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研究論文范文精選

[論文關鍵詞]《技術創新論》；技術創新哲學；哲學視野

[論文摘要]國內學者主要從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等學科對技術創新進行研究。李兆友教授的著作《技術創新論一哲．學視野中的技術創新》，站在哲學的高度，從全新視角解讀技術創新，開創了國內技術創新哲學系統研究的先例，并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從話語、范圍到方法在內的一整套研究范式。筆者確信，在李教授及其著作的引導下，將會有愈來愈多的學者站在哲學的高度來全面把握技術創新，技術創新哲學也定將取得應有的發展。

技術創新理論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肇始于熊彼特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在該書中，熊彼特論證了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力量，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把一種前所未有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他還根據創新對利息、利潤、經濟周期等經濟學基本概念、基本現象進行了重新的界定。由于美國經濟在20世紀50年代的快速發展無法用傳統的資本、勞動力因素來解釋，人們開始相信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再加上研究開發方面公共投資的意義相繼得到證明，加深了人們對技術創新的經濟意義的共識。于是，技術創新理論也就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在當今，技術創新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因為科學技術是“歷史的有力的杠桿”，是“一種在歷史上起著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正是由于技術創新在現代社會和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以及人們對技術創新重要性的認識愈來愈強，關于技術創新的研究越來越成為學術研究中的熱點之一，它已經成為一個涉及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等多學科領域的研究課題。

一、技術創新研究的幾個主要視角

我國對技術創新理論的研究相對較晚。在1973-1974年間，北京大學經濟系的內部刊物《國外經濟學動態》上，有專文介紹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國外經濟學講座》一書，再次介紹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以及熊彼特以后創新理論的發展。在此之后，國內一些學者開始陸續介紹國外創新研究的成果，如翻譯出版了《現代國外經濟學論文選)(第10輯)(商務印書館1986年)、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商務印書館1990年)、《國外技術創新研究系列報告》(《國外科技政策與管理》1991年第1期)等。

從經濟學的視角看，技術創新就是在企業“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企業的技術條件或水平發生了變化，并且這種變化的結果將帶來經濟效益，因而技術創新的結果，首先將直接影響成本、價格與利潤。我國對于技術創新的經濟學研究起步較晚，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北京大學經濟系厲以寧教授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才開始逐漸地從介紹西方的技術創新模型到形成自己獨特的技術創新理論。由于技術創新理論本身就是來自于西方的經濟學理論，所以各位經濟學家在對于技術創新這個經濟現象進行研究時，就必然會或多或少地運用西方經濟學原理，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技術創新理論。這其中包括各種概念的界定、技術創新過程的分析、結果衡量等等一系列的分析和研究。

[摘要]尼采文化哲學契合了后現代主義這一場廣義上的文化哲學運動的內在精神要求。后現代主義與西方社會政治變動有著密切的關系。尼采文化哲學中的后現代意蘊在一定程度上以扭曲的方式體現了后現代政治重主體性、重話語控制等特征。

一、尼采文化哲學與后現代主義

從本質上來說，尼采的哲學是文化哲學。歷史是“一群偉大文化組成的戲劇”［1］。尼采試圖以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對立、融通、互動透析古希臘悲劇的誕生與隕逝，進而擴展到對整個西方文化的解讀。尼采認為酒神精神消隕之后，獨撐西方文化精神理念的日神精神日益演化為邏輯公式的木偶，西方文化演變為單一的科學文化，然而科學的發展并沒有為現代人帶來更多的幸福感，相反帶來的是人的焦慮、苦悶與彷徨。為此，西方文化也患上了衰竭頹廢綜合癥。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尼采以宣揚“上帝死了”的方式預示這種患病了的西方傳統文化的終結，并在力主“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文化反思中，高揚“超人”的“權力意志”，力圖開啟一種新的西方文化價值向度。眾所周知，在西方，上帝不僅是人們崇拜的對象，它更是凝聚一切最高價值的象征物，并進而演化為西方文化價值之源的一個文化范疇。不過在尼采那里，作為文化范疇意義的上帝與實體意義的上帝一樣，終究是作為人類一種異己的力量而存在，始終壓迫、壓抑著人。只有人才是文化的靈根，文化的一個中心范疇，只要上帝存在，人類就永遠長不大，人類就只能是孱弱、怯懦、無能的代名詞。人類創造的文化永遠是異己的文化、異化的文化。既然文化是人類自身的創造物，人類文化的進步也只有寄托于人本身，那么又是什么樣的人才能引領人類文化前行呢？尼采把新文化創造的重任交付于“超人”。“超人”實質上是以一種具有堅強意志力和不斷能進行自我超越的創造者的形象出現在尼采的文化哲學視域中的。尼采堅信“一切創造者都是堅強的”［2］，“人是一種應該被超越的東西”［3］，超越了“人”之后的“人”便是“超人”。“超人”的出現增強了人類的力量感，克服了人類一切傷感的柔弱與頹廢，能夠在上帝死了之后為人類的生活探索一種新的意義，標領一種新的西方文化價值向度。通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尼采正是從深刻而獨特的文化解讀、尖銳而徹底的文化批判、大膽而新穎的文化預設三個層面上構建起他的文化哲學王國。

