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理論論文范文精選

摘要：中國文藝理論的發展和文藝學學科建設是中國文藝理論界進入21世紀以來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那么，樹立問題意識、間性意識、共生意識、發展意識等學術意識，對解決中國文藝理論的某些概念、范疇和方法與當下文藝實踐脫節的問題，有效地把中國傳統文論的資源轉化為當代文論建設的因素，確立中國本土的問題意識、在中國語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國文論資源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文藝學學科建設問題意識間性意識共生意識發展意識

文藝學的學科建設，是中國文藝理論界進入2l世紀以來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不少學者對文藝學學科的發展前景持樂觀和自信的態度，但更多的學者是對文藝理論的問題和危機的反思，對其發展充滿憂患意識。的確，如何解決中國文藝理論的某些概念、范疇和方法與當下文藝實踐脫節的問題?如何有效地把中國傳統文論的資源轉化為當代文論建設的因素?如何確立中國本土的問題意識，在中國語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國文論資源?如何在注意文藝學學科的本質特征、學科內涵的同時，重視文藝學學科創新擴容、多元互動的發展趨勢?以上種種問題，我們覺得，更新文學觀念，在文藝學學科建設中樹立問題意識、問性意識、共生意識、發展意識，對我們解決這些問題將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問題意識

文藝學的“問題”，是指文藝學所面臨和尚待解決的課題或矛盾。文藝學的“問題意識”，就是能察覺、認識到文藝學的這些課題或矛盾，并積極地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

世紀之交的社會文化生活在急劇變化。電子媒質是繼紙媒質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學日見萎縮，文學進一步泛化到大眾文化中；圖像一躍而成為文化生活的中心，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文化生活、審美趣味、閱讀習慣。與這些變化相應的是文學以及人們的文學觀念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傳統的文學觀念與現實的文學實踐相去甚遠，很難適應時代的要求。社會實踐向我們提出了新的問題和問題群，我們應當認識和承認這些問題，積極參與和回應這些問題。社會的轉型與文學實踐的巨大變化，促使當代的文藝學必須從變革著的文學實踐出發，分析新現象、研究新問題，在理論上不斷創新擴容，使之適應時展和社會需要。如果文藝理論的概念、范疇以及相關的方法脫離了文學實踐，文藝理論就會失去它的生機和活力，成為空中樓閣式的、僵化而無用的東西。文藝學面對當下的文學藝術實踐，許多問題凸現出來了。現在人們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們對文學的需求更偏重于娛樂和情感需求，還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沖擊下，在文學藝術審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將文學藝術的審美特征與大眾文化很好地結合起來?如何用人文精神來支撐我們的精神家園?如何體現對人的生存處境、對家園邦國命運的關懷?這是文藝學正面臨和尚待解決的課題。文藝學應該以專業為依托，積極地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國問題”顯得更為復雜。對于文藝學來說，“中國近百年來都始終籠罩在西方主義的陰影下，沒有自己的理論話語體系”。對于西方理論，我們更多的是簡單介紹，隨意嫁接，卻沒有學會或沒有完全學會提出文藝理論的中國問題，并將其提升為中外共享的智慧。當然，借鑒國外的理論資源是必要的，如無數前驅對馬克思主義的追尋，如20世紀西方文論對我國文論的豐富和啟示。但問題是，借鑒國外的理論資源不是照搬新名詞、新術語，或用外國的理論來分析我們的文學現象，而應該是一種對話交鋒，是一種創造性的借鑒和接受。

