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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理論留下了什么?"問的是:被稱為"理論"的話語在今天占有什么位置,它如何既與自身的過去又與那些自稱有權在政治領域占有一席地位的話語相關?作為今年英語協會會議上的第一位講演者,我的講演就是理論留下了什么的一個范例--一個活生生的余留物--一種理論的剩余,它的范例性將使別的講演者擺正自己的位置而不至于對理論的遺產有太大的曲解,不用說,這樣做的方式就是抓住理論與其過去的關系:理論留下了什么?
在1960年代,當我剛涉足我們的書名簡單稱之為"理論"(theory)的東西時,這一術語(如此怪異,它是關于什么的理論)的含義比今天寬泛得多。在結構主義風行的時期,出現了大量不斷擴展的理論--從根本上看,它們是對結構主義語言學模式的普遍化運用--這種模式自稱將適用于全部文化領域。理論指一些特殊的結構主義理論,這種理論將闡明各種各樣的材料,是理解語言、社會行為、文學、大眾文化,有文字書寫和無文字書寫的社會以及人類心理結構的關鍵。理論指具有特定的學科間性的理論:它激活了結構主義語言學、人類學、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心理分析和文學批評。
不過,盡管理論具有廣泛的跨學科目標,但在它的高潮時期,文學問題仍處于其規劃的核心:對于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結構主義以及法國結構主義--尤其是對羅曼·雅各布森(它將列維一斯特勞斯引入音位模式,這對結構主義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學的文學性問題是激活思想的問題。理論試圖將文化對象與事件當作形形色色的"語言"要素來處理,因此,它們首先與語言的性質相關,而當文學表現為最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現語言自身的語言運作時,它就是本真的語言。文學是語言結構與功能最為明顯地得到突出并顯露出來的場所。如果你想了解語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須思考文學。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語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際、意向、元語言、詩性,這些功能分別突出或強調語境、說話者、聯結、接收者、編碼與信息本身--中,正是語言的詩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論說)"為信息而強調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說話樣式本身)[1]。在眾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說:"語言的詩性功能將選擇軸上的對等原則投放進了結合軸。"[2];語言的詩性功能包含了語言兩大基軸的重疊。
不過,即使在每位優秀的理論家都必須談論文學的文學性的時期,在某種意義上看,理論也顯然在改變文學成分的地位,至少對所有攻擊理論的人來說如此。這些人指責我們貶低了文學的價值,損害了文學的聲譽和特性。敘述學家以同樣的熱情研究巴爾扎克和Io佛萊明(IanFleming)的敘述結構。眾所周知,雅各布森為說明語言的詩性功能而選用的例子是政治口號"IlikeIke"而非波德萊爾的《貓》("Leschats")。在"IlikeIke"這個句子中,被喜歡的對象(Ike)與喜歡的主體(I)都包含在喜歡(like)這個行動中,因此,我喜歡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寫在這個語言結構中[3]。文學作為優先研究對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損害,不過,這種研究的結果(這很重要)將"文學性"置入了各種文化對象,從而保留了文學成分的某種中心性。
對文學語言特殊性或文學特殊性進行理論概說的企圖在早期對理論至關重要,但有時候它也并不是理論活動的焦點。應該說明的是:這并不是因為我們回答了文學的本性問題,實際上也沒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決這一問題的答案。最初理論研究將文學看作語言的一個特殊類別,不過,有關文學性的每一種界定都沒能對文學作出令人滿意的說明,而往往是在別的文化現象(從一些歷史敘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廣告口號)中發現越來越多的文學性。另一種研究提出文學不是語言的一個特殊類別而是對語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費什的努力如何大膽(比如,他試圖證明寫在黑板上的語言學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讀作一首宗教詩),還是不能提供有關文學性的滿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兩層潛在的意思。