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教學范文精選

一、引言

近年來，基礎教育在不斷進行改革，高考也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國家對語文學科的重視程度也在逐年加大，這對語文教師來說是一個契機，也是一種挑戰。只有高素養的教師，才能培養出高素質的學生。如何培養高素養的語文教師，對高師院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國現代文學是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主干課程，該課的開設水平直接關系著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的培養質量。如何適應語文新課改的需要，如何實現與基礎教育的對接，是業界必須探索并亟待解決的問題。因此，本文圍繞新課改對語文教師提出的新要求，結合高師現代文學教學的現狀及具體的教學實踐，針對學生存在的問題，探討高師現代文學教學改革的新路徑。

二、基礎教育改革對語文教師素養的新要求

《普通高中新語文課程標準(實驗)》明確提出，“全面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充分發揮語文課程的育人功能。注重語文應用、審美與探究能力的培養，促進學生均衡而有個性地發展。遵循共同基礎與多樣選擇相統一的原則，構建開放有序的語文課堂”。那么作為課堂教學的主導者，語文教師要具備怎樣的素養呢?歸納起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獨立的思想，開放的理念語文學科不同于其他學科，它是一門“培養人、教育人”的學科。語文教師不僅僅要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教人做人。因此，語文教師不能僅僅為了考試，為了分數而教學。而應以現代教育理念為指導，努力把現代教育理念應用于教育教學實踐中。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僅要注重知識的積累，更要注重能力的發展、習慣的形成、性格的培養和人格的完善。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語文課程的三維目標，即“知識和能力、過程和方法、情感態度和價值觀”的有機統一。語文教師在教育理念、教材的處理，教學方法的選擇等方面都應有開放的觀念，這樣才能跟上基礎教育改革的步伐。

(二)廣博的知識，豐富的情感語文課程的性質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一”。這就決定了語文課的內容涉獵相當廣泛，也就要求語文教師應當具備廣博的知識，具有較高的專業素養和人文素養。語文教師應該是名副其實的“雜家”。除了要掌握本專業的知識外，還要對其他學科的相關知識有所了解。這樣才能實現語文教師教書的目的。那么如何育人呢?如何讓學生認識假惡丑，真善美?這就要求教師注重在課堂上的思想道德滲透，教師具有豐富的情感，才能發掘出學生的內心世界。學生在中學時代正處于人生觀、世界觀的形成時期。只有教師正確的引導，才能使學生形成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可見語文教師的作用非同尋常。

摘要：高中語文教學中，傳統教學方式主要集中在對基礎知識的精講上，這種方式對提升學生的自主意識效果不明顯，降低了語文的吸引力。基于對問題教學模式應用原理和方法的研究，本文闡述了高中語文教學中問題教學模式的應用方法，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質量，并提升學生的思維縝密程度。

關鍵詞：問題教學法；高中教育；語文教學

引言

高中語文，包括現代文、文言文和詩詞等多方面內容。在傳統教學模式中，教師只重視對各類基礎性知識的講解，并讓學生應用記憶的方式完成學習，這種教學方法的問題在于：一方面，它會降低學生對語文課程的興趣；另一方面，學生對這類知識的掌握深度較淺，完全依賴學生的復習，當學生疏于復習時，就會在短時間內遺忘學到的知識。

一、問題教學模式的應用原理和方法

（一）應用原理

胡適早年留學美國康乃爾大學時，在與他的英文教師亞丹進行的一番中國教育現狀的談話中，亞丹所說大學“乃一國文學思想之中心，無之則所謂新文學新知識皆無所附麗”的一席話對胡適啟發頗深①，讓胡適領悟到大學教育對之于一種新型文學創造的支撐作用。事實上，從中國新文學生成史來看，大學海納百川的文化集成和引領社會文化風尚的特征，以及文化創造的精神和知識分子的價值追求對文學寫作無疑起到了強烈的刺激作用。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是中國新文學的發生與“五四”時期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學所采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針，延攬人才讓大量的新文化倡導者進入北大校園為新文學提供生長的土壤關系甚大。蔡元培的舉措不僅使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新文學的創始人借助校（北京大學）刊（《新青年》）結合所開創的文化空間具備了新文學創造的可能性，而且在他們的影響下大學校園文學寫作的新生陣容也得以萌生，如北大學生組成的新文化團體“新潮社”及其創辦的刊物成為新文學草創時期的一支主要力量，“新潮社”的小說創造與同時期魯迅的小說創作相映成輝，展示了新文學最初的實績。

