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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基督教;理性;現代科學
【論文摘要】:文章從基督教文化中的理性精神、教會學校對科學的催化作用、基督教的自然觀和"事實"原則對現代科學的推動作用四個方面論述基督教與科學并非截然對立,相反還孕育了科學精神
通常說到科學與宗教,總認為是水火不容、你死我火的對立關系,因為宗教信仰是非理性的,因而也是非科學、反科學的。很多人認為歐洲的中世紀,基督教占統治地位,科學為異端,科學成了神學的奴婢,教會還大肆地扼殺科學精神,宗教裁判所殘酷迫害科學家,因而中世紀是黑暗的。宗教史上教會迫害異教徒、排斥科學的現象無疑是存在的,但不能由此認為教會和教職人員都是排斥、反對科學的,甚至以為宗教整個地與科學相對立。我們不否認宗教的非理性成分,但是,如果我們因此只將希臘式的自然哲學視為理性與科學性,而將希伯來-基督教看作非理性、非科學,那就有失淺薄了。這樣既誤解了宗教和信仰,又誤解了科學和理性。如果按照科學的尺度,信仰確非真理,但不是真理就一定不是理性嗎?這是值得反思的。
一、基督教文化中的理性精神
從科學史的角度看,古希臘自然哲學與希伯來-基督教的自然觀、宇宙觀是不一致的。古希臘的科學思想總體上是一種唯理論的哲學觀,而基督教則是傾向于經驗論的哲學觀。然而這兩種理論觀念構成了進現代科學發展的世界觀和認識論基礎,盡管這是兩種不同的科學思想觀念,但從源頭上看,古希臘哲學的理性精神影響了基督教,并以之作為一種渠道延續并影響后世。古希臘的科學理性精神構筑了基督教的天國理論的大廈,這本身也催化了信仰時代科學精神的萌生。"事實上,中世紀理性或邏輯思維的水平已經達到了相當的程度,并不比現代差多少。托馬思·阿奎那的體系不僅是信仰的充分表達,而且是人類運用理性建造的一個思想殿堂。"[1](p404)可見,理性思維是基督教的一種基本的認識與思維方法。因此,正如我國文化學者啟良先生所說"有關上帝的學說同樣是一種自然哲學,同樣是一種科學理性。如果我們將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巴門尼德的''''存在'''',柏拉圖的''''理念''''都歸于理性的范疇,為什么不能將''''上帝''''看作理性的概念呢?如果把希臘探究自然本原和秩序的學說看作科學理性,為什么不將同樣表現為對自然本原與秩序的探究的上帝學說看作科學理性呢?"[2](p341)這些問題或許還可繼續討論,但應肯定基督教文化中科學理性的存在。對此,我們進一步考察基督教與科學發展史的實際聯系。
二、教會學校對現代科學的催化作用
論文關鍵詞:傳統文化;天人合一;主客二分
論文摘要:分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和西方傳統哲學中主客二分思想的利弊,以及這些思想對當代的影響;提出面對嚴峻的生態危機挑戰,重溫中西傳統文化有關天人關系的思想,對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在宇宙中,地球是我們至今所知道的惟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人類是地球生命系統的一部分,是大自然長期進化的產物,也是地球上惟一有完整的知識系統、價值系統和道德系統的高級生物。人類被稱為萬物之靈,但不是萬物的主宰,不能脫離自然而存在,應當和自然和諧相處,否則就會自毀家園。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這種認識,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從對自然的恐懼、取媚、親和,到人與自然的分化、對自然的探索和征服。當人類終于可以高昂著頭顱蔑視自然的時候,也受到了大自然無情的懲罰,人類最終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在人類對自然的認識過程中,人性的發現、人類崇高地位的確立,是人類擺脫自然和社會奴役的精神力量。而當人類把自己視為自然的主宰,任意破壞和掠奪的時候,猛然醒悟已經走到了絕路。今天,當我們面對全球性的生態危機、環境惡化的勢態,不得不考慮走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而要實現這一長遠目標,就必須確立一種人與自然關系的現念。
當然,要糾正人們長期形成的錯誤認識,決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們在討論人與自然關系的現念之前,有必要對人類對自然的認識歷程進行認真地反思和清算。
一、天人合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觀
