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導論論文范文精選

1994年，布蘭頓發表了正文厚達741頁的代表作《清晰闡釋》（MakingitExplicit）；2000年，哈貝馬斯發表長篇評論“從康德到黑格爾：羅伯特·布蘭頓的語用學語言哲學”[1]，高度評價了布蘭頓的貢獻，稱這部著作為“理論哲學中的里程碑，正如《正義論》在1970年代早期成為實踐哲學的里程碑一樣”。如今，布蘭頓關于推論實踐的推理主義觀點（theinferentialistviewofourdiscursivepractice），常被譽為當代語言哲學中的哥白尼式轉折。[2]在人才濟濟的匹茲堡大學哲學系，這位美髯公與麥克道爾（JohnMcDowell）一道堪稱最杰出的代表，而后者同樣于1994年出版的《心靈與世界》（MindandWorld），亦被譽為近幾十年來最重要的哲學著作之一。

羅伯特·布蘭頓（RobertBrandom）生于1950年。1977年在理查德·羅蒂的指導下，于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實踐與對象》（PracticeandObject）。1976年之后，布蘭頓一直任教于匹茲堡大學，從助理教授一直升至杰出教授（1998），其間曾擔任哲學系主任（1993－1997），并于2000年當選美國人文藝術與科學院院士（Fellowof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此外，他還擔任多家哲學雜志的編輯和審稿人，也是美國哲學協會東部分會執行委員會成員。2003年，布蘭頓榮獲梅隆杰出成就大獎，獎金150萬美元，以表彰他“對人文學術的典范性貢獻”。

布蘭頓的第一部著作是與尼古拉·里徹合著的《矛盾的邏輯》（1980）[3]，但真正為他贏得聲譽的還是14年后發表的《清晰闡釋：推理、表象與推論性承諾》[4]。就語言哲學而言，此書試圖提出一種將語義學奠基于語用學的意義理論。這種意義理論基于兩個主要思想：（1）意義是不可還原的規范性意義；（2）意義由用法確定和說明。在這兩個基本思想的歷史發展線索中，我們可以看到康德、黑格爾、弗雷格、維特根斯坦和塞拉斯等人的蹤跡，但在布蘭頓手中，它們發展為全面而有力的意義理論，可以取代現在廣泛接受的自然主義的和因果論的意義解釋。

此后，他編輯了塞拉斯的《經驗主義與心靈哲學》（1997）和著名文選《羅蒂及其批評者》（2000）[5]。也許是因為《清晰闡釋》篇幅太大，內容過于艱澀，2000年他又將其改寫為一部較為簡明的《清晰地說出理由：推理主義導論》[6]。但此書與其說是《清晰闡釋》的導論，不如說是一部指南，集中而簡明地闡發了他的幾個重要論題。

布蘭頓近期出版的著作是《逝去的巨人的故事：關于意向性的形而上學的哲學史論文集》[7]。該書收集了布蘭頓自1977－2000年的論文，考察了斯賓諾莎、萊布尼茨、黑格爾、弗雷格、海德格爾和塞拉斯等“逝去的巨人”的著作中隱含的意向性概念。早在《清晰闡釋》中，布蘭頓就從“表象主義的”與“推理主義的”語言觀出發，透視近代哲學的緊張關系，而這一緊張關系遠比通常理解的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間的糾葛更為基礎。他試圖表明，那些逝去的偉大哲學家都有一項共同的事業，這就是主要由推理主義所刻畫的特定的哲學傳統；這一傳統中的哲學家都堅信，語言的表象性能力服從如下事實：語言是“以推理的方式而被清晰地說出的”。這部歷史性散論可以視為他的推理主義構架在哲學史中的應用，因此也為《清晰闡釋》所構造的框架提供了思想史的維度。