民國期間對于日本文藝理論作品的引進，較為人熟知的是章錫珠對日本文論家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的翻譯。1920年章錫珠正式在《新中國》雜志上連載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部分內容，后因雜志停辦而擱淺。次年他又在《文學》雜志上重新翻譯與發表，后于1925年由商務印書館結集出版。而在這年7月，汪馥泉也將翻譯的《新文學概論》交由上海書店付梓，后又于1930年4月在上海亞東圖書館再版。基于本間久雄對本書的二次改編，章錫深又于1930年對之作了重譯，并于當年交由開明書店出版。除此之外，本間久雄的《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也由沈端先于1928年翻譯出版，其所著的《文學研究法》也由李自珍翻譯，于1932年由星云堂書店出版。在通過日文翻譯的文論中，除了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在當時影響較大外，還有廚川百村的著作。廚川百村的《苦悶的象征》，先是魯迅于1924年和1928年分別交由新潮社與北新書局出版。豐子愷也于1925年翻譯了該著作，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廚川百村的另一本著作《出了象牙之塔》，由魯迅翻譯，分別于1925年與1928年由未名社與北新書局出版;由綠蕉、大杰翻譯的《走向十字街頭》，分別于1928年與1932年由啟智書局與新文藝書店出版。

除這二人的著作之外，翻譯過來的日本文論還包括青野季吉的《新興藝術概論》(馮憲章譯，1930年現代書局)、芥川龍之介的《文藝一般論》(高明譯，1933年光華書局)、藏原惟人的《新寫實主義論文集》(吳之本譯，1930年現代書局)、森山啟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林煥平譯，1940年希望書局)、夏目漱石的《文學論》(張我軍譯，1931年神州國光社)、滕森成吉的《新興文藝論》(張資平譯，1928年聯合書店)、小泉八云的《文學講義》(惟夫編譯，1931年聯華書店)、狄原朔太郎的《詩底原理》(孫浪工譯，1933年中華書局)等，在當時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日本文藝理論的翻譯出版為新文學的創作與教學提供了一定話語規則的支持。比如魯迅在教導青年學生“研究文學”的時候，認為應該從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和廚川百村的《苦悶的象征》著手‘”。然而仔細閱讀當時翻譯出版的日本文藝理論專著，我們發現，一方面日本文藝理論專著多為西方文藝理論專著的改寫，另一方面日本文藝理論專著的翻譯出版也呈現出明顯的歐美化傾向和俄蘇化色彩。其實歐美文藝理論的翻譯，早在民國之前就已經開始。1905年，《新民叢報》第3年第22號起連載蔣智由翻譯的法國學者維朗的《維朗氏詩學論》，標志著中國開始系統翻譯西方文藝理論。隨后黃遠生、魯迅、周作人、王國維等人開始碎片式引用或化用歐美的文藝理論作品來闡釋中國文學。然而國人對歐美文藝理論的全面了解，實始于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正如本間久雄自己所言，“文學通論”部分參照了‘竹unt的Llt巴rat“rc，ItsP對nC巾Ieand乃1泊了目.5;Winehester的5。的ePt7)〕‘巾龍5ofLJtc扭盡C廳加拓刀〕;Mackenzie的theEVoluoonofLit陰￡“脂”等，而“文學批評論”則參考了℃ayleyandScott的A刀Intr.而ct舊nto入了亡thodsandM白terlalsofL，teraryC誼元店功，Saintsbury的月招to理ofC)itjcism以及Moulton的the幾4bdemStodyofLjt曰叨ture”‘引。正是這一系列書目，日后幾乎成為中國人學習西方文藝理論的必讀書目，同時成為當時學者研究新文學，甚至舊文學的理論工具。1923年西諦發表的《關于文學原理的重要書籍介紹》一文中，第一次系統地介紹了這些文藝理論書目‘幻。而1933年郁達夫在《青年界》第4期發表《英文文藝批評舉要》一文中，則再次列舉了類似書目。