人與自然的關系,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被稱為天人關系。東方民族習慣于或者說更擅長于將“天”與“人”置于一個彼此相連的大系統中,來思考兩者之間的關系。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的“天人合一”、“道”、“氣”等哲學命題,都體現了東方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思想。這種思想有三種表現形式: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天人合一論”;以莊子為代表的“天人交融論”和以荀子為代表的“天人相分論”。
本質及其相關對象的哲學研究》,1809)是他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一篇。《自由論文》堪稱謝林一生屢遭失敗的探索中的一個輝煌的頂點。“它是謝林最大的成就,它同時是德國哲學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因而也是西方哲學最深刻的著作之一。”海德格爾的謝林評論是他生前(1971年)發表的三個重要的講稿之一,另兩個是荷爾德林和尼采的講稿。因為,海德格爾認為謝林和尼采是探索(由荷爾德林所開啟的)新開端的兩個失敗者。
海德格爾試圖糾正理解黑格爾與謝林關系的傳統形象,說謝林是德國古典哲學的頂峰和終結者,而“這篇獨特的論文達到了德國唯心論形而上學的頂峰”,是“稀世罕見之作”,是整個德國哲學最富創造力、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因為,“謝林真正是整個德國哲學一個時代中最有創造性和跨越度最廣的思想家。他從德國唯心論的內部推動它,并使它超越它自己的基本立場。”這一評論成為謝林復興中的一個強音。海德格爾在謝林的自由問題取向上將他引為同道,并把謝林思想的任務稱為“追問存在的真義”。早在1795年2月4日給黑格爾的信中,謝林就說:“在神性的自由之外沒有別的解釋世界的原則。它只有通過自身展示和證實自己”。“整個哲學的起點和終點就是自由。”謝林的自由的體系的任務是思考同一性的根據本身。海德格爾認為,謝林建立了一個相當于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的“惡的形而上學”,通過神智論對神正論的回答,深入到整個西方形而上學最根本的本體論神學的基礎之上。
海德格爾的兩部解釋謝林的著作對謝林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海德格爾對謝林的第一部解釋著作《謝林論人類自由的本質》(1971)不象其兩部《康德書》那樣富有爭議。海德格爾認為,“謝林的論文之所以是最深刻的哲學著作之一,恰恰是因為在一個獨特的意義上它同時既是本體論的,又是神學的。”海德格爾認為,西方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哲學與神學一體的結構,相對于西方哲學的本體論神學這一特征而言,非西方的思想都是“非哲學”且“非神學”的。而謝林則是“哲學與神學之間”或者說“調和基督教與哲學”的最明顯的代表。這種十九世紀的“調和”或“中介”,與其說是現代的基督教的世俗化,不如說是現代哲學的基督教化。“哲學與神學之間”的蒂利希(1886-1965)受謝林的影響最大,他說過,是謝林決定了他的哲學和神學思想的發展。在第二部對謝林的解釋著作《再論謝林》(1991)中,海德格爾完全將謝林置于他的西方形而上學歷史命運的視角中進行解釋(即形而上學作為本體論神學),尤其是謝林的意志概念。可以說,對謝林的《自由論文》的兩部解釋是海德格爾討論本體論神學主題的重要文本。在《我進入現象學之路》(1963年)一文中海德格爾說:“從布萊格那里我第一次聽到謝林和黑格爾對于整個根本上不同于經院哲學的教義體系的思辨神學的重要性。就這樣,本體論與思辯神學之間的張力作為形而上學的結構便進入了我的研究領域。”這就是海德格爾本體論神學思想的最初的起源。
謝林的《自由論文》是哲學史上的毫無爭議的一個經典,赫費(OtfriedHoeffe)于1995年主編了經典解釋系列中的《自由論文》的解釋。從這篇論文中文可以看到謝林的哲學天才和揮灑自如的文筆。謝林的自由概念不僅是吸取了奧古斯丁、路德、斯賓諾莎、萊布尼茨、康德的自由概念,而且還加入了德國神秘主義和基督教的思想因素。因此可以說,謝林的自由概念是一個哲學與神學的綜合性的概念:既有實在論的因素,又有觀念論的核心;既有惡的可能性,又有善的原初地位;既有個體的自由,又有神性的必然性。謝林并未將自由概念視為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而是視為人之為人以及哲學之為哲學一直有待追問的問題本身。