第一:文學正如意義一樣,它既是文本事實又是一種意向活動,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兩種觀點中的任何一種,也不能通過將兩者綜合起來的方式對文學加以充分地理論說明。我們必須在這兩者之間交替變換,它們中的任何一種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為綜合框架。我們可以將文學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語言,我們也可以將文學作品看作語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構成,但任何有關特性的說明或有關感知框架的說明最終都使我們走向另一模式。文學的品質似乎既不能還原為客觀特性,也不能還原為一系列語言構造方式的結果。
【內容摘要】
公共政策分析作為一種新興研究領域盡管正逐步成為學界和實務界的主流話語之一,但它在其基本分析單位——公共政策——的認知上仍存在著巨大的歧異。為建立完整的學術對話機制,本文首先對學界不同的公共政策觀進行了獨特的梳理,進而通過對公共問題解決途徑的分析,得出結論:公共政策的本質在于政府通過對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考量,在減少主觀差距和減少客觀差距之間做出選擇,進而及時有效地解決公共問題。公共政策既可能直接調整社會利益關系,減少客觀差距,包括對公共利益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也可能置公共利益于不顧,僅僅通過降低或轉移公眾的期望值來減少其主觀差距,緩和其不滿情緒。
【關鍵詞】
公共政策;價值;利益;分配;公共問題
一、導言
自哈羅德·拉斯維爾(HaroldD.Lasswell)和丹尼爾·勒納(DanielLerner)于1951年發表《政策科學:范圍與方法的新發展》以來,公共政策分析作為一種新興研究領域正逐步成為學界和實務界的主流話語之一,甚至被譽為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發展中的一次“科學革命”(德羅爾語)、當代西方政治學的“最重大的突破”(馮貝米語)以及“當代公共行政學最重要的發展”(羅迪語)。正如杜克大學喬爾·弗萊什曼教授198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作報告時指出的:“目前已經發展起來的公共政策分析和管理專業,首次成為正式的教育科目,僅僅是在短短的的20年里,這是令人震驚的。在回顧20年的發展時,人們既對這一學術的新發展表示贊嘆,又對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感到吃驚。”[1](p166)
序
米子窮居陋室,塊然而坐,抑郁之氣積于胸中,咨嗟之聲達于戶外。友人踵門謂曰:“曷為其然也?吾聞賢者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學道固如是乎哉?”米子怫然曰:“甚矣,子之不察也。吾非一身之憂,吾天下之憂也。”曰:“何謂也?”米子仰首,吁而嘆曰:“人欲橫決,大道沉已。山河破碎,萬物摧已。民人家國,危且殆已。生斯世也處斯時,子豈目無睹而耳無聞乎?吾舍是也何憂!”友人唯唯,即席,徐而言曰:“吾子亦思有以進于此乎?吾子于儒先之學伏讀仰思,優游饜飫,頗有年矣。潛然反求,超然高舉,入乎道者亦不為淺矣,而猶恬然匿跡傖父,戢影窮巷,闃無動靜,嘿無聲響,熙熙如葛天之氓,何為己之慮周而用世之志荒也?縱吾子雅不欲效姚佚突梯之俗態以自衒,然可恝然漠然,坐視大道淪喪、人心澌滅而無一言也?與其斂手兀坐而嗟嗟,孰若假借管城大放厥詞以強聒!”米子蹙額搖首而應曰:“咄咄!已矣乎,無能為矣!大地沉淪,天下滔滔,舉世皆醉,讙謔踉跳,載胥及溺,劫在難逃矣!當此時也,褐夫而振呼之,無以異乎奮螳臂以當飛車也。且子豈不聞夫張子舜徽之論乎?張子今之飽學士也,吾久為之斂衽,其數儒之罪也,曰迂闊,曰舒緩,曰泥古,曰非今,故人主優伶、豎子畜之!安有優伶、豎子而挽滔滔之天下者?人而懷張子之見者,十有其九,吾恐吾之于道愈明,斯獲罪也愈重;于先儒之學涵茹愈勤,斯忤時也茲深也。圣人復起,弗能為矣,矧吾之于道也猶未明,于先賢之學也猶未精乎?已矣夫!吾且括囊卻咎保吾身,閉關調息養吾神!”語未竟,友人隱幾囅然而笑曰:“唯唯!否否!張子學則博且洽矣,道則容有未瑩也;其言是矣,然猶未也。子奚不觀夫溫國公之《迂書》乎?溫公巍乎國相,威重天下,道德峻崇,文章爾雅,著成大典,垂為世法,百千年來,澤被無涯,洎乎今日,其書滿家,功德可謂無量矣,而其自處也以‘迂夫’!有難之者,則應曰‘子知迂之無益而不知其為益且大,子知徑之有益而不知其為損亦大’,豁如也。吾子盍去彼而取此!”米子動容曰:“雖然,奈今之大患何?”友人扣幾揚聲而出言曰:“嘻!今之大患,非迂闊舒緩、是古非今之過也,特暴虎馮河、非古是今之罪也。攫貨財捷如鷹隼,斯山河破矣;逐臭味疾似脫兔,斯道德喪矣。是今,斯有噍類無遺之虞;非古,乃有斯文灰滅之憂。故徑奔直突,無以異乎飛蟲之撲火,適以速禍;而迂行舒步,則有似臨懸崖而控奔馬,直以卻彼不測之災也。迂乎!迂乎!