為了正面直接閱讀研究歐美文藝理論，國人開始直接地從英文或其他語言中翻譯歐美文藝理論。在章錫珠翻譯《新文學概論》的第二年，景昌極與錢塹新便在《文哲周報》上翻譯發表了溫切斯特的《文學評價之原理》，后于1927年由商務印書館印刷出版。1926年傅東華在《小說月報》17卷l一8期上翻譯發表莫爾頓的《文學之近代研究》。第二年又在《小說月報》第18卷上發表莫爾頓的《文學進化論》。除此之外，一系列的歐美文藝理論得到翻譯出版。除了以上兩部作品之外，傅東華還先后翻譯了勃利司.藩萊的《詩之研究》(1923)，蒲克的《社會的文學批評論》(1926)，琉威松的《近世文學批評》(1928)，卡爾佛登的《文學之社會學的批評》(1930)，亨特的《文學概論》(1935)。除了傅東華之外，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翻譯的歐美文藝理論還包括多人于1929年翻譯的瑞恰茲所著《科學與詩》，宋桂煌于1930年翻譯韓德生的《文學研究法》與《小說的研究》等。據筆者大致計算，民國期間翻譯的歐美文藝理論(俄蘇文論除外)也在50部左右。總體來看，歐美文藝理論著作的直接翻譯讓國人對外國文學作品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另一方面歐美文藝理論的輸入也直接地影響著當時中國文學話語規則的建構與重構。正是在歐美文藝理論的基礎上，中國文學研究不僅有了全新的理論基礎，而且改變著本土的文學理論重構。比如陳仲凡、郭紹虞等人便是在溫切斯特、圣茨伯里、亨特等人建構的體系上，來重新思考中國古代文藝理論體系的“，。隨著20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左翼作家的不斷壯大，俄蘇文藝理論傳入日本，在日本出現了許多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文藝理論，文藝與現實、文藝與革命、文藝的階級性等問題成為探討的重心。而此時輸入的日本左其文學理論便即時地迎合了中國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于是從日本留學歸來的魯迅、周作人、郭沫若、張資平等作家便開始俄蘇文論的譯介。魯迅最初從日本翻譯俄國文學的時候開始介紹俄國文藝理論。他于1929年便翻譯了盧那察爾斯基的《文藝與批評》，第二年又翻譯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值得注意的是兩部文藝理論著作，甚至包括以前的《壁下譯叢》等都是從日文轉譯而來。后來隨著三四+年代政治運動的風起云涌，俄國文藝理論的革命性與階級性很好地吻合了其時的政治環境與社會環境，于是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俄國文藝理論便取代了20世紀二十年代歐美文論的主導地位。這一時期包括俄國民主主義文藝理論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文藝理論以及其他的社會主義文藝理論都在這一時期得到翻譯傳播。據本人粗略統計，此時翻譯過來的俄國文藝理論著作也多達50種。

西方文論的翻譯:‘灑方化”還是‘體土化”

自晚清開始輸入西學以來，對于西方著作的譯介一直都存在著“西方化”與“本土化”的問題。即使是最初翻譯的一些自然科學，我們的知識分子也在不斷地印證著“東學西漸”的痕跡17]。如果西方文學與中國文學僅就具體的文學作品而言，只要不是變異很大，盡管彼此之間有巨大的文化差異，但本土的中國讀者還是能夠閱讀理解的。作為西方文學的話語規則而言，因其理論的抽象性，以及與本土文學的完全異質性，不管是在翻譯過程中，還是讀者的閱讀接受中，都橫亙著巨大的文化鴻溝。因此就翻譯效果而論，到底是通過直譯而達到完全的西方化還是通過轉譯、改譯或者編譯而部分本土化，這是當時西方文論在翻譯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二難選擇。就前面所描述的西方文論在民國期間的翻譯出版作品來看，大致出現了這樣幾個特點。

一是因交流中轉及語言障礙而導致的文本的轉譯。盡管民國時期輸入了很多日本文藝理論著作，但囿于日本本民族文學的需要，絕大多數文藝理論著作是對歐美或俄蘇文藝理論的借鑒與改編。比如在當時中國影響最大的兩本文藝理論專著《新文學概論》與《苦悶的象征》便是如此。當被加工過的日本文藝理論翻譯成中文后經歷了第三次轉譯，由此國人對西方文藝理論的理解就必然出現誤讀與不適應的情形。而這一點已經被當時的翻譯家發現。翻譯的尷尬，促使更多的有識之士直接從西方文論原著進行翻譯。然而很遺憾的是，一方面囿于當時文化交流的匾乏，另一方面囿于語言的障礙，即使是擺脫了日文的限制，卻又掉進了英文的轉譯之中，因為這兩種語言在當時最為流行。由此民國時期的西方文藝理論的翻譯必然地會出現很多的轉譯。即使像傅東華、曹靖華這樣的專職翻譯家，有的時候也得從英文版去翻譯法國的文藝理論及俄國的文藝理論。