理解布蘭頓的主要困難在于，除了文筆和表述方式的獨特性之外，無論在方法、思路和風格上，他都深受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的雙重影響。按照他的導師羅蒂的說法，塞拉斯把分析哲學從休謨階段推進到康德階段，而布蘭頓則拓展了塞拉斯的工作，將分析哲學從康德推進到黑格爾階段。倘若真是如此，倒像是近代哲學的一次輪回，不啻為分析哲學百年歷史的一種反諷。[8]實際上，布蘭頓的思想語境相當復雜：康德的批判哲學、黑格爾的歷史主義概念論、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理論、塞拉斯的心靈哲學，甚至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都構成了布蘭頓的思想要素和對話者。按照布蘭頓自己的說法，他的立場異于那些塑造和推動20世紀英美哲學的許多、甚至是絕大多數理論的、解釋的和策略性的承諾。他贊同理性主義而反對經驗主義和自然主義，贊同推理主義而反對表象主義，贊同整體論而反對語義學原子主義，贊同對邏輯的表達主義的解釋而反對形式主義解釋。而位于其思想核心的乃是推理主義，而推理主義與整體論密不可分，因為如果傳遞意義的是推理，那么具有特定的意義就預設了在特定推理構造中的特定位置；就此而言，這一整體論會導致功能主義；如果我們把實用主義理解為實踐對理論具有優先性，那么，這又與實用主義密切聯系起來，因為推理就是做事。這一思想與經驗主義的核心主張背道而馳，就此而言，布蘭頓又將其視為理性主義的當代形態。因此，有人把這些彼此相連的立場統稱為“IHFPR傳統”（inferentialist-holist-functionalist-pragmatist-rationalisttradition）。[9]

一、培養目標

本專業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掌握音樂教育基礎理論、基礎知識、基本技能，具有創新精神、實踐能力和一定教育教學研究能力的高素質的音樂教育工作者。

二、培養規格

（一）領會和掌握馬克思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的基本觀點、基本方法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熱愛教育事業，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社會責任感。

（二）系統掌握從事學校音樂教育所必備的音樂基礎理論、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較強的藝術表現能力和綜合實踐能力，能夠勝任學校音樂課堂教學、指導課外藝術活動、參與校園文化環境建設，并為終身學習打下堅實基礎。

（三）熟悉國家有關教育的法規和方針政策，樹立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的教育觀，正確認識和把握學校音樂課程的性質、價值和目標，學會運用符合音樂教育規律的教學方法和科學的教學評估原則、方法，具有音樂教育教學研究的基本能力。

內容摘要：本文以海德格爾早期兩部著作《存在與時間》和《形而上學導論》為文本依據，初步分析作為海德格爾的思想發端和邏輯起點的存在問題的提出，包括重新提出存在問題的意義，存在問題的形式結構、不同提法以及隱含的問題，以幫助更好地把握海德格爾獨特的哲學運思，并且展現在《存在與時間》和《形而上學導論》里不同的對存在問題的解說方法。

關鍵詞：海德格爾存在問題

引言

海德格爾的哲學是別具魅力的哲學。兩千多年前根據講稿編輯的亞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學》，里面充滿了討論與辨析，很多地方對同一個問題并沒有完全確定的結論，而是從多個角度來辨明和評議，留下一部引人入勝的思想棋局。亞氏的《形而上學》主要是從理路上存疑，海德格爾哲學則是追問的哲學，他一生始終在追問存在的意義，他認為存在問題的追問不僅是理論上的研究，更是關系到每個最本己的此在，“對存在問題的追問正激蕩著作為此在的我們”。（《存在與時間》第七版序言）

始終保持追問的態勢是海德格爾哲學的一個特色，在他早期的兩部著作中，《存在與時間》的導論便是關于存在意義問題的討論，《形而上學導論》第一章就提出形而上學的基本問題，海德格爾從存在意義問題的追問中展開他的哲學之思，這也同時就是試圖從存在論上闡發存在的意義。存在問題的追問是作為海德格爾哲學的邏輯起點和思想的發端的。

海德格爾早期還是主要把存在問題的追問作為哲學運思的邏輯起點，側重于從理路上進行分析，因為他在《存在與時間》導言里很細致的分析了存在問題的形式結構，并從存在的追問引出此在對存在的領會，從而順其自然地過渡到對此在的現象學描述。后期海德格爾則是把追問存在的意義作為了哲學之思的動力和源泉，在對語言和藝術的論說中仍然隱含著對存在的追問，讓存在在語言中自在地敞開。

【論文關鍵詞】：斷裂顯性隱性當代斷裂士人精神

【論文提要】：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書法藝術呈現出獨特的光芒。然而歷史發展到今天，書法藝術觀念卻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西方高勢位文化的侵入，中國文化藝術精神的衰落，直接影響著當代中國書法文化的去向。本文從觀念史的角度入手，首先界定“斷裂”的涵義，然后分析中國的書法史中“斷裂”現象，提出顯性的斷裂和隱性的斷裂兩種類型。最后，列舉和分析當代中國書法文化的斷裂現象，提出士人精神的衰落直接導致了士文化的衰落和書法文化傳統的斷裂。

