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倫理論文范文精選

摘要：在如今全媒體自媒體飛速發展的科技洪流中，作為媒體人，一定要有道義擔當而非只會嘩眾取寵。高校作為培養媒體人成長的搖籃，除了有學術知識及專業技能的授課以外，更應加大對傳媒學生職業素養的教育和重視。因此，本文著眼于探討大學當中媒介倫理學課程普及的必要性，以此對未來的媒體人才和良好的社會輿論環境有一個全新的期盼和展望。

關鍵詞：媒介倫理學；擬態環境；人性價值；高校教育

1擬態環境下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

傳播學當中有一種叫作“擬態環境”的理論，主要是指人們沒有對客觀環境直接做出行為反應，而是依據媒介機構遴選和的信息形成對事物的腦海影像，從而被動地構建出受媒體“再加工信息”影響的思維意識。李普曼提出這種理論重點是要說明在很多情況下媒介傳播對公眾甚至整個社會的價值導向和是非判斷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見，媒體人對大眾傳播的責任之重大。媒體在社會輿論傳播中既能起到正面作用，也能帶來負面影響。2013年12月轟動國內的“老外撞大媽事件”“2015年十大假新聞事件”等都引起了社會的諸多關注和譴責，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媒體人并沒有將事實本身還原給大眾，而是讓原本客觀公正的“鏡子式再現”消息變成了虛假謬誤的“非真實性存在”。造成這些虛假新聞報道的根本原因就是媒介機構過分追逐經濟利益最大化而忽略了自身所承擔的社會使命。隨著傳統紙媒的逐漸沒落，媒體人受市場利益驅使，將更多精力放在了電視、網絡和手機公眾平臺上。隨之而來的就是行業的惡性競爭屢禁不止。不少媒介機構時常選擇一些粗制濫造和博人眼球的媚俗題材傳播給大眾，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媒介傳播為了迎合大多數受眾的需求，甚至忽略了什么樣的題材和內容才是真正有益于受眾和整個社會的。因此，當前媒介倫理所面臨的嚴峻考驗應該是如何在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之間做出權衡與取舍。

2人性價值與道德標準

人性價值和道德標準是維護社會文明向前發展的基本法則。無論科技如何變革，都不能以侵蝕人類的精神凈土為代價。正所謂“無規矩不成方圓”，因此，行業律令和法規可以讓媒體更懂得自我約束。在把握媒體職業道德尺度時，有幾個重要的因素：第一，尋求真相。每個從事媒體行業的人員都該正確對待“權利”與“義務”的關系。真正優秀的新聞報道應當著眼于實事求是。第二，職業道德不能遷就利潤底線。很多人在學校或者走上工作崗位之初都滿懷信心，誓愿懷揣公平正義之心。但在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后，由于市場利益的誘惑而逐漸失去媒體道德良知。第三，掌握好藝術和娛樂的倫理尺度。最近還未播出便被迫下線的《太子妃升職記》，就是因為畫面和部分情節內容有傷風化，被廣電總局勒令整改。所以，視覺濫觴已成為媒體傳播的弊病，亟待扶正傳播之風。

傳播學作為一門新興的科學在我國大陸興起的時間并不長，直到現在也還沒有真正獨立，還是一個二級學科。沒有獨立，說明它還稚嫩，還有很好的發展前景。然而，最不湊巧的是，在它還十分稚嫩的時候，碰上新中國歷史上尚未出現過的大學生就業難的時期，因此，對于它的未來，大家都十分關心，特別是學習傳播學的同學特別關心。為此，我談談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參考。我今天要講的主題就是：傳播學的發展趨勢、學科教育與就業問題。

圍繞這個主題，我講四個內容：1、傳播學在中國大陸的現狀；2、未來的發展趨勢；3、傳播學教育的問題與發展方向；4、傳播學與就業。

一、傳播學在中國大陸的現狀

傳播學七十年代傳入我國大陸。那個時候，除了少數學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傳播學。進入80年代，更多的中國大陸學者開始對傳播學發生興趣。

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傳播學研討會，有上海復旦大學、人民大學、廈門大學及《新聞戰線》等單位共20多人參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傳播學被批評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為“不講階級斗爭”，有人說，中國只能有宣傳學，不能有傳播學。

1992年鄧小平南巡，引發了新一輪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國大眾傳播媒介的改革，使傳播學再度受到關注。從1993年開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與相關新聞院系、研究單位合辦的全國性傳播學研討會，成為每兩年一次的全國會議，至今已開辦了第八次。

傳播學作為一門新興的科學在我國大陸興起的時間并不長，直到現在也還沒有真正獨立，還是一個二級學科。沒有獨立，說明它還稚嫩，還有很好的發展前景。然而，最不湊巧的是，在它還十分稚嫩的時候，碰上新中國歷史上尚未出現過的大學生就業難的時期，因此，對于它的未來，大家都十分關心，特別是學習傳播學的同學特別關心。為此，我談談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參考。我今天要講的主題就是：傳播學的發展趨勢、學科教育與就業問題。