從某種意義來講，在新文學初始階段，大學校園的師生充任了新文學創作的主力。發出“文學革命”先聲和最早進行新文學寫作嘗試的是北大的師生，“五四”時期最重要的女性作家冰心，以“問題小說”引起文壇矚目時還是燕京大學的一名學生，作為舶來品的“文明戲”之所以能在中國形成氣候，南開的戲劇活動開展的活躍不能不說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20世紀20年代初期女性寫作中非?；钴S的廬隱、蘇雪林、馮沅君、石評梅等都與她們接受的新式教育有關。據茅盾在《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中介紹，20年代中國的文學社團絕大多數為在校的青年大學生組成，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地區如此，文化邊遠地區同樣是在校接受教育的學生扮演了當地文學寫作的主要角色。恰是新式教育所培植的富有現代意義的思想、價值理念，勇于開風氣之先的校園文化氛圍，以及白話作為“國語”的身份確立所帶來的教育革新都為運用現代文體表現現代人情感的新文學創作奠定了基礎。現代教育之于現代文學創作的影響的重要途徑之一便是新文學作家進入大學從事教學活動，特別是他們以親歷者的身份在大學講臺上傳播新文學，對學生進行言傳身教，這實際上就是在為新文學寫作不斷地挖掘活水源頭。1928年，沈從文在中國公學講授中國現代文藝，1929年春，朱自清首次將《中國新文學研究》引進清華大學的課堂，其他如周作人、聞一多也都有在大學講授新文學的經歷。他們以新文學知名作家的身份直接面對學子，其價值或許主要不在用“知識”的品格與占據著當時大學文學教育主流的傳統文學課程相抗衡，而在于以現身說法和言傳身教的方式展示了新文學的魅力，培植了學生對新文學的興趣并進而影響他們走上文學寫作的道路。從上述簡要描述與分析中，不難看出現代文學寫作的發生發展與現代教育體制的血肉關聯，正是現代教育培植的精神特質、文化品格、開闊視野，以及薪火傳承的文學思想和技能，促使校園不斷地生長著推動文學發展的原始動力。

現代教育與現代文學學科的建立

現代教育在“現代文學”成為一種知識類型即成為一門研究學科方面發揮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上面提及新文學作家進入大學任教，在課堂上引入一些新文學的內容，結合自己的創作經驗開設賞析性的或語文習作示范性質的課程是這一學科建立的契機。事實上，在晚清新政中應運而生的中國新式教育，在注重事功教育的實用價值的同時，也注意到了文科教育中的“虛文”不可或缺，但絕非在課堂上培養“能工詩賦”的功夫，課堂講授的應有之義應是“文章流別”與“史”，參照西方學科建制，“文學史”逐漸成為文學教育中最重要的知識類型②。知識在原始的層面上是對經過檢驗的事實的陳述，文學史原本也應是對文學歷史的真實呈現，因此，將文學史視為最理想的文學知識類型倒也情通理順。正是大學教育機制中重視知識的完整性和系統性的特征促使以史的敘述為基礎的新文學的學科建制初現端倪。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分外重視建國前那些力圖將新文學史引入課堂的努力與嘗試。最早將新文學史進行條貫梳理，將其作為一種“知識”引入大學文學教育體系的是朱自清，他于1929年春在清華大學講授“中國新文學研究”，編寫了一份作為講義的“綱要”，試圖對發展到20世紀20年代末的新文學歷史進行全景式的勾勒，他從晚清文學的變革入手分析了新文學產生的歷史緣由，繼而描述了“五四”文學秩序的建構并在此框架中對具體作家創作進行了解讀，因為所講述的文學歷史還未經過更長時間的沉淀，他在作判斷時尚顯拘謹，但結合社會的變革和文化思潮的演進討論一種新型文學的生成和以文體分類結構史的敘述還是呈現了較為完整的知識形態，竭力靠攏著大學學科設置的基本要求。雖然本課程在清華開設的時間不長，但卻篳路藍縷，為新文學成為獨立的學科和形成知識體系的可能性做出了積極的嘗試。此后，30年代初，周作人在輔仁大學的講演對新文學源流的闡釋，以及周揚在延安魯藝將新文學運動置于社會歷史的語境中對其發展脈絡的勾勒，都可視作是借助教育將“現代文學”學科化的努力，這些工作一方面是在“史”的敘述中突現了新文學產生發展的歷史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是以大學的課程模式規范著文學知識，使之成為一種有機的具備完整性和系統性的知識結構來適應現代教育體制的要求。

