也就界定好了新增價值的源泉。所以從理論上界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產勞動是研究社會主義勞動價值理論的首要任務。

馬克思在研究生產勞動時，從兩個角度界定了兩對概念。一是從是否生產出物質產品的角度將勞動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一類是不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前一種勞動稱為物質生產勞動，后一種勞動稱為非物質生產勞動。二是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角度界定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認為只有與資本相聯系、能夠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才是生產勞動，否則是非生產勞動。馬克思從生產關系的角度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界定無疑是科學的。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當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相對于馬克思時生了很

20世紀迄今是考古發現極為繁盛的時代，利用考古發現來解決古代文學的相關問題，拓展研究視閾，是學術研究的重要途徑。這一方面，唐代的研究具有代表性。胡可先、孟國棟、武曉紅《考古發現與唐代文學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一書，集中于考古發現對唐代文學研究的意義和作用、新出石刻文體學研究、新出石刻文獻個案研究、唐代詩詞相關名物研究、摩崖碑刻研究五個方面的研究，標志著唐代文學研究視閾的新拓展。

梳理與歸納結合，揭示了考古發現對唐代文學研究的價值和作用。《考古發現與唐代文學研究》系統總結了唐代考古發現的四大類型及總體價值，著重從詩人事跡的輯考、文學背景的鉤稽和文學作品的解讀三個方面論述了考古發現對唐代文學研究的重要作用。《出土文獻與中古文學研究》認為，地下文物的出土扭轉了區域文學研究史的薄弱局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區域文學的空白，如長沙窯瓷器題詩，為唐代湖南地域文學研究提供了珍貴資料，為研究唐詩地域分布提供了對比空間。《新出墓志與唐代文學研究的拓展》論述了墓志在拓展文學名家研究視閾、重新發現被埋沒詩人詩作、展現傳記文學特殊形態、提供文體研究重要載體等方面的重要價值。《新出石刻與唐文創作研究的思考》則涉及了唐代墓志這一應用文體對唐代文章學研究的意義。

考證與發覆并舉，解決了唐代文學研究中諸多懸而未決的問題。書中有對新出土單篇墓志的專門解讀，如《唐〈程修己墓志〉的文本釋讀與價值論衡》《新出土唐代詩人〈廖有方墓志〉考論》《新出土唐代詩人〈楊收墓志〉考論》；有通過新出碑志引發對唐代經典詩人的研究，如《出土碑志與杜甫研究》《從〈王洛客墓志〉看王勃的隱逸》；有通過出土碑志展開對特定家族文學群體的研究，如《唐代詩人盧綸家族新出墓志考論》；有通過摩崖碑刻展開特定時期文學環境和背景的研究，如《武則天君臣石淙詩碑考論》。這些論文或提出了前人未及之新見解，或糾正了前人認識之偏頗，或揭開了前人未發之覆。如利用《楊收墓志》，還原了楊收家族世系、婚姻、科舉仕歷、貶死、昭雪的情況，論述了楊氏家族包括楊收、楊發、楊乘、楊鉅、楊檢、楊凝式等人的文學成就，考察了《楊收墓志》撰寫者裴坦的情況；通過考證嵩山石淙武則天君臣唱和的摩崖石刻，探討其道教內涵，考察了武則天時期政治、宗教、文學創作背景，為七律演化過程提供了重要證據。

思路與內容創新，開拓了唐代文學研究的新視野。首先對新出石刻文獻文體學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新出石刻與唐文創作研究的思考》對唐代石刻文研究進行了價值重估與文體定位；《墓志的起源和墓志文體的成立》著重闡述了墓志這一應用文體的起源和早期演進；《論墓志文體志文和銘文的特點、功用及相互關系》主要從特點、功用、區別與聯系等角度對墓志志文與銘文進行了探討；《碑志所見唐人合作撰文現象研究》全面清理了唐人碑志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作撰文現象，研究了唐代文章的作者身份、創作淵源和發展演變等復雜情況；《文學自傳與文學家傳：新出土唐代墓志文體的家族因素》主要從文學自傳與文學家傳對比融合的層面探討了唐代墓志的家族特性。其次利用實物影像對比印證文學作品中的制度名物，解讀作品的深層內涵和多元意蘊。《“蹙金”考──一個唐五代詩詞名物的文化史解讀》借法門寺地宮出土的蹙金實物影像，考察了唐五代詩詞中常出現的“蹙金”名物的文化史意義及其與“盤金”“縷金”“貼金”在詩詞中的不同表現作用；《金銀飾品與唐五代詩詞》考察了唐五代詩詞中金銀飾品名物屬性及其文學表現特點；《杜甫〈麗人行〉名物考釋圖證》從名物和圖像的視角對杜甫的傳世名篇做出了新的解讀和詮釋。