引言

在史學界，法國的?？铺岢鲆粋€疑問：歷史將不再是不斷完善的歷史，不再是其理性不斷增強的歷史，相反，斷裂現象似乎在不斷的增強與出現，所以歷史學應當尋找“非連續性”也就是所謂的“斷裂現象”。同樣，在中國的書法史中，“斷裂”問題同樣存在。

翻開中國文化這本“書”，書法藝術確是其中光輝燦爛的一頁。但是無論是書法的技術性問題或是理論性問題都猶如渺茫星空，忽隱忽現讓人捉摸不定。于是點鬼薄式的書法史、花名冊式的書法史、家譜式的書法史著作，成為中國古典書法史的主流形式。雖然它分時分段，章節清晰，連續性意圖的追求很明顯，但由于缺乏一種宏大的大思想的連續，從而導致了章節的四分五裂，連續的脈絡變得削弱甚至消失，缺乏一種“內在理路”[①]。直至近年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書法史》七卷本，仍然只是叢文俊在開史之前作的一總結擎領性的中國書法思想綜述。

從這些線索和思想上看中國書法文化史，我們又多了許多可以研究的東西，它的前景似乎很大?？梢苑殖鲈S多的方向讓思想總述，讓書法史成為另外一種寫法。

摘要：中國譯論與美學的關系是密切而持久的，并擁有源遠流長的哲學淵源。本文討論中國翻譯美學的淵源和內涵，及其流派與方法論；討論中國傳統譯論的終結，結合西方翻譯理論，進一步探索中國翻譯美學思想的走向與趨勢。文章指出，翻譯美學思想基于理性的動態的交往——翻譯語言轉換過程，關注這一過程中關涉的各要素，以折射出翻譯美學的語用價值、文化價值、社會價值等多維價值，透視中國翻譯理論與譯學建構與發展，為現代譯學的建設提供有益的理論基礎。

關鍵詞：中國傳統譯論翻譯美學接受美學發展

Abstract:Chinesetranslationstudiesarecloselyrelatedtoaestheticswithalonghistoryofphilosophy.Thispaperdiscussesthesourceandnatureoftranslationaestheticsanditsschoolandmethodology,andChinesetraditionaltranslationstudiesareconsideredasanendwithXuYuanchong’s“ThreeBest”.Combinedwithwesterntranslationtheories,thetrendsoftranslationaestheticsinChinaareexplored,whichispointedoutthattranslationaesthetics,basedondynamicandreasonablecommunicationinlanguagetransformation,focusesonalltheconstituentsinvolvedintheprocessoftranslationtoreproducethepragmatic,cultural,socialvaluesofsourcelanguage,whichisbelievedtobeofgreathelptothereconstructionoftranslatology.

Keywords:Chinesetraditionaltranslation;aesthetics;receptionaesthetics;reductionanddevelopment

1.引言

美學思想源遠流長，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了，但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卻才只有兩百多年。1750年德國的啟蒙思想家、哲學家和美學家鮑姆嘉登（AlexanderGottliebBaumgarten）以美學（Aesthetics）為名，出版了他的美學著作，并用這個術語把美學規定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學。本書被看作是美學成為正式學科的標志。在中國，盡管美學思想歷史也很久遠，千百年來門類派別也很多，但卻一直沒有美學這樣的學科，美學這門學科，還是從西方美學傳入中國的。典型的中國傳統譯論是以中國傳統哲學、人學、文學、美學、文章學、文藝學、語言學為其理論基礎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譯理論，其發展可歸結為：佛經序翻譯理論、正名論翻譯理論、哲學化理論、文藝學理論（王宏印，2003：220-221）。中國譯論從理論命題到方法論都與哲學–美學緊密相連（劉宓慶，2005：59）。支謙在《法句經序》中提出了翻譯“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譯論，而且“美”與“信”、“文”與“質”的統一協調始終貫穿于中國美學譯論的主流。此外中國傳統譯論還呈現出其他美學命題，而中國傳統譯論發展到目前，可以說已經進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