中國現代文學這一學科的真正建立是以50年代初新政權用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為準則改造大學文科課程設置為契機的。1950年教育部頒布的大學文科課程草案中將“中國新文學史”列為學生的必修課目，任務是用“新觀點、新方法”，講述新文學的發展史，突出“各階段的文藝思想斗爭和其發展狀況”的介紹。隨后，李何林、老舍、王瑤等人根據教育部精神編寫了“新文學史教學大綱”，確定教學目的之一為“了解新文學運動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關系”③。很顯然，成為學生必修課程的“新文學史”責無旁貸地肩負著從新文學的發展歷程來了解新民主主義革命歷程的使命。緊接著幾部用新民主理論闡釋新文學運動和作家創作的文學史問世，而這些奠定了學科基礎的史著幾乎全是順應大學教學的緊迫要求編寫的。因20世紀50年代初期學科調整和急于滿足將新文學納入新的意識形態傳播的需要，而由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轉向新文學教學、研究的王瑤，其《中國新文學史稿》的編寫恰是因為各大學要推出新文學課程且無藍本可以依據而紛紛向他索取講義的緣故，這本第一部全景描述新文學史著作事實上是以教育部的課程設置要求和文學教育的教學要求為內核的。此后，許多對現代文學學科建設有著深刻影響的著作，幾乎無一例外是以大學文學教育的教科書的面目相繼出版。正是意識形態的要求和教育機制的保障，新文學學科形成是水到渠成，并且完成了由“新文學”向“現代文學”命名的轉換，其作為大學漢文學專業二級學科的身份得以確立。中國現代文學在建立之初受到了其他文科學科無法比擬的禮遇，這一學科所規定的教學目的的實現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知識結構和價值取向。雖然從1917年誕生的新文學，短短的30年歷史與數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學相比，既無歷史積淀的深邃感，也無審美積累的優勢，受到重視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歷史是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同步的，現代文學創作很大程度上描述的形象歷史即中國現代革命歷史的寫照。課程按照中國現代革命的線索，把無產階級文學即20年代出現的早期普羅文學，30年代的左翼文學，40年代的延安文學的脈絡延續視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主潮，對具體作家的分析、評價也充斥著諸如階級、革命、進步、反動等價值傾向鮮明的術語。整個現代文學的知識結構滲透著50年代官方權威的政治革命話語，被嚴格限定在中國現代政治革命的圖景之中，文學史知識因此喪失了歷史的客觀性而烙印上了鮮明的意識形態痕跡。

文學教育之于“回到現代文學”的意義

一高中語文教學的任務

高中語文教學改革、制訂新的教學大綱的指導思想是：

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貫徹國家的教育方針，面向全體高中學生；使學生具有適應21世紀社會生活的語文基礎知識、基本能力和智力，具有較高的語文素質；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和創造能力，發展個性；提高教學質量，為培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才服務。

據此，應確立如下基本原則：

（一）確立適應21世紀社會生活的語文教育目的任務和教學內容，加強基礎知識的教學和基本能力的訓練，加強語文應用的實踐，發展智力，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和創造能力。

（二）在讀寫聽說的語文教學中，進行思想品質教育，使學生熱愛祖國的語言文字，熱愛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培養學生的高尚的道德情操、愛國主義精神和熱愛社會主義的思想感情。

文言文“不是像希臘文、拉丁文那種‘全死’的‘外國文字’”，而是“本國本土產生的應用文字”（唐德剛先生語，見《胡適口述自傳》漢譯本第200頁注文）。古今漢語“一脈相承”，“白話和文言的關系千絲萬縷割不斷”（《呂叔湘語文論集》第327頁）。要說漢語特點，這恐怕便是最大的特點了。因為這是進行橫向和縱向比較的結果。

文言文是“國貨”，不是“洋貨”，文言文姓“漢”。文言文教學理所當然地應該體現漢語特點，具有“中國特色”，它也姓“漢”。這是常識。

然而，在實際的文言文教學中往往無視古今漢語“一脈相承”的特點，教學“本國本土產生的應用文字”卻跟教學英語、俄語一樣，讓熟悉、使用現代漢語的中學生面對跟現代漢語有“千絲萬縷”聯系的文言文時，如同置身于異國他鄉一樣地陌生、茫然。這是一個誤區。

“誤”就誤在割斷了民族語言發展的歷史，“誤”就誤在割斷了古今漢語的聯系。

文言文和現代文一樣，都表現為漢語演變的“過程”，它們“同宗”；所以，文言文教學應該在“白話和文言的關系”上做文章。這樣，也只有這樣，才能讓并未“全死”的文言文在現代中學生頭腦中“復活”，超越時空，化難為易；才能使現代中學生溫古而知今，察今以推古，較迅速較扎實地學好文言文；當然，同時也帶動、促進現代文的學習，收事半功倍、一箭雙雕之效?？梢哉f，在“白話和文言的關系”上做文章，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這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成語，應該成為文言文教學中通向現代漢語的一座橋梁。因為，成語為中學生所喜聞樂見，而它又充分反映了漢語的所有特點，它是聯系古今漢語的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