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人生論文范文精選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大學人文教育逐漸引起了社會各界（尤其是文化教育界和學術界）的關注。大部分高校為本科生開設了"大學語文"、"文學鑒賞"、"藝術欣賞"等課程，一些理工科大學提出了加強人文教育的計劃，有些還迅速采取了措施強化人文師資的配置。但從各大媒體的宣傳與多數高校的現狀來看，大學人文教育尚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關注，許多認識和提倡還停留在較低的理論層次。有人甚至將大學人文教育僅僅看成是對中小學語文教育缺陷的補償，將大學人文教育這一重大理論問題變為一個技術化的命題。一方面對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表現出淺薄的崇拜和贊美，另一方面對支撐于科學研究背后的科學真理精神表現出相當的隔膜和冷漠；一方面大聲疾呼要重視素質教育，另一方面卻在教育管理方式和考試方式上依然保留著太多的教條和"規范"。總之，無論從教育理念、教學管理還是教學時間上來看，大學人文教育的處境雖然都有所改觀，但從深層上看還相當尷尬和無奈。正是基于這種認識，本文試圖對大學人文教育的學科屬性、學科特征和教學創新等問題進行進一步的探討，以盡拋磚引玉之力。

一人文教育的學科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獲得了飛速發展，目前已趕上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但愈是如此，高等教育所面臨的許多深層問題表現得更加明顯。大學人文教育就是其中最值得探討的問題之一，要想深化高考改革，提高教育質量，這一問題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中國大學人文教育曾出現過的虛空和偏差，不應該只歸咎于學校教育或某些人，還與我們常期缺乏對人文學科進行理論探討和合理規劃有密切關系。長期以來，對于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教條式理解和極"左"應用，都曾將人文學科簡單化地定位成社會政治的直接表現，使人文教育的深層空間曾受到極度的扭曲和壓抑，這種痛苦歷史所留下的"后遺癥"直到今天還會隱隱作痛。要想從深層上醫治人文教育的創傷，需要我們對現代大學教育史和現代學科發展史的歷史回顧。

二十世紀末以來，反省學科的歷史構成已經成為世界性潮流，以著名學者華勒斯坦（I.Wallerstein）為首的一群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提出"開放社會科學：重建社會科學"的口號。他們認為，學科并不是我們今日所見到的靜態知識分類，而是一種歷史化的產物，是以一定的措辭建構起來的。當前在社會科學領域占主導地位的現代學科體系（如歷史、政治、經濟、社會、人類學等互相分割的學科），實際起因于17、18世紀的自然科學分化。1在當代學者看來，以自然科學為樣板對社會科學的劃分實際上暗含著有利于掌權者或獲利者的理論前提和意識形態，比如科學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父權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等等。

隨著科學讓渡為非人化的利潤的手段，從十九世紀起人文學科（如哲學、文學等）與科學出現了嚴重分裂，形成了從孔德到斯金納將人文學科自然科學化的潮流。"人文學科"這一名稱本身就是被科學所界定的，是20世紀對那些被排拒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外的學科的簡便總稱。現代哲學是由科學形成時清除出來的東西界定的，其他現代人文學科則首先以古典語文學的形式出現，其后衍生出歷史、現代語言甚至藝術。2這意味著，自人類開始反思自然科學和工具理性的局限性開始，大多數哲學家和教育家已經認識到，不能用簡單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二分法來對知識進行范圍分割，因為還存在一門無法用"科學"方法囊括的學科（Discipline，注意：不是科學！）：即人文學科。它之所以不是"科學"，在于不能以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原則和條律去局限它，在于它更多關注情感與信仰、意志與修養問題，在于它并不局限于任何一門具體的學科內部。