公認的后現代主義者福柯、德勒茲、德里達以及后期的海德格爾等人都曾深入地研究過尼采。尼采也一直被奉為后現代主義的直接先驅者之一。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其中尼采對傳統形而上學的批判、對理性主義的責難、對假人道主義的抨擊都構成了后現代主義思想的重要源頭，那么從文化哲學層面來看，尼采身上所潛伏著的后現代意蘊又何在呢？筆者認為尼采文化哲學中的后現代意蘊最深刻地表現在它的解構之維上，即對西方傳統理性文化和二元對立文化的解構上。

眾所周知，西方傳統文化精神的內核是邏格斯，是理性。它強調的是人的一切行為活動精神理念，人世間的萬事萬物都要接受理性法庭的審判，其結果是人應有的活力、朝氣、精神被邏輯、理性、科學壓碎，文化單向度地發展為科學文化、精神文化、心靈文化（也就是尼采所說的酒神文化）的淪喪以及快樂文化的消逝。因此，人始終處于不幸的境遇下。

尼采作為一個思考人類如何快樂、如何幸福的思想家，必然要對造成人類不幸的理性文化進行解構，這種解構就要剝掉理性光輝的外衣和揭露理性實質上的無能，以及打破理性結果和真理的權威。

踐言沖突作為一種獨特的哲學論辯方法，在20世紀語用學轉向之后受到普遍關注。欣提卡以踐言沖突方法深入分析了笛卡爾“我思故我在”這一命題，使其論證成為哲學史研究中的典范；阿佩爾將其納入自己的先驗語用學框架，哈貝馬斯則將其引入形式語用學理論，使之成為相當有效的論辯武器；在《邏輯哲學論》中陷入踐言沖突的維特根斯坦，在后期則走出了這一陷阱，并運用踐言沖突方法治療哲學的疾病，使之成為普遍的哲學方法。通過對踐言沖突的內涵及其典型案例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方法在駁斥極端相對主義、懷疑主義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從而為哲學范式的重新奠基提供了方法上的支持。

關鍵詞踐言沖突欣提卡阿佩爾哈貝馬斯維特根斯坦

揭示哲學論證背后隱含的有效預設，是哲學分析的重要手段。某些類型的哲學論證蘊含著結論與有效預設之間的沖突，一種特殊的方法可以揭示這種沖突，從而駁斥這些論證。這種方法就是“踐言沖突”（PerformativeContradiction）方法，在駁斥極端相對主義、批判理性主義和懷疑主義的哲學論辯中，它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20世紀分析哲學的語言哲學經歷了兩次焦點轉換，形成了兩個碩果累累的主流傳統：一個是以語形學、語義學分析為核心的弗雷格傳統，另一個是由后期維特根斯坦、奧斯汀、塞爾所引導的語用學轉向。隨著第二次語言轉向日益深入，特別是阿佩爾和哈貝馬斯理論影響力的擴大，踐言沖突已受到普遍關注；但作為一種哲學論辯方法，其脈絡和特征并沒有得到完整的考察。本文擬全面梳理這一概念的翻譯、這一方法的內涵及其典型案例，并挖掘這一獨具特色的哲學論辯方法的普遍意義。