圍繞這個主題，我講四個內容：1、傳播學在中國大陸的現狀；2、未來的發展趨勢；3、傳播學教育的問題與發展方向；4、傳播學與就業。

一、傳播學在中國大陸的現狀

傳播學七十年代傳入我國大陸。那個時候，除了少數學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傳播學。進入80年代，更多的中國大陸學者開始對傳播學發生興趣。

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傳播學研討會，有上海復旦大學、人民大學、廈門大學及《新聞戰線》等單位共20多人參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傳播學被批評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為“不講階級斗爭”，有人說，中國只能有宣傳學，不能有傳播學。

1992年鄧小平南巡，引發了新一輪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國大眾傳播媒介的改革，使傳播學再度受到關注。從1993年開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與相關新聞院系、研究單位合辦的全國性傳播學研討會，成為每兩年一次的全國會議，至今已開辦了第八次。

2005年新聞傳播學研究中出現了一些新話題，或由新聞事件而聚焦，或是在屏幕熱映之后引發。這年的新聞傳播理論研究中也有一些前兩年的熱點，在2005年繼續得到關注。新話題引起人們對新現象的深層思考，豐富了原有研究領域的內涵；老話題則由于有了新角度或新的切入點，加深了人們對原有問題的認識。本文通過翻閱2005年國內較重要的10余種新聞傳播學刊物中的近千篇文章，歸納了這年新聞傳播研究的10個較為集中的話題，以期能對過去一年的研究動態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觀照。

1、傳媒與構建和諧社會：角色、責任與效能

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了“建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和諧社會”的目標。這一新提法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構建和諧社會”也成為新聞學界在論述媒介角色、責任與效能的時新話語。

有的研究者對應關于和諧社會的特點，認為這是一個戰略性的目標，大眾傳媒在建設和諧社會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它應該是民主法治的推動者、公平正義和誠信友愛的體現者、安定有序氛圍的營造者、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觀念的傳播者。還有的研究者指出，要建設和諧社會，媒體應該凸現“建設性”和“以人為本”的理念。“建設性”較之過去的提法更具時代氣息，而“以人為本”則意味著要關注社會弱勢群體，提供交流平臺，順應價值觀多元化的多中心社會[1]。

同時，也有一些研究者做了辯證解析：構建和諧社會不是掩蓋問題、報喜不報憂。正視并揭示社會生活中客觀存在的不和諧因素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并行不悖。不能將新聞傳媒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理解為可以回避甚至掩蓋社會的某些不和諧因素。大眾媒體掩蓋社會矛盾或許可以在一段時間之內營造出表面和諧的景象，但只有正視矛盾才能長治久安，實現真正的和諧。“和諧”歸根到底是媒體、民眾和政府三者互動的結果[2]。

2、新聞倫理與職業規范：熱點新聞引發的思考

摘要：博弈論在新聞傳播研究中具有方法論、學科拓展的重要意義。近年來，雖然博弈論在理論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質和量上還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新聞理論界對博弈論的理解存在狹義、廣義與日常通俗語義基礎上的三個層面水平。我們可從哲學意義、方法論意義和建構意義三方面，認識博弈論在新聞傳播學研究中運用的可能性。

關鍵詞：新聞傳播學博弈論方法

問題的由來

新聞傳播學比之其他社會人文學科，方法論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論及的新聞傳播學研究中的博弈論方法，就表現得比較典型。

將博弈論與新聞傳播學相交叉的思路，在上個世紀80年代社會科學方法論討論最熱烈的時候，新聞理論界尚無人提到。后來新聞學與文化學、新聞學與心理學、新聞學與美學、新聞學與社會學等的研究，開始陸續出現。但新聞理論界在新聞交叉邊緣學科研究過程中，一直沒有很好地重視新聞傳播博弈學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做訪問學者一段時間，涉獵了一些有關博弈論的論著，產生了新聞學、傳播學與博弈論之間關系的簡單聯想。這種聯想主要是對新聞文化學建構來講的，從新聞文化的外延角度來看，新聞傳播的競爭生態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論的思想。

上個世紀90年代之后，有關博弈論的書籍開始增多，后來出現了普及性的博弈論讀物，這些書籍大都將社會生活、經濟領域、歷史經驗等方面內容，與各種博弈類型相類比，說明博弈論的道理，但也帶來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論的庸俗化。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博弈”一詞在新聞報刊、文章論著中出現的頻率比較高。新聞傳播與博弈的關系，真正被新聞傳播理論界重視，是在2004年第八次傳播學研討會上，會上提出“傳播即博弈”的觀點，并存在爭議。2008年10月，孫光海、陳立生的《傳媒博弈論》由三聯書店出版，有論者認為這是我國第一部把博弈論引入傳媒領域的成功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