在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中。55個少數民族及其先民的文學藝術理論思想，是中華文藝理論思想當然的組成部分和重要方面。全面挖掘整理、翻譯和研究我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著述，更能完整地展現中華文藝理論思想的悠久、精深和多樣的風貌。

80年代伊始，中國文藝理論批評史學家和奠基人郭紹虞先生就敏感地意識到時代賦予中華文藝理論研究的新機遇，及時地向研究界發出呼吁：“應該擴大我們的研究領域”，改變長期以來“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論”的狀況，并欣悅宣告“兄弟民族理論也有所發現”。自此以后的20年間，我國有一批文藝理論工作者，排除萬難，以開拓者的精神，步入了少數民族文藝理論的豐厚寶地。他們首先從原始資料的搜集、挖掘、整理和翻譯人手，很快地從西雙版納的密林深處，從大小涼山，從雪域高原，從天山腳下，從青海湖濱，從松花江畔，從內蒙古草原——相繼發現了一大批足以令世人驚喜的中國少數民族文藝論著。1981年，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云南)出版了400年前由傣族的祜巴勐(和尚等級中由低到高的第七等級者)撰寫、今人巖溫扁翻譯整理的《論傣族詩歌》，立即引起學術界的注目，被譽為“一個重要的發現”。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買買提·祖農、王弋丁主編的《中國歷代少數民族文論選》，這是第一本綜合性的少數民族文藝論著選，收錄了15個少數民族36位論家66篇作品，初步展示了少數民族文藝理論風貌。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約在一千多年前由彝族理論家舉奢哲和阿麥妮(女)撰寫、今人康健等整理翻譯的《彝族詩文論》。民間文藝研究家賈芝先生在此書序中說：“彝族詩文論手抄本的發現，是繼引人注目的祜巴勐的《論傣族詩歌》之后的又一重大發現。”與此同時還出版發表了阿買妮的《彝語詩律論》、布獨布舉的《紙筆與寫作》、布塔厄籌的《論詩的寫作》和舉婁布倫的《詩歌寫作談》。這些文藝論著大約產生于隋唐時代。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魯云濤、劉一沾、馮育柱、于乃昌編篡的《中國少數民族古代美學思想資料初編》，選入有文字的蒙、藏、維、彝、壯、傣、納西等少數民族的古代文藝、美學論著55篇(部)約40余萬字。其中，蒙古族的《〈青史演義〉簡楔》、《〈西游記〉回批》，藏族的《詩鏡》(藏族理論家依據印度擅丁《詩鏡》藏文全文譯著之作)、《畫像量度經》、《十桀手造像量度經》、《十桀手造像量度經疏》、《造像量度經》，維吾爾族的《詩論》、《論詩人藝術的規律》，納西族的《跳神舞蹈規程》、《舞蹈來歷》、《舞蹈的出處和來歷》、《魯般魯繞》、《什羅祖師傳略》等，都是第一次從民族文字譯成漢文全文發表，從一個新的角度展示了少數民族的文藝思想和美學思想。

1990年，貴州人民出版社又相繼推出布麥阿扭、布阿洪、漏侯布哲、實乍苦木等古代彝族理論家撰著的《論彝詩體例》、《彝詩例話》、《彝詩史話》、《詩音與詩魂》、《論彝族詩歌》、