對于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和倫理學等學科來說，許多思想只能通過個體的情感體悟或道德實踐才能被理解和傳達；文學從不需要一種絕對正確的解釋，而需要各個時代、各個國度的各位身份不同的讀者進行深入地體味、思考、交流和對話。人文學科無法將人當作一個客觀的冷冰冰的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允許對人進行化學分子構成式的剖析和研究，而只有通過與人的內心需求進行直接的溝通，才能促進人性的全面健康發展。從這一意義上來說，人文教育和人文學科的最高理想和使命在于它能促進人際之間對精神價值的相互理解和開放。因此，人文學科中的每一種說法和理論只能提供一種理解人類精神的視界而已，決不應該成為統轄和束縛其它思想的唯一絕對正確的話語霸權。孔子和蘇格拉底式的教育方式之所以至今具有不朽的魅力，就在于他們的教育過程本身就充滿對話性的人文精神：讓學生們自己在老師所提供的各種思想中、依據自己對人生、對人性的理解去做認真的、與自己血肉相關的抉擇。

本文作者：馮惠玲作者單位：湖北民族學院

審美教育對于大學生人文精神塑造的重要價值

塑造大學生的人文精神，當然需要社會、學校、家庭、個人等多層面的有效聯動，本文擬從大學語文教學與審美教育的角度來探究更切實有效的路徑。關于美育對于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自從18世紀末席勒首次明確提出并論述美育問題以來，我國學者諸如蔡元培、朱光潛、葉朗等先覺者對此已有深刻、獨到的見解。鑒于審美與人生的關系在當下社會生活中仍未得到足夠廣泛的認同以及實踐的事實，我們認為很有強調審美教育的必要性，尤其是針對將要擔負起“引領社會文化”責任的青年大學生而言。“美育屬于人文教育，它的目標是發展完滿的人性。”[4]葉朗先生的真知灼見對于我們把握美育的實質可謂啟迪至深。人為什么需要審美活動？美學理論揭示，它其實根源于人的本性。席勒曾在《審美教育書簡》中說：“只有當人充分是人的時候，他才游戲；只有當人游戲的時候，他才完全是人。”[5]在這里，“游戲”自當就是對于人處在“自由心境”中的一種審美狀態的描述。我們每個人在凡俗人生中當然要滿足物質層面的需求，但不可否認的是，人一定還要滿足精神的需求，即成全“人性的完滿性”，否則，人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這就是人的本性。我們的教育內容豐富多樣，有促進認知的教育，有促進道德的教育，有促進健康的教育，還有旨在促進鑒賞力和美的教育。在席勒看來，這最后一種教育是一切饋贈中最高貴的禮物，因為它是要“培養我們感性和精神力量的整體達到盡可能和諧”，這是“人性的饋贈”[6]。由此出發，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審美的趣味能夠給社會帶來真正的和諧，因為它把社會和諧自然而然地建立在每個人心中。這或許有些偏狹，但我們社會生活中的種種不和諧的人與事，也許與我們對美的認識不夠有關。美育屬于人文教育，而從歷史上看，美與真、善一樣屬于哲學的永恒課題。美學與其他人文學科一道，研究的是人的生活世界，是人的意義世界和價值世界。這種學科屬性賦予美學以獨特的哲學品格。借鑒西方哲學家的論述，“哲學”的詞源學語義所揭示的主旨為“對智慧的愛”[7]。“人應當怎樣生活”被認為是哲學的首要問題。我們在“終有一死”的前提下生活，而平庸不斷威脅著人的日常生活，所以一切偉大的哲學思想都在盡力探究何為此生真正的價值所在。如哲學家蘇格拉底自稱像一只虻子，整天到處叮人，用自己所有的時間來喚醒、勸導、指責每一個同胞，他要使人們覺醒。一個人首要的、第一位的關注不是自己的身體或職業，而是追求“靈魂的最高幸福”。蘇格拉底寧愿被控“有罪”而受審并被判死刑，也絕不放棄探討哲學———“什么是真正的好生活？”這是一切在內心“需要感到他自己存在于世界”的人們必須正視的問題，尤其是在現今“天下熙熙”、“天下攘攘”的消費社會氛圍里，人不靜下心來思考這個命題，是不會獲得真正的幸福的。我們在關于大學生人文精神的調查中發現，有高達80%的學生認為人確實需要某種目標、意義才能活下去，89%的學生認為現階段探究“人應當怎樣生活”的問題很重要。這給我們教育者以警醒：不是要不要加強美育的問題，而是必須更多地研究美育，更好地實踐美育。王陽明曾說：“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8]青年學生自由活潑，蓬勃向上，審美教育利用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來熏染、引導，定能使學生的心靈不同程度地超越日常生活的凡庸、有限，而達于生命的豐美、無限。

