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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夏語言文字研究在中國的起源和發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葉以后,再無人使用,歷經明、清兩代五百余年間,世人不復知歷史上曾有過這種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紀初,才由中國學者發現和識別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歷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學者張澍(1776-1847)為最早判別和認識西夏文字的學者。清嘉慶甲子年(1804)張氏于家鄉武威療養之際,一日攜友人游清應寺(注:按:此寺實即原西夏之護國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來,但見碑陽所刻文字形體方正,類似漢字,但無一字可識,見碑陰有漢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歲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號,張澍遂判定碑陽所刻不識之文字為西夏字,該碑便是日后被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俗稱“西夏碑”。張氏為這一重要發現作文一篇曰《書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張澍:《養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發現后不久(1820),金石學家劉青園在武威發現的數甕古錢中,不但識得數品西夏年號的漢文錢,還見到不少所謂的“梵字錢”。他將此類錢文與西夏碑陽文字對比,方知錢譜中所謂的“梵字錢”實為西夏文錢,自此以后,錢譜中才真正開始著錄西夏文錢(注:初尚齡:《吉金所見錄》卷15,清嘉慶25年(1820)刻本。)。據載,清代學者鶴齡于清字(滿文)館供職時,曾從綏遠(呼和浩特)城一古廟中得經一函八冊,其標題為九個西夏文字,因該經卷數與偈語同《佛說妙法蓮花經》,鶴遂判斷該經必為《法華經》,每冊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為記數。1904年,法國人毛利瑟發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華經》三冊殘卷,此經第一卷第一頁經文右上方已有漢字注解。也就是說遠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國學者曾試通其文。聯系鶴齡事跡,蓋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鶴齡原藏八冊《法華經》失散之卷冊(注:聶歷山:《西夏語研究小史》,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3號(西夏文專號),1932年;賈敬顏:《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獻出土后,俄國人捷足先登,率先著手研究,并迅速將重要的學術信息傳遞給中國學界。于是我國學者羅振玉于1913年,將俄國學者所贈之對西夏文字解讀至為重要的文獻《番漢合時掌中珠》——西夏文、漢文對音詞典殘頁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羅福成、羅福萇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羅福成《西夏譯蓮花經考釋》、《西夏國書類編》,羅福萇《西夏國書略說》等著作相繼刊布。1927年,羅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據實物文字,以正西夏紀年。1935年,羅福成又將《同音》影寫石印。西夏學在中國的發展,羅氏父子功不可沒。
鮮為人知的臨夏人鄭隆(1884-1938),亦曾著有《書武威縣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譯華嚴經普堅行愿品考釋》、《西夏譯妙法蓮花經考釋補》等文章。國學大師王國維及陳寅恪等人亦對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見賈敬顏:《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圖書館隆重出版了館刊“西夏文專號”紀念該館1929年從寧夏購得的西夏文佛經百余冊。刊物中收錄國內外專家著譯36篇。當時西夏研究在中國可謂盛況空前。
繼羅氏兄弟之后,王靜如教授在西夏語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績最為顯著。1930-1933年他連續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輯,除論述西夏國名、語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對西夏文佛經的譯釋,首次為學界提供了長篇漢譯西夏文材料。同時,王氏還在《中國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了有關論著(注:詳見《王靜如教授學術著作目錄》,載《中國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日本侵華戰爭的影響,這一學科被迫中斷了數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老一輩學者王靜如、羅福頤等,主要精力放在培養后備人才方面,同時,在西夏歷史方面開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發生了反對科學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動之后,新老西夏學者才能有機會發表有關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靜如、史金波、白濱、李范文等對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經幢和甘肅武威新發現西夏文字的考釋、討論,陳炳應對武威西夏碑的介紹和譯釋;李新魁對西夏文字構造方式的初步探討;史金波、白濱對國內外西夏文字研究狀況的介紹;史金波對西夏文字及辭書的論述;李范文對西夏文字的論述等,一步步把中國的西夏學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為西夏學的黃金時代,單就語言文字方面的論文就有百余篇,專著10余種。