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學論文范文精選

一、英美典故的發展演變及其分類

英美典故具有突出的語言特色，寓意深刻。它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英語典故的用詞簡練，意味深長。它不僅富有深刻的哲理性，而且還被譽為語言和修辭藝術的瑰寶屋。英語典故在英美文學發展史上可謂是歷久彌新，無論是歷史悠久的文化典籍、宗教文獻，還是人們喜聞樂見的神話傳說，英美典故都占據著自己的一片天地，且廣為流傳，由此可見人們對其的喜愛程度。根據其來源的不同，可以將典故分為以下幾類：

1、基督教典《圣經》的典故英美國家中，基督教是人們普遍信仰的宗教，它涉及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各個方面，對西方社會的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在其發展過程中，西方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以及倫理觀等也深受其影響。《圣經》，作為基督教的教典，是西方文化形成的另一源泉，對英語有著深遠的影響，它也極大地促進和豐富了英美典故的發展。英美文學作品中的許多典故都是從《圣經》中引用的，比如圣經中的人物或重要事件。如：forbiddenfruit禁果該英美典故出自于《圣經》中亞當和夏娃的故事，亞當和夏娃由于抵擋不住誘惑，偷吃禁果，最后被從伊甸園中逐出。除此外，還有大量來自于《圣經》中的典故，也是我們所熟知的，如：Heapcoalsoffireonone’shead以德報怨AspoorasJob家徒四壁Juda’skiss口蜜腹劍lostsheep迷途者

2.其他來源的典故有些典故產生于民間的日常生活中的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然后被人們一代代地流傳了下來，約定俗成，來象征一定的人或事。英語典故有些是存在于一些書面的典籍之中，而部分則是獨創的，有著其獨特的文化底蘊和語言特色。這些典故，如果我們只從它的字面意思去理解，往往不能真正領悟它的內涵，我們只有結合它的來源，它的文化背景，才能對它進行準確的解讀。

二、英美典故的翻譯方法

濃厚的民族特質和地方氣息是語言的一大特色，英美典故也不例外。因此在英美典故翻譯時，必須根據其來源及文化背景，有針對性地選擇翻譯策略。英美文學典故常用的翻譯策略有下面幾種,重點講2種：

一、西方文學作品的諷刺藝術——喜劇諷刺藝術

中國文學作品的諷刺藝術，喜劇諷刺藝術相比西方文學作品的喜劇諷刺藝術而言，西方文學作品中的諷刺藝術則比較開放、外露、潑辣、一針見血，講究的是效應。相反地，中國文學作品的喜劇諷刺藝術則是趨向于內斂、深沉、不輕易把諷刺意味顯露在表面層次上，注重一種內在的美化，就像中國人的做人一樣，遇到任何事都不會輕易地把自己內心的情感表露在外人面前，講究內涵與修養的統一，不能什么事都顯露在外面，認為這樣的話，不利于在社會之中交流與發展，而是通過內斂的方式讓人民去自我體會，自我感覺，在文學作品中體會其深深的奧秘之處。這也正如魯迅先生寫的：“諷刺作品要寫的暗藏一點，含蓄一點，使得不大刺眼，使明白的讀者能夠體會到。”這就是我們國家的國情所決定的，不能給人民心中留下一個直接的不好印象，需要人民自己進行深刻的體會與領悟其中的關鍵之所在。

二、西方文學作品的諷刺藝術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

1、西方國家的開放、大膽的國情決定了西方文學作品的開放的諷刺藝術由于剛開始的西方文學作品的諷刺藝術，并不是很受人民的喜愛之情，于是戲劇就在客觀上以人民的真實生活來進行反映，這樣容易引起人民的共鳴，給人民一種現實生活的重現，便打出人民的愿望與心中的需求，在生活中無法達到的一種心理體現，在劇中淋漓盡致地變現出來，讓人民感同身受。也就把現實生活中的不好的現象深刻地展示在世人的眼前進行諷刺與挖苦，反映出生活中的真實情況，這樣的表現形式比較直接、大膽、一目了然、一針見血，讓人民深刻地感受到社會中的海岸勢力，從而更好地提醒世人。當然，這也是與西方國家的國情相吻合，西方國家的人民思想開放，大膽，比較容易接受人民對于自己的教誨以及很快地接受一些新的事物。