《談詩說文》、《彝詩九體論》等漢文譯本。進入90年代以來，又不斷地有少數民族文藝論著的新發現和結集問世。其中，于乃昌、馮育柱、彭書麟主編并完成的《中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集成》，輯錄了我國55個少數民族和4個古代民族自先秦以來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上下兩千年間，190余位論家的300余篇(部)重要文藝論著，總計逾百萬字，其中包括了90年代以后的更多的新發現和新譯作，舉其要者，如藏族學者薩班·貢嘎堅贊的(樂論)、第巴·桑結嘉措的《白琉璃論獻疑·除銹復原》、《關于詩的文辭修飾》、《藏族的文字》、工珠元丹嘉措的《詩論》、久·米龐的《歌舞幻化音樂》，維吾爾族詩人黎·穆塔里甫的《馬克思恩格斯論文3學》、《熱愛藝術》、毛拉艾斯木吐拉·穆吉孜的《樂師史》，滿族學者允祉的《八音樂器說》、唐岱的《繪事發微》、高秉的《指頭畫說》，侗族的《歌詩傳》、《戲師傳》等。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在這部《集成》中，還編入了已確定系少數民族出身而在中國文藝理論思想史上都久負盛名、堪稱大家的論著和精湛而豐富的少數民族民間口頭文藝論和審美論。《中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集成》展示了中國少數民族無與倫比的迷人的文藝理論壯茂景觀。以上說明，中國少數民族的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是十分豐富而多彩的，是中華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寶庫中光彩奪目的珠玉，它們為中華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的豐富、發展和繁榮作出了獨特貢獻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某些文藝理論研究者的視野只局限于漢族的文藝理論領域，而對異彩紛呈的少數民族文藝理論卻視而不見，成了研究的盲區。這不能說是正常現象。高揚55個少數民族在共同締造中華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大廈中客觀存在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使中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的摧璨明珠重放光芒，是當代文藝理論研究者的歷史使命。

二

中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有悠久的歷史。

在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中。55個少數民族及其先民的文學藝術理論思想，是中華文藝理論思想當然的組成部分和重要方面。全面挖掘整理、翻譯和研究我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著述，更能完整地展現中華文藝理論思想的悠久、精深和多樣的風貌。

80年代伊始，中國文藝理論批評史學家和奠基人郭紹虞先生就敏感地意識到時代賦予中華文藝理論研究的新機遇，及時地向研究界發出呼吁：“應該擴大我們的研究領域”，改變長期以來“較少注重兄弟民族的理論”的狀況，并欣悅宣告“兄弟民族理論也有所發現”。自此以后的20年間，我國有一批文藝理論工作者，排除萬難，以開拓者的精神，步入了少數民族文藝理論的豐厚寶地。他們首先從原始資料的搜集、挖掘、整理和翻譯人手，很快地從西雙版納的密林深處，從大小涼山，從雪域高原，從天山腳下，從青海湖濱，從松花江畔，從內蒙古草原——相繼發現了一大批足以令世人驚喜的中國少數民族文藝論著。1981年，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云南)出版了400年前由傣族的祜巴勐(和尚等級中由低到高的第七等級者)撰寫、今人巖溫扁翻譯整理的《論傣族詩歌》，立即引起學術界的注目，被譽為“一個重要的發現”。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買買提·祖農、王弋丁主編的《中國歷代少數民族文論選》，這是第一本綜合性的少數民族文藝論著選，收錄了15個少數民族36位論家66篇作品，初步展示了少數民族文藝理論風貌。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約在一千多年前由彝族理論家舉奢哲和阿麥妮(女)撰寫、今人康健等整理翻譯的《彝族詩文論》。民間文藝研究家賈芝先生在此書序中說：“彝族詩文論手抄本的發現，是繼引人注目的祜巴勐的《論傣族詩歌》之后的又一重大發現。”與此同時還出版發表了阿買妮的《彝語詩律論》、布獨布舉的《紙筆與寫作》、布塔厄籌的《論詩的寫作》和舉婁布倫的《詩歌寫作談》。這些文藝論著大約產生于隋唐時代。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魯云濤、劉一沾、馮育柱、于乃昌編篡的《中國少數民族古代美學思想資料初編》，選入有文字的蒙、藏、維、彝、壯、傣、納西等少數民族的古代文藝、美學論著55篇(部)約40余萬字。其中，蒙古族的《〈青史演義〉簡楔》、《〈西游記〉回批》，藏族的《詩鏡》(藏族理論家依據印度擅丁《詩鏡》藏文全文譯著之作)、《畫像量度經》、《十桀手造像量度經》、《十桀手造像量度經疏》、《造像量度經》，維吾爾族的《詩論》、《論詩人藝術的規律》，納西族的《跳神舞蹈規程》、《舞蹈來歷》、《舞蹈的出處和來歷》、《魯般魯繞》、《什羅祖師傳略》等，都是第一次從民族文字譯成漢文全文發表，從一個新的角度展示了少數民族的文藝思想和美學思想。