總體來說，作者在利用考古發現進行稽考的過程中，注重以唐人的眼光看待唐代文學，努力尋找唐代文人自我呈現的特定空間，盡力還原唐代文學得以產生的原生狀態。始終做到出土文獻、文物與傳世典籍并重，重視利用傳統金石學所積累的優秀成果，在此基礎上提煉出可靠材料進行整合研究，最終做到從史料實證上升到學理概括，已達到運用出土文獻進行唐代文學研究的較高境界。

作者：楊瓊單位：浙江大學中文系

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值改革開放初期，思想解放之潮洶涌而至，中國在經歷了十年漫長的政治浩劫后迎來了欣欣向榮的春天。作為當時主要大眾藝術的電影，更是在十年思想桎梏后布滿希望與激請地奔進了新時期。在當時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大潮的促動下，不論理論界還是創作界，電影工作者們迫切而認真地汲取著國內外電影經驗，探索著中國電影發展之道。理論界率先展開了對電影語言現代化的爭鳴，隨后對電影文學性、紀實美學、電影民族化等觀點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創作界更有《沙鷗》、《小花》、《苦惱人的笑》、《生活的顫音》、《鄰居》等眾多布滿全新創作理念，讓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涌現。那是一個激請燃燒的年代，電影人的創作熱情空前高漲；那是一個文藝復興的年代，理論滋養靈感，創新奉為圭臬；那是中國當代電影史上不容忽視的一個時期。如今時過境遷，近30年后，當年曾經親歷爭鳴的電影理論工作者，重新回顧這段歷史無疑會有新的認識和感悟。為此，我刊非凡邀請了數位當年的理論工作者，以對話的形式，就當時的一些理論事件做一當下視角的回顧與詮釋。下期將發表創作方面對話。

價值，明確地反對張駿祥提出的“用電影語言表現劇本的文學價值是電影藝術的主要特征”。各門藝術都用自己的形式創造著思想意義和美學價值。電影早已具備獨立創造思想價值的功能。張駿祥先生作為歷史上杰出的導演、前輩和一個相稱有修養的理論家，在用詞和概念上產生很明顯的理論失誤。黃：這件事情也未必這樣，有爭論。到底是當時有失誤，還是我們在認識電影本性的問題上有所偏頗或誤讀？已經過了30年，應該重新給予澄清。倪：我在為吳貽弓寫一篇文章的時候，有一大段文章是關于張駿祥。吳貽弓說，你怎么能拿我與張駿祥比呢？他是前輩、權威。我寫那篇文章的時候就已經認為，作為上海電影局局長的張駿祥身不由主地改變了作為導演的寫作論文張駿祥。而且影響到了他對電影藝術、電影本體、電影與文學等問題的看法。之所以出現理論失誤，混淆了概念本身，是因為他站在電影行政角度上看問題。所以我認為并沒有誤讀他。張：我們是否誤讀了張駿祥？當時我在南開大學時，看了一本蘇聯談電影特性的書，鄭雪來正好來南開大學，我就問他能不能寫駁文學價值論，強調電影特性的文章，他說可以寫，后來把我的稿子推薦給了《電影文學》，這篇文章的標題是“電影的文學價值質疑”，強調電影藝術本是與文學有區別的獨立藝術，它有自身的不同于文學的特性，不能以文學的價值代替電影自身的美學價值。過了好多年，張駿祥根本不發表文章回應此事。后來他當了我們這屆研究生的導師后，我才在上海見到他，他握著我的手說，我是這個意思嗎？我還以為他都忘了呢。我的意思實際上是，大家反對電影文學價值是對當時的極左電影審查的一種逆反。倪老師后來的意思是說多少年舊體制行政命令式的劇本審查，導致張駿祥這樣強調電影文學劇本的一種觀念，所以發表了一篇具有理論失誤的文章，過分強調電影的文學價值，倪老師的意思是我們沒有誤讀。