2、中國的含蓄、膽小的人民心理決定了我國文學作品的含蓄、內斂的諷刺藝術相對應地，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文化歷史的國家，我們的人們普遍比較含蓄，害羞，內斂而且比容易在外人面前表現出自己丑陋的一幕，盡可能地把自己美化的一面展示給別人，就是沒有一些優秀的、值得別人為之驕傲的地方也會打腫臉充胖子，盡可能地運用一些虛假的手段表現出來，而不像西方人那樣開放，直截了當。盡管有時候需要畢現出來，也是通過一種委婉、含蓄的方式，還要思前想后，看看哪種形式對自身的傷害最小，才能達到心中的最滿意效果。中國的這些具體情況都導致了我國文學作品的諷刺藝術不可能公開性地對一些黑惡勢力的批判與嘲諷，無論要反映怎樣的社會現實，都會通過一些言外之意表現出來。

三、小結

一、白話音譯個性足，音形結合作品多

徐志摩生活在時期，并親身經歷了新文化運動之后的中國文學發展。當時白話文已經取代文言文成為書面語言的主流形式。作為西方文學作品翻譯的大師，徐志摩極力主張用白話文而不是文言文翻譯西方文學。徐志摩用白話文翻譯，將他的西方文學譯作正式帶入全新的境地。例如，他翻譯的布萊爾的《猛虎》，就采用白話的形式，將作品中的老虎描繪成一種虛弱、頹廢的老虎，真正展現出原作的情感及力量。譯作中，徐志摩用火焰似的眼光、駭人的雄厚、飛騰等現代詞匯再現了老虎威猛的原型，這些詞匯對當時有著傳統國學經歷的文人來說算是新奇。徐志摩還節譯、轉譯了大量的西方文學作品，并從文化的視角將其翻譯成一種文化現象，真正實現兩種語言的轉換。例如，徐志摩曾轉譯英國作家高斯的英譯本，翻譯法國作家福凱的《渦堤孩》實際上已經是編譯了。徐志摩深知漢字屬于“形音字”，而英語則屬于純拼音文字，所以中國人很容易見到字形聯想到它的意思。例如，當時的康橋現在就翻譯為劍橋，康橋給人以健康、優雅的氣質，而劍橋一般會讓人想到橋的雄偉、氣魄等。“翡冷翠”便會讓人想到一個美麗的地方“，賽有那拉”是目前對日文“再見”的最美麗的翻譯。可見，徐志摩正是通過自己音譯、意譯相結合的翻譯實踐，推動著中國乃至世界翻譯事業的發展與進步。早在20世紀20年代，徐志摩在英國留學期間便開始翻譯詩歌。此后，他直譯了很多西方文學作品，其中包括詩歌、戲劇、小說、散文等多個題材。特別是在其短短三十六歲的生命時間里，他翻譯的西方文學作品涵蓋絕大多數文體的作品，作者包括三十多位文學大師，如莎士比亞、拜倫、哈代、惠特曼等人。在詩歌方面，《徐志摩詩集》詩集中就收藏有十多個國家三十多位詩人的作品。另外，徐志摩還翻譯了德國著名作家福凱的《渦堤孩》，意大利作家鄧南哲的《死城》，英國曼斯菲爾德的小說集等等，與其同時代的作家相比，徐志摩翻譯的數量雖然不多，但其范圍之廣，涉及的題材眾多是絕無僅有的。此外，令讀者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徐志摩對翻譯名稱的處理之成功，最終成為他的“注冊商標”。例如，《翡冷翠》便是徐志摩西方文學翻譯中的一個專利，他將意大利名城佛羅倫薩翻譯為翡冷翠，巧妙融合了中西文學中的意蘊表達，其通過音譯的方式，并采用一些形象感很強的文字，實現“音”與“形”相貼近的藝術效果。此外，徐志摩還充分利用自己編輯西方文學作品的機會提倡西方文學的翻譯，如他主張用文言文翻譯西方詩歌文學。總之，徐志摩的西方文學作品的翻譯有著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同時他還深受西方浪漫主義、唯美主義風格的影響。