謝林的《自由論文》以“對人類自由的本質的哲學探討”一句開篇,(《謝林全集》標準編號,第一輯第七卷,I/7,336;漢譯,頁258)直接提出兩個任務:第一,從自由的感覺和獨特的事實感經過感官之外的理智、在經過意志,最終將其上升為熟悉、知識、概念;第二,由這一概念開始探討它與整全的體系的關系,或者說它在整全的體系中的位置。緊接著謝林十分緊湊地指出,自由的概念決不能作為一個從屬的概念,而必然是要在這個體系中成為核心。因為,正如謝林在后面所說的那樣,誰假如體會到了自由的感覺和獨特的事實的話,誰就必然要把這種感覺貫穿到整個世界之中,并且要使自由的概念成為哲學的“一”與“全”(I/7,351;頁272)謝林馬上又代一般人(尤其是我們時代的哲學)設問:既然自由是與體系是不相容的,那么一種自由體系是如何可能的呢謝林回答道,自由的體系至少存在于上帝的理智之中。稍后謝林解釋道,這是因為圣經本身就證實了自由就是我們信仰地存在和生活于上帝之中。(I/7,340;頁261)就這樣,謝林僅僅用了不到一頁的篇幅就將自己的問題域與問題方式闡述得清清楚楚。
接著,為了論證個體自由存在于上帝之中,謝林就將自己一下子推到了為斯賓諾莎的理性主義的泛神論體系辯護和重新解釋的任務之中。海德格爾說:“斯賓諾莎總是重新引起整個德國唯心主義思想的注重,并且同時也把他們置于矛盾之中,因為他使思想從絕對者開始。”上帝作為一切存在的根據的斯賓諾莎泛神論必須被證實,它同時也是每一個個體得到其獨立性的體系。也就是說,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并不象通常不假思考地認為的那樣,是與萊布尼茨的單子論相對立的,恰恰相反,無限實體只是相對于有限而言,但是它并不排斥非凡性,而恰恰要以承認非凡性為前提的。(I/7,344;頁266)謝林以萊布尼茨所理解的“先行與隨后”關系的同一性概念打通了斯賓諾莎與萊布尼茨二人的體系。(I/7,342;頁264)這樣謝林就完成了第一步,確立了這一體系的實在性。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考查謝林的自由概念。象謝林一樣,要考察自由的概念就必須考察與自由相關的各種對象,包括自然、人的本質、上帝和惡等概念。這些概念是謝林理解人的自由概念的境域。本文將對謝林的《自由論文》進行全面的解讀。謝林曾經多次說過自己36歲時寫下的《自由論文》(全稱為《關于人類自由的本質及其相關對象的哲學研究》,1809)是他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一篇。《自由論文》堪稱謝林一生屢遭失敗的探索中的一個輝煌的頂點。“它是謝林最大的成就,它同時是德國哲學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因而也是西方哲學最深刻的著作之一。”海德格爾的謝林評論是他生前(1971年)發表的三個重要的講稿之一,另兩個是荷爾德林和尼采的講稿。因為,海德格爾認為謝林和尼采是探索(由荷爾德林所開啟的)新開端的兩個失敗者。
海德格爾試圖糾正理解黑格爾與謝林關系的傳統形象,說謝林是德國古典哲學的頂峰和終結者,而“這篇獨特的論文達到了德國唯心論形而上學的頂峰”,是“稀世罕見之作”,是整個德國哲學最富創造力、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因為,“謝林真正是整個德國哲學一個時代中最有創造性和跨越度最廣的思想家。他從德國唯心論的內部推動它,并使它超越它自己的基本立場。”這一評論成為謝林復興中的一個強音。海德格爾在謝林的自由問題取向上將他引為同道,并把謝林思想的任務稱為“追問存在的真義”。早在1795年2月4日給黑格爾的信中,謝林就說:“在神性的自由之外沒有別的解釋世界的原則。它只有通過自身展示和證明自己”。“整個哲學的起點和終點就是自由。”謝林的自由的體系的任務是思索同一性的根據本身。海德格爾認為,謝林建立了一個相當于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的“惡的形而上學”,通過神智論對神正論的回答,深入到整個西方形而上學最根本的本體論神學的基礎之上。
海德格爾的兩部解釋謝林的著作對謝林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海德格爾對謝林的第一部解釋著作《謝林論人類自由的本質》(1971)不象其兩部《康德書》那樣富有爭議。海德格爾認為,“謝林的論文之所以是最深刻的哲學著作之一,恰恰是因為在一個獨特的意義上它同時既是本體論的,又是神學的。”海德格爾認為,西方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哲學與神學一體的結構,相對于西方哲學的本體論神學這一特征而言,非西方的思想都是“非哲學”且“非神學”的。而謝林則是“哲學與神學之間”或者說“調和基督教與哲學”的最明顯的代表。這種十九世紀的“調和”或“中介”,與其說是現代的基督教的世俗化,不如說是現代哲學的基督教化。“哲學與神學之間”的蒂利希(1886-1965)受謝林的影響最大,他說過,是謝林決定了他的哲學和神學思想的發展。在第二部對謝林的解釋著作《再論謝林》(1991)中,海德格爾完全將謝林置于他的西方形而上學歷史命運的視角中進行解釋(即形而上學作為本體論神學),尤其是謝林的意志概念。可以說,對謝林的《自由論文》的兩部解釋是海德格爾討論本體論神學主題的重要文本。在《我進入現象學之路》(1963年)一文中海德格爾說:“從布萊格那里我第一次聽到謝林和黑格爾對于整個根本上不同于經院哲學的教義體系的思辨神學的重要性。就這樣,本體論與思辯神學之間的張力作為形而上學的結構便進入了我的研究領域。”這就是海德格爾本體論神學思想的最初的起源。