黃：這件事情到了今天都沒有誰能說誰把握了真理，也并不是可以做出斷論的時候。學術爭鳴可能半個世紀，可能一百年。進入新世紀的七八年來我們的銀幕被糟蹋成什么樣子？不過玩鏡頭嘛！就是沒有文學！而張駿祥作為官員或許有某些非凡的考慮要做詳細分析，但跟他的學術觀點不能混淆在一起。更不宜用某個不當的文字表述而以偏概全。當時那個爭論很激烈，沒有結論，我認為很多東西不會有結論。不信可將張駿祥的全文拿來再認真讀一遍。到了2009—2009年，大片淪落到了《赤壁》，問題就出在文學劇本，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沒有文學。張藝謀前面如《紅高粱》等幾部作品之所以勝利就因為是從小說做的改編，有文學的底子。后面都是自己來編劇，缺乏文學性，到頭來只能玩技藝，到不了美學境界。張：黃老師說的很重要，現階段的確存在這個問題。人家說，不是故事講述的年代，是講述故事的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不斷革命，叫囂八億人不斗行嗎？因此，在這個時候不方便從政治上提對立的口號，但作為總理，總可以提出建造國家的口號吧。所以他提出了四個現代化。四個現代化連忙引起全國上下的積極響應，因為只有他說的這個是實實在在的，是關系到國家前途的，也是符合老百姓的實際利益的。張：70年代的大語境是四個現代化，當時有些單位請了一批外國專家在北京黨校講現代化課題。楊：四個現代化是當時對抗極左政治的一個有效且有力的口號，發生在社會文化領域中的種種現代化訴求，包括電影語言現代化的提法應該都是從這里延伸出來的。張：紀實美學都是為了防止極左政治主義。倪：對，不管怎樣總歸可以從技巧、本體、手法上提出吧。張：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防止極左政治控制藝術創作，所以強調電影本體。倪：“”中的樣板戲是電影嗎？敵人是俯角，英雄是仰角，敵人是藍光，英雄是紅光。那是極端的、概念化的陳詞濫調。不從政治上批判，那我總有權利說，電影是電影，戲曲是戲曲吧。楊：1982年的電影界，最響亮的口號有這樣幾個：一個是“和戲劇離婚”，一個是“電影就是電影”。我們這些當時的年輕人，最愛聽的就是這句“電影就是電影”。大家厭倦政治說教，從心底渴望探討本體論、技巧論。倪：“丟掉戲劇的拐杖論”、“電影和戲劇離婚論”，當時從理論完整性、系統性上看，這兩篇文章是不夠的，比較感性，鐘惦棐是通過一張請假條提出“電影和戲劇離婚論”的。雖然不是非凡系統，但為什么能引起電影工作者強烈反響？因為它提出了一個問題，電影要跟戲曲、樣板戲拉開距離。電影必須確立自己的本體形態。張：張駿祥是從文學價值角度來談，他的本意是文學深度、主題深度不夠。但是大家都有誤讀。不過大家反感這個東西，還是在反對極左政治通過文學劇本控制電影。倪：這時候，張交際工具和載體，要害在于你承載的是什么思想和藝術內容。張駿祥其實沒有錯，除去個別措詞的表述或有所失當，但他文章的基本立論和篇章結構都不能說不正確，你按照他所論所說的去拍，也會是個好電影。張：在今天來的路上，我就在想我們是不是誤讀了張駿祥的文章。剛才聽倪老師說的，覺得不是誤讀。倪：鄭雪來一篇文章的觀點說，任何藝術都有思想和美學價值。電影藝術自從愛森斯坦、格里菲斯以來，已經創造了它的思想價值。卓別林就創造了思想價值，關于平凡人、窮人、同情小人物等等。更不要說七八十年代以來，東西方的現代電影中，大大地深化了電影的思想深度和人文價值。而這些價值的產生是和作者——導演的原創思想及電影語言的獨特分不開的。電影是可以創造思想價值的。鄭雪來文章的意思就是電影不是翻譯和解釋文學，所以文學價值論這個概念是錯誤的。楊：就是說電影具有自身獨立意義系統。不能在戲劇、文學的體系中理解電影，而要追尋它自身的發展規則。