1990年，貴州人民出版社又相繼推出布麥阿扭、布阿洪、漏侯布哲、實乍苦木等古代彝族理論家撰著的《論彝詩體例》、《彝詩例話》、《彝詩史話》、《詩音與詩魂》、《論彝族詩歌》、

《談詩說文》、《彝詩九體論》等漢文譯本。進入90年代以來，又不斷地有少數民族文藝論著的新發現和結集問世。其中，于乃昌、馮育柱、彭書麟主編并完成的《中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集成》，輯錄了我國55個少數民族和4個古代民族自先秦以來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上下兩千年間，190余位論家的300余篇(部)重要文藝論著，總計逾百萬字，其中包括了90年代以后的更多的新發現和新譯作，舉其要者，如藏族學者薩班·貢嘎堅贊的(樂論)、第巴·桑結嘉措的《白琉璃論獻疑·除銹復原》、《關于詩的文辭修飾》、《藏族的文字》、工珠元丹嘉措的《詩論》、久·米龐的《歌舞幻化音樂》，維吾爾族詩人黎·穆塔里甫的《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熱愛藝術》、毛拉艾斯木吐拉·穆吉孜的《樂師史》，滿族學者允祉的《八音樂器說》、唐岱的《繪事發微》、高秉的《指頭畫說》，侗族的《歌詩傳》、《戲師傳》等。非凡引人注目的是在這部《集成》中，還編入了已確定系少數民族出身而在中國文藝理論思想史上都久負盛名、堪稱大家的論著和精湛而豐富的少數民族民間口頭文藝論和審美論。《中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集成》展示了中國少數民族無與倫比的迷人的文藝理論壯茂景觀。以上說明，中國少數民族的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是十分豐富而多彩的，是中華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寶庫中光彩奪目的珠玉，它們為中華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的豐富、發展和繁榮作出了獨特貢獻。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某些文藝理論研究者的視野只局限于漢族的文藝理論領域，而對異彩紛呈的少數民族文藝理論卻視而不見，成了研究的盲區。這不能說是正常現象。高揚55個少數民族在共同締造中華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大廈中客觀存在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使中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的摧璨明珠重放光線，是當代文藝理論研究者的歷史使命。

二

在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中。55個少數民族及其先民的文學藝術理論思想，是中華文藝理論思想當然的組成部分和重要方面。全面挖掘整理、翻譯和研究我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著述，更能完整地展現中華文藝理論思想的悠久、精深和多樣的風貌。