謝林的《自由論文》是哲學史上的毫無爭議的一個經典,赫費(OtfriedHoeffe)于1995年主編了經典解釋系列中的《自由論文》的解釋。從這篇論文中文可以看到謝林的哲學天才和揮灑自如的文筆。謝林的自由概念不僅是吸取了奧古斯丁、路德、斯賓諾莎、萊布尼茨、康德的自由概念,而且還加入了德國神秘主義和基督教的思想因素。因此可以說,謝林的自由概念是一個哲學與神學的綜合性的概念:既有實在論的因素,又有觀念論的核心;既有惡的可能性,又有善的原初地位;既有個體的自由,又有神性的必然性。謝林并未將自由概念視為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而是視為人之為人以及哲學之為哲學一直有待追問的問題本身。
謝林的《自由論文》以“對人類自由的本質的哲學探討”一句開篇,(《謝林全集》標準編號,第一輯第七卷,I/7,336;漢譯,頁258)直接提出兩個任務:第一,從自由的感覺和獨特的事實感經過感官之外的理智、在經過意志,最終將其上升為認識、知識、概念;第二,由這一概念開始探討它與整全的體系的關系,或者說它在整全的體系中的位置。緊接著謝林十分緊湊地指出,自由的概念決不能作為一個從屬的概念,而必然是要在這個體系中成為核心。因為,正如謝林在后面所說的那樣,誰如果體會到了自由的感覺和獨特的事實的話,誰就必然要把這種感覺貫穿到整個世界之中,并且要使自由的概念成為哲學的“一”與“全”(I/7,351;頁272)謝林馬上又代一般人(尤其是我們時代的哲學)設問:既然自由是與體系是不相容的,那么一種自由體系是如何可能的呢?謝林回答道,自由的體系至少存在于上帝的理智之中。稍后謝林解釋道,這是因為圣經本身就證明了自由就是我們信仰地存在和生活于上帝之中。(I/7,340;頁261)就這樣,謝林僅僅用了不到一頁的篇幅就將自己的問題域與問題方式闡述得清清楚楚。
接著,為了論證個體自由存在于上帝之中,謝林就將自己一下子推到了為斯賓諾莎的理性主義的泛神論體系辯護和重新解釋的任務之中。海德格爾說:“斯賓諾莎總是重新引起整個德國唯心主義思想的注意,并且同時也把他們置于矛盾之中,因為他使思想從絕對者開始。”上帝作為一切存在的根據的斯賓諾莎泛神論必須被證明,它同時也是每一個個體得到其獨立性的體系。也就是說,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并不象通常不假思索地認為的那樣,是與萊布尼茨的單子論相對立的,恰恰相反,無限實體只是相對于有限而言,但是它并不排斥特殊性,而恰恰要以承認特殊性為前提的。(I/7,344;頁266)謝林以萊布尼茨所理解的“先行與隨后”關系的同一性概念打通了斯賓諾莎與萊布尼茨二人的體系。(I/7,342;頁264)這樣謝林就完成了第一步,確立了這一體系的實在性。
【正文】
[中圖分類號]B2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2826(2001)02-0012-07
無論透過馬克思哲學本身的語境,還是透過后現代有關馬克思哲學評述的語境,馬克思哲學的生存論指向都會為我們深刻地感受。理解了馬克思哲學的這一向度,才能明白馬克思無論是在談自然還是談社會、談經濟還是談政治、談歷史還是談現實、談科學還是談藝術,一刻也沒有忘懷對人本質的哲學提問,即對人的生存處境和命運發展的深切眷戀和關注。正是如此,馬克思沒有讓自己的哲學停留在形而上學的“抽象王國”里,而是讓它徑直遭遇人的現實存在,并且以自己特有的運思深入到歷史的人的生命活動的坎陷和人的歷史的歧出,揭示了人的現實生存境遇,展望了人的理想生存樣態,從而鍛造出了自己哲學的新形態——生存論哲學。
一、馬克思哲學的生存論指向首先是通過他對傳統哲學的解構而表征的
海德格爾曾就西方哲學史作過這樣的總評:整個西方哲學就是柏拉圖哲學的展開;形而上學就是柏拉圖主義;是馬克思完成了對“形而上學”的顛倒;至此,哲學進入了“終結階段”。(海德格爾:《面向思的事情》,第59-60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我們認為,海氏的評價是中肯的。正是馬克思完成了顛倒“形而上學”的工作,哲學才由“存在”被遺忘的形而上學的歷史轉向對現代人之生存境遇的思索的非形而上學的“存在之思”,即使得現代西方哲學包括馬克思自己的哲學具有存在論之意義,亦即具有生存論的指向,那么,馬克思是如何實現對“形而上學”的顛倒的,其哲學生存論的指向又是如何得以表征的,是我們這里要涉獵的問題。