：電影就沒有依附性。首先你要寫劇本吧，那是不是用文字？不能說電影除了影像就沒有別的了。楊：那這個文學性指的是什么？劇作？還是其他別的東西？黃：不是別的，就是講文學劇本，講塑造人物。一個劇本的基礎就如大廈與地基的關系，假如是沙灘，大廈就會垮掉。電影學院就有個電影文學系，建系于60年代之初。我本人畢業于北大中文系，在電影學院文學系執教40余年，我的學術生命與文學斷不可分。還沒聽見有誰說過要把電影文學這個專業送進墳墓里去吧。張：電影最偉大的作品能否與文學最偉大的作品相媲美？但是現在一般的觀點認為：文學比電影高級，它歷史悠久，博大精深，而大多數電影是商業電影，不可能做到像文學那樣高雅，那樣有深度。于是借用了“文學價值”這樣一個詞匯來比喻有深度。楊：所謂“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張：克拉考爾說電影是物質的連續，文學是精神的連續。似乎是說電影到達不了精神層次。倪：從愛森斯坦、格里菲斯、卓別林到讓·雷乃、安東尼奧尼、黑澤明，電影證實了其思想高度和美學深度與文學是并列的。楊：回到1979年的中國電影界這個話題，我感愛好的是當時電影人的職業理想是什么？我查看了80年代影響最大的《世界電影》的復刊詞，覺得它比較集中地表明了當時電影界的思索。這篇復刊詞提到：“刊物將努力保持和發揚過去的特點，繼承評介當代電影史上比較有關電影美學，如電影特性、表現手段、風格樣式等問題的評論；討論導演、表演、攝影、美工、作曲等方面的基本技巧和創作經驗，以及當代電影的一些重要思潮、流派和創作傾向；同時要用比較多的篇幅刊登在技巧上有一定特點的，足以反映某種創作傾向的外國電影劇本。”這些提法看似全面，其實電影創作技巧才是根本所在。“”十年的政治至上，已使大家對所謂的“思想內容”說教厭煩透頂，人們都渴望回到電影藝術規律本身，拍出有電影感的電影。倪：我看了鄭雪來的文章，覺得要解決一個概念問題，即電影本身是一門獨立的藝術，因此電影是可以創造思想價值和審美價值的。至于劇本，是電影工作和創作生產過程中的一個環節。電影劇本有的是導演要求他人這樣做，或者導演自己創作劇本，這就是他要表達的主題、思想。文學提供思想，電影提供表現，這個觀念必須徹底改變。文學提供比較好的人物和故事，而電影呢，是如有些人說的，導演是個匠人，僅僅把文學的價值體現出來嗎？還是說導演本身是思想家，最重要的最有價值的電影都是作者——導演原創的？歷史上偉大的導演，運用電影提出重要的社會歷史問題，并且用自己的語言進行表達。1983年北師大的全國電影教師的進修班上，我提出了一個基本思想：電影史上，從早期到法國新浪潮、意大利才，明顯地改變了中國電影理論的形勢，從而為中國電影跨向新世紀提供了理論后盾和思索空間。這就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電影理論的歷史貢獻。