專著分三個方面:1.對西夏辭書的研究和整理,計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漢合時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漢合時掌中珠〉對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類文物的研究,計有《西夏官印匯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殘碑粹編》(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獻的譯釋和研究,計有《類林研究》(1993)、《西夏諺語》(1993)、《天盛改舊新定律令》(1994)、《圣立義海研究》(1995)、《貞觀玉鏡將研究》(1995)等。這些語言文字方面的專門著述,尤其辭書研究,對學界了解和運用西夏文字資料提供了工具書。論文可歸納為四個方面:1.對辭書的研究,如《西夏文辭書的特點和歷史價值》(1983);《西夏辭書〈同音〉研究提要》(1986);2.語音方面,如《西夏語的濁塞音與濁塞擦音》(1981)、《西夏語音系導言》(1982);3.語法方面,如《孫子兵法西夏譯本所見動詞詞頭的語法功能》(1987)、《西夏語的復合構詞法》(1988)、《西夏語的音韻轉換與構詞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論西夏文字的構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與聲符及其衍生過程》(1985)等。這些論文大都提出了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前沿問題,并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各位專家、各位領導:
大家好,歡迎到我院檢查指導工作。在湖北高校中,我院是一所小型的、培養音樂人才的單科院校,全院現有在職教職工447人。其中,教師274人。教師隊伍中,現職教授22人,副教授91人,共113人。
我們有作曲與音樂音響導演、音樂學、民族器樂、鋼琴、管弦、聲樂和舞蹈7個系,音樂教育、演藝和成人教育三個學院,附屬中學和小學、以及研究生部、社會科學部等教學單位;20*年6月被定為湖北省“人文社科基地”之一。
學院現有在校學生2863人,其中研究生148人,本、專科生1604人,附中577人,附小121人,成教學院本、專科生413人。
學院有良好的教學科研條件。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特別是“九五”期間和“十五”前兩年的快速發展,固定資產大幅度增加。20*和20*兩年中,分別購買了周邊的*市第四制藥廠和第二機床廠,校園占地面積已達187畝,校舍建筑面積近10萬平方米,建有音響效果一流,懸掛*的編鐘音樂廳等。
在省語委會、省教育廳領導下,我院的語言文字工作開展了多項活動,取得了一定成績,現將我們的工作情況向各位專家和領導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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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論文字規范發展
論文摘要:語言文字除了需要規范、標準之外,還必須不斷地豐富和發展。沒有不斷的豐富和發展,規范就只能是僵死的、停滯的條條框框,也就不能更好地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無法為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服務,因此,任何規范標準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為社會在發展,科學在發展,文字語言就必須是動態發展的,對規范標準應適時進行修訂和完善。這就是文字規范、豐富和發展的記辯證關系:規范是發展的基礎,豐富是發展的渠道,發展是規范的前進,三者相輔相成,互相聯系,互相促進,互相轉化。
1我國文字規范的形成及現狀
漢字產生之前“上古結繩而治”,自然是沒有規范的。后世從圖畫和契刻受到啟示,文字“是勞動人民在勞動生活中,從無到有,從小到多,從多頭嘗試到約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選練、發展出來的”。“約定俗成”便形成了初步的體系,也就是早期不成文的規范。
漢字規范是客觀存在的,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規范。舊中國長期以繁體字為正體,那么,以繁體字為代表的正體字也就成了當時的規范字。雖然當時以繁體字作為規范,但是,人民群眾長期以來在社會實踐中創造的手頭字、俗字已經開始流行。這便是對漢字的豐富和發展。
兩表的調整表明我國語言文字規范的一個立場:“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準化是一個不斷進行不斷完善的過程,不可能一毗而就,也沒有終止的時候,需要從語言文字的自身發展規律和我國的國情出發,因勢利導,循序漸進,使原則性與靈活性統一起來,使語言文字規范化、標準化的過程成為積極引導規范而又不斷豐富發展的過程”。
一摘要的編輯加工
摘要是對全文的高度概括和濃縮,是論文的縮影。要改好論文摘要,首先要掌握摘要的定義、特點、作用類型及寫作要求,同時應特別注意:要用第三人稱的寫法,避免開頭冠以“本文”;不得簡單地重復題名中已有的信息;避免結構要素的殘缺。用語簡練、高度概括;注意摘要的準確性,不可加進解釋和評論,避免使用非通用的縮略語;不用疑問句和感嘆句;不得使用圖表;不能有參考文獻的角碼。
二正文的編輯加工
1文字加工作者的來稿
中文字方面的問題是最常見的。對文字性問題的加工,一要按照國家的標準,使改動之處符合標準化和規范化,二要注意文稿內容表達的準確性,使改動之處符合作者的原意。在編輯實踐中,發現稿件中用字不規范的現象不少,主要有:
1.1形似字和同意字容易混淆致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