一、踐言沖突概念的內涵、范圍與翻譯

PerformativeContradiction的中譯名主要出現在哈貝馬斯著作的中譯本中，而且相當繁多。[①]不過，就它作為哲學方法而言，我們必須從它的理論語境出發來理解，以期獲得更恰當的譯名。在許多甚至是大部分語言學家那里，把語言學（甚至符號學）劃分為語形學、語義學和語用學的三分法似乎是天經地義的。其中，語形學和語義學居于核心，關注人類理性和認知能力的領域，而語用學則處于邊緣，關注主觀的、情感的、交往的和倫理的領域。不過，隨著言語行為理論和語用學的發展，Performative（以下簡稱PE）這一概念就超出了單純語形學和語義學的領域，而進入了以語言運用與言語溝通為焦點的更廣泛的語言學－哲學分析當中。

在奧斯汀的早期用法中，PE是與constative相對而言的。[②]按照塞爾的概括，PE是行動，如做出承諾或發出命令；constative是言說，如做出陳述或給出描述。[③]沈家煊譯《現代語言學詞典》將名詞constative譯為“陳敘”，而PE被譯為“施行”。[④]相應的，施行語用學（performativepragmatics）近來也成績斐然。[⑤]由此看來，在言語行為理論以及語用學中，“施行”這個譯名自無不當。但是，我們面臨的問題實際上要復雜地多。奧斯汀雖然在1955年的哈佛演講中首次提出關于PE話段（utterance）的思想，但他最終放棄了建立一套PE理論的想法，而代之以一般的言語行為理論，因為任何話段實質上都是PE。[⑥]他的學生塞爾則將言語行為理論發揚光大，但他又深感在近來的語言哲學中，PE被大大地混淆和誤用了，便吸取了奧斯汀的教訓，認為PE和陳敘的區分、明確的PE和隱含的PE的區分都是無效的，應當區分的是performance（施行）和PE。與其意向性理論相關，他把PE限定在非常有限的言語行為類別中，即通過PE動詞或其他PE表達式來施行的言語行為——實際上屬于宣告語（declaration）一類。在塞爾嚴格限定了PE之后，恐怕第一人稱話段如“我在思想”就算不上PE話段了，而在我們后面要分析的欣提卡等人看來，恰恰相反。

一、中醫學的哲學問題

中醫學是中國傳統中寶貴的文化形式，是中國科學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國生命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醫學的進步不但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有過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堅實的本體論基礎而持久的影響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理路，“儒必通醫”就是最好的說明。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的歷程，西方的醫學思想和醫療模式也開始輸入中國。由于西方醫學在治療技術上的方便性，使之國人在醫療實踐中能夠接受西醫的治療方式，但是，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和“全盤西化”的價值承諾形成了對中醫學和中國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現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數典忘祖、思想淺薄、急功近利成為學術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醫學也成為被否定的內容之一。為了提供否定中國文化的理性基礎，自覺的不自覺的以西方的哲學思想判釋中國文化的方法就成為時代的風氣，以西方的醫學模式判釋中醫學以比較兩者的優劣，成為這個時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特點。如果說以西方醫學技術上的特點做為可接受的標準還帶有實用主義的特點，從而還能在經驗論的層次上證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盤西化”對中國文化及其對中醫學的否定就是對中國文化理性自覺的背叛，而成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時至今日，隨著對西方科學文化產生的一系列誤區的深入認識，中醫學在醫學實踐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療效被肯定，中醫學也日漸受到重視。但是，對中醫學的肯定仍然是在經驗論的層次上，遠沒有在哲學理性上實現自為而自在的統一。尤其對于解決這一已經產生了幾千年的中醫文化的繼續發展的理路問題而言，就更需要哲學的根據和支持。

問題表明，對中醫學的正確認識及其發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醫哲學的研究作為基礎。然而，以我們已經熟悉并習以為常運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學思維進行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結果的。以西方哲學的模式為坐標系進行中醫學的研究，其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正確的方法是，應對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產生中醫學的哲學思想進行發掘，進而研究中醫學的科學性，以對中醫學的發展方向作出推定。這些是研究中醫學發展應解決的基礎理論問題，應當成為一切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應投以相當大的精力進行研究的問題。但是，對于中醫學發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對的問題既是中醫哲學帶來的也是以哲學對中醫學提出的本體論承諾出現的。這表現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醫學學科的科學性及其產生的哲學基礎與我們所熟知并運用自如的現代科學和哲學對其進行研究而產生的誤區，另一方面則要求中醫學本身能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和哲學基礎，即中醫學的學科性在本體論哲學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學形式與哲學方式的統一──中醫學是中國哲學形而中論的自在自為的統一。