黃:1978年，中國剛走出“”災害的十年，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第一次點燃了解放思想的火光，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掀起了一個繼“五四”之后蓬勃而興的新文化思潮，其內在的底蘊是：神的光環與“迷信”退場，人的啟蒙與“主體”蘇醒。80年代之初，正是在解放思想之旗幟的輝映下，針對長時期統治著中國銀幕的文化專制主義及其對現實主義的扭曲和異化，焦點則集中于語言的被鉗制，也即思想和藝術表達的被壓抑，由斯而引發了一場又一場熱氣騰騰的理論爭鳴，如電影與戲劇的關系、電影與文學的關系、電影觀念的更新以及電影語言的現代化（或稱現代性）、電影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等等。理論爭鳴活躍了當年的學術空氣并推動了理論自身的蛻變、更新和復興。新時期之初，在我們電影圈里十分流行的一句口頭禪，即“理論滋養靈感”，由此而引出“民間思想村落”的現象。大家關注的焦點是：理論與創作的平等對話，如切如磋。電影藝術在本體論上的解放以及電影藝術家創作主體的解放，作為推動新時期電影現代觀念革新的第一個潮頭，其美學啟蒙的意義是不容低估的。但是，站在21世紀伊始的新起點上，對于80年代之初諸家的言說，需要給予實事求是的自省、澄清和再認識（包括誤讀、歪打正著、短瞬間的合理性等），但卻仍舊不必急于下結論。至于某些西化風、故步自封或將學術“垃圾化”，則是需要警惕并加以揚棄的。當今，如何建樹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民族電影理論的主體性及其美學體系，則是擺在我們電影學術研究者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楊：80年代不是也不可能是今天的摹本，經濟體制的斗換星移，電影的生存境遇已大相徑庭。回顧不是為了肯定或否定，而更多地是從溫故知新的角度清點一個激請年代的邏輯起點和思想果實。對于電影界來說，80年代是個質問和追尋的年代，“什么是電影？”的設問力否過去教化功能的單一性，“電影就是電影”的回應尋求未來創作形式的多樣化，在“解放思想”、“求真求實”、“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時代強音之下，電影人以“丟掉戲劇的拐杖”、“和文學離婚”為先導，開始摸索“電影語言現代化”的實踐路徑。這些“片面的深刻”撞開了傳聲筒的桎梏，故事不再僅僅囿于政黨宣泄，批評也不再是運動的喉舌，而是向國際靠攏，銀幕上出現了扭曲的人、荒蕪的情、貧瘠的土地、欲望的都城，創作者們以蘇聯、日本、法國的前衛樣式塑造著中國電影的解凍。30年過去，步入產業結構市場框架的電影仍舊站在文學的肩上，且以好萊塢的情節劇取代了蘇維埃的蒙太奇。于電影人來說，80年代是大夢初醒，是絕處逢生，它洋溢靈府洞開的恣肆，卻匱乏完整認識的能力。張：80年代初的電影理論論爭，折射著那個年代思想解放之火的光芒，那是一個激請燃燒的歲月，那是一個沖破思想牢籠的歲月，我們因此懷念它。80年代的電影理論論爭，同時開啟了中國電影人深刻認識電影本性，自覺把握影像創作規律的先河，對中國電影藝術水準的整體提高，起到了重要的影響作用。崔：從思想禁錮的一潭死水，到思想解放的大潮初瀾，那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一個時代的開端。那是思想解放的春潮滾滾而來的年代；那是改革開放的偉業石破驚天的年代；那是拿來主義的大旗獵獵飄揚的年代；那是理論思維的激請恣肆的年代。

那是渴望構建中國電影理論體系的年代；那是以“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為座右銘的年代；那是求真崇善的英雄年代；那是宣揚“理論滋養靈感”的幼稚年代。我們懷念那個年代

論文關鍵詞：技術哲學；技術創新哲學；技術啟蒙

論文摘要：本文概括了德國、美國和中國技術哲學的歷史發展，揭示了當代技術哲學研究的自覺意識，并進而提出，現階段技術哲學研究的關鍵任務有兩項：其一，面向技術，進行技術創新研究；其二，面向社會，進行技術啟蒙。

一、技術哲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技術哲學”研究起源于德國。1877年，德國哲學家卡普(E．Kapp)發表《技術哲學綱要》一書，這是德國系統地進行技術哲學研究的開端。在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爾(F．Dessauer)分別在1913年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術哲學》專著。從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哲學家胡塞爾(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爾(M．Heidegger)從現象學和存在論角度對技術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國的技術哲學研究又經歷了持續的、系統的增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國工程師協會人文與技術委員會的研究。該委員會成立于1956年，會員中有德國當代最杰出的技術哲學家胡寧(A．Huning)、倫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羅波爾(G．Ropoh1)、薩克塞(H．Sachsse)、塔克爾(K．Tuche1)、茲默理(w．C．Zimmerli)。迄今，該委員會的技術哲學家們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倫克的《技術時代的哲學》(1971)、《論技術的社會哲學》(1982)；羅波爾_的《系統技術：基礎和應用》(1975)、《有缺點的技術》(1985)、《技術啟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術哲學》(1978)、《現代世界的動力學》(1994)；胡寧的《工程師的創造力》(1974)；薩克塞的《技術人類學》(1978)等等。