二、空靈飄逸譯如詩，多元轉譯添色彩

徐志摩是中國新詩壇最著名的浪漫主義詩人之一，他善于創作空靈飄逸的浪漫主義詩歌。然而，他翻譯的西方文學作品大部分卻是現實主義題材的，從其翻譯作品的文體中可以看出其審美價值取向。同時，雖然他翻譯的作品絕大多數是現實主義題材，而其中大多數為抒情方面的詩歌，帶有濃厚的個人印跡，屬于最浪漫主義的文學作品。徐志摩翻譯了曼斯菲爾德的十個短篇小說，斯蒂芬斯的兩部長篇小說，赫胥黎的《半天玩兒》等，徐志摩都將它們稱為散文寫成的詩歌。其實，徐志摩翻譯的現實主義小說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對平凡人物的同情，二是對黑暗社會的批判。其中，曼斯菲爾德的小說便屬于前一類，她的作品以美著稱，有著“狂風驟雨向讀者靈魂奔波”，徐志摩也為此深深震撼。自此，曼斯菲爾德便成為徐志摩精神上的感召者，并翻譯了她的大量文學作品，并取名為《英國曼斯菲爾德小說集》。林徽因在其《悼志摩》中提到“：志摩是一個具有浪漫主義情懷的古怪年輕人，他的人格中最精華的是對平凡人的同情，沒有一種情感，他不能同情。他對一切弱小的憐愛，他一生都在同情別人而忘記了自己的痛苦。”同樣，赫胥黎的《半天玩兒》也是這種風格的作品，其主人公彼得在陽光中獨自品味自己的寂寞，這時遠處走來了兩位華麗的小姐，而她們卻不幸地遭到惡狗的侵擾，好心的彼得救了這兩位小姐，但他的行為卻受到了這兩人的鄙視，徐志摩用詩化的語言描述了彼得的心靈，充滿著無限的憐憫之情。徐志摩對文藝復興以來各派的浪漫主義作品均有翻譯，他翻譯的首部德國浪漫派作家福勾的《溫蒂娜》，便是以中古為背景的騎士小說，敘述了一個美麗的妖怪與人類之間的愛情故事，他當時看到這部小說時非常感動，并非常欣賞其文筆結構。20世紀30年代，中華教育基金會推選徐志摩、梁啟超、聞一多等人翻譯了美國浪漫主義詩人惠特曼的《我自己的歌》，這是其參與的第一部有著重要影響的浪漫主義文學作品的翻譯工作。徐志摩翻譯筆法的流暢完美，再現了原作動人的情節，如在翻譯《曼斯菲爾德》文章時，他就曾引用奧帕爾的一首非常悲觀的詩歌，其回憶了家人生前的美好生活變成了虛幻，悲觀的詩人無法回避這種幻滅所帶來的深刻反響。1924年，泰戈爾訪華，徐志摩擔任翻譯，這次合作使得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兩人都是有著雙重文化背景的詩人，他們都具有良好的東方文化修養并羨慕西方文明。徐志摩翻譯了泰戈爾在中國的全部演講，并陪同他一起遠赴日本。后來徐志摩還專門赴印度拜訪泰戈爾，他翻譯的《謝恩》、《園丁集》便是泰戈爾六十多首詩歌中最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可見，浪漫主義詩歌的翻譯是徐志摩翻譯中最得心應手的，同時他的美學色彩的譯作更增添了原作的浪漫主義色彩。徐志摩自謙自己的翻譯是一朵沒有靈魂的假花。徐志摩不懂得意大利語，如果要翻譯意大利語方面的文學作品就需要轉譯原著的作品。例如，鄧南哲是意大利著名的詩人、劇作家，他的戲劇摒棄了日常生活的繁雜，在語言上更加追求抒情、優美的風格，能巧妙地借助劇中人物之口來渲染作者所要表達的唯美主義色彩及風格。鄧南哲的作品通過英國著名文學家西蒙斯的翻譯，擴大了該作品在英國及世界文壇的影響。徐志摩便是通過西蒙斯的譯文指導鄧南哲的，其在英國劍橋大學留學期間，苦于找不到鄧南哲的英譯本，他曾下決心轉移了鄧南哲先生最有名的戲劇《死城》的部分內容。四年過后，徐志摩在中山大學圖書館整理舊有資料時偶然發現了這部譯作，再次激發了其對這位著名作家的熱愛，他曾撰寫了《丹農雪烏》這部專門介紹他生平及創作思想的文章，并從唯美主義的觀點論述了其所受到的影響。后來，徐志摩又創作了《丹農雪烏的戲劇》對《死城》這部作品的創作背景進行了詳細的介紹與詮釋，該部作品描寫了具有美學色彩的兄妹畸形戀愛，是鄧南哲先生的處女作，該作品一直籠罩著某種神秘的憂傷與不安。