80年代伊始，中國文藝理論批評史學家和奠基人郭紹虞先生就敏感地意識到時代賦予中華文藝理論研究的新機遇，及時地向研究界發出呼吁：“應該擴大我們的研究領域”，改變長期以來“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論”的狀況，并欣悅宣告“兄弟民族理論也有所發現”。自此以后的20年間，我國有一批文藝理論工作者，排除萬難，以開拓者的精神，步入了少數民族文藝理論的豐厚寶地。他們首先從原始資料的搜集、挖掘、整理和翻譯人手，很快地從西雙版納的密林深處，從大小涼山，從雪域高原，從天山腳下，從青海湖濱，從松花江畔，從內蒙古草原——相繼發現了一大批足以令世人驚喜的中國少數民族文藝論著。1981年，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云南)出版了400年前由傣族的祜巴勐(和尚等級中由低到高的第七等級者)撰寫、今人巖溫扁翻譯整理的《論傣族詩歌》，立即引起學術界的注目，被譽為“一個重要的發現”。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買買提·祖農、王弋丁主編的《中國歷代少數民族文論選》，這是第一本綜合性的少數民族文藝論著選，收錄了15個少數民族36位論家66篇作品，初步展示了少數民族文藝理論風貌。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約在一千多年前由彝族理論家舉奢哲和阿麥妮(女)撰寫、今人康健等整理翻譯的《彝族詩文論》。民間文藝研究家賈芝先生在此書序中說：“彝族詩文論手抄本的發現，是繼引人注目的祜巴勐的《論傣族詩歌》之后的又一重大發現。”與此同時還出版發表了阿買妮的《彝語詩律論》、布獨布舉的《紙筆與寫作》、布塔厄籌的《論詩的寫作》和舉婁布倫的《詩歌寫作談》。這些文藝論著大約產生于隋唐時代。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魯云濤、劉一沾、馮育柱、于乃昌編篡的《中國少數民族古代美學思想資料初編》，選入有文字的蒙、藏、維、彝、壯、傣、納西等少數民族的古代文藝、美學論著55篇(部)約40余萬字。其中，蒙古族的《〈青史演義〉簡楔》、《〈西游記〉回批》，藏族的《詩鏡》(藏族理論家依據印度擅丁《詩鏡》藏文全文譯著之作)、《畫像量度經》、《十桀手造像量度經》、《十桀手造像量度經疏》、《造像量度經》，維吾爾族的《詩論》、《論詩人藝術的規律》，納西族的《跳神舞蹈規程》、《舞蹈來歷》、《舞蹈的出處和來歷》、《魯般魯繞》、《什羅祖師傳略》等，都是第一次從民族文字譯成漢文全文發表，從一個新的角度展示了少數民族的文藝思想和美學思想。

1990年，貴州人民出版社又相繼推出布麥阿扭、布阿洪、漏侯布哲、實乍苦木等古代彝族理論家撰著的《論彝詩體例》、《彝詩例話》、《彝詩史話》、《詩音與詩魂》、《論彝族詩歌》、

《談詩說文》、《彝詩九體論》等漢文譯本。進入90年代以來，又不斷地有少數民族文藝論著的新發現和結集問世。其中，于乃昌、馮育柱、彭書麟主編并完成的《中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集成》，輯錄了我國55個少數民族和4個古代民族自先秦以來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上下兩千年間，190余位論家的300余篇(部)重要文藝論著，總計逾百萬字，其中包括了90年代以后的更多的新發現和新譯作，舉其要者，如藏族學者薩班·貢嘎堅贊的(樂論)、第巴·桑結嘉措的《白琉璃論獻疑·除銹復原》、《關于詩的文辭修飾》、《藏族的文字》、工珠元丹嘉措的《詩論》、久·米龐的《歌舞幻化音樂》，維吾爾族詩人黎·穆塔里甫的《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熱愛藝術》、毛拉艾斯木吐拉·穆吉孜的《樂師史》，滿族學者允祉的《八音樂器說》、唐岱的《繪事發微》、高秉的《指頭畫說》，侗族的《歌詩傳》、《戲師傳》等。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在這部《集成》中，還編入了已確定系少數民族出身而在中國文藝理論思想史上都久負盛名、堪稱大家的論著和精湛而豐富的少數民族民間口頭文藝論和審美論。《中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集成》展示了中國少數民族無與倫比的迷人的文藝理論壯茂景觀。以上說明，中國少數民族的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是十分豐富而多彩的，是中華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寶庫中光彩奪目的珠玉，它們為中華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的豐富、發展和繁榮作出了獨特貢獻。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某些文藝理論研究者的視野只局限于漢族的文藝理論領域，而對異彩紛呈的少數民族文藝理論卻視而不見，成了研究的盲區。這不能說是正常現象。高揚55個少數民族在共同締造中華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大廈中客觀存在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使中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的摧璨明珠重放光芒，是當代文藝理論研究者的歷史使命。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