從整體上看，經過百余年發展的德國技術哲學，雖在學術界逐漸獲得了承認，但仍屬于哲學的邊緣領域。德國技術哲學研究呈現以下特點：…其一，該領域的智力結構是多種多樣的，而不是單一的和標準化的。大致有經驗主義、存在主義、實用主義、人類學等不同的研究視角。其二，與技術社會學、技術經濟學和技術政治學等相關的研究聯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術的倫理、生態和資源問題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關注，有突出的現實主義轉向。技術哲學研究由過去的玄思轉向現在的實踐導向。

就世界范圍看，德國技術哲學首先在法國、荷蘭和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和日本有所呼應。20世紀60—70年代始在美國興起。1975—1977年，美國哲學與技術學會(sf，r)成立。1978年開始出版技術哲學年鑒，1981年開始了每兩年舉辦一次的SPT國際研討會，1995年創辦學會期刊(Techne)。近30年，美國技術哲學研究發展迅速，出現了一批知名的技術哲學家及其優秀的學術專著。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術的思考：工程和哲學之間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術與生活世界》(1990)；費雷(F．Ferre)的《存在與價值：面向建設性后現代形而上學》(1996)和《認識與價值：面向建設性后現代認識論》(1998)；勃格曼(A．Borgmann)的《技術與當代生活特征》(1984)、《堅持實在》(1999)；溫納(L．Winner)的《自治的技術》(1977)；費恩伯格(A．Feen—berg)的《追問技術》(1999)和《改造技術》(2002)；杜爾賓(P．Durbin)的《科學、技術和醫學中的社會責任》(1992)等。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始于美國的生態文學批評(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環境危機日趨嚴重的情況下產生的。它旨在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的關系。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主要倡導者和發起人徹麗爾·格羅費爾蒂(CheryllGlotfelty)指出，如果說女權主義批評從性意識(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語言與文學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批評把生產、經濟、階級的意識納入文本閱讀，那么，生態文學批評是把以地球為中心的思想意識運用到文學研究中，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關系。(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將首先簡述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然后在闡述其發展的三個階段基礎上，探討美國生態文學批評意圖解決的主要問題。

一、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

生態文學批評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1972年，約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劇：文學生態學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學生態學”的概念，“對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生物主題進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魯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論文《文學與生態學：生態批評的實驗》(“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這一批評術語，提出“把生態學以及和生態學有關的概念運用到文學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隨后，有人提出“生態詩學”(ecopoetics)、“環境文學批評”(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綠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綠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術語，但大多數人傾向用ecocriticism這一提法，因為它不僅很容易被轉變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這一前綴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的關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編輯出版《講授環境文學：資料，方法和文獻資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該書收集了十九位講授生態環境文學課程的教師寫的“課程簡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學領域促進人們對生態文學有更深的了解和認識。”(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國自然文學創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創辦使有關學者得以發表生態文學研究的短文、書評、和課堂筆記等。隨后，不少人文學科的學術刊物相繼開辟了生態文學批評的增刊或專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評論》、《俄亥俄州評論》等美國著名的學術刊物。(注：根據徹麗爾·格羅費爾蒂的統計，自1986年至今，美國人文學科出版過20多期關于生態環境文學的專刊。具體內容請參見格羅費爾蒂和費羅姆主編的《生態批評讀者：文學生態學的里程碑》，第32頁。)同時，一些大學開始把生態文學列入課程，作為現當代文論的一部分，受到學生普遍歡迎。在1991年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羅德·費羅姆(HaroldFromm)發起并主持了名為“生態批評：文學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學術討論。1992年，“美國文學協會”專題報告會上，格倫·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題為“美國自然作品創作：新環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專題討論。同年，“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該學會的宗旨是“促進人類和自然世界關系的文學思想與文學信息的交流”，“鼓勵新的自然文學創作，推動傳統的和創新的研究環境文學的學術方法以及跨學科的生態環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