大學語文教學：美育教育的有效路徑

在實踐美育的過程中，通過大學語文教學來生動形象、深入淺出地滲透美育，已經得到專家、學者的高度認可。有研究者從大學語文的課程定位出發，探究了美育實踐的具體方法，諸如通過教材名篇的審美情感分析、開辟第二課堂、注重對學生進行形象的美育等途徑，培養學生健康的人格，陶冶學生的審美情趣，豐富學生的審美實踐，此類研究對于我們實踐審美教育意義重大。眾所周知，課堂教學是一門藝術，要求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融為一體，但作為課堂教學的主要組織者、實施者，教師本身的素養將直接決定教學活動的質量效果。如美國著名高校的校長們認為，大學教育的成功與否取決于教師的良莠，以至于在哈佛大學，專門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員，只有寫出質量很高的論文并在學術界嶄露頭角之后，才有資格上課，成為教學人員[9]。事實正是如此，沒有創新意識與創新能力的人，怎么可能引導、培養出創新型的人才？因此，作為大學人文教育者，大學語文教師應當高度自覺地意識到自身擔負的重大使命，以自身卓越的人文學養、審美素養引領青年學生“精神成人”。結合關于大學生人文精神的調查，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教師肩負的使命。一名學生在訪談中說：“不明白為什么這么多人不去追求進步。身邊越來越多的人在談論著物質與現實。”這位學生的迷惘、孤獨及其內心正在掙扎的信念，正是我們人文教育者必須更加明確自身使命、投身美育人文實踐的根本緣由———我們有責任去呵護青年學子由于當下社會環境的裹挾正愈益脆弱的人生信念！讓人欣慰的是，調查顯示，有高達84%的學生最希望通過大學語文學習收獲人生智慧、人文素養，69%的學生認為大學語文課堂適宜探討人生意義諸問題。大學語文教師明確了學生內心的期待，理當高度自覺地通過不斷探究、改革大學語文教學，實踐審美教育，促進大學生“精神成人”。筆者與所在學院的大學語文教師正在圍繞旨在對學生進行人文熏陶的審美教育做著熱情、努力地嘗試。我們充分利用大學語文教材所選篇章本身具有的審美特質，通過創設情景、課堂討論、話劇演出、博客交流、自編文集等方式，加強對學生人文精神的濡染。如我們學院的一位青年教師，懷揣深深的人文情懷，高度自覺地實踐著美育的理想。在探究“思想、真理”這個單元主題時，結合所選篇章《蘇格拉底最后的申辯》，進行了大膽而精彩的教學革新。該文節選自柏拉圖的《申辯篇》，如果按照傳統教學范式，向學生系統地講解蘇格拉底所開創的哲學及其深刻意義，未必能真正喚起學生對哲學家以及哲學的感知。這位教師為了切實讓學生對蘇格拉底所代表的人類精神有真切的感受、體驗，經過不斷摸索，最終采用教師講授與學生參與式體驗相結合的方法來引領學生探討，即激勵學生認真研讀原典作品，反復揣摩作品承載的思想、精神，然后小組成員一起合作，將作品改編成劇本，精心排練，在班級正式演出。事實證明，無論是作為演員的直接參與者還是作為觀眾的間接參與者，都在有意無意之間被一種神圣的氛圍感染了，一名學生回憶當時情景說，“我們完全沉浸在蘇格拉底的世界里，開始學著用哲學的方式去思考”。由老師引領施行的這種美育人文實踐，得到了學生的真誠認可。有學生在《大學語文閱讀》課程學結中盛贊：“它使我理解了什么是藝術人生，什么才讓我們的生活更有意義，……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怎樣才能達到高度的精神追求。”當大學語文教師懷抱人文理想，銳意進取，大膽摸索，以切實的審美教育，真誠呼應青年大學生心靈渴求的時候，他（她）的事業并不顯赫，但將光茫永存！“大學語文只有改革才能贏得尊重”[10]！大學語文教師在繼續努力提升學生的口頭、書面表達能力的同時，理當更加自覺地實踐美育，提升學生的人文素質和審美能力。今天的大學生，有朝一日，將自己在大學里所學的東西幾乎都忘記了，卻還有一種東西讓他們永遠得到慰藉———那就是關于生活意義、生活價值的一種美的判斷力、鑒賞力。