作者：趙丹單位：西京學院

第一篇

一、西方文學的多元文化樣式概述

在西方戲劇中，主要是借助表演者在舞臺上展現多種樣式的藝術形式為觀眾們講述諸多故事題材，也就是達到了“把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效果，往往創作者并不直接參與到表演中。亞里士多德會根據古希臘戲劇的藝術形式來細致分成了悲劇與喜劇兩種形式，通常悲劇指的是“表演者對宏偉事件的完整模仿，并激發出對這種情感的恐懼與憐憫之情，進而宣泄出來”;然而喜劇卻并不被人們認為是一種高尚的行為———當人們在舞臺上進行荒唐滑稽的表演過程中，會遭受到觀眾們的嬉笑怒罵。幾千年的發展歷程中，西方文學從自身的表現形式及內容都逐漸變化到不為亞里士多德所理解，就拿戲劇來說，從古希臘萌芽時期再到羅馬時代、中世紀、文藝復興、19世紀乃至20世紀中期，諸多悲劇、喜劇、歷史劇、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等多元形式已經難以被《詩學》所歸納進來了，而部分被先人認為是“金科玉律”的原則，例如“三一律”、英雄必須出身高貴等條條框框早已經被踩得粉碎。在很長一段時間中，西方文學中的抒情詩歌由于受到篇幅較小的限制，過于注重內容結構的嚴謹，表達形式的簡潔凝練，并且偏于抒發創作者主觀情緒，因此被多數人忽略。直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期，西方文學領域席卷浪漫主義狂潮，借助揮灑自如的情感作為自己推廣宣傳的主要噱頭，因此也集結了以德、席勒、華茲華斯、拜倫、雪萊等文學大家的青睞，創作了諸多舉世矚目的作品，也在這樣的背景下使得抒情詩歌被人們所關注。逐漸的，抒情詩歌被人們所認同，與史詩(epicpoetry)和戲劇詩(dramaticpoetry)同時被社會群體所關注，然而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史詩”實質上就是后期的敘事詩(narrativepoetry)，并且是借助渾厚宏偉的語言、磅礴的氣勢來敘事主題的敘事詩。與詩歌、戲劇形式相比較而言，小說作為西方文學主要形式的發展歷程就顯得短了很多，針對敘事形式來說，小說類似于史詩的形式，但是自身的敘事語言是以散文形式，而不是普通的詩歌形式。與戲劇內容相比較，小說是借助文字語言而不是真實的演員來進行故事性的表演。針對篇幅來說，小說能夠劃分成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和微型小說等形式(通常我們說的“小小說”是大眾的定義形式，并不作為嚴格的名稱定義)。

從審美角度來說，我們可以將其分成流行小說與文學性小說兩種類型。針對小說題材來說，可以分成歷險小說、傳奇小說、歷史小說和臆想小說等形式。針對社會閱讀對象的類別來劃分，可以分成成人小說、年輕女性小說、兒童小說等。筆者用上文的內容介紹了西方文學的三種主要形式，在近幾年，西方文學創作領域推行出了第四種文學形式，即創作性非虛構作品(CreativeNonfic-tion，LiteraryNonfiction)，其中包括游記、自傳、回憶錄、人物特寫等文學形式，通常呈現的特征就是借助小說或者詩歌的創作手法，諸如人物對話、場景構造、個性化語言等來敘述真人真事或者創作者的主觀情感。自身具有的“文學性”特征能夠與普通的應用文、媒體報道抑或是學術研究性雜志的“晦澀難懂”區別開來，而自身具有的“真實性”又是另外三種“虛構”的文學形式難以企及的。我們說這種新型的文學形式可謂是“混合式”的，但是在具體創作過程中，“文學性”與“真實性并不是十分融合默契的兩種形式，受到多種原因干涉，使得前者表述的聲音總是比后者要大許多，因此會出現了成反輔為主的不被人接受的結果。在很長時間內，歐美地區的圖書市場中，這些非虛構的文學作品通常比小說等文學形式更加受到追捧。讀者們似乎對于作家虛構的世界的關注度逐漸降低，反而對于政壇炙手可熱的人物、當紅藝術、球星等真人八卦顯得興趣更加濃厚。