迂不可得,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吾安得天下而盡迂之!吾子求道有年矣,而曾此之不悟,沮于張子之诐辭,欿然阘茸以自處,空守窮廬以長嗟,噫!吾將懼子之出諸儒而入于豎矣!且吾子儒以為學者也,豈不與聞乎儒之出處邪?儒者,仁以為任者也。世道陵夷,斯儒者用命之時也;天地晦冥,亦儒者鳴皐之機也。夫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縱吾子之大言難以入乎俚耳,斯可遽得無言乎?動于衷而闕乎行,竊以儒者之學蓋不為是也。”于是米子乃憬然而悟,愀然而懼,作而拱手言曰:“善夫!子之言也。道在天壤,見隱顯微。先賢開發,殆無余蘊。小子造道也淺,無能為役于發明。無已,愿承吾子之命,挹取先哲之意衍之以為斯世勸。雖固知人之視之也若蜾蠃之于螟蛉,然猶或愈于斗室孤自長咨嗟、徒有四壁以為應也。”友退,爰拔不律,行以成文。
己卯孟夏序于精一書屋
一引言:“不遠復無祗悔”
二十世紀即將結束。回首百年,撫今追昔,我們不由地會有一種“天翻地覆”的感觸。百年之間,我們人類繼工業革命之后又卷入一場對社會影響更為深刻的信息革命,從而由機械文明走向電子文明。當今的世界面貌異相紛呈,光怪陸離,倐忽一變。其變幻之紛繁驅馳著生活在今天的人們奔走喘息,使其神經緊繃,頭暈目眩,在物理上、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有疲于招架、難以消受之勢。
就我們中國人而言,二十世紀更是掙扎著向前奮闖和沖刺的世紀。政治革命和運動此起彼伏,波瀾壯闊。科技、經濟長足發展。特別是最后二十年間,由于“科技、經濟掛帥”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政治掛帥”,“物力”突飛猛進,社會面貌日新月異。
摘要:本文試圖運用博弈分析框架以湘南G縣為背景觀察、分析村莊精英競爭機制和村莊政治的運行實態。作者指出,在村莊治理精英和非治理精英的博弈與治理精英系統中村支書—村主任的博弈中,由于自主機制缺位和制度供給短缺,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鄉鎮政府和普通村民四者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行為偏差,村莊公共治理其實處于一種“亞癱瘓”狀態。因此,要變革村莊公共治理必須從四個方面入手:明晰責權,建立村支兩委協調均衡機制;拓寬渠道,完善非治理精英吸納機制;擴大參與,加強村民監督機制;規范政府行為,建立鄉鎮仲裁機制。
關鍵詞:精英博弈亞癱瘓狀態公共治理制度安排
一、研究理路
對村莊政治的研究是理解20世紀以來中國政治和鄉村社會的重要路徑。在中國鄉村被嵌入民主化機制以后,特別是隨著以村民自治為契機的“村政再造”的興起,村莊精英在村莊政治和鄉村治理視野中的作用與地位日益凸現,而從精英層面來研究現代村莊政治和鄉土社會也作為一個新的學術生長點在學界盛行,且著述頗豐。例如,王銘銘對村莊非正式權威進行了一般性考察與闡述(王銘銘,1997);樊平則對體制內精英——代表自上而下的體制性權力的村黨支部(黨支部書記)與代表自下而上內生性權力的村委會(村主任)——進行了“兩分”,并認為處理好二者的互動關系對農村發展具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樊平,1997);仝志輝、賀雪峰對村莊開展了“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普通村民”的三層分析與四種理想村莊的分類(仝志輝、賀雪峰,2002);金太軍試圖融合村莊權力結構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對村莊治理進行了“國家―村莊精英―普通村民”三重權力互動的政治社會學分析(金太軍,2002);吳毅則從農村村干部“雙重角色”、“經紀模式”與“守夜人”和“撞鐘者”的角色分析對國家與村莊的關系進行了再研究(吳毅,2002);張正河則通過對新疆和甘肅部分農牧民的訪問調查,研究了村官、民間組織、宗族勢力、經濟能人等村莊精英產生的競爭和互補效應及其對村莊決策權的影響(張正和,2004),等等,這些均為我們從精英視角解讀村莊政治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那么,處于社會轉型時期村莊精英的競爭機制和村莊政治的運行實態到底是怎樣的?村莊公共治理的效能與現狀又如何呢?我國乃典型的“非均質國家”,南北東西地域形態、經濟水平各異,因而我們的研究不得不打上地域特性的烙印.。我們試圖通過對湘南G縣近30個村莊的調查基礎上并以沙村為研究模型所得出的地域性結論來闡釋和回答上述問題。我們研究的理論進路如是:
(1)博弈參與者均被預設為理性的經濟人,且在博弈過程中具有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此為前提,在稀缺性的村莊資源和有限的組織利益中,不可避免地產生經常性的非合作博弈困局。因此,本文基于非合作博弈條件下對局中人理性行為所導致的村莊政治場域不良運行狀態開展實證性解構與理論性探究,希冀尋求普適性的村莊公共治理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