摘要:回歸人文是當代醫學的迫切課題。克服當代醫學人性冷漠的缺陷,從根本上說,必須實現生物醫學模式到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轉變,變革現行的醫療思想,同時為醫學與人文的結合提供對話與交流的平臺,提高醫師的人文素養與人文執業能力。2009年4月25日至26日,由醫學與哲學雜志社與廣州醫學院醫學人文學院共同發起,于廣州召開了一次由全國7個省市40多名人文學者與臨床專家參加的研討會,探索如何促進醫學專業與醫學人文的結合。以下是此次會議一些專家的發言和我們的思考。

1回歸人文是當代醫學面臨的迫切課題

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現代醫學由于遵循生物醫學發展模式,其人文性的日益淡薄一直受到社會公眾的批評。無論是就現代醫學的診療思想、許多診療技術的實際運用,或是從保健政策的宏觀決策與醫院管理的某些舉措,還是從眼前持續緊張的醫患關系來看,強化醫療保健服務的人文性,不僅是廣大患病人群和全社會對醫學的期求,也是廣大醫學專家和人文學者共同關注的課題。醫學如何回歸人文,醫療保健服務如何增強對病人的關愛,如何使醫學成為一門充滿人性的醫學,要從多方面著手,有多方面的工作要做。它涉及衛生保健政策對保健服務的可及性和公平等問題的正確處理;涉及醫院管理各個環節如何體現對病人關愛,革除那些在病人與醫院、病人與醫生之間破壞和諧關系的種種陳規舊制;當然也涉及醫生們在醫療服務工作中,如何強化對病人生命與健康負責的職業良心和盡心盡力的努力。但更為重要的方面,或者說一個不可忽視的基本方面,是如何改變生物醫學自身對人、對生命尊嚴的冷漠,是如何改變“現代醫學本身改變著運用醫學的醫生的人格,不斷奪去醫生對生命的尊嚴觀”[1]97的特質。因此,探索醫學如何回歸人文,如何改變現代醫學某種對人性冷漠的屬性,恢復醫學以往那種閃耀人性的光輝,促進醫學人文與醫學專業的結合,既是醫學專家的追求,也是醫學人文學者的期盼。從人文學者的角度看,所有一切醫學人文學的努力,其中包括加強和改善醫學人文學的教學,開展有關醫學人文課題的研究,組織醫學人文學術交流,其最終指向仍是促進醫學科學與醫學人文的結合,促進醫學科學的人性化。所有一切醫學人文活動的最終落腳點,仍是醫學專業實踐,并且也只能是醫學專業實踐。這就是說,醫學人文的教學成果,醫學人文研究的價值取向,醫學生人文素質的提高,最終仍是只能通過醫學專業的人性化,通過醫生們人性化的診療服務,才能給病人帶來福祉;醫學人文學并不直接為病人提供人性化的服務,人性化的醫療服務是通過醫生們的診療實踐實現的。因此,醫學人文學者不能滿足于幾門人文課程的開設,不能將醫學人文停留在學術層面和講稿層面,雖然搞好人文教學和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促進醫學科學與醫學人文的結合,也是醫學人文學者不可推卸的責任。