就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進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學原理與中醫學有怎樣的相關性以及中醫學表現出怎樣的規律，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哲學和中醫學的關系，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學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由于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生成了中醫學的學科形式，從而表明了中國文化的一以貫之的理論特點，那么，中醫學就在其內容和形式中展現出的基本規律將代表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因此，應當說，進行中國哲學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就應在《周易》、《道德經》和《內經》及《論語》等儒家和道學經典的研究上下功夫，這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基本方法，同樣，這也是研究中醫哲學的基本方法。

內容提要：中國哲學所蘊涵的“文化生態模式”為人們反省全球范圍內環境與生態危機問題提供了總體性思考的角度。“文化生態模式”是指維護文化生態生存、綿延的根本律則與運行機理。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基本的世界圖式可名之為“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圖式。在這一圖式中，天地萬物通過被生命化而統合為緊密相連的一體；作為萬物之靈的人既內在于自然，又有著自己的特殊使命。立足于這一圖式，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表現出了和諧性、平衡性與穩態性等頗為獨異的理論特質。與現代西方以強調人和自然的二元對立為基本特征的世界圖式、以通過對自然的征服和占有而求得人類社會不斷“增長”為基本理論特質的文化生態模式形成了鮮明對比。

近年來，與全球范圍內對環境與生態危機的深入反省密切相關，中國哲學的“生態意蘊”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之一。我們認為，要進一步深入討論這一問題，應當從中國哲學所蘊涵的“文化生態模式”的角度加強總體性的思考。這里所謂“文化生態”，是指由構成文化系統的諸內、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態關系。“文化生態模式”則是指維護文化生態生存、綿延的根本律則與運行機理。

由于人是以類的方式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社會動物，一個文化系統的文化生態必然涉及到人與終極實在、人與自然宇宙、個人與他人以及人之身心之間的關系。正是這些方面構成了特定文化系統的基本存在形態，亦即文化生態模式的基本“世界圖式”。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基本的世界圖式可名之為“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圖式。

在這一圖式中，天地萬物通過被生命化而統合為緊密相連的一體。中國哲學看待天地宇宙以及萬物的基本范式就是“生命典范”的，即自覺地把天地宇宙以及萬物均看作是類人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這在作為中國哲學之思想源頭的《周易》哲學中即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正是借助于生命典范，《周易》建構起了一個涵容天地人“三材”、足以“曲成萬物”、“范圍天地”而又以“道”一以貫之的機體網絡系統。沿著《周易》哲學所開辟的基本精神方向，以儒家和道家為主體的中國哲學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這一以生命典范貫通天地萬物的世界圖式，從而形成了“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論”。在這一世界圖式中，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既各自構成相對獨立的系統，又共同構成了一個緊密相連的整體。它們之中莫不包含了某種內在的生命力量亦即“道”或“天道”。“道”或“天道”構成了萬物的存在根源，同時也是貫通萬物的內在本性。以生命體存在的萬物統領于“道”或“天道”，共同構成了充滿生機的大化流行。

在這一圖式中，作為萬物之靈的人既內在于自然，又有著自己的特殊使命。它強調，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人是內在于而非外在于天地萬物的。《周易》哲學從兩方面突顯了天地萬物對人的內在性。其一，天地萬物構成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前提。《序卦》明確指出：“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這顯然是把天地萬物的存在看作是人、人類社會存在的前提。其二，天地宇宙亦是人的價值之源，人之所以為人所應具的德性是“法天效地”的結果。這從《系辭》“生生之謂易”與“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論斷中即可清楚地見出：“生”不僅是天地之基本的存在形態，而且更是天地之最高德性，正是天地宇宙所昭示的“大德”為人類提供了價值的源頭。由此，《周易》開啟了后儒以“生”釋“仁”，將人之本質屬性與天地之德相聯系，以為之確立形上根據的基本精神方向。與此同時，人作為大宇長宙中唯一具有靈明者，又不是完全類同于其他萬物的存在，而是具有一種特殊使命，即只有通過人的存在而不僅更為充分地實現天地之道，而且使之發揚光大。《中庸》所謂“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所言明的就是這個道理。當然，人雖有著與其他萬物不同的特殊使命，但歸根結底依然是為了實現天地萬物自身本有的內在價值。

立足于“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的世界圖式，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表現出了和諧性、平衡性與穩態性等頗為獨異的理論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