二、西方文學中獨有的哥特傳統

雖然世界各民族地區的文學內容中都會有著諸多驚恐的故事題材，但是沒有任何一種文學能夠像西方文學中產生出數量眾多的恐怖作品，并且形成了一種特有的、持續的、獨具屬性的哥特傳統(Gothictradition)。專業人士對其研究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在90年代后期達到了高潮階段，筆者在互聯網上調查搜索，截止到2010年底，西方諸多國家的學者除了發表數量眾多的哥特風格的論文之外，至少出版了234部專著，僅僅在90年代中期就超過了60部，可謂占到了總數的三分之一還多。“哥特”一詞最初指的是居住在歐洲的隸屬于條頓民族的哥特部落。在公元3世紀之后，條頓民族不斷地遷移到歐洲南部，而在這場重大的民族遷移過程中，身材魁梧的哥特人成為羅馬人對戰的生力軍，在經歷了幾百年生死較量之后，條頓民族終于在堅強不屈的精神指引下使堅固不催的羅馬帝國土崩瓦解，而哥特人民也在歐洲多個國家建立起了自己的王國。盡管征服了大量的國家，但是受到當地民族文化的影響，條頓民族群體也逐漸被同化，甚至失去了自身的民族特性，在公元7世紀左右，哥特民族最終消失在歷史中，為后世留下的只有一部殘缺不全的《圣經》。

論文關鍵詞：沈從文哈代人性鄉土文明文化批判

論文摘要：在社會歷史的轉型時期，沈從文、哈代兩位中西方文學大家都對鄉土題材給予了特別的關注。本文通過對二人的比較，來反映了處于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沖突之下中西方文學大家文化心理的異同。

沈從文是二十世紀初中國現代文壇上的一顆明星，哈代是十九世紀末英國杰出的現實主義作家。將這兩位生活于不同國度、不同時代的文學大家相提并論并非無稽之談，因為二人都以故土故人為背景創作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小說，并分別建構了各自獨特的文學世界—“湘西世界”、“威賽克斯”王國。不但如此，二人更不約而同地關注著新舊文明撞擊下的人、社會、文化。所以，對二人進行比較不單可以分析二人作品的異同，更為我們打開了一扇了解東西方作家在鄉土文學這一共同母題之下不同文化心理的窗戶。

一以人性為核心的文化批判

人性，是人類普遍的、共同的本質。古今中外的文學大家都在作品中用不同的手法、從不同的角度對這一永恒的主題作了風格各異的闡釋，沈從文與哈代也不例外。這兩位文學大家不謀而合地將目光投向了生活在現代物質文明淫威之下的人，關注生命存在的健全與缺失。人性是他們文學創作的核心和歸宿。

從邊城走來的沈從文，接受了湘西文化的熏陶，注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契合。他始終從人性的角度去打量世界，表現理想中的人生形式。柏子率真而又粗獷;翠翠純真而又溫柔;蕭蕭勤勞而又單純;天寶和攤送胸襟坦蕩，洋溢著原始的生命強力。這一系列人物形象投射出了最本真的人性和最自由的生命情態。而且，他還大膽地表現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媚金渴望得到，花腳苗族寡婦追逐，青年男女自然野合，形象地淦釋了人性的深層內涵—原始的、自由生命力的勃勃生機。在他的筆下，“湘西世界”是一個充滿人情美、愛情美、生命力旺盛的化外之境。另一方面，對于扭曲變形的人性，他也予以了強烈的批判和鞭答。《龍朱》、《柏子》、《蕭蕭》、《丈夫》演繹了在異質文明的擠壓下，鄉下人靈魂的墮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