2當代醫學人性冷漠的根源

促進醫學與人文的結合,首先要弄清楚醫學與人文分離的癥結。本來是充滿人性的醫學,為何在其獲得科學意義的存在以后,反而總是遭到缺乏人性的批評呢?這要從現代醫學的淵源與結構說起。眾所周知,現代醫學為了擺脫古代醫學的抽象性與模糊性的缺陷,為了突破宗教神學設置的禁錮。在14世紀～15世紀整個科學革命思潮的影響下,接受了培根、笛卡爾等哲學家的實驗科學方法并受到心身二元論的影響,在維薩里、哈維、魏爾嘯、科赫等一大批醫學家的努力下,撇開與人體密不可分的心理、社會、環境的關系,將人體及其組織作為一種純粹客體的物質加以研究,并且因此獲得了空前的進步,涌現了無數的發明和發現,為人類戰勝疾病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這種哲學影響下形成的生物醫學模式及特異性病因說的醫學思想,認為任何疾病必然表現為局部的器質性病變,都有特異性的病因引起,因而也必然有特異的方法來治療,整個醫學近幾百年的努力,可以歸結為尋找特異性的病因與特異的治療方法。正是在這種醫學思想的指導下,人體組織與人的整體、病與人、心與身發生了分離,并形成了重疾病、輕病人,重治療、輕照料,重實驗證據、輕病人體驗,重器質的恢復、輕心理調節與支持,重技術處置、輕倫理社會思量等一系列診療規則,而其后果當然是對人、對人的心理與情感的忽視以及對病人關愛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正如湯比因與池田大作所指出的那樣:“在現代科學中,醫學部門也和其它部門一樣,獲得業績的關鍵是選擇、定量化、機械化和非人格化。”[1]94“現代醫學是建立在笛卡爾以來的科學思維方法上的,科學給醫學以究明疾病的有效手段,因此,現代醫學獲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另一方面,科學包含著這樣的性質,即對一切事物都客觀地審視,摒棄感情,用理性的手術刀解剖。因此,用科學的眼光看自然界時,自然就成為與自己割裂的客觀存在。同樣,當科學之光照在人的生命上時,人的生命自身就成了與醫生的精神交流斷絕的客體。這當然就引起了人類生命的物質化。”[1]96這就是現代醫學人性冷漠的病根。今日我們探求醫學與人文的結合,期盼恢復醫學的人性,須從糾正此種醫學思想著手。人們在對現代醫學人性冷漠提出種種批評時,常將目光指向醫生,指向醫院及相關的管理機關,指向推行保健服務市場化的政策和措施。的確,部分醫務人員對病人不負責或不夠負責的言行,一些醫院的不當管理措施及不當管理,使人性化的醫學蒙上了陰影,在人性化的醫學上增加了灰塵。而本屬于公共產品的保健服務市場化,更是雪上加霜,把本來在原質上就存在人性缺失的生物醫學的弱點推向了極端,新聞界論文格式報道的因無錢支付費用發生的見死不救的慘景,極個別的醫院半夜將付不起醫療費的病人拋在荒郊野嶺的事例,理所當然地引起人們對醫療部門的公憤與不平。但是,醫學人性淡漠的根本不在這些方面,醫學人性淡漠的根本不是醫生,不是醫院,甚至還可以說不是醫療服務的市場化,而是醫學自身,是現代醫學的生物醫學模式,是它的一系列的診療思想與理念。

3從根本上轉變醫療思想

【摘要】大學既需要實施教育，也需要進行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寫作論文居基礎性地位，起導向作用。我們只有堅持人文與科學的統一，以人文作科學的導向，大學才有靈魂和生命，才能全面進步和。

【關鍵詞】大學人文教育科學教育導向

一般認為，現代大學既需要人文教育，也需要科學教育。但對于它們在大學教育中的相互關系如何定位，地位孰重孰輕，仍存在不同的看法甚至嚴重的分歧。筆者以為，現代大學教育既需要實施科學教育，也需要進行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居基礎性地位，人文教育是科學教育的導向。堅持人文與科學的統一，用人文引導科學，使科學為造福人類服務，實現真善美的統一。文章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談：

一、大學理念的基本內涵

大學是一種學術機構，其所從事的活動通常受一種觀念或精神的推動，這種觀念和精神就是大學的理念(idea)，它涉及大學的性質與追求。大學之所以是大學，不是行政機關，不是一般的職業培訓機構，就是因為它有自身的追求和理想。

大學探求高深知識，追求真理，它不僅保存和傳遞人類千百年來所創造的知識，更生機勃勃地創造新知識，以此培養高級人才，服務社會，延續和擴展人類的文化命脈，促進人類不斷進步，這就是大學的根本任務；反過來說，大學也只有保存和傳遞人類千百年來積累的高深的文化知識，并用以教育年輕人，才能培養社會所需要的高級人才，才能延續人類文明的命脈。這種高級人才又與人類的文明命脈相連，因為他們要有強烈的人文關懷，要關懷人類的生存狀態，要關懷人類的進步，最終指向大學教育的最高目的——人文教化。大學不僅是現代科學的發源地，更是社會道義的策源地和人類的精神殿堂。

中國首先出現的是比較哲學，在比較哲學的預設中才產生了中國哲學。歷史上出現的第一批以哲學的眼光審視中西方哲學的中國人，都是具有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基的知識分子。這一時期，輸入西方文化的意義在于引進一股新鮮的思想空氣，為中國的思想注入新的活力。正因如此，這些西學的譯介者的主要任務，就在于用一種中國人可以輕而易舉地接受的語言把西方文化的觀點表示出來。所以在介紹西方思想的時候，中國學人就往往用中國人慣用的詞語，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專業術語去翻譯、解釋西方思想。

嚴復就是用中國人的觀點看西方、學習西方的典型。嚴復的一系列在中國知識界引起地震般的震動的譯著，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翻譯，而是亦譯亦著，在翻譯中注入自己的思想、見解。從解釋方法上看，嚴復常常是在中國文化的背景中去理解西方文化思想。例如《天演論》的序言就說：“及觀西人名學，則見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乃推卷而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學也。遷所謂本隱之顯者外籀也，所謂推見至隱者內籀也。”⑵這里嚴復就是用中國學人所熟悉的“格物致知”這樣的名詞，《易》、《春秋》這樣的典籍去比附《天演論》。

梁啟超在二十世紀初的幾年發表了幾篇介紹西方哲學思想的文章，把盧梭、培根、笛卡爾、康德、邊沁等人的思想介紹給中國學界。梁啟超對這些外國思想的介紹，基本上接承了嚴復的解釋方法，就是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上看待西方哲學思想，盡可能用中國思想的術語去解釋西方哲學內容，用中國思想家去附會西方的哲人，以此使熟悉中國文化的人們可以通過這種比較大致認識西方哲人和西方思想。

說到培根的時候，梁啟超這樣解釋：

“綜論倍根（今譯“培根”——引者）窮理之方法，不外兩途：一曰物觀。以格物為一切智慧之根源，凡對于天然自然界至尋常粗淺之事物，無一可以忽略。二曰心觀。……朱子之釋《大學》也，謂必使讀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致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其論精透圓滿，不讓倍根。但朱子雖然略言其理，然倍根乃能詳言其法。倍根自言之而自實行之，朱子則雖言之，而其所下功夫，仍是心性空談，倚虛而不征諸實。此所以格致新學不興于中國而興于歐西也。”⑶

在梁啟超筆下，培根的“新工具”居然成為朱熹“格物致知”之法的深化和實化。梁啟超用“窮理”解釋培根方法，因為“窮理”這個詞及其內涵自朱熹注《四書》被元朝定為科舉考試的唯一參考書，便已經在中國知識人之中被廣泛認識。以“窮理”釋培根，中國讀者無疑能夠迅速在頭腦中浮現二程朱熹的格物窮理學說，并以此去理解培根。梁啟超用“窮理”解釋培根方法論的更深刻的原因緣于比較哲學中的語言問題。語言是理解思想的最重要的工具，中外的語言差異導致翻譯中一旦語言發生偏差，就會面目全非。梁啟超立足于中國文化，在他的知識視野（包括他所掌握的詞語，以及詞語背后的思想）里，實在找不出什么詞語比中國文化的核心詞匯之一的“窮理”更能夠闡釋培根的思想，也就是說，培根的這種被梁啟超稱為“窮理”的思想，在中國固有思想中找不出完全相對應的思想，因此也找不出完全相對應的詞語，在無法準確恰當地表述的時候，梁啟超只能用附會的辦法，也就是用中國文化大系中的“窮理”這個詞去附會培根的那種意思。在比較哲學中，幾乎一切思想移植的偏差和失誤都來自詞匯移植的錯誤。梁啟超用“窮理”介紹培根思想，中國讀者在閱讀梁啟超的文章的時候，他們看到“窮理”、“格物”這樣的詞匯，腦海里浮現的就是宋明理學的那一套知識論，緊跟著的是整個理學的基本框架，而這恰恰無法準確地理解培根的學說。人們在梁啟超的語義環境中認識的培根，已